「我不想看什麼現場色|情|表|演。」女作家說。

和小組的其他成員比起來，這位德國小說家算是有趣的了。

在寄給埃迪·奧哈爾的明信片（科隆大教堂的壯麗穹頂）上，露絲寫道：

新小說里的女作家應該和她金紅色頭髮的男朋友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相遇，壞男朋友也是個小說作家——而且非常保守，只出版過兩本短故事集——故事經不起推敲，已經被人遺忘，銷量也很少，但因為經常被默默無聞的蹩腳書評家吹捧，他找回了一定的自信。

艾倫打來電話。我故意咳嗽給他聽，雖然我們現在沒法做|愛——我們中間隔著大西洋——但我覺得就像和他做|愛一樣。女人真是變態！

「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作品。」我告訴他們。這時我發現他們徹底失去了興趣，無論我講英文還是德文都無濟於事。「我打算叫這本書《我的最後一個壞男友》。」（把書名轉換成德語后，我發現效果很可怕：Mein letzter schlimmer Freund，觀眾們不但沒笑，反而很失望，因為它聽起來就像是一本討論青少年問題的書。）

對於這部新小說，更重要的是：壞男朋友到底做了什麼，才會讓女作家在觀察妓|女接客后產生了羞恥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她下決心要改變自己的人生？

每次來德國，在四季飯店這種地方，我都會發現這樣的對比：衣著華貴的酒店客人（一本正經的商業階層）和刻意不修邊幅的記者（彷彿故意惹父母不高興的青少年），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醜陋社會，與我們的社會相似，比我們複雜，甚至比我們墮落。

雖然描寫了卑鄙下流的事件，但這部小說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性別的不平等：女性作家在觀察生活的過程中偶遇突發事件，以致引火燒身，而這件事——跟妓|女有關——如果發生在男作家身上，則根本不會引發當事人的羞恥感，他也不會被人指責為墮落。

假設她付錢給一個妓|女，讓她觀察她接客的過程，假設她不敢一個人做這件事——比如帶上了她的男朋友（當然，這是個「壞男朋友」），結果因為觀察妓|女的生活，這個男人做出一些非常可恥的事，讓女作家決心改變自己的人生。

可能只有那個戀雞癖理解我，他會給我一個友好的眼神，甚至還有點色眯眯的，彷彿用眼睛告訴我：要是你身上長著紅棕色的羽毛，看上去會漂亮很多。

究竟要不要尋找我的母親？希望有一天她會來找我。我的人生中還剩下哪些重大事件？我的意思是，這些人生大事可能會促使她來找我——我父親去世、我的婚禮（如果我結婚的話）、我的孩子出生（如果我生的話）。（即便我想生孩子，也會只生一個。）也許我應該公開宣布我要和埃迪·奧哈爾結婚，這樣或許能引起她的注意，不知道埃迪是否願意配合——但他肯定也希望見到她！

不知道艾倫會不會拒絕和我一起觀察妓|女接客。他當然不會拒絕的！

不知道是因為時差還是又產生了新的創作靈感，我讀不進任何連續性的內容，比如客房服務菜單、酒店的設施清單，還有諾曼·謝利的《格雷厄姆·格林傳》，我本來沒打算帶這本書，一定是無意中塞進了我隨身攜帶的包里。我能讀下去的只有那些看上去重要的段落的最後幾句，段落當中的某些句子偶爾會跳出來，讓我眼前一亮，然而我沒法連續著讀什麼東西，思維總是不斷跳躍。

露絲寄給漢娜一張印有慕尼黑市場攤位上陳列的各種香腸的明信片，並在留言中寫道：

我真的很愛我的咳嗽，我可以藉機長時間泡澡，想想九-九-藏-書我的新小說。

「我是小說家，」我無疑會在某個時刻拋出這句聲明，「我只是個講故事的。」

在電梯上，我遇到了那個可憐的英國女人，從她的模樣看，她今早醒來時一定又想起了某個強|奸者的名字。

「是的，我打敗了他。」我說。

觀眾中第一次有人問起我的眼睛。（所有採訪我的記者都問過我。）提問的是個年輕女人，看上去像個學生，她的英語幾乎稱得上完美。

弗賴辛的讀書會還不錯，但無論是我自己還是觀眾的狀態都沒有我想象中的好，氣氛比較沉悶，此後的晚餐是在一座昔日的修道院（有拱頂）吃的，我喝多了。

從漢堡飛往科隆，從科隆驅車前往波恩，莊嚴宏偉的大學。

「誰打的你？」她問。

「你父親很年輕？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輕女子問。

「但願不要。」

所以，我的反常絕非時差所致，而是因為一部小說即將成形，它從僱用妓|女開始，傳統觀念認為這樣做是可恥的——不，應該從描寫那個壞男朋友開始！我當然會把他寫成左撇子，而且頭髮是金紅色的……

我也喜歡德國人的這一點：他們會自己得出結論。

他應該比她年輕。

然而讀書會結束后，那個女人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不相信你，是別人打的你。」

故事應該發生在阿姆斯特丹，因為：首先，那裡的妓|女是合法的；其次，我要去那裡；第三，因為我的荷蘭出版商是個好人，我可以說服他陪同我觀察妓|女。

這副形象找妓|女正合適，我可以借題發揮編造故事，同時不會引起太多注意。

從我在基爾的酒店房間可以看到海灣里的輪渡，它們往返于瑞典和丹麥，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艾倫去坐坐那些輪渡，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還得帶個保姆照顧孩子。

在另一張給艾倫的明信片（法蘭克福書展的航拍照片，據說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5500多名書商參展）上，露絲寫道：

在新小說里，妓|女的年紀應該比較大——不會讓女作家覺得畏懼，她的壞男朋友卻想要比這個妓|女更年輕、更漂亮的女人，讀者雖然知道這個男朋友不是什麼好人，但女作家暫時看不到這一點，她專註于觀察妓|女的生活——不只包括她的客人、機械的性|交動作，還應該有房間內部的各種細節。

「是的。」

「每個人都有性怪癖，至少有一種。」漢娜曾經告訴我。（但如果漢娜也有一種性怪癖的話，她從來沒告訴過我那是什麼。）

在寄給艾倫的另一張明信片（萊茵河畔的宏偉古堡）上，露絲寫道：

從波恩到法蘭克福用了兩個小時，我在法蘭克福待的時間最長，要忙的事也最多。只有兩場讀書會，但有好幾場訪談，在書展上還要參加小組討論，這正是我所糾結的，因為討論的主題是德國的統一。

「我父親。」我告訴她。觀眾們全都安靜下來。「用他的胳膊肘，我們當時在打壁球。」

「我可能已經生病了，我在這裏已經待得夠久了。」他補充說。像他的書一樣，他說的話也含糊不清，他是說自己在法蘭克福待了很久，還是說在電梯里待了很久——以至於受到了我的傳染？

「是的。」

另外一位小組成員是個英國女人，她寫了一本關於找回記憶的九_九_藏_書書——找回她的記憶。有天早晨，她醒來時突然「想起」自己曾經被父親強|奸過，她的哥哥、叔叔們，甚至她爺爺也強|奸過她！每天早晨醒來時，她都會「想起」某個人曾經強|奸過自己。她的日子一定過得很累吧！

關於我要寫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著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觀察世界了嗎？如果她已經結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談談啊！對於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給她帶來更多自由觀察的便利，也許我要寫的這位女性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喜歡艾倫的哪些方面：主要是他的侵略性（我也喜歡他的適可而止），還有他的批評，至少是對我寫作的批評，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做我自己。他容忍我、原諒我（也許過於容忍）。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可以做更多的事、讀更多的書、從他那裡得到更多。他不會強迫我。（他從來都沒有強迫過我。）他會是一個好父親。

無論小組討論多麼熱烈，年輕的德國小說家臉上總是掛著淡漠的表情——似乎正在思考什麼寧靜浪漫的主題，很可能跟雞有關。

我會研究這個問題，我可以請我的荷蘭出版商和我一起去紅燈區轉轉——畢竟遊客們也會這樣做，他接待過的所有女作家很可能都向他提出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希望有人陪我們參觀那個骯髒、下流、色情、離經叛道的地方。（上次我去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一位記者和我到紅燈區散過步，而且那是他的主意。）

為什麼大多數關於骯髒、污穢、色情和下流的描寫都帶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優越感呢？（調侃打趣的語氣其實和冷漠一樣，體現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我認為，針對「不體面」現象的任何調侃或者冷漠的態度通常都是裝出來的，因為人們要麼被這樣的現象吸引，要麼不贊成，或是二者兼有，然而我們卻故意通過假裝調侃或冷漠來貶低那些「不體面」的現象，反襯自己的高尚。

在又一張給艾倫的明信片（露絲是從史基浦機場把它寄出的，所以和前面的幾張不一樣，她寄給父親的那張明信片上的妓|女是德國的，這張明信片上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酒吧和性商店的霓虹燈倒映在運河中，男人們穿著雨衣，照片前景那扇被燈光染成紫紅色的窗戶里有個只穿內衣的女人……）上，露絲寫道：

我不喜歡艾倫的哪些方面：他會打斷我，但他誰都會打斷，他的吃相讓我難堪，使我進一步懷疑他的做|愛習慣也讓人噁心，還有他手背上的毛——啊，不能再想了！

當然，如果我寫一本關於女作家的第一人稱小說，那些書評人難免會給它貼上「自傳」的標籤，以此宣揚他們的結論：我是在寫我自己。但我不能因為擔心作品出版後會引起某種反應而迴避特定的寫作方式。

還有一位年輕的德國小說家，他的作品在加拿大被禁了，因為有人指控書中存在淫穢內容——其實很可能沒有那麼嚴重。這位小說家書中的一個人物喜歡和雞發|生|關|系，結果在豪華酒店裡被人撞見了——酒店工作人員聽到他的房間里傳出可怕的雞叫聲，清潔女工還在現場發現了很多雞毛。

在黑森州酒店吃午餐時，德國小說家坐在另一桌，有個女人在採訪他，她今天上午採訪了我。午餐時採訪我的是個比我咳嗽得還厲害的男人。當我一個人坐著喝咖啡時，年輕的德國小說家循著咳嗽聲看向我——似乎我的喉嚨里有根羽毛。

在阿姆斯特丹，我也要完成許多責任，但我有足夠的自由時間做我需要做的事情，阿姆斯特丹畢竟不是法蘭克福，沒有哪裡比法蘭克福更糟的了，而且，老實說，我迫不及待地想和我的妓|女見面！這項研究中的羞恥元素恰恰是最令人興奮的東西，不過，我當然是以客戶的身份去見她，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等不及要把酬金給她了。

ｈtｔｐｓ://ｒeａd.99cｓｗ•cｏm在從法蘭克福飛往阿姆斯特丹的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我的咳嗽和黑眼圈幾乎同時消失了，只是喉嚨後面有點癢，右眼和右顴骨稍微有點黃綠色，已經完全消腫了，不仔細看不會發現我受過傷，就像我的咳嗽一樣微不可察。

我不知道這樣說是批評我還是客觀陳述事實，但我認為他說得對，在基爾藝術館的讀書會上，觀眾們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這批觀眾很不錯。

「你沒參加小組討論，他們說你病了。」他告訴我。

就算我付錢給一個妓|女，讓我看她如何接客，記錄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交易的種種細節……這也是作家分內的事，然而人們卻給女作家設下種種限制，好比一個男作家可以有各種風流往事，這些歷史甚至使他顯得更有魅力，情史豐富的女作家卻最好保持沉默，否則就要被人指指點點。

手上的阿姆斯特丹旅遊指南告訴我，紅燈區又稱「小圍牆區」，十四世紀的時候就合法了，文獻記載，那裡的「女孩穿著暴露，在店鋪窗口搔首弄姿」。

但我想知道的是，妓|女要怎麼把他們藏起來才能不被別人發現？

在某種程度上，比起實際寫作，我更喜歡小說構思的階段，因為存在各種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細節和語言之後，選擇的機會就沒有了。

我咳嗽了一整夜，今早給出版商打了電話，又給宣傳方打電話，不去參加小組討論讓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我必須保護自己的聲帶，為讀書會做準備。出版商送來更多的花，宣傳方給我一包咳嗽藥——「從瑞士高山藥草中提取的精華」，現在我在採訪中咳嗽時，可以聞到我呼出的氣息有著檸檬和野生百里香的味道，我以前咳嗽的時候可從來沒有這麼幸福過。

斯圖加特的讀書會結束后，年輕觀眾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美國社會的，因為他們認為我的書抨擊了美國社會，他們請我盡情表達他們所謂的我的反美立場（採訪我的人也曾這樣鼓勵我），因為東西德國遲遲不統一，他們還想知道我對德國人的看法，比如：「美國人一般怎麼看德國人？」「美國人希望德國統一嗎？」

他們在法蘭克福相識，他跟著她去了荷蘭，她要在荷蘭宣傳她的書的荷蘭語譯本，他沒有荷蘭出版商——而且在法蘭克福時遠遠沒有她引人注目，雖然她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他注意到了。他在學生時代來過阿姆斯特丹（夏令營），以後再也沒來過，他記得這裡有妓|女，他想帶她去看妓|女，也許還可以看到現場色|情|表|演。

從斯圖加特飛到漢堡，從漢堡乘車到基爾，沿途有很多牛，我們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機是出版商的銷售代表。我總能從銷售代表那裡學到東西。這位銷售代表解釋說，德國讀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還告訴我，因為社會評論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說也很政治化，他說：「你的書很政治化，你卻不是政治化的人！」

但我沒有回答，反而試圖轉移話題，談談如何講故事。我告訴他們：「我就像一個製作傢具的工人，所以我們還是談談怎麼做桌子和椅子吧。」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看出他們希望聽到更複雜、更有象徵意義的闡釋。「我準備寫一本新小說，」我說，「講一個女人決定結婚，不是因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為她厭煩了交往各種壞男朋友。」只有少數的觀眾笑了，於是我又用德語說了一遍，笑聲多了起來，但我懷疑他們是在嘲笑我的德語。

女作家應該是寫那種「大」小說的人，其作品是對那些所謂的智慧諺語的惡搞，她和男朋友互rｅａｄ•９９ｃｓw•com相受不了彼此的作品，兩人之間的互相吸引的地方只有性。

不，你真蠢——觀察妓|女這種事，你只能一個人做。

停下來喝水的時候，我看到有觀眾離開了會場，後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來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講完，我沒有信心告訴他們我打算寫一位作家，因為這樣恐怕會徹底打消他們的興趣，而且我已經講了太多關於敘事技巧和視角的內容，連我自己都厭煩通過談論自己的本職工作來取悅他們了。

從名單來看，參加小組討論的人包括其他書的作者，他們都是來書展宣傳作品的，其中一位是個有名的美國男作家，自認為智商很高，還有一位美國女作家，沒那麼有名，但也沒那麼自命不凡，可她的觀點應該屬於「色情作品侵犯了我的公民權利」那一類。（她很可能已經寫過《少兒不宜》這本書的評論，而且很可能抨擊了它）。

謝利這樣寫格林：「對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的追求開拓了他的廣度，從他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我懷疑從我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希望如此吧。社會竟然期望（甚至接受）男作家追求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我覺得噁心。作為作家，如果我也有勇氣追求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對我也肯定有好處，但別人要麼會迫使追求這些東西的女人覺得自己可恥，要麼嘲笑她們的自我辯護荒唐聒噪，彷彿她們在吹牛一樣。

「來這裏的人都會生病——這是個可怕的地方。」

找到一個這樣的妓|女可能就已經足夠了，只要她喜歡和我說話。我能想象出那幅情景。此外，最重要的是我筆下的女作家的遭遇，她在躲藏時遇到了什麼？假設她男朋友那時想和她做|愛——或者就在躲藏的地方當著她的面自|慰——而她既不能反對，又無法躲開他，否則就會被妓|女的客人發現。（假設是這樣，他是怎麼自|慰的？這又是個問題。）

在電梯上，那個自視智商甚高的小個子男人——他的身材好似一隻鼓脹的氦氣球——咄咄逼人的美國男作家不滿地看著我，彷彿我這樣的人走進電梯就是對他的冒犯。

「我是個幽默小說家。」我也會在某個時刻拋出這一句，我總是這樣。半數觀眾（以及半數以上的小組成員）會認為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個嚴肅小說家」，幽默的風格不是經過選擇得來的，你可以選擇情節，也可以選擇沒有情節，可以選擇人物，但幽默不是個選擇，是自然流露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看看那些女人，我記得她們不喜歡女人看她們，但我相信我會找到一兩個不會被我嚇到的女人——然後我可以一個人回去找她們，對方必須講英語，或者至少能說一點德語。

也許諷刺之處在於，雖然遭人利用，妓|女至少得到了報酬，女作家卻是花錢被人利用，所以作家必須臉皮厚——這話絕對不是諷刺。

從波恩到法蘭克福的火車上，我又想出一個新小說的標題，也許它比《我的最後一個壞男友》更有吸引力，但這隻是因為使用這個題目，我可以繼續用第三人稱寫書。《她見到的和她不知道的》——我猜它有點長，而且太直白，也許在中間加個分號更準確：《她見到的；她不知道的》，我猜得出艾倫會怎麼看待加了分號的標題，他不喜歡我用分號，「現在沒人知道分號是什麼意思了，」他說，「如果你不經常讀十九世紀的小說，說不定會以為逗號上面那個點是印刷錯誤——分號只會讓讀者分心。」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和他結婚！

在寄給艾倫的一張明信片（印的是1885年戴姆勒在斯圖加特的梅賽德斯-賓士博物館的照片）上，露絲寫道：

從慕尼黑乘車到斯圖加特的旅程；Schwäbische Alb的發音；種植紅藍綠捲心菜的農場。我在斯圖加特住的旅館位於席勒大街，那是一九九藏書家有許多玻璃的現代化酒店。Schlossgarten的發音。

看過妓|女接客之後，男朋友可能一時興起，想和女作家做|愛，結果讓她覺得他做|愛的時候想的是別人，不過這無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經歷而已，刺|激她的必須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我在法蘭克福黑森州酒店的小房間里喝了一杯不算太涼的啤酒，午夜一過，日曆翻到了十月三日：德國統一了。我在電視上觀看了波恩和柏林的慶祝活動，在這歷史性的時刻，我獨自待在酒店房間里，對於德國統一，我又能說些什麼呢？無論說什麼，這件事都已經發生了。

「不，他沒那麼年輕，」我告訴她，「但他的身體很好。」

我的潛意識一定在構思一部新小說，時差不是我心煩意亂的原因，我打算描寫一位女作家，她比我還要極端——比任何作家、任何女人都極端，她盡一切努力來觀察一切，吸納每一個細節，她沒必要非得保持單身，但她相信婚姻會限制她，她並不需要親身經歷各種事情——也不想在性方面冒險——但她願意做一個旁觀者。

「那你接下來一定打敗了他。」學生說。

「但願你不要傳染我。」他說。

當他們來到阿姆斯特丹，他護送她穿過紅燈區，一直表現得很輕鬆很無所謂，「我不想看她做那種事——因為她看起來有點像性|奴。」雖然嘴上這麼說，男朋友會讓她覺得觀看妓|女接客只是為了找樂子，沒什麼大不了的，讓她以為最困難的問題無非是如何控制他們的笑——因為他們當然不能在偷看妓|女接客時笑出聲來，被客人發覺。

我沒告訴他新書的構思，一個字也沒提，否則我那些明信片就白寄了。

艾倫很可能會抱怨我連寫兩本關於女作家的小說，但他也說過，編輯不能建議作者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當然要提醒他這一點。

付錢給妓|女、讓他們看她接客可以是他的主意，「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專場色|情|表|演。」他說，而且故意表現出心不在焉的樣子，以此暗示她可能比他更感興趣。「作為作家，」他說，「我們看這個是為了做研究。」

「我只是個講故事的，」我會再說一遍（還會重複很多遍），「我不擅長總結概括。」

格林的傳記作者諾曼·謝利指出，「小說家有權——也需要——利用自己或他人的經歷。」謝利先生認為，小說家可以冷酷無情地運用這項「權利」，為了滿足「需要」，可以不擇手段，然而觀察和想象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有單純的殘酷那麼簡單，必須想象出好故事，細節必須逼真，為了做到這一點，可以引入真實的細節，這樣做固然高估了個體經驗，但觀察是絕對有必要的。

我告訴他們，我寧願談論怎麼講故事，可他們不同意，我只好說，我對他們感興趣的事情不感興趣，他們不喜歡我的回答。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請的同伴應該是我的父親。

在寄給她父親的明信片（印的是漢堡紅燈區的妓|女在窗口拉客）里，露絲寫道：

漢娜老是告訴我，我不應該僅僅因為生物鍾的時間到了而結婚，結婚（或不結婚）需要「正確」的理由，不應該聽從身體的指揮，因為你的身體不過是想要個孩子，我受夠了這種說法了。漢娜也許天生不受生物鍾的影響，但除了生小孩，她對自己的身體的其他要求可都是唯命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