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的敘述必須傾注全部的理性、感性和悟性，否則很難弄清真相。而塔西佗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其最佳年齡段43歲至62歲是在圖拉真皇帝的統治之下度過的。在涅爾瓦皇帝統治期間，塔西佗最後一次當選候補執政官，以後沒有再擔任公職。所以他的精神狀態應該是放鬆的，時間也應該是充裕的。雖然我們知道他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同時代史》和《編年史》的寫作中，但是為什麼他偏偏不寫圖拉真皇帝的統治，而只寫下了「少有的幸福時代」這一句話呢？儘管這是他可以用他成年人成熟的眼光親眼看到的時代。

歷史學家塔西佗出生於公元55年，過世于公元120年。如果用圖表的形式來展示他的一生與所處時代及其著作之間的關係，請詳見下頁表。

對於一位歷史學家來說，55歲前後到60歲出頭是寫作的最佳時期。按照編年順序來看的話，作為《同時代史》的續篇，塔西佗最有可能寫的應該是涅爾瓦和圖拉真，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最佳的年齡段里，他沒有寫這兩位皇帝，而是選擇去寫《編年史》呢？畢竟這部作品只能算是《同時代史》的前篇。

在上羅馬史課的學生中，有一個名叫塔西佗的優等生。為什麼說他是優等生呢？因為對於教授提出的問題，在其他學生分別闡述了各自的想法后，他提出的意見無論是其風格的簡潔性還是詞語選擇的準確性，都好像他親眼所見。九*九*藏*書他的描述非常有現場感，其見解遠高於其他人。認為他是天才、向他脫帽表示敬意的不光有學生，連教授也不禁深表讚許，對他頻頻點頭不已。

第二類至第六類史料開始受到關注是在進入19世紀中葉以後。對研究對象為2000年前的古羅馬人的人來說，這種關注史料的方式可以說只是近期的事情。因此，現代的我們不需要像吉本時代的人那樣大發感慨，因為他們只能依賴第一類史料。無論是提比略、克勞狄烏斯，還是圖密善，都受到了塔西佗無所顧忌的犀利評判。他們現在之所以能夠被重新認識，正是因為有了第二類至第六類史料作為研究參考的結果。

三、對於經受了痛苦磨難又在感情上難以自拔的同胞懷有強烈的、充滿悲憤的情緒。

二、以史為鑒——讓歷史成為現在或將來的前車之鑒。

執筆寫歷史的動機，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三種：

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這位羅馬帝國時期最傑出的歷史學家，身上或許融合了第二、第三兩種類型。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種類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種類型。也就是說，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發自內心的憤怒來喚醒自身創作慾望的作家。

暑假結束后回到學校，這個優等生卻不見了。問其他同學，說是因為他父親的任職地調動，他已經轉校。哎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一時感到非常困惑。

羅馬史的研究者們習慣把後世的研究著作稱為「二手資料」，被他們稱作「一手史料」、「原始史料」或「初始出處」的有以下六類：

無論如何，塔西佗的這句話決定了後世歷史學家對圖拉真的看法。同時，考古學、碑文、貨幣、造型藝術以及莎草紙文獻也九九藏書都證實了他們對圖拉真的這種看法。

遺憾的是，塔西佗沒有兌現對讀者的承諾。不是因為他封筆了，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同時代史》后執筆寫了《編年史》，講述的事件始於第一代皇帝奧古斯都去世，終於皇帝尼祿自盡，卻沒有去寫涅爾瓦和圖拉真。

圖拉真時代的統治狀況，同時代的塔西佗和蘇維托尼烏斯沒有寫。200年後，為了給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寫續篇，戴克里先皇帝時代的6位歷史學家共同完成了《羅馬皇帝傳》（Historia Augusta）這部歷史巨著。《羅馬十二帝王傳》只寫到圖密善，作為其續篇，《羅馬皇帝傳》從哈德良皇帝開始寫起，但是中間就像掏了一個洞似的略過了涅爾瓦和圖拉真。就算涅爾瓦因為在位時間只有一年半可以忽略，但圖拉真的統治整整持續了20年，更何況在此期間，他在所有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竟然沒有一位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去寫他。

塔西佗說過，完成《同時代史》的寫作九-九-藏-書之後，如果還活著，打算寫涅爾瓦和圖拉真兩位皇帝。就在同一個地方，塔西佗還寫了這樣的話：「這是一個少有的幸福時代，不僅史料豐富，而且無論做出怎樣的評價，用什麼樣的方式講述，都無須擔心自身的安全。」然而，儘管如此，他終究沒有下筆。也許是他計劃在寫完起初並未打算寫的《編年史》后再寫，但此時他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

即使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沒有減弱，對於後世的我們來說，塔西佗的「轉校」依然是一件讓人深感遺憾的事情。

第一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是希臘人希羅多德，他是《歷史》一書的作者。第二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國人吉本，他是《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第三種類型的典型代表大概只能首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修昔底德。為什麼物質和精神都應該佔優勢的祖國雅典竟會敗給斯巴達？作為一個雅典公民，修昔底德無法把自己心中深深的悲哀和強烈的憤怒宣洩到寫作以外的其他地方，於是就有了他寫的這部歷史著作中的巔峰之作。

儘管如此，塔西佗並沒有為我們留下他不寫圖拉真時代的真實原因。因此，我的上述想法，歸根結底只是一種推測。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事實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有關圖拉真統治的可信的文獻資料完全不存在。儘管人們對他的評價是如此之高，不僅後世稱他是五賢帝之一，甚至同時代的羅馬人也盛讚他是「Optimus Princeps」（至高無上的皇帝），元老院還一致同意把這個稱呼作為他的正式稱號。

同時，儘管我無法依賴塔西佗的這句話作為研究的「基礎」去展開討論，但它也決定了我的態度。在《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和《羅馬人的故事08·危機與克服》中，皇帝們被說成是昏君，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呢？我是帶著這樣的疑問來展開的。相反，在本書中，好像眾人一致認為這些皇帝都是賢帝。那麼，賢帝究竟是什麼樣的？為什麼羅馬人盛讚他們是賢帝？這些成了我思考的核心問題。

話雖如此，我總覺得還有一種可能。這是在認真研究塔西佗作為歷史學家的性格后做出的推測。

事實上，我現在非常困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我想大概是這樣一種九*九*藏*書感覺：

一、生來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喜歡講述受好奇心驅使而探究到的事情。

現代研究者中有人提出，也許因為記述尚在世的皇帝會有諸多不便，所以就算是塔西佗這樣的學者，最終也選擇了講述已故皇帝們的故事。比塔西佗年輕一代的蘇維托尼烏斯著的《羅馬十二帝王傳》（De Vite Duodecim Caesarum）也只從尤里烏斯·愷撒寫到圖密善，沒有涉及涅爾瓦以後的皇帝。因此，這一推測也許是有道理的。

如此一來，我想既然他說圖拉真時代是「少有的幸福時代」，那麼他沒有寫圖拉真時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測的依據。儘管塔西佗總在批評自己的同胞，但他骨子裡終究九-九-藏-書是一位愛國者。因此，圖拉真統治下的幸福時代，對他來說，反而失去了寫作的衝動。也正因為如此，雖然他公開表示要寫圖拉真，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寫從提比略到尼祿時代的《編年史》，因為他們讓他找到了創作的動力——憤怒的情緒。

不對，我們還是找到了這樣一個人。此人生於小亞細亞，是一個希臘人，名叫卡西烏斯·狄奧。他是元老院元老，擔任過行省總督。只是在此人的著作中，可信的只是他本人作為「現場見證人」的對塞維魯王朝的記述。其餘部分只要沒有確切可信的旁證，其可信度就很低。這是後世研究者們一致的看法。既然如此，可以說只信賴文獻資料的、吉本時代的羅馬史研究者們感嘆史料太少，也就無可厚非了。畢竟，對於優等生塔西佗轉校最感困惑的，應該是那些對他的見解佩服至極的教授和學生。

在本書中，我要講述圖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護這三位皇帝，時間是公元98年至161年。因為據說塔西佗是公元120年離世的，所以自然沒有可能向他索要有關這三位皇帝統治情形的著作。但是，對於公元98年到117年圖拉真皇帝的統治，只要他有心寫，完全有可能。事實上，對於寫圖拉真，塔西佗不是一點兒想法都沒有。《同時代史》的內容始於公元69年的內亂，雖然留存到現在的也只剩下對這一年的敘述，但是，這部作品很可能寫到公元96年圖密善皇帝被殺為止。因為在這部作品的開頭有這樣一句話：

這時，坐在教室後面的我舉手要求發言。我會說，如此這般的史實也都考慮進去的話，難道沒有可能有另外一種與塔西佗的意見不同的見解嗎？事實上，正因為有他的《編年史》，我才得以完成《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這部作品；正因為有他的《阿古利可拉傳》和《同時代史》，才有了我的《羅馬人的故事08·危機與克服》。

不管怎樣，雖然把那個時代稱作「五賢帝時代」的是後世人，但是同時代的羅馬人同樣把這一時期叫作「Saeculum Aureum」（黃金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