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們具有現代人所謂的尊重人權的思想。在他們的觀念中，只有被視為蠻族的異族可以隨意處置，希臘同胞之間不能輕易殺害投降者。

雖然希臘人是每4年舉辦一次奧運會方能休戰的好戰民族，但他們很少因為憤怒而徹底喪失自我。他們常常為安葬戰死者休戰一天，或為交換俘虜停火數日。

翌年，公元前426年，也許是因為雅典和斯巴達兩國對野蠻行徑都有所收斂，這一年相對比較平靜。然而，公元前425年又有新的事件發生。

在「后伯里克利時代」，不僅雅典人，所有的希臘人都變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稱雅典是全希臘人的學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

底比斯人提出處死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亞人以報4年前300名士九-九-藏-書兵被殺之仇，而向阿希達穆斯國王強烈要求一併處死25名雅典人的，是與國王同行的斯巴達監察官。

阿希達穆斯國王不得不接受這個要求。根據斯巴達的呂庫古法，決定國家方針的不是世襲的國王，而是公民大會選舉出的任期1年的5位監察官。其中兩位監察官在國王出征時必須同行，同樣基於呂庫古法的規定。

斯巴達國王阿希達穆斯在完成此次出征的所有任務歸國后不久，彷彿油盡燈枯般死去，比他的對手以及盟友伯里克利晚走了兩年。

英語稱「中庸」為「good 九_九_藏_書sense」，法語叫「bon sens」，義大利語是「buon senso」。日語以「良識」一詞對應最為合適。

「伯里克利時代」與「后伯里克利時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他們不認為勝者擁有絕對的正義，敗者是絕對的十惡不赦。也許是受到荷馬史詩、希臘悲劇等「教科書」的影響，希臘人很清楚勝敗大多數時候靠的是運氣。

所謂「著眼未來的一貫性政策」有點像同時駕馭數匹駿馬的四匹馬戰車競賽，手執馬韁的車夫的能力極其重要。沒了車夫，韁繩便形同虛設。劣馬也許跑不遠，但換成駿馬情形就大不一樣https://read.99csw.com了。雅典在「后伯里克利時代」還是有「駿馬」的。

簡言之，其區別在於政府是否有著眼未來、一以貫之的政策。

4年前，底比斯入侵普拉塔亞，他們派去的300名士兵被當地人處死。儘管挑起事端的是底比斯一方，但勝利者無須傾聽失敗者的辯解。而且，底比斯人的復讎要求得到了與斯巴達國王同行的兩位監察官的強烈支持。

獲勝的伯羅奔尼撒聯軍對投降的普拉塔亞進行殘酷懲罰，並非聯軍統帥阿希達穆斯的意願。

由於斯巴達不向本國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開放公民權，斯巴達人必須時刻防範這些人叛亂，他們始終將公民權普及至最底層公民的雅典民主政體視為帶來惡劣影響的東西。

陸軍戰鬥力希臘第一的斯巴達奉行不干涉主義九_九_藏_書，讓那些跟隨它的弱小城邦只能隨波逐流。

雅典迷失於無意義的殺戮之中，是因為克里昂的煽動。雅典先經歷了「伯里克利時代」才有「后伯里克利時代」，但斯巴達沒有類似的經歷，它的前後變化是因為自身獨特的情況。

就這樣，以無意義殺戮為標誌，雅典以及斯巴達進入了「后伯里克利時代」。

原因是作為聯軍的一部分參与普拉塔亞攻城戰的底比斯人重提4年前的舊事，強烈要求報仇雪恨。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由始至終筆調灰暗，因為它是希臘人醜惡一面的總匯。想到僅相隔半世紀，希臘民族就從聯手抗擊外敵轉為自相殘殺，這真令人黯然神傷。

伯里克利死後不到兩年發生的萊斯沃斯島事件和普拉塔亞事件，創下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無意義殺九九藏書戮的先例，此後這種現象不斷上演。

我認為古希臘人給我們後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禮物，是指點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謂「中庸」，簡單地說就是在左與右兩個極端之間尋求適中。

讀希羅多德的《歷史》之所以讓我們有爽快之感，是因為它是希臘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自呂庫古法確立以來，斯巴達始終奉行一國和平主義。從另一個層面講，它意味著不干涉他國的事務。

開創這個先例的是雅典和斯巴達，性質就更加惡劣。它意味著希臘人的「學校」放棄了「為人師表」。

斯巴達監察官對雅典的厭惡由來已久，早在他們發誓守護呂庫古法的那一刻便已經開始。

沒有這樣的政策，人們的行為會像樹葉一樣隨性地朝著不同方向發展。殺害投降的民眾、俘虜就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