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的完美主義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人海戰術。發卡的人和按個什麼鍵后還卡的人居然不是同一個人。一個人可以乾的事情卻讓兩個女孩分著做。我把這事說了一下，一個日本人呻|吟般地說：

雖然這次會議是由塞馬爾國際承辦的，但也不可能厲害到連幻燈放映員都招聘完全懂英語的人。發表論文的會場也不止一處。發給發言者這種提示，是擔心放映員收到用自己一竅不通的外語發來的請求而不知所措，是想讓他們一張接一張地放映幻燈片而心無旁騖。

這與其他國際會議沒有什麼兩樣，我並不覺得多麼有趣，但在國名的右邊貼著圓形紙片，這讓我非常佩服。

英國醫生的感想像是以前的兔小屋事件一樣，有點帶刺兒。

的確，跑到幾個會場看了看，外國醫學家都只是說一句話：

德國人遊行便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主意非常好，有助於防止發生以往國際會議上跟人打招呼，對方卻一頭霧水，雙方都陷入尷尬沉默的事情。

我想不至於吧。我坦率地講一下我那一瞬間的心情吧。我覺得，我的同胞們喜歡細緻入微，強調辦事順利，沒準兒真的提示了小便的方法。畢竟要接待數千位外國醫生，而他們肯定幾乎都是第一次訪問日本。

大會的組織和運行相當完美。在日本人看來，這是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日本式做法，並不會留下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但與此做法無緣的外國人卻被震撼了。半數的人感到驚訝，他們對日本人這種完美主義的來源抱有疑問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說說胸卡上面積最大的白色部分吧。首先會在空白部分打上姓名。當然，日本人的姓名列印的是羅馬字母。姓名下方列印國名。

一位英國醫生說：

下面我寫的是10月24日到31日在東京召開的第九屆世界婦產科大會印象記。不過記錄的不是我這個日本人的印象，而是我替出席會議的外國醫學家們記下的他們的印象。我出席大會的身份不是日本記者，而是一個外國醫生的妻子。在出席此次大會的外國醫生中，娶日本人做妻子的似乎只有我丈夫一個人。於是，他們自然會告訴我很多他九九藏書們的印象、反應以及疑問。

先是在5月15日那天，以大會會長東京大學醫學部婦產科主任坂元正一教授的名義射出了第一彈。

我這個日本人立刻理解了這樣的做法。這是因為大會無法滿足再次放映第一張，或請再次播放三張前的那一張之類的要求，只能讓大家按照放映順序準備好兩張同樣的幻燈片。

可是，這次坂元教授似乎考慮親筆簽名。這個想法雖好，但一張一張簽名，工作量巨大。教授一連花了22個小時全部簽完。這份時常要用冷水去敷腫脹的手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旁人看來是一項苦差事。而會長卻親自完成了，就連秘書處的女孩子們都肅然起敬，產生了一種全員一致努力工作的氣氛。

現在只要瞟一眼對方的胸卡，如果只有紫色，那就說句「Goodmorning」，微微一笑，便可直接走開，這很方便。如果都是外國人，就不用這樣操心了。不管是哪國語，即便有遠近之差，相互之間也都像親戚一樣。哪怕沒有共通的語言，法國人說法語，義大利人說義大利語，因為都是婦產科的同事，很多都能說得通。這個主意大概是為照顧不擅長外語的日本醫生，我在會場中常看到只貼著紫色紙片的日本人挺胸闊步。我相信，這恐怕不僅僅是由於會議是在自己國家召開。

他們組裡也有德國人，但他嘿嘿地笑，沒說什麼話。我不得已這樣回答道：

德國人很會遊行。閑庭信步時，他們就是普通人，並不讓人害怕。但一旦集合起來遊行，他們不僅會表現出一種毅然決然的神態，還會讓人感覺受到威脅。遊行有時會在傍晚進行，遊行者總是拿著火把，還會傳來瓦格納的音樂。僅僅這些，就會讓歐洲人心底寒徹。

但我還是沉默了。我想，如果這些外國與會者知道另一個插曲，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呢？故事是這樣的：

「Next slide，please.」（請放映下一張。）

「親愛的先生」之後便是「很高興您已經得到大會組委會的正式批准，可以發表研究成果」。受眾讀到這裏並沒什麼可說的。然後接著是「您的發表將為大會的成功舉辦做出貢獻，我們表示由衷的九_九_藏_書感謝」。這無外乎是些奉承話，但卻是文章上的禮儀，可以照直讀下去。問題在於「Guideline for Speaker」，即對發言者的提醒事項，說是「請熟讀並執行下一頁開始的所述事項」。讀到這裏就需要提防了。如果有人沒注意到「Guideline for Speaker」這幾個詞下面的下劃線，漫不經心地讀下去，當他讀到第2頁以後的內容時，一定會立時目瞪口呆。

有趣的是，真有地方寫著應如何準備幻燈片。因為發表的都是醫學方面的論文，所以幾乎全部發表者都會使用幻燈片。

我想起了在倫敦看到的退伍軍人遊行，便想反駁說：

如果是我們日本人，會認為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很感動，不會想到其他。可是，如果是外國人，又會如何接受呢？他們也許會認為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而日本人明知這些證明可能會被扔掉，還是選擇充滿熱情地去做。我無法保證外國人能理解這個故事，就沒有同任何外國人談起這件事。

首先，胸卡是一張高6厘米、寬10厘米左右套著合成塑料的白色卡片，下部有一條不同顏色的底邊。灰色邊就是與會者本人，粉色邊意味著伴侶。還有很多女醫生參會，但她們丈夫是不是也用粉色邊的胸卡，最終我沒能找到實例。藍色邊表示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同傳翻譯可能也屬於這一類。紅色底邊表示醫學會議必到的藥品公司和醫療器械公司的醫藥代表。會場里的所有人員就這樣被各種顏色|區分開了。

這樣一來，西德人的用心便徹底成為徒勞。即使他們不拿火把，那整齊的行進隊伍照樣還是德國風格的。我們這些人會想，不用故意走得亂糟糟啦。

有些事情日本人認為極其自然，外國人卻表現出特別的反應。當看到這些情況時，我們日本人反倒會感到驚訝。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事讓我感到自己是在歐洲。德九-九-藏-書國人為了與納粹劃清界限已經到了沒有必要的程度，很多時候遇到他們的這種用心，反倒使我們感到困惑。

德國人當然已經充分預料到了歐盟夥伴們的反應，所以西德人絕對不會這樣做。即使不得不遊行，他們也會像奧林匹克開幕式那樣故意走得亂糟糟。

日本人是這樣一種人，他會本著細緻入微的完美精神去做事，否則心裏就過不去，即便這是出於害怕失敗的心情。不管外國人如何理解，日本人只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下去。弔兒郎當鬆散怠慢，如果是中美洲人可能還會招人喜歡，但在日本人看來這一點都不可愛，反倒會像故意搞些不成體統的遊行的德國人那樣，遭人白眼，雞飛蛋打。

首先是正確進行同聲傳譯的條目：

另一個美國人則說：

把基準放到最低是組委會的方針，這從晚間招待會上供應的食物量上也可以明顯看出。儘管質量很好，但首先還是量大。對此，外國醫學家們都很佩服，異口同聲地說：

大會一切順利，完美結束，這是全體與會者所公認的。第一次體驗到國際會議在規定時間開始，在規定時間結束，這就是外國與會者的感想。禁止一切靈活機動當然會是這種結果，但要使如此大規模的國際會議獲得成功，也一定是經歷了千辛萬苦——反反覆複發來的細緻入微的注意事項，摞起來像一本厚厚的書。其中的內容把外國同事的智力水平放到了最低，但不這樣做大會便不能順利進行，實屬無奈之舉。

這位教授對我丈夫說，你想要多少患者我就可以給你提供多少，請你來孟買吧。僅僅這一個邀請，就讓我的丈夫興奮不已。

幻燈使用注意事項的條目：

於是我半信半疑地聽丈夫「念出」有關內容：

遇到這種事情，我總在想，做事甚至要充分考慮外國人的想法再付諸行動，這不啻一種徒勞。不只是我們日本人，人都只會朝著符合自己氣質的方向行動。

只在開會的一周時間內才靠人海戰術的完美主義鎮住外國人，而靠數量戰術的完美主義，在大會開始前的5個多月內就像機關槍子彈一樣向與會者——尤其是向要發表研究成果的人，發起了連續進攻，真讓人害怕。

學術會議要以會長的名義發給與會者一份參會證明。儘管不帶回這個證明，自己所工作的大學和醫院也不會不承認參會算出差，但任何會議都會發這種證明。會長的簽名一般也都是印刷的。

儘管如此，這份提示依舊是一個彰顯日本人細密思維的有趣現象。我真想把全文翻譯過來，再喜歡事事順利的日本人也一定會笑出聲來。只是我沒有那麼多版面，只能介紹其中的一部分，很是遺憾。

貼著紅色紙片表示他說英語，貼著藍色紙片則是說法語的，黃色紙片是西班牙語，紫色紙片是日語。還有很多人貼著兩種顏色的紙片，還看到好幾個日本醫生貼著紅、藍、紫等顏色的紙片，似乎是語言達人。

當然，我們不能千篇一律地說事先了解外國人的反應都是徒勞。與生俱來的傾向大概是不會改變的。但我覺得，至少這樣做可能會有助於防止獨斷和極端行為。

得到的提示是如此懇切認真，要再有人搞不定，那真可以收去他的醫生執照了。我不知道大會組委會有沒有這種用心，但在旁人看著，與我們醫生相關的這邊很幸運，大家都像坐上了流水作業的傳送帶一樣順利，都在為日本人的一絲不苟感嘆不已。

我丈夫瀏覽之後呵呵地笑起來，把我叫來說：

我不得不向大家證明，從接受請柬的女孩到杯子一空便間不容髮地遞上新杯的招待都不是越南人或朝鮮人，而全是我們熟悉的日本人。

然而，東德的國民並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如此替別人著想。他們會在傍晚若無其事地一隻手舉著火把整齊地行進著。歐洲人在電視里看到后，渾身又會感到一股寒氣：「看啊看啊，他們一點都沒有變！」

在座的其他國家的學者都確信，這個美國人是在講笑話，為了他們的榮耀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只有我一個人認為，輸出國際會議的專有技術也是可能的。

他們只能說這麼一句。在這類會議上經常發生的幻燈片放映不順暢的事情，在東京的這次會議上一次也沒有發生，會議奇迹般地順利進行。如果只說「請放映下一張」這一句話，不，應該是如果只需要理解這一句話，事情就變得簡單了。反覆下去，最後簡單得連狗都會歡快地搖起尾巴。而且，性格不同的外國醫學家按照指示行事，在幻燈片上標出編號和姓名，把發布時間精確到秒，希望做到日本式的精確，也忙得手忙腳亂。

英國人大笑起來。這時義大利人插|進來說道：

完美的運營無論如何都要把最低限設定為基準。這樣做產生了不是旁觀者的當事人都會感受到的幽默氛圍。我想，以事事順利為最大目標而辛苦的組委會恐怕也沒有預料到，參會的外國醫學家們被像小學生一樣對待卻好像還相當開心。這方面的有趣做法是給所有與大會有關的人員全都戴上胸卡。連我都覺得很佩服，這東西考慮得委實合理。

後來我向坂元先生確認，果然是按這個想法準備的。長年待在大學的醫學部里，到了吃飯的時候，腦子裡想的都一樣。這也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象。

我當然不會認為大會組委們視外國醫生為傻瓜。我只是用玩笑對付一下丈夫的玩笑。

當然，這是虛構的。日本人再喜歡事事順利，也不會做到這個地步。但是聽了丈夫的勸，我開始閱讀第二頁以後寫給發言者的提示，結果連我這個日本人的都覺得：還真細到了如此地步，真是無語！讀完以後，我對丈夫說：

按照日本方式行事不僅是對論文發表者的要求，而且會議前一天的簽到登記就是一個笑話，讓我想起在歐洲測試傻瓜的遊戲。在簽到的房間里備有圖解，詳細到每張桌子都編了號，連找桌子的順序也都在圖上附了親切的解說。參會人員只要按照所寫順序走過桌子，出示會議卡，支付會議費，就可以完成登記手續。

如果過於完美，前面說的那種幽默的一面也會表現出來，成為一種非常愉悅的現象。不過，完美主義對接受的一方來說，心裏還是會感受到某種壓力。參加第九屆世界婦產科大會的外國人，因為各自的國民性不同，接受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在折服於日本人的完美這一點上卻是一樣的。日本人的財力、組織能力和執行力給外國醫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甚至有這樣的反應——有一位印度醫學教授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