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候我爸也挨整了，給關到監獄，因為重病才放出來。恢復高考後的七九年，我從一零一中學畢業，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願報的就是剛恢復招考的北京政法學院，一心想畢業后當法官。我以為我像我爸一樣是當共和國法官的材料。

後來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單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調走。我晚上在縣城裡被軍車撞了。平常情況，在地方上，軍車橫衝直撞，老百姓被撞傷撞死都只能認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況，如果軍車撞的是公檢法的人，也得扯個沒完沒了。可是那次，軍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醫院治療，事後我們單位也沒怎麼去追究他們。

審判四人幫期間，我陪著爸爸看電視上轉播。爸爸的脾氣在文革中變得更壞，很難相處，常用難聽的話罵我們。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時候還充滿怨恨。

我要賭一把，回老陳的郵件嗎？我是多麼渴望有個人可以面對面聊天，但這兩年碰到的人，都讓我失望，都說不到一塊去。老陳會是個例外嗎？

第一天我就已經快要崩潰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沒有一個是殺了人的。搶劫的判死，偷竊詐騙的判死，喊冤的、舉證自己無罪的，根本沒人理。

不知道從何說起，不知道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只怕以後很多事情會忘掉，想到的先盡量寫下來，寄存到這個Google文件里。

十幾天後，我被抓進去了，後來發覺我懷孕了，就把我放出來。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場嚴打，讓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適合當法官，我現在應該還在公檢法系統里。不過本質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適應這個體制的。我學法律，完全是為了討好父親。

到了一個犯了流氓罪的年輕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來，雙方扭打起來，各有輕傷，女方報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嚴打期間，事態嚴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門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應，案子就到了我們六人小組手裡，公安局長說：流氓罪，怎麼判？我連忙說：罪不至死。其他五個人看著我，都不吭聲，像在責怪我。但因為我說了罪不致死，最後判無期發新疆勞改。那天審完，公安副局長拿起一份報告說，別的地方都一次槍斃幾十個人，你們看河南好了，鄭州、開封、洛陽，都一次槍斃四、五十個，連焦作這樣地方，都一次就槍斃三十幾個，咱們連兩位數都到不了，你們說怎麼辦？大家都感到壓力挺大的。那時候跟我一起來的那個九*九*藏*書書記員說，那個流氓罪的，有惡意傷人，判得太輕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長說，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趕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對，公安局長說，這位女同志，你不要這麼婆婆媽媽。他的斥責竟把我震住了，你說我多脆弱。

有人跟蹤我。我沒做什麼呀，為什麼有人要跟蹤我？

我，韋希紅，大家叫我小希。

他怪我不告訴他生父是誰，我可以理解。他竟然罵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響他的前途。他嘲笑我當年辭職不做法官，認為我愚蠢不配當他母親。

我住在我媽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個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們得忍受別人的指手劃腳。還好當時大家都像劫後餘生，不敢多事。

我父親也算是新中國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參加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我記得小時候只要爸爸回來，媽媽就說，大家聽話不要吵。我們都怕他。爸爸從來沒抱過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媽。我記憶中，在爸面前，媽是沒有笑容的。我爸死後，我媽簡直判若兩人，活過來了，連說話嗓門也大了。我媽不怎麼談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沒少整人。

之後的日子大家都忙著往廣場跑，史平在廣場宣讀新詩，支持學生，我跟史平鬧彆扭，在廣場上各忙各的事。

記得我媽曾私下勸我，說我性格不適合學法律，讓我去學理工科，不會惹事。我當時不以為然，還生我媽氣。我一心想讓我爸高興，覺得我媽是家庭婦女沒見識。人多奇怪？對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對你好的，你不屑一顧，真是沒心沒肺！

我發覺網上的憤青，其實並不全是年輕人，五、六十歲的都有，他們在文革時期成長，聽老毛號召說青年人要關心國家大事，所以終身都愛談論國家大事。他們大部份沒上大學，在社會上做最底層的工作，分不到改革開放的利益，現在下崗退休了，都學會上網，在互聯網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發泄的出口，他們語言還是文革的語言，特別崇拜毛澤東，特別愛國反美，特別好戰。至於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九十年代的思想爭論，都沒有影響到他們，他們的思維仍是沒有改變的共產黨思維。我專愛找他們，上他們的愛國論壇、同學會網站，跟他們爭辯，我一副擺事實講道理的樣子，專門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事，他們就會非常生氣，群起攻擊我。

其實也https://read.99csw.com是在告訴自己不要忘記。

孩子出生，叫韋民，跟我姓。韋民二十歲的時候，自己改名叫韋國。

我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史平的消息。後來才知道黃雀行動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後去了法國，後來跟一個法國女人結婚了。史平從來沒有給我帶過一個平安訊。

那個周末槍斃了十個人。我很後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為自己的妥協感到憤怒。法律有什麼用？這還叫法治社會嗎？那天從刑場回來，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歸路。第二輪我們兩個法院書記員，分別跟著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種場所聯合辦案抓人，然後在縣城公安局集合開庭。我已下定決心，凡罪不該死的，就直說罪不至死，紀錄在案，兩個法院代表中有一個反對判死刑，其他人就堅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這樣判死刑的人就減少了，大家都擔心會受到上面批評。單位打電話來做我工作，我也不聽。

我心情本來就極差，又自恃在店裡練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鍋頭，而是喝什麼人頭馬，喝得太猛，不習慣洋酒的勁，很快就不勝酒力，我記得他指著電視上轉播戈爾巴喬夫來訪的畫面問我：你覺得戈爾巴喬夫這個人怎麼樣？我醒來已是在一個卧房裡，他坐在沙發上看報，只穿了內褲，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為了報復史平嗎？我不認為我會這樣做。是板寸頭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說：“喲，這回你可把我佔了”。我有點發怒的說：“板寸頭，你也太沒品了！”他回應：“你也不是聖女貞德”。從大學時就知道他這幫人會耍嘴皮子，我不吭聲，忍住頭痛，上廁所猛衝了一通下身，穿上衣服，然後走了，沒有再說一句話。

是他爸的基因，還是我的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遺傳？還是多種血液中最壞成份的錯誤結合？

當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刪掉，甚至完全貼不上去。可是他們說什麼都沒人管。

據我媽說，有天我從外面回家來，大喊大叫：“又嚴打了，又嚴打了”，她說我整夜沒睡，自言自語，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罵共產黨，罵政府，罵鄰居，罵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個法院系統的院子啊！沒多久我就暈過去了，醒來已經在精神病院。韋國說都是他一手安排的，還說是救了我一命，不讓我亂說話，不然嚴打起來說不好把我斃了。read.99csw.com

或許我神經過敏，或許根本沒這回事，是我多疑。

我們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幾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們兒曾在那裡插隊，我提早回北京，因為感覺史平可能跟另外一個女的有不尋常關係，所以借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衝突。那天晚上，餐館給封了，說是因為前幾天有群學者在店裡發表宣言，還有外國記者在場。

那時周圍朋友都愛談論時政，批評政府。所以，我沒法適應今天，突然這兩年間，這個所謂中國盛世正式開始后，大家不光不批評政府，還非常滿意現狀。我不知道這轉變是怎麼來的，我腦中有一片空白，因為有一段時間我進了精神病院，吃藥吃糊塗，前前後後的事情都記不起。

我成了個體戶，和我媽在北大東門外開了家小餐館，主要賣的是我媽貴州老家的家鄉鵝。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年代。我家餐館最早的常客是貴州人，特別是貴州來京的一些學者、文人。他們帶來了北京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老外，吃飯聊天。我媽好客，我愛熱鬧，像個沙龍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興。他們都叫我小希。我們把店面擴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館。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戀愛了。

我只知道這樣做是為了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忘記，共產黨不是像他們自己宣傳的那樣永遠的偉光正。

出院后，我辦了辭職手續，成了沒有單位的人。我媽完全沒有責怪我。

正常情況是公安抓人，檢察官起訴，法官判案。為了從快，公檢法三方各派兩人，在公安局辦公，抓到疑犯就審查、檢控、判刑同步進行。當時大家都不太知道檢察官是做什麼的，而我們法院派出來的是兩個級別最低的書記員，一個是退伍軍人，政治過硬，但沒正式學過法律，一個是我，剛從學校出來，而且是個女的。基本上，當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長，主導一切。

我和媽又急急忙忙開店，為生計。開始的時候生意不好，全國經濟衰退，京城很多人失業，江澤民還放言要打擊個體經營。五味以前鐵杆的客人當時大部份思想檢查沒通過，被單位停職，沒錢也沒心情上館子。另一個顧客群是外國人，這時候還沒回來中國。不用說，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一定是韋國知道我到處上網是在做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會被盯哨。

我當時不知怎麼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頭。板寸頭是我大學同學，大院長大的，可說是紅色貴族九九藏書，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來的所以是屬於他的架勢。這樣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聽說同學中現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還有一點，他在大學的時候常暗示我應該跟他好，他以為所有女孩都喜歡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性。這次我糊塗了，以為可以利用一下這點舊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出院后，周圍的人都已經變了，我問他們，我住院那段日子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不知道是裝糊塗還是忘了，都不跟我說清楚，令我震驚的是，我跟他們談以前的事，尤其是89六四，他們都不想談，甚至是一臉茫然。談到文革，他們也只記得下鄉插隊好玩的事，都變成青春期浪漫懷舊，連憶苦思甜都談不上。某些記憶好像集體掉進了黑洞，再也出不來。我真弄不懂，是他們變了，還是我有毛病？

我現在整天上網，化各種名字跟人吵架。

他是個詩人，我是個完全沒有詩意的人，但我們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說，終有一天他會拿諾貝爾文學獎，我說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頒獎典禮。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餐館停業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說可以重開了。是板寸頭幫的忙？我不認為是。

從小他就讓我害怕，長著一副像天使一樣的臉，撒謊，討好老師，討好所有對他有利的人，欺負比他弱的，生性殘忍。是的，從小如此。現在，他寫告密信，陷害同學，整人，口是心非，還裝得特別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來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歸那年前後來到這個圈子。小皮比我小點，很羞澀，是一個外國通信社駐京記者，最愛聽我談八九年的事，認識幾年後，他很正式的問我可不可以做她女朋友，我覺得他很友善，當時也沒別人向我示愛，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過一輩子，我並沒有太愛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後來他要回國，要我嫁給他，我都沒答應。

沒想到他還找到我媽的新店，碰到韋國，我媽還把我的EMAIL給他。我媽大概仍然希望我找個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瘋下去。我媽還有個錯覺，以為我跟國內的人合不來，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紹給我。對老人家，我能說什麼？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濟我。可憐我媽，每天還要對著韋國，替我照顧他，連跟我通郵件，也不敢用店裡的電腦，還要跑老遠上不同的網吧，免得給韋國知道我在哪。她對誰都read.99csw.com不放棄，我身上若有好的遺傳，都來自她。

我已懷孕三個多月，因為發生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懷孕了，當時我認為這是史平的孩子，後來我不敢肯定了。

不過，我們兩個人獨處的時候不多，史平喜歡跟詩人、藝術家哥們兒在一起，旁邊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沒有介意。

1983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下屬的一個縣法院當書記員。我的噩夢開始。

然後開槍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我也在懷疑醫生開給我的抗憂葯，吃了有什麼副作用。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韋國有關。我怎麼會生出一個這樣的混世魔王？

那年我二十二歲，八月底到工作單位，其他人剛學習完中共中央《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的文件，他們簡單的向我傳達了文件精神，就讓我開始工作。我從來受不了壞人贏好人輸，當然非常贊同黨和政府從重從快的依法打擊刑事犯罪，我認為我絕不會手軟。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從重從快其實遠不夠重不夠快。可能是心理建設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治跟現實有距離，一展開工作就出狀況。

餐館每天晚上高朋滿座，討論問題、爭辯、起草宣言、簽名、爭風吃醋、醉酒、嘔吐。公安常登門，我媽總是有辦法打發他們走。

我很孤獨，除了媽之外，誰都信不過。好像前陣子，在三聯書店碰到老陳，以前他常到我們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個自己人，又是台灣人，所以抓住他說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沒見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現在台灣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灣人香港人了，哪有不變的。我什麼都不說了，借故就走掉。

在大學期間，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連四人幫受審，國家也替他們派辯護律師，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對法律也很有信心，對共產黨要重建法治社會深信不疑。

九二年鄧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來了。那時候我們更專註于經營，不再弄沙龍什麼的。我和我媽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觀，訓練貴州過來的廚師，生意漸好，但很累人。我媽做中午那輪，白天我帶兒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顧漸漸回來了，他們侃大山聊天，晚飯從五點半吃到十二點，我偶然也會坐在旁邊聽，但到十二點就打烊，再沒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飯桌上的言論自由是回來了。聽他們說話，加上他們帶給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書，讓我慢慢領悟到中國當代歷史的真面目，特別是我父母經歷過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