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觀事探理，往往與史學家相似：只有于回顧往事時，才能認清自身經驗的本質。50年代時，眾人開始意識到年頭的確越來越好，若與二戰爆發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見其佳。持有這種想法者，尤以那些國勢蒸蒸日上的「發達國家」的居民為最。1959年，英國某位保守黨首相保住首相寶座，贏得大選的口號便是：「你可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日子吧。」這句話顯然相當正確。但是一直要到這段欣欣向榮無限繁榮的美景過去，進入動蕩不安的70年代，等待著傷痕纍纍的80年代，觀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經濟學者為首——恍然了解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世界，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的世界，正結束了一個在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極為特殊的時期。眾人搜索枯腸，想要為這個時期擬一個恰當的名稱；於是法國人士有「光輝三十年」，英美社會則有「四分一世紀黃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種種說法。金色的光輝，在隨之而來數十年黑暗的危機背景襯托之下，越發顯得燦爛。

同時，發達國家的問題卻完全相反。它們的煩惱是糧食生產過剩，多到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們的對策有二：一是大量減少生產，二是（如歐洲組織的做法）將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產品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窮國傾銷。窮國的生產者無法與之競爭，於是在加勒比海的島嶼上，荷蘭乳酪的價錢比在荷蘭本地更低。說也奇怪，一邊是糧食過剩，一邊是飢腸轆轆，這種景象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曾經引起世人多少憤慨，如今到了20世紀的後半時期，卻少有人聞問。此中差異，襯托出60年代以來，貧富兩世界之間差距日益加深。

日本和歐洲各國戰後的首要目標，自然一致以恢復在大戰中損傷的元氣為主。因此1945年後的頭幾年裡，各國衡量本國成功的標準，不是以未來為尺碼，而是完全建立在與過去水準接近的程度之上。對於非共產黨國家而言，這項療傷止痛的過程，也意味著必須將心中對戰爭及戰時抵抗運動遺留物的害怕心理——即對社會革命與共產黨勢力的恐懼感——拋諸腦後。到1950時，多數國家（德日兩國除外）均已恢復戰前的生活水準。但是早期的冷戰，加上當時法意兩國國內殘存的強大共產黨勢力，卻使當時眾人不敢稍存安逸之感。總而言之，一直要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以後，人們才終於真正感受到增長在物質上帶來的種種好處。以英國為例，這種感覺直到50年代中期才變得明顯起來。在此之前，相信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選舉當中，以前述麥克米倫的競選口號獲得勝利。即使在義大利北部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iaRohttps://read.99csw.commagna）如此富庶的地區，所謂「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帶來的惠澤，也要到60年代才變得逐漸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個普遍富裕的社會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會上的全面就業現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歐洲失業率約為1．5％之際，才成為普遍的趨勢。而在50年代，義大利還有8％的失業率。簡言之，進入60年代，歐洲各國才理所當然地看待自己無比繁榮的現象。從此開始，「有見識」的觀察家都一致認為，經濟大勢從此只會永遠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聯合國某位人員曾在報告中寫道：「60年代的增長趨勢，無疑也將於70年代初期與中期繼續進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會對歐洲各國經濟的外在環境造成重大影響。」隨著60年代的發展，由各先進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組成的俱樂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將它對未來增長的預估修正為更樂觀的數字。到70年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依保守的中等估計」），更被設定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 39），但是事實發展證明，結果全然不是這樣。

世界經濟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著，進展之快，到60年代，已經形成前所未有的興旺。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間，世界各地製造業的總產量一躍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業品的貿易額則更增長了10倍有餘。而同一期間，全球的農產品總產量雖不及工業產品增幅驚人，竟也大量增加。這一回，農產量的增長，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積取得，而是由於現有耕地生產力的提高。每單位公頃的穀物收穫量，在1950-1952和1980－1982年兩個三年之間，增產達兩倍——而在北美、西歐，以及東亞三地，則更激增兩倍以上。同時，全球的漁業產量于再度萎縮之前，也躍增了三倍（WorldResources，1986，pp．47，142）。

然而，黃金年代畢竟仍不失為世界性的現象，雖然對世上絕大多數人口來說，他們生活的國度貧窮落後，這繁榮富裕的景象始終不曾近在眼前（不過聯合國專家卻想方設法，要為這類國家粉飾）。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不斷激增，1950年後，非洲、東亞、南亞三地的人口，35年之間足足增加了一倍有餘；拉丁美洲人口增加httｐｓ://reａd•9９csw.ｃoｍ的速度更為驚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飢荒頻仍，哀鴻遍野。代表著這飢荒的標準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異國兒童，頻頻出現於西方家庭晚餐后的電視屏幕上。可是回到黃金年代，卻沒有這種集體大飢荒的現象出現。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戰爭及政治瘋狂造成的悲慘後果。事實上當時人口數字倍增，平均壽命也延長7年——若將1960年的數字與1930年相比，更高達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當時糧食產量的增加勝過人口增長的現象，在發達國家及各個主要非工業地區均屬事實。50年代，在每一個「發展中的地區」，平均國民糧食生產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為遜色，但亦呈增長之勢，只不過速度不及他處輝煌而已。進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業地區的糧食生產依然保持增長，可是速度卻異常緩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這一回它卻一反落後姿態，領先其他各國）。總之，窮國於50和60年代的糧食生產總和，其增長均勝過發達國家。

儘管如此，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衝擊極其深遠，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且這方面的變化，並不只限於都市和工業；影響之深廣，眾人最後終於醒悟，即使連農業活動也深受衝擊。而這股衝擊的影響，自20世紀中葉以來，越發顯得變本加厲。其中原因，主要是出於地層中石化能源的開發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紀開始，就有人為這些能源的開採耗盡而擔憂。事實上新礦源卻不斷被發現，超過人類能夠利用它們的速度。當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遽增加——1950－1973年間，美國一地的用量甚至一躍而為10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黃金時代之所以金光燦爛，其中一個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14年間，沙烏地阿拉伯所產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時間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趨走低之勢。說來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會員國終於決定提高油價，以反映汽車交通文化所能負荷的真正成本之後，以石油為主要燃料的運輸方式大量增長的後果，才開始受到生態觀察家們的認真注意及對待。但是為時已晚，汽車文化大都會的天空已經漆黑一片，尤以美國的情況最為嚴重，首先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就是都市裡混含著黑煙的濃霧。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使大氣層的溫度在1950－1973年之間足足升高3倍，意味著這個氣體在大氣層中的密度以每https://read.99csw.com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sources，Table11．1，P．318；11．4，p．319；V Smil，1990 P．4 Fig．2）。至於破壞臭氧層（ozone）的化學物質氯氟碳（chlorofluocarbons）的產量，更以直線呈驚人增加之勢。二戰結束時，氯氟碳的使用幾乎等於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萬噸以上的單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萬噸以上的他種化合物被排入大氣層（World Resources，Table 11．3，p．319）。製造這股污染的罪魁禍首，首推西方各個富國，然而蘇聯也不能夠推掉它的一份。蘇聯的工業發展，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尤重，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污染，與美國旗鼓相當，1985年，幾乎達到1950年的5倍（就每平均人口製造的污染而論，美國自然遙遙領先）。這段時間當中，只有英國一國，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平均每人二氧化碳的排出量（Smil，1990，Table I，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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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進行，這種現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舊大陸的西方，西班牙和芬蘭等地，發生了戲劇化的工業革命。而在「貨真價實」的現存社會主義國家裡，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見第十三章），也開始建立了大規模的工業部門。至於第三世界，所謂的「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NIG），雖然在黃金時代之後才出現，但是其中依然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卻急速減少，至少也不再偏重農業作為換取其他進口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國仍靠農產品的出口換購半數的進口。除了紐西蘭之外，這些國家都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11，pp．149－151）。

爆炸性增長的同時，卻造成一項為當時眾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卻早已隱含著威脅之勢，即地球環境的污染，以及生態平衡的破壞。除了熱心野生動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資源的保護者之外，這兩項問題于黃金時間極少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觀念作祟，認為衡量進步的尺度，在於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強，進步越大。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深受這個觀念的影響，因此完全不顧生態後果，貿然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就時代而言已屬落後，以鐵與煙為主的重型工業。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舊有19世紀工業家所持的座右銘，九_九_藏_書所謂「哪兒有垃圾，哪兒就發財」之說（就是「污染即金錢」），也依然具有著強大的說服力。對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築路建屋的房地產界為主，再度在土地投機上發現了暴利的機會。這條發財之路絕對不會出錯，只要挑對了一塊地，然後靜坐守株待兔，土地價格自然就會直線上升，一發而達天價。只要地點好，地產投機商幾乎無須任何成本，即可搖身一變而成百萬富翁。因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來的建築物為抵押，向銀行貸款，只要土地的價格持續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戶或空屋），還可以一路繼續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後，高築的債台及泡沫堆積的幻象終有破滅的一天——於是跟以往出現過的繁榮時期一樣，隨著房地產界連帶銀行的倒台崩潰，黃金年代畫上了句點——最後的終點來臨之前，世界各地的都市中心，不論大小，都已因「開發殆盡」而告毀滅。舊有的中世紀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觀，如英國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魯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馬（Lima），都是被這股開發狂潮吞滅而毀壞。因為當時東西兩方當局都同時發現了一個解決房荒的妙法，就是將大量生產的工廠手段，應用於平民住宅的興建之上，不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於是各個都市的郊外，便充斥著這類面目呆板，缺乏變化，樣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樓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將在人類都市化的歷史上永遠留下最具毀滅性十年的臭名。

眾人之所以如此遲鈍，花這麼多年時間才認識到當年美景的特殊之處，其中原因有幾個。對美國來說，繁榮不是什麼新鮮事，毫無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過是戰爭時期經濟擴張的持續而已。自從大戰時期開始，這個國家就受戰爭之賜而發達，不但沒有遭到任何物質損害，全國國民生產總額（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戰爭結束，美國已一躍幾乎佔全球工業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為其架構之龐大及躍升之迅速，美國經濟在戰後黃金時代的表現，相對地也就不如其他國家在此時期增長率驚人，因為後者起步的基礎遠較美國差。1950－1973年間，美國的增長率均低於其他工業國家（英國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長率較其前期的衝動活力也更見遜色。其他工業國家中，即使連增長遠較他國遲緩的英國在內，均突破了本國過去的記錄（Maddison，1987，p．650）。事實上就美國而言，從經濟和科技的角度而言，這個時期的發展非但沒有進步，反呈相對性的倒退。美國人單位工時的生產力，與他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以1950年這一年為例，雖說美國國內生產總額每人所得是德法兩國的雙倍，日本的五倍，並超出英國一半，其read.99csw.com他國家卻急起直追，追趕之勢，一直到進入70和80年代仍未停止。

如今回顧觀察，30年的黃金歲月，基本上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30年間，這些國家佔了全球總出產額的75％，以及出口總量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當時還有另外一層原因，使得這個繁榮時期一時不易為人所察覺。那就是在50年代，經濟高潮的現象似乎是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與特定的經濟區域無關。事實上剛一開始，新擴張地盤的社會主義國家彷彿還佔了上風。蘇聯在50年代的增長率，勝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而東歐各國經濟增長之速，也幾乎不下蘇聯——尤以過去一向落後的國家最為快速，而已經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國家則較為緩慢（不過共產黨東德卻遠遠落在非共的德意志聯邦之後）。到了60年代，東歐集團的增長開始失去衝動，但是它在黃金年代國民所得的增長，卻稍高於（蘇聯則較低）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資本主義變得明顯地領先於社會主義了。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屬貧窮地區的國家之間，也開始出現了極大的差異，因此若再將這些國家的數字混為一談，便失去意義。如今某些地區，如遠東和拉丁美洲，生產力增長之速，遠超過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區則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後之勢。到80年代，在南亞和東亞以外的世界貧困地區，國民糧食生產完全停止增長（即使在以上這兩個地區，增長率也比70年代為差，如孟加拉、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至於其他的一些地區，則比其70年代的水準減少甚多，甚至直線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亞洲近東為最（Vander Wee，1987 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2，pp．113-15）。

事實上回顧當時的心理，眾人不但對生態和環境毫無擔憂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種自我滿足的成就感。豈不見19世紀污染的後果，如今已臣服於20世紀的科技進步及生態良心之下嗎？1953年起倫敦市內禁燃煤炭，區區一舉，豈不已將狄更斯小說中熟悉的霧都景象，那時不時席捲倫敦城的迷茫深霧，從此一掃而空？幾年之後，豈不見鱒魚又游於一度死去的泰晤士河上游？鄉野四郊，過去作為「工業」文明象徵的一排排大量吞吐著濃煙的巨大工廠，如今豈不也為輕巧安靜的新型廠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飛機場取火車站而代之，成為人類運輸的典型建築。隨著鄉間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戶開始遷入，多數以中產階級為主。他們湧向棄置的村莊農場，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更接近於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