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在中國實行的新路線，不啻為最坦白公開的承認：「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構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國而外，當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時，凡是世上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顯然都出了極大的毛病。只見蘇維埃式的經濟動力漸緩，所有可以計算的重要增長數字，也隨著1970年後的每一個五年計劃逐期降低：國民生產總額、工業產品、農業生產、資本投資，實際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沒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蘇聯經濟畢竟露出疲態，宛如牛步進行。更有甚者，蘇聯不但沒變成世界貿易里的工業巨人，反而在國際市場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輸出品還以機械設備、運輸工具，以及金屬及其產品為大宗；到了1985年，卻轉以能源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氣）。反之，它如今的進口貨物中，幾乎有60％為機械及金屬類等，以及工業消費產品（SSSR，1987pp．15－17，32－33）。換言之，蘇聯的地位已經宛如專事生產天然資源的殖民地一般，為其他較先進的工業經濟提供能源——事實上，後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國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主。而後兩國的工業，也可以依賴蘇聯無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場供應，無須從事重大改進以補自身不足。

一方的石油危機，對另外一方卻顯然福星高照，其中好處有二：對包括蘇聯在內的產油地而言，黑油搖身一變成為黑金，就好像一張保證每周中獎的彩券一般，不費吹灰之力，數以百萬的鈔票九-九-藏-書滾滾而來。一時之間，腰包鼓脹的蘇聯不但可以省卻經濟改革的麻煩，也可以靠石油進賬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進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間，蘇聯輸往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由原本占其總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躍升為32％（SSSR，1987 p．32）。有人認為，就因為忽然有了這股意想不到的財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權在革命浪潮再度掃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躍躍欲試，意圖與美國在國際上一爭短長（見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頭撞進了自殺性的軍備競賽（Maksimenko，1991）。

然而，種種現象卻只使得80年代的危機愈發嚴重，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花錢如流水的波蘭又是最佳例證——實在缺乏彈性，根本不具備利用這股資源的能力。為了對付上漲的油價，西歐國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年），可是同一時期的東歐，卻只減少了兩成稍多一點。兩者之別，非常分明（Kollo，1990 p．39）。蘇聯的生產成本猛升，羅馬尼亞的油田乾涸，能源經濟化的利用愈發艱難。到80年代初期，東歐陷入了嚴重的能源危機，繼而造成糧食及製造品的極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這類栽進高築的債台，通貨膨脹愈烈，實質薪金走低的國家之外）。這就是當「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步入最終證明為其最後10年的時刻，所面臨的狀況。唯一能夠解救這種危機的方法，便是回返斯大林的老路，嚴格九-九-藏-書實行中央號令及約束——至少在「中央計劃」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蘭兩國，中央計劃早就不靈了）。這項老法子，在1981－1984年間，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債務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兩國例外）。一時之間，彷彿點燃了一種幻覺，認為可以無須進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果卻更促成了一場「大躍『退』，債務危機再現，經濟前景愈發黯淡。」（Kollo，p．41）這就是當戈爾巴喬夫登上領導人寶座時蘇聯的狀況。

石油危機帶來的另外一項機遇，在於不斷由億萬富豪產油國（這些國家的人口通常極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國際銀行體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著任何想借錢的人開口。發展中國家當中，鮮有幾國抗拒得了這股誘惑，於是紛紛伸手將一筆又一筆的巨款塞進口袋，終於引發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債務危機。至於向這股銅臭風屈服的社會主義國家——最顯著者為波蘭和匈牙利——這些錢彷彿天賜神助，不但可以用來投資刺|激增長，同時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歐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最頭痛的問題，在於此時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不像兩戰之間的蘇聯，可以置身於世界性的經濟之外，因此也免疫于當年的「大蕭條」。如今它與外界的牽連日重，自然無法逃遁於70年代的經濟衝擊。歐洲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及蘇聯，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區，竟成為黃金時期之後大危機下的真正犧九*九*藏*書牲者；而「發達市場經濟」雖然也受震蕩卻終能歷經艱難脫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擊（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這實在是歷史的最大諷刺。事實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國家如西德、日本，更是一路衝刺毫無半點踉蹌。相比之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得面對本身日益棘手的制度問題，同時還得應付外面那個問題叢生且不斷在變化的世界；它們自己，則越來越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個中情況，也許可以用國際石油危機的曖昧例子解釋。一場危機，改變了1973年後的世界能源市場，論其影響，因正反兩面俱在，因此極為曖昧。在全球產油國的卡特爾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壓力之下，當時極低廉的油價（其實就實際價格而言，自大戰以來甚至一路下降），於1973年間幾乎猛漲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後，又再度做三級跳。漲幅之大，實在超出想象：1970年時每桶油價為2．53美元，到80年代後期，每桶已經高達41美元左右。

但在另一方面，「特權階級」一詞（這個名詞在1980年以前幾乎默默無聞，只在蘇共行政體系的詞彙中出現而已），卻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統的弱點所在：也就是無能與腐敗的混合體。事實上情況也愈來愈明顯，蘇聯本身的經營，的確是在一個走後門、拉關係、照顧自己人等的充滿了營私舞弊的系統之中進行。

事實上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不但經濟落後，連一般性的社會指標，如死亡率https://read.99csw.com也停止縮減，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打擊之重，莫此為甚——因為根據社會主義的精神，它應無須過度倚重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即可經由社會正義，改進一般人民的生活質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人民于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在共產主義體系瓦解前的20年內幾乎毫無變化——事實上還時有下降之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嚴重深思的問題，因為同時間在其他多數國家裡面，平均預期壽命卻在延長（值得一提的是，甚至連古巴，以及一些可以獲得數據的亞洲共產黨國家，此時都在增長之中）。1969年時，奧地利、芬蘭、波蘭三國人民，平均可享同樣壽數（70．1歲）；但是到了1989年，波蘭的預期壽命卻比奧芬兩國少了4年。也許這表示活著的人比較健康——如人口學家即如此認為——但是那也只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繼續救活的病人，換到社會主義國家就只有死路一條了（Riley 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蘇聯在內，對此趨勢都不免憂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 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時，另有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反映出蘇聯制度的日趨衰敗，即「特權階級」（nomenk latura）一詞的出現（此名似乎是通過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字傳達西方）。直到那時為止，共產黨的幹部——即列寧國家的統治系統骨幹——在國外一向為人敬重，並享有幾分不情願的艷羡之情。雖然其手下敗九-九-藏-書將的本國反對派，如蘇聯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曾指出這支隊伍也頗有官僚腐化的潛在危險。不過在50年代，甚至進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國——卻認為共產主義向全球挺進的秘密法寶正在其中，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系統，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別歧見、無私無我的幹部隊伍，忠心耿耿地執行著黨的「路線」（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 Duverger，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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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匈牙利，自從布拉格之春以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氣餒之餘，事實上都放棄了認真改革的努力。至於偶有幾個企圖重拾中央計劃經濟舊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齊奧塞斯庫治下的羅馬尼亞），或採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熱情取代經濟理論（如卡斯特羅），有關它們的後果在此還是少提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後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滯時期」的稱號，原因就在其政權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嘗試，以挽回這個顯然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餵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容易多了。靠無所不在的貪污賄賂，為這部生鏽的經濟引擎上油潤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別提把整部機器換掉——簡單多了。將來會怎麼樣，誰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著讓消費者高高興興地過日子——最不濟，不要讓他們太不高興——顯然是比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蘇聯居民可能還覺得日子過得不錯，最起碼，比起他們記憶中的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