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兩家政權都對「后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大感不安。納粹斥其為「猶太」邪說，蘇聯思想理論家則將其歸之於不夠「唯物」（materialists）——這個字眼，在此是根據列寧的定義而論——不過在實際上，雙方卻對此容忍，因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絕對少不了標準的「后愛因斯坦」物理學家。不過國家社會主義卻將猶太人和各種反對派掃地出門，不但使它自己盡失歐洲的物理天才，同時也等於一舉毀滅了20世紀初期德國科學原有的優越地位。1900-1933年間，66個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中，有25個落在德國；但是1933年以來，德國得獎率卻不及十分之一。德俄兩政權與生物科學也不搭調。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政治，嚇壞了嚴肅的遺傳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紛紛與其保持距離，不願與任何培選人類基因的政策搭上關係，主要是被種族主義者對優生學的狂熱激|情所嚇阻（這項政策，還包括消滅掉在優勝劣敗法則之下的「不適者」）。不過悲哀的是，我們得承認，當時在德國生物學和醫學界中，確也有許多人相當支持納粹的種族主義政策（Proctor，1988）。至於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政權，則基於意識形態理由，與遺傳學格格不入。因為其國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則主張，只要付出足夠努力，「任何」改變均可達到。可是科學卻不以為然，指出不論就總體的進化而言，或特定的農業而論，這都是不可能的結果。至於在其他情況之下，兩大派進化論生物學家之間的爭議，則得靠討論會和實驗室才能解決——一派追隨達爾文，認為遺傳特質由天生基因決定；另一派則師法拉馬克（Lamarck），主張遺傳物質是後天產生，在生物一生中獲得並演化完成——事實上，在大多數科學家的眼中，此事已經塵埃落定，勝方屬達爾文派。不論別的，單就找不到自後天取得遺傳物質的滿意證據，就可以決定答案了。但是在斯大林的治下，一位偏激的非主流生物學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Lysenko，1898－1976），曾以拉馬克式的主張，贏得政治當局的支持。他認為若根據拉馬克的程序，縮短一般舊式生產和飼養過程，農業生產將可大增。在當時那種時候，與當局唱反調自然是極為不智之舉；蘇聯最負盛名的遺傳學家，院士瓦維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5-1943），就因為不同意李森科的謬論（其他的蘇聯正派遺傳學家也對李森科不以為然），病死勞改營中。不過蘇聯生物學致力駁斥遺傳學說，根據外面世界的了解，是二戰後才成為全體遵行的官方立場，並至少一直延續到斯大林死後才告終止。像這一類無理性的政策，對蘇聯科學戕害之大，自是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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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想法，卻與傳統社會對魔術和奇迹的信仰不同；也與人類自古以來即對神明靈怪永遠充滿好奇的心情有異。在傳統的社會裡，現實中發生的奇物異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當然的一部分——事實上，看到一架飛機，或拿起話筒講話這類經驗，遠比自然中的奇異現象令傳統人驚異多了。而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從單面木刻的傳奇故事開始，一直到今天美國超級市場收款處擺賣的通俗雜誌，更充斥著種種古靈精怪的詭異報導。今天人們的反應，都不屬以上感情，卻是對科學主張及統治的一種反抗，有時甚至是有意識的抗拒心理。例如自從科學家證實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現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後，一些邊緣團體（又以美國為風氣中心），便起來強烈反對在飲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對的理由，不但是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是否要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視為卑鄙的陰謀（這是最極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這種強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眾的身體。庫勒里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1963）一片，即對這類意識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將人類對科學的懷疑以及對其後果的恐懼，完全表露無遺。

依此推論，20世紀的意識形態，應該沐浴在科學的勝利光輝中發揚光大，正如19世紀的現世意識一般，因為這是人類意志的偉大成就。同理，傳統宗教思想對科學的抗拒，19世紀對科學產生的重大疑慮，至此也應該更加削弱才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力，不但在本世紀多數時期日走下坡（我們在後面將會有所討論）；即使連宗教本身，如發達世界中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也開始倚重奠定於高等科學的現代技術。遇上緊要關頭，一名本世紀初年的天主教、伊斯蘭教導師，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據15世紀的技術九_九_藏_書方式，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宛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Faraday）、拉瓦錫（Antoine Laureat Lavoisier）等人從來不曾存在似的。事實上，這一類19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並無大礙，與其神學或經典內容也沒有不甚相容之處。可是時至一個梵蒂岡不得不通過通訊衛星舉行聖餐儀式；16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義大利都靈（Turin）教堂，被羅馬教會宣稱為耶穌受難后的裹屍巾，也可以用輻射碳（radio-carbon）鑒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難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處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眾傳播他的談話，使用的媒介是盒式錄音機；而決定獻身於《古蘭經》訓誨的國家，同時也全力進行本身的核武裝。當代最精密複雜的科學，通過經由它們產生的實用技術，被人類在「事實上」（de facto）全盤接受。在世紀末的今日紐約，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攝影器材的銷售，竟多成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專業——哈西德是美國東部地區一支彌賽亞的猶太宗派，除了儀禮嚴格並堅持穿某種18世紀波蘭服裝之外，還以對知識追求具有狂熱愛好聞名。就某種形式而言，所謂「科學」一詞的優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態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並承認。美國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者，即駁斥進化論不符合《聖經》的教訓（即宇宙今日的面貌，是6日之內的創造所成），要求學校以他們所稱的「創造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取代達爾文學說，至少也應該兩說並陳，有所對抗。

但是可驚的是，亞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國名下得獎，而非以本籍獲此榮銜（事實上在美國得主里，身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為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學家講的是同一種國際語言，採取的是同一種研究方法，卻出現一種怪異現象，那就是反使他們多集中於一兩處擁有合適設備資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數幾個高度發達的富國之內，其中尤以美國為著。當年的大災難時期，世上的天才智囊為了政治理由紛紛從歐洲出奔；但是1945年來，主要卻是為了經濟原因由貧國改投富國。這一趨勢並不足以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研支出，竟佔全球總科研開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貧窮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少得可憐，甚至不及2％～3％（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自然科學在20世紀無孔不入，20世紀也對自然科學依賴日深，這兩方面都史無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棄自己對天文的學說以來，還沒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這般，對自然科學感到如此地不自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正是本世紀史學家必須處理的一大課題。不過在作者冒昧一試之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有幾個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然而，這卻正是時至今日，當兩千年正近尾聲之際的現象。我們在第九章中已經看見，建立於高級科學理論研究的應用技術，壟斷了20世紀下半期經濟的興旺繁榮，而且此景不限於發達世界。若沒有已達目前農藝之境的遺傳科學，印度和印尼兩國，便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餵飽它們爆炸般增長的人口。到20世紀結束時，生物科技已成為農業和醫藥兩業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一類先進科技的應用，給人印象最深之處，即在其根據的理論及發現本身，根本遠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範疇之外（包括最先進最發達國家在內），所以事實上全世界只有極少數人——也許幾十位，至多數百名——從剛一開始，就能領悟到它們可以應用在實際用途之上。當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發現核子分裂時，甚至連某些物理界最活躍的成員，如偉大的玻爾（Niels Bohr，1885-1962），也懷疑這項發現能否在和平或戰爭上找到實際用途；至於眼前直接的應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當初深諳其潛在用途的物理學家們，不曾把這項發現告訴將軍和政治家，這類武夫和政客鐵定永遠懵然不知——除非後者本身也是高級物理學家，不過此事極不可能。再以圖靈（Alan Turing）1935年那篇為現代電腦理論奠定基石的著名論文為例，本來也只是數學邏輯學者（logician）純理論性的初探而已。戰爭爆發，給了他及其他科學家試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機會，主要是為破譯密碼。然而當圖靈論文初發表時，除了少數幾名數學家外，連有興趣一讀之人都沒有，更別說予以正視。甚至在他自己同ｈtｔps://rｅａｄ.９９csｗ.cｏｍ事眼中，這名外貌粗拙、臉色蒼白的天才，當時不過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後進新人，根本不是什麼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記憶里的他，絕非如此（可是他謝世以後，在同性戀者圈中卻廣受膜拜，頗有一代聖者之勢）。事實上，甚至當科學家的確在嘗試解決眾所周知的重大問題時，也只有極少數的聰明人，在極為隔離的知識圈中，清楚知道這中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記得當年作者在劍橋從事研究時，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en）二位學者，也正在該處進行其著名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the Double－Helix）結構研究。研究結果一經發表，他們的成就立即被公認為本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突破。雖然我甚至記得，當時曾與克里克在應酬場合碰面，可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卻懵然不知就在離我們學院大門不過數十碼處，那個我們每天走來走去經過的實驗室里，以及我們每日閑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醞釀著一項非凡的發明。我們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於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而是從事這類高深活動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為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既不可能有任何貢獻；對於他們遇到的難題，恐怕更連聽都聽不懂吧。

德國納粹與蘇聯兩大政權，雖然在許多方面截然不同，卻有一種共同信仰，認為它的公民都贊同一個「真正的信條」，只不過這個信條不是天定神喻，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識權威裁定。因此，眾多社會對科學同有的不安感覺，在此終於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徑——這裏不像其他國家，後者在19世紀漫長的時期中，都已學得一門功課，就是民眾的個人信念茫不可知。事實上正統宗教式世俗政權的崛起，正如我們在前所見（見第四和第十三章），原是大災難時期的副產品，壽命並不久長。無論如何，硬要把科學塞進意識形態的緊身衣內，根本就有違效果，如果還真的認真去實行，其結果可想而知（如蘇聯亂搞其生物的做法）。就算放手讓科學自由，卻堅持意識至上，其現象也可笑至極（如德俄的物理界）。進入20世紀後期，官方再度對科學理論施加條件的作風，則由以宗教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政權接手。但是這些人與科學之間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覺，卻一直持續著，更何況科學本身一日千里，越來越不可思議和不可確定。不過要到20世紀下半時期，這種心理才轉由基於對科學實際效應的恐懼所促成。

但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裡，科學的分佈也漸漸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為人口及資源集中（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則由於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長之下，無形在教育機構中形成了一個等級，或所謂寡頭階級。50年代和60年代時，美國半數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負盛名的大學研究院，因此愈發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輕科學家趨之若鶩。在一個民主的民粹世界里，科學家卻成為社會上的精英階級，集中在數目極少、資助很多的幾處研究聖地。作為「科學族」，他們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因為對他們從事的活動而言，溝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談」），是最重要的中心條件。於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活動對非科學家的外人來說，愈發如謎，奧不可解——雖然作為門外漢的一般凡人，藉著大眾化的介紹文字（有時由最優秀的科學家本人執筆），拚命地想去聽懂。事實上隨著各門科學的日益專門，甚至連科學家之間，都得靠學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釋自己本行之外的發展動態。

20世紀對科學依賴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謂「高級／精深」科學，即那種不能從日常經驗取得，非多年訓練不得從事——甚至不得了解——最終以研究進修為最高頂點的知識學問，與今日相比，實際應用範圍極狹窄，直至19世紀末時才開始改觀。17世紀時的物理學和數學，主宰著工程師們；到維多利亞女皇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在化學和電氣方面的發現，已成為工業及傳播不可或缺之物。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探索，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前鋒，甚至可帶來科技上的進步。簡單地說，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早已是19世紀資產階級世界的核心；雖然一般實際之人，並不曉得該把這些科學理論成就如何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當時候派上用場，轉為意識形態發揮：如牛頓定理之於18世紀，以及達爾文學說之於19世紀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面，繼續為生活經驗、嘗試錯誤、技能，以及訓練過的常識所主導，充其量，也只能將人生累積的現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統地傳播而已。其中包括農業、建築、醫藥，以及其他各種供應人生需要及ｈttｐｓ://rｅaｄ.9９ｃsｗ•cｏｍ享受的多項人類活動。

人們對科學的疑懼，主要基於四種感覺而生：科學的奧妙深不可解；科學的實用及後果晦不可測，甚至有災禍可能；科學愈發強調了個人的無助，並有損及權威之虞。我們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種心情，即就其對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種干擾程度而言，科學天生便具有危險性質。前兩種想法，為科學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后兩種感情，多為外行人所獨具。作為門外漢的個人，面對這種無助感覺，只有去尋找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幫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云，「天地之間，有許許多多事物……遠超過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們的解脫之道，就是拒絕相信這些事物可以用「官方科學」解釋；並饑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霧——「正因為」這些謎團看來不合情理，極端荒唐。至少，到這個未知並且不可知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科學的勝利愈明顯，尋求不可解的饑渴愈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告終，戰後不久，美國民眾（1947年）就開始沉迷於看見大批「不明飛行物」（UFO）出現（美國佬這股新風氣，不久就為一向是他們文化跟屁蟲的英國人所跟從），顯然是受到科幻小說的想象激發。他們堅信，這些不明飛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來的訪客；其文明不但與我們不同，而且更比我們優異。其中最狂熱的「目睹者」，甚至口口聲聲宣稱，親眼見形狀怪異的外來客，從這些「飛碟」之中現身；有的還表示被它們招待上船兜風呢。這種現象，成為世界性的奇觀，不過若打開這些天外來客的分布圖一看，就可發現來客們特別偏愛盎格魯撒克遜族，老喜歡在他們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轉。此外，若有誰對「不明飛行物」現象提出任何疑問，就被這批UFO迷斥之為科學家的小心眼，因為他們不能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因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還有陰謀論一說，認為某些人故意將高級智慧隱瞞起來，好讓一般人水處「不可使知之」的無知之中。

但是儘管如此，在20世紀與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間，卻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在充滿著疑懼的背影之下進行，偶爾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產品。在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不明地域，在永恆的尋求真理之中，在充滿著幻想預言者的世界里，一種新文學類型（主要是本世紀，尤其是本世紀下半期，多由盎格魯撒克遜裔所特有）因而產生，即「科幻小說」。這一新的類型，於19世紀正進尾聲時，由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並由韋爾斯（H．G．Wells，1866－1946）首發其初。雖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現里，如電影、電視上常見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飛船是馳過太空的馬匹，死光槍是其六髮式的左輪槍，充其量不過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延續其冒險幻想片的舊風而已。可是在本世紀下半期一些比較嚴肅的科幻作品中，卻可見其偏向一股幽暗沉鬱，至少對人類現狀與未來不敢肯定的模糊觀點。

就實際目的而言，超級市場的結賬台，的確代表著20世紀末期人世的常態。先進前衛的科學技術奇迹，不需要我們有任何認識，也不需我們進行任何修改——就算我們真的了解，或自以為了解——就可以輕鬆使用。因為別人會替我們，甚至已經替我們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們本身是這一行或那一行的專家——即也能夠設計、製造，或如果東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對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學技術結晶的產品，也不得不屈就門外漢的身份。而且，即使我們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奧妙原委，事實上這份知識也無必要，與我們實際的操作使用毫無關係。就好像撲克牌到底如何製造，對一名（誠實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義可言？傳真機的設計（為什麼洛杉磯塞進一張紙頭，倫敦就如樣複製吐出一張），乃是為了那些對其中道理毫無概念者所製造。同樣的傳真機，換由電機系教授使用，也不會因此便產生更佳效果。

更有甚者，全息理論及其應用的爆炸性增長，使科學新發現如今更以越來越短的時差，轉變為種種末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實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組連傻瓜也會按的鍵紐，只要按對了地方，就可以觸發一連串自我行動、自我校正、甚至能夠自我決策的程序，並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術，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實更理想的情況是，這一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盤設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錯之時更正即可。90年代超級市場的結賬台，就是去除人為行動的最佳例證。收款員只要會認錢，知道什麼九-九-藏-書是元角分，什麼是一元十元，再把顧客遞來的錢數，打進收款機即成。自動掃描機則將商品上的條碼轉成價錢，全部計算好，再從客人所付的金額減去，然後便告訴收銀員該找多少零錢回去。這一連串程序背後的實際操作，其實極為複雜，要靠一組非常精密詳盡的軟硬體設備才能進行。但是除非出了什麼差錯，這一類20世紀末期的科技奇迹，往往只需收款員認得一二三基本數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時間，以及耐得住無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識字，更不用有學問。對收款員來說，這中間到底怎麼回事，機器怎麼知道客人該付多少，自己又該找多少，根本無關緊要，雖不懂也不必懂。他們的操作條件，並不需要知道其背後的所以然。魔法師的徒弟，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學問不夠了。

因此，通過緊密聯繫人類生活行動的實用技術，科學每天都向20世紀世界展示著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無所不在——就像安拉（Allah）之於虔誠的穆斯林一般——甚至連最偏遠的人類社會，也知道晶體管收音機和電子計算機之為何物。人類這股可以產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於何時成為共有的普遍意識，說法雖然紛壇，尤其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都市裡，確定時日更不可考，不過一般來說，肯定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即已存在。無論如何，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事實上，這種恐懼感正是只知道自己生活在科學掌管之下的平凡男女，對未知的科學威脅所持有的害怕心理。而其恐懼的強度與焦點，則依觀點不同，以及對現代社會懷有的畏懼而有異（Fischhof et al，pp．127-152）。

但是其中卻有一個嶄新現象。雖然約九成的科學論文（論文數則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種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發展，卻在20世紀宣告終了。大災難的時期，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暫時得逞的那個年頭，已經將科學的重心移向美國，並且從此就由美國長執牛耳。1900－1933年間，美國科學家得諾貝爾獎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間，卻暴增為77人。其他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實力經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也成了境外中心、獨立的研究重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國家，如紐西蘭和南非，卻基於國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學家們紛紛出走外流。與此同時，非歐洲系科學家也迅速崛起，尤以東亞及印度次大陸為首，且增長情況驚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遍數亞洲地區，只有一人得過一次諾貝爾科學獎的榮銜——印度的物理學家喇曼（C．Raman）於1930年獲物理獎。但自1946年以來，卻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來自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當然，光看諾貝爾獎記錄不足為憑，明顯有低估亞洲的科學振興之嫌；正如單憑1933年前的得獎名單，也有小覷當時美國的科學進展之虞。不過值此世紀末時，世界上的確也有部分地區，論其科學家的人數，不但實際數字偏低，相對比例更低，比方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到了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進入「帝國的年代」，不但現代高級科技的雛型開始出現——單舉汽車、航空、無線電廣播、電影等為例足矣——現代科學理論的輪廓也於此時成形，如相對論、量子論（the quantum）、遺傳學（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連最奧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如今也被視為可以有立即實際應用的潛能：從無線電報到X光的醫學用途，都是深奧理論應用在實際技術上的實例，兩者都是19世紀90年代的發現。不過，儘管短促二十世紀的高等科學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見；儘管新世紀的高等技術，也已潛藏在高等科學之中，但是就當時來說，後者畢竟仍不是一件時時處處不可缺少，沒有它難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動之物。

誠然，科學家自己比誰都清楚，也比誰都早知道，他們的發現可能帶來不測後果。自從第一顆原子彈實際使用以來，某些科學家便向他們的政府首腦提出警告，要當心世界現在有了這個毀滅性的力量可供驅使。但是在科學與潛在災禍之間劃上等號，卻是本世紀下半期才發展出的概念。其第一階段——即核子大戰的噩夢——屬於1945年後超級大國對抗的時期。絡二階段，則屬於70年代揭幕的危機時期，範圍更為廣泛。但是回到大災難的時期，也許是由於世界經濟增長的嚴重減速，人類還心安理得，大做其人定勝天的科學美夢。至少，如果最糟糕的情況真的發生了，九-九-藏-書人們也以為自然之力無窮，自有辦法重新調整，適應人類闖下的禍事。而另一方面，當時唯一令科學家輾轉難安之事，只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理論到底代表著什麼意義。

然而，不論科學發明多麼艱深難懂，一旦發明出來，便立即轉向實際科技用途。因此，晶體管是1948年固體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結晶的電磁性質）產生的副產品（8年之內，發明者便榮獲諾貝爾獎）；正如1960年發明的激光，也非來自光學研究，卻是研究電場中分子共振的附帶結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發明人，也很快得到諾貝爾獎。而劍橋和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於低溫超導的研究獲此殊榮。1939－1946年間戰時的研究經驗證實——起碼對盎格魯撒克遜裔而言——只要將人力物力資源大力集中，再困難的科技難題，也可以在幾乎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解決。於是更加鼓勵了不計成本，只要于戰爭有利，或於國家名譽有益的各種先鋒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計劃）。因此，愈發加快了實驗室科學轉為實用技術的速度，其中某些項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廣泛。激光，就是實驗科學快速搖身一變，成為實用技術的最佳例證。1960年首次於實驗室中出現，到80年代末期，已經以激光唱盤（compact disc）的形態推廣到消費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腳步更快。脫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術（DNA recombinant）——就是將一種生物基因，與另一種生物基因組合合併的技術——其實際用途的應用性，1973年首次獲得認可。不到20年的光陰，生物科學已經是醫學和農業研究上主要的投資項目了。

隨著生活愈為現代科技——包括其中的醫學技術——及與其同來的風險所吞沒，北美文化的孱弱體質，也有助於這類疑懼心理的散布。美國人好訴訟，喜歡上法庭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這種奇怪癖性，更讓我們看清他們心中存有的恐懼（Huber，1990，pp．97－118）。豈不見殺精型避孕藥（supermicide）導致畸型胎兒嗎？豈不見高壓電線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嗎？專家有專家的判斷標準，平常人則有他們的希望和恐懼，兩者之間的鴻溝，更由於雙方在意見上的差距而愈深。在專家只顧「一萬」的冷靜分析裏面，可能認為利害相權之下，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風險。但是對只怕「萬一」的個人來說，自然只希望風險為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然而，在本世紀的前半時期，對科學造成最大戕害的來源，卻非上述這些在科學不可控制的無窮威力下，卑躬屈膝的平凡眾生；而是那些自以為可以控制科學的人。綜觀世上，一共只有過兩家政權（除了日後向宗教原教旨主義回歸的政權也為特例之外）乃是基於「主義」主動干涉科學研究，兩者都致力於技術上的無限進步。其中一家，甚至致力於一種與「科學」視為一體的意識形態，並對理性及實驗的征服世界，發出歡聲慶祝。但是斯大林作風與德國國家主義，都是為了實際技術的目的才採納科學；而科學之為物，卻是向一切以先驗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提出挑戰。因此在實際上，這兩家政權都拒斥科學，不能接收它向既有事物挑戰的姿態。

回到1910年，英德兩國的物理化學家人數，全部加起來約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實際從事研究頭號實驗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們，據估計在500萬名左右。其中有100萬人，是在科學頭號大國的美國；比此稍高一點的人數，則在歐洲。雖說科學家的總數，仍只佔人口的極少數——即使發達國家亦然——可是他們的人數，卻在繼續驚人地增加，在1970年後的20年間，幾乎呈倍增之勢，連最先進的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學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頂而已。這座冰山，是一股龐大的潛在科技人力，反映出本世紀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見第十章），代表著全球總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學家，愈來愈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論文」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以80年代為例，任選哪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平均每年每百萬人口中，便產生出134名的科學博士（Observatoire，1991）。這一類的國家，也在科學上花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而且其款項多來自公共資金——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某些最昂貴的所謂「大科學」，除了美國，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國單獨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連美國也供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