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掌管內政部、安·戈薩奇（Ann Gorsuch）掌管環保署的時候，對環境的無知達到了頂峰，毒害環境幾乎被認為是強硬派經濟實用主義的標誌。在戈薩奇的環保署，例如綜合病蟲治理（IPM）、例如化學藥品的替代，就確實地被宣布為異端。環保署禁止出版有關它的東西，綜合病蟲治理方法的證明書被宣布為非法。

資源保護——環境主義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辯論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關國家公園和自然資源的法律條文中大量出現。過去，除了在一些很難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實上沒有關於DDT及其他殺蟲劑和化學藥品的正在增長的、看不見的危險性的討論。《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運動也許會被延誤很長時間，或者現在還沒有開始。

由於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國真正被禁用了。但作為化學物之近親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殺蟲劑又大量出現了，而且還在增加。來自蘇格蘭、密執安、德國和其他地區的研究報告表明它們可以導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發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僅在美國，在此種激素類殺蟲劑泛濫的20年來，睾丸癌的發生率已經增長了50％。這個數據就意味著，由於某種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範圍內的精|子數己下降了50％。

蕾切爾·卡遜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寂靜的春天》中所關心的那些事情。她將我們帶回如下在現代文明中喪失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的基本觀念：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融合。本書猶如一道閃電，第一次使我們時代可加辯論的最重要的事情顯現出來。在《寂靜的春天》的最後幾頁，卡遜用羅伯特·福羅斯特的著名詩句為我們描述了「很少有人走過的道路」。一些人已經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遜那樣將世界領上這條路。她的作為、她揭示的真理、她喚醒的科學和研究，不僅是對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有力論爭，也是對個體所能做出的不凡之舉的有力證明。

一種努力的持續幾年的失敗可以解釋另外一種失敗，結果會同它們不可接受一樣不可否定。1992年，我們國家共用了22億磅殺蟲劑，這等於人均8磅。我們已經知道許多殺蟲劑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則可以毒殺昆蟲的神經和免疫系統，這對人也是可能的。雖然我們已不再有卡遜所描述的日用化學品的值得懷疑的好處——「我們可以用一種蠟刨光地板，它可以殺死上面的蟲子」，現在有超過90萬個農場和6900個萬家庭在使用殺蟲劑。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魚類和野生資源的海洋生物學家，所以，你也就不必為本書和它的作者受到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驚。大多數化工公司企圖禁止《寂靜的春天）的發行。當它的片段在《紐約人》中出現時，馬上有一群人指責書的作者卡遜是歇斯底里的、極端的。即使現在，當向那些以環境為代價獲取經濟利益的人問起此類問題時，你依然能夠聽見這種謾罵（在1992年的競選中https://read.99csw.com我被貼上了「臭氧人」的標籤，當然，起這個名字不是為了讚揚，而我，則把它作為榮譽的象徵，我曉得提出這些問題永遠會激發兇猛的——有時是愚蠢的——反抗）。當這本書開始廣為傳頒時，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但《寂靜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雖然它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但這本書本身受到了人民大眾的熱烈歡迎和廣泛支持。順便提及一下，卡遜已經靠以前的兩本暢銷書得到了經濟上的自立和公眾的信譽，它們是《我們周圍的海》和《海的邊緣》。如果《寂靜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會很寂靜，在這十年中，美國人對環境問題有了心理準備，聽說或注意到過書中提到的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婦女是與這場運動一起到來的。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I Protection Agency）於1970年成立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蕾切爾·卡遜所喚起的意識和關懷。殺蟲劑管制和食品安全調查機構（Food Safety in-spectionSechce）都從農業部移到了新的機構，而農業部自然只是想了解穀物上噴洒農藥的好處，而不是危險。從1962年，國會就號召確立殺蟲劑的檢驗。註冊和資料的標準，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標準都被忽視、推遲和廢棄了。

顯而易見，合理使用殺蟲劑不得不平衡危險與利益的關係，同時也要考慮經濟因素，但我們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碼排除在標準。平衡之外，標準必須是明確的、嚴格的，檢查必須徹底、真實。長時間以來，我們對孩子規定的對農藥殘餘物的忍耐水平超過了他們應有水平的幾百倍。怎樣計算經濟效益才能為之辯護呢？我們必須檢查化學藥品對孩子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成人。同時，我們不得不檢驗一定範圍化學品的不同組合。我們必須檢查，不僅為了減少恐懼，也為了減少我們不得不恐懼的東西。

依我看，這很像是一種「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現有的體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犧牲長遠利益，獲得近期利益。可以證明，這種近期利益是相當短的。許多殺蟲劑不能使所有的害蟲全部滅絕。也許開始時能，但害蟲通過基因突變而逐漸適應了，那麼，這些化學藥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況，我們重點研究的是殺蟲劑對成蟲的作用，而不是幼蟲，而成蟲對化學藥品是特別脆弱的。科學家們總是分立地檢測它們的作用，而不是把它們結合起來，而這正是我們的田野。牧場和河流中潛在的巨大的危險。重要的是，我們繼承的是這樣的系統：法律與漏洞共存、執行與推遲同在，並在表面上牽強地掩蓋全方位的政策性失敗。

《寂靜的春天》對我個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它是我們在母親的建議下在家裡讀的幾本書之一，並且我們在飯桌旁進行討論。姐姐和我都不喜歡把任何書拿到飯桌旁，但《寂靜的春天》例外。我們的討論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動的記憶。事實上，蕾切爾·卡遜是促使我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境運動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樣激ｈｔｔps://read.9９ｃｓw•ｃｏm勵著我，使我寫了《瀕臨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頓·米夫林公司出版的，當然不是偶然的。這個公司在卡遜的整個論戰過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個好名聲，出版了許多關於我們的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險的好書。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領導人——那些總統們和總理們的照片一塊懸挂在我辦公室的牆上。它已經在那裡許多年了，它屬於那裡。卡遜對我的影響與他們一樣，甚至超過他們，超過他們的總和！

兩本書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寂靜的春天》與現實持續不斷地相關聯。奴隸制可以，也確實在幾年內終結了，儘管還要花一個世紀或更多時間去處理它帶來的後果。但是，如果奴隸制可以依靠筆端的鬥爭而廢除，化學污染卻不能。儘管卡遜的論辭鏗鏘有力，儘管美國採取了禁止DDT的行動，環境危機卻不是變好，而是越來越糟。或許災難增長的速率減緩了，但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牽挂。自《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僅農場用的農藥就加倍到每年11億噸，危險的化學藥品的生產增長了400％。我們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農藥，但我們仍然生產，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不僅使我們陷入一種以出賣自己不願意接受的公害並從中獲利的狀態，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對科學無國界觀念的理解上的原則性錯誤——毒殺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最終會導致所有的食物鏈中毒。

無疑，《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珍貴的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區別。哈麗特·貝切爾；斯托把人們熟知的。公眾爭論的焦點寫成了小說；她給國家利益和大眾關懷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繪的奴隸的形象感動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戰爭處於高潮時會見了她，對她說：「您就是啟始整個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爾·卡遜警告了一個任何人都很難看見的危險，她試圖把環境問題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而不是為已經存在的問題提供證據。從這種意義上說，她的吶喊就更難能可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於1963年在國會作證時，參議員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 Ribicof）歡迎她時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個世紀以前的話說：「卡遜小姐，你就是啟始這一切的女士。」

對蕾切爾·卡遜的攻擊絕對比得上當年出版《物種起源》時對達爾文的攻擊。況且，卡遜是一位婦女，很多冷嘲熱諷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別，把她稱作「歇斯底里的」。《時代）雜誌甚至還指責她「煽情」。她彼當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棄了，她作為科學家的榮譽也被攻擊，而對手們資助了那些預料會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傳品。那完全是一場激烈的、有財政保障的反擊戰，不是對一位政治候選人，而是針對一本書和它的作者。

卡遜的很少的幾次演講的最後一次是在全美園林俱樂部（Garden Club of America）作的。她承認，事情在變好之前會變得更糟：「問題很多，卻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但她還警告說，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我們要面對的危險就越多：「我們正遭受著暴露的read.9９ｃsｗ•ｃoｍ化學藥品的全面污染。動物實驗已經證明它們極具毒性，很多情況下它們的效果還會積累。這種侵害在出生時或出生前就開始了。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方法，這種侵害會貫穿整個生命歷程，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因為我們未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自從她下了這些斷言，我們已經悲哀地經歷了許多，癌症和其他與農藥有關的疾病的發生率猛增。難辦的是我們並非什麼都沒做過，我們已經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做的卻遠遠不夠。

殺蟲劑工業中的大部分強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遲了《寂靜的春天》中所呼籲的保護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年來，國會依然寵愛這些工業。規範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的法規的標準比食品和醫藥的法律寬鬆得多，國會故意讓它們難以實施。在制定殺蟲劑的安全標準時，政府不僅考慮它們的毒性，還考慮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這純粹是自掘陷阱。農業產量的增加（也可以通過其他辦法來提高），是以癌症、神經病等的潛在增長為代價的。況且，把具有危險性的殺蟲劑從市場上徹底清除還需5至10年時間。新型殺蟲劑，即使毒性很強，如果效果比現有的稍好一點，也會得到允許。

副總統 阿爾·戈爾

肯尼迪總統曾在國會上討論了這本書，並指定了一個專門調查小組調查它的觀點。這個專門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是對一些企業和官僚的熟視無睹的起訴，卡遜的關於殺蟲劑潛在危險的警告被確認。不久以後，國會開始重視起來，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環境組織。

1988年，環保署報告說32個州的地表水已經被74種不同的農業化學藥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劑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認為是人類的潛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農田每年要噴洒7000萬噸農藥，而150萬磅流入供2000萬人飲用的水中。阿特拉津並沒有在市政的水處理過程中提取出來。春天來臨的時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會經常超過飲用水的安全標準。1993年，整個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這樣。

作為一位科學家和理想主義者，卡遜又是個孤獨的聽眾，官場的人們常常難以如此。當她接到一封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個名叫奧爾加·哈金絲的婦女的關於DDT殺死鳥類的信時，她就構思出了《寂靜的春天》。現在，因為卡遜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與她有著特殊關係的鳥類，如鷹和移居的獵鷹，不再處於絕跡的邊緣。因為她的著作，人類，至少是數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在她的著作中，她還反對科學革命早期遺留下來的陳腐觀念。人（當然是指人類中的男性）是萬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學史就是男人的統治史——最終，達到了一個近乎絕對的狀態。當一位婦女敢於向傳統挑戰的時候，它的傑出護衛者之一羅伯特·懷特·史帝文斯語氣傲慢、離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論那樣地回答說：「爭論的關鍵主要在於卡遜堅持自然的平衡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當代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堅信人類正穩穩地控制著大自然。」

柯林頓-戈爾政府的處理殺蟲劑的政策有很多締造者。其中最重要的hｔtｐs://ｒｅaｄ•９9ｃｓw•ｃｏm可能是一位婦女。她1952年從政府機關中退休了，這樣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寫作，而不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爾·卡遜出席了本屆政府的每一次環境會議。我們也許還沒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們畢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個傑出美國人的組織推選《寂靜的春天》為近50年來最具有影響的書。這些年來，貫穿著所有政治爭論，這本書一直是對自我滿足情緒的理性批評。它告戒我們，關注環境不僅是工業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眾的分內之事。把我們的民主放在保護地球一邊。漸漸地，甚至當政府不管的時候，消費者也會反對環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農藥量目前正成為一種銷售方式，正像它成為一種道德上的命令一樣。政府必須行動起來，人民也要當機立斷。我堅信，人民群眾將不會再允許政府無所作為，或者做錯事。

例如，柯林頓-戈爾政府接政時，使農場工作者免受殺蟲劑毒害的標準還沒有確定，儘管環保署在70年代初就開始「運作」了，像DDT那樣的廣譜殺蟲劑已經被毒性更大的窄譜殺蟲劑替代了，但它們並未經過全面的檢測，具有相當的或更大的危險性。

最後，我們必須在殺蟲劑生產和農業集團與公眾健康團體之間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橋樑。兩個團體中的人來自不同的環境，上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觀點，只要他們充滿懷疑和敵視，而不彼此正視，我們就會發現改變一個其產品和利潤以污染為代價的體制是很艱難的。我們能夠結束這種體制的有效方法是縮小文化界限，讓農業附屬機構鼓勵替代化學藥品。另一種方式是進行對話，讓為我們提供食品和保護我們健康的兩個集團彼此協商。

總之，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在生物製劑上，這也許是工業界和政治辯護士所敵視的。在《寂靜的春天）中，卡遜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學藥品控制昆蟲的替代品」。今天，這些替代品很廣泛，儘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員的冷眼和製造商的抵制。為什麼我們不致力於推廣無毒物呢？

最後，政府和民眾都捲入了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看過這本書的人，還包括看過報紙和電視的人。當《寂靜的春天）的銷售量超過了50萬冊時，CBS為它製作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節目，甚至當兩大出資人停止贊助后電視網還繼續廣播宣傳。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這種世界觀的荒謬性，表明了許多年前卡遜的觀點多麼地具有革命性。來自獲利的企業集團的譴責是可以估計到的，但是甚至美國醫學協會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邊。而且，發現DDT的殺蟲性的人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如果農藥不必需或在特定條件下不起作用，那麼請不要冒昧使用。效益應該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暫時的或投機的。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蕾切爾·卡遜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

卡遜在論戰中具有兩個決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實和非凡的個人勇氣。她九九藏書反覆地推敲過《寂靜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話。現實已經證明，她的警言是言簡意賅的。她的勇氣、她的遠見卓識，已經遠遠超過了她要動搖那些牢固的、獲利頗豐的產業的意願。當寫作《寂靜的春天》的時候，她強忍著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時還接受著放射治療。書出版兩年後，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疾病與有毒化學品的暴露有著必然聯繫。從某種意義上說，卡遜確確實實是在為她的生命而寫作。

蕾切爾·卡遜告訴我們，殺蟲劑的過分利用與基本價值不協調。最壞的是它們製造了她所說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況是它們引起相對較長期的、緩慢的危害。然而，真實的結局是《寂靜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規和政治體制都沒有足夠的反應。因為卡遜不僅熟知環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經預料到了失敗的原因。幾乎在沒有人討論金錢與勢力兩大污染時，她即在園林俱樂部講演時指出：「優勢……給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預測政治體制改革所引發的爭論時，她譴責減低競選開支稅（本屆政府正在尋求廢除）並指出這種減稅「意味著（舉個特殊的例子）化工工業可以在捐款上討價以反對未來的管制。……追求無法律約束的工業界正從它們的努力中獲利」。簡言之，她大胆地斷定，殺蟲劑問題會因為政治問題而永遠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這些化學藥品的護衛者無疑會做出傳統的回答：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實驗並未顯示出化學藥品與疾病有直接聯繫，巧合不等於因果關係（雖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謹慎的，而不是魯莽的決定），而在動物身上做的實驗並不總是絕對地、必然地等效於人體實驗。這些回答令我們想起了卡遜當年所遭受到的來自於化學工業和大學科學家對其工作的回應。她預料到這種回答，在《寂靜的春天》中她這樣寫道，「少吃一點半真半假的鎮靜葯。我們迫切地需要給這些錯誤的斷言和文過飾非畫上句號。」

作為一位被選出來的政府官員，給《寂靜的春天》作序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因為它是一座豐碑，它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強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1962年，當《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時，公眾政策中還沒有「環境」這一款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磯，煙霧已經成為一些事件的起因，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沒有對公眾的健康構成太大的威脅。

柯林頓-戈爾政府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觀點，我們決心扭轉殺蟲劑污染的歷史潮流。政府採取了三項強硬性措施：更嚴格的標準、減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製劑代替。

有的文獻認為這些化學藥品也影響了野生動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員研究了《環境健康服務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I Health Services）中的數據后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很多野生動物的數量處於危險的邊緣。」大多數這類問題都是動物和人類的再生系統發生巨大的無法預知的變化的徵兆，但現有的有關危險性評估的法律並沒有考慮到殺蟲劑的潛在有害影響，新政府建議進行這種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