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神聖之地
阿瑟陷入了絕望的憤怒之中。當年馬丁·路德·金還能把他的九十五篇文章釘在威騰堡教堂的大門上，讓每個人都能讀到呢。而在現代的學術界，沒有教堂的大門，一個觀點如果沒有經過一份正式雜誌刊登出來，就等於並非正式存在。令他倍感灰心喪氣、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報酬遞增率這一觀點最終開始流行起來，變成了經濟學領域的某種運動，而他卻因論文被扣壓數年，竟無法加入這場運動。
但在美國，人們的理想是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或就像阿瑟說的那樣，「讓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約翰·維恩（美國西部牛仔片明星），端著槍到處跑。」無論這一理想在現實面前已經做出了多大程度上的讓步，但在美國人的心中它仍然具有神秘的力量。
因此他們就給了他終身教授的職位。1983年，三十七歲的阿瑟成為人口研究與經濟學系主任和終身教授。他笑著說：「這是我在學術領域得到的第一個永久性工作。」他是斯坦福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
他回憶說，那是在1980年，他應邀去布達佩斯科學院作一系列關於經濟人口統計學的演講。有一天晚上，在布達佩斯州際旅館的酒吧里，他和學術界人物馬麗婭· 奧古斯蒂諾薇克（Maria Augusztinovics）閑聊。一手端了杯蘇格蘭威士忌酒，一手夾著一枝香煙的奧古斯蒂諾薇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幾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她自己也是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經濟學家，而且她還是個很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在匈牙利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據說她可以把官僚們當早餐吃。阿瑟不覺得這個說法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阿瑟說：「每一個民主國家都得解決一些問題。如果你讓人們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麼你怎樣去獲得整體的利益？在德國，解決這個問題靠的是人人read.99csw.com都關注自家窗外的他人。人們會徑直走過來對你說：『給這嬰兒帶上帽子！』」
結果他是對的。事情的發展正是這樣，他沒有再等太久。
侵犯神聖之地
嗯，他不得不承認他已經受到了多次警告。
系主任大吃一驚。終身教授是一個具有崇高榮譽的職位，一般只授給最有聲譽的研究者。終身教授實際上是一個終身職位。「我們不拿終身教授的職位作為討價還價的條件。」她申明。
1982 年，阿瑟突然發現，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氣氛已經遠不如以前那樣宜人了。迅速惡化的冷戰使這個研究所美蘇雙方人員的關係降到了只能維持表面客氣的地步。里根政府因為急於要使美國人避免在與蘇聯這個邪惡帝國的接觸中墮落變壞，突然把美國人撤出了這個組織。阿瑟對離開研究所感到很難過，與蘇聯同事共事曾使他感到非常愉快，總不可能在一個哈波斯堡宮殿里揍一個軍官吧？但事情的結果還算不錯，阿瑟結束了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工作之後到斯坦福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教授。在斯坦福，他在人口統計學方面的聲譽似乎對他十分有利。在快要結束他為期一年的訪問教授工作之前，系主任召見了他。「要讓你留下來需要什麼條件？」
使他堅持下來的是他頑強的性格。他說：「我只是一個勁兒地往前推啊，推啊，推啊，努力使自己相信，這個學術體系總有一天會不得不做出讓步。」
「她是對的，1982年到1987年的這段日子真令我生畏。我的頭髮就是在那段時間變白的。」
而報酬遞增率卻正擊中了這股神秘力量的心臟。如果一件件偶然的小事能夠給你帶來多種可能的結果，那麼你實際上選擇的就不一定是最好的結果。這意味著，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也許並不能讓人們獲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結果。https://read.99csw.com就這樣，鼓吹報酬遞增率使阿瑟無辜地闖進了一個雷區。
1984 年初，美國最富聲譽的《美國經濟評論雜誌》寄回了他的論文，並附了一封總編寫的回信。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沒戲！」《經濟學季刊》在寄還他的論文時說，季刊的讀者不會認為此文有什麼技術上的錯誤，只是他們也不會承認此文所描述的這項研究有任何價值。《美國經濟評論雜誌》在換了一個總編以後暫時接受了他第二次寄去的這篇論文，但在內部被來回推諉長達兩年半之久，同時還要求作者做了無數次修改之後，最終又一次退了稿。英國的《經濟學雜誌》只是簡單地答覆說： 「不！」（在重寫了十四次以後，這篇論文最終被《經濟學雜誌》接受，於1989年3月以《競爭中的技術、報酬遞增率、歷史事件導致的鎖定》為題目登載了出來）。
1987 年3月重返柏克萊大學時菲什洛和羅森堡的態度導致了阿瑟的精神崩潰，那次可以算是他情緒的最低潮了。但還不止於此。他開始做起了惡夢。「一周里我三次做到同一個夢，一架飛機起飛了，可我卻不在飛機上。我覺得我肯定是被拉下了。」他開始認真地思考是否要放棄經濟學，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到人口統計學研究上。他的學術事業似乎已經化為灰燼了。
公平地說，許多經濟學家還是很樂意接受他的觀點的，有些人甚至對他的觀點表現出很濃厚的興趣。但對他最致命的批評也確實幾乎總是來自美國人。在斯坦福工作使他只能面對這一事實。「我在加拉加斯談我的觀點不會汗流浹背，在維也納談我的觀點也不會冒汗，但我只要在美國談我的觀點就要大吃苦頭。只要一聽到我說報酬遞增率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美國人就變得憤憤然起來。」
但阿瑟感到，美國人對報酬遞增率的敵意比這來得還要深刻得read.99csw.com多。美國的經濟學家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同行都更加熱情地獻身於自由市場原則，並以此而著稱。事實上，當時里根政府正忙著削減稅收、廢棄聯邦規定、將聯邦服務設施「私有化」，總之是在把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當做一種國家宗教。阿瑟後來逐漸認識到，美國人之所以對自由市場原則如此熱衷，是因為自由市場的理想已經和美國人對個人權利和個人解放的理想緊緊聯在了一起。這兩個理想都基於這樣一個概念，即，當人們都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時，社會就會處於最佳運轉狀態中。
美國人對報酬遞增率經濟學的敵意讓阿瑟感到困惑不解。阿瑟知道這敵意有一部分是因為美國人對數學公式的熱衷。畢竟，如果你畢生都在證明市場均衡的定律、市場均衡的獨特性和市場均衡的效率，那麼，當有人走過來對你說，市場平衡的道理有些可疑時，你肯定不會很高興。就像經濟學家約翰·黑克斯（John R．Hicks）1939年所寫的那樣，當他看清了報酬遞增率的真正含義時驚恐萬狀。「它威脅到要毀壞大部分的經濟學理論。」
她問阿瑟，你近來一直在做些什麼研究？於是阿瑟就開始向她熱情地介紹他的報酬遞增率。「它能夠解釋許多問題，所有這些過程和特有形式。」他最後總結說。
阿瑟不得不承認，是他自己給自己造成了這巨大的痛苦。「假如我是一個從內心就對經濟學忠貞不二的人，那麼整件事的發展也許會順利些。但我在本質上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圈內的人，我是後來加入進來的。」
奧古斯蒂諾薇克對於什麼是西方經濟學家應該遵循的哲學觀念非常了解。所以她同情地看著他說：「他們會把你釘死在十字架上的。」
這可大錯特錯了。他說，如果他以前還沒明白這一點的話，那麼很快他就明白了。理論經濟學家對數學技術的運用就像森林里https://read.99csw.com的大牡鹿用它的鹿角一樣：用它來進行相互之間的搏鬥，用它來建立自己的統治。而一個不用自己鹿角的牡鹿就會什麼都不是。幸運的是，阿瑟那年秋天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已經把這篇論文的手稿作為工作報告非正式地散發了。而正式論文在那以後長達六年的時間里未得到發表。
舉經濟歷史學家為例。他們是從事技術歷史、工業起源和真正的經濟發展的經驗性研究的學者。斯坦福大學有一群第一流的經濟歷史學家，他們是阿瑟最初的和最熱情的支持者。因為很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受到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壓抑。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如果被他們真正接受的話，那麼這個理論實際上說的是，歷史與經濟是毫不相干的。處於完美均衡之中的經濟是存在於歷史之外的。無論發生什麼樣歷史事件的干擾，市場總是會趨於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選擇。有少數經濟學家正是這樣認為的。美國許多大學的經濟系也正在考慮廢棄經濟歷史這門必修課。所以經濟歷史學家們喜歡阿瑟的關於歷史事件導致「鎖定」這個概念，喜歡一件件小事會導致重大後果這個觀點。阿瑟關於報酬遞增率的觀點為他們的存在提供了理論基礎。
這是一個值得回味的時刻。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他並不指望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再有幾次這樣的機會，儘管他的經濟學同事們也許更欣賞他在人口統計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許多人似乎仍然覺得他的報酬遞增率經濟學的概念難以接受。
但他具有愛爾蘭人的叛逆性格，而且他也沒有情緒為討好經濟學的主流而把自己的想法用眾多經濟學術語和假模假式的分析包裝起來。這鑄成了他嚴重的戰略性錯誤：1983年夏天，當他為正式發表而撰寫他的第一篇關於報酬遞增率的論文時，他是用直白樸素的英文寫的。
他解釋說：「當時我相信我所寫的對經九九藏書濟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東西，所以我決定用一種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寫，這樣就能使本科生也能讀懂。我認為那種華麗的數學公式反而會影響我的論說。而且我認為，嘿，我以前不是已經發表過數學性很強的論文了嗎？我不再需要證明什麼了。」
在英國，人們讓一夥聰明人高高在上地掌管所有這些事。英國人會說：「噢，對了，我們有專司其職的皇家委員會，由某某勛爵當主席。我們會把你們的一切利益都考慮進去的。明天你家後院就會有一個核反應堆了。」
沒有人比阿瑟在斯坦福的同事保羅·戴維（Paul David）更有效地鼓吹他的這一觀點的了。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戴維就獨立發表了幾篇關於報酬遞增率和經濟歷史方面的論文。但從阿瑟的角度來看，即使是戴維的支持也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在1984年底的美國經濟學學會的全國大會上，戴維參加了一個「歷史的作用是什麼？」的專題討論。在討論中，面對在場的六百多名經濟學家，他用QWERTY鍵盤設計這個例子來講解被歷史事件鎖定和途徑依賴的觀點。他的演講引起了轟動，就連最頑固的數學經濟學家也被他打動了。現在有了一個理論依據來證明歷史是重要的。《波士頓世界》還報道了他的這次演講。阿瑟很快就聽見人們問他：「噢，你是斯坦福來的呀，那你有沒有聽說過保羅·戴維關於歷史事件造成的鎖定效應和途徑依賴的研究？」
「這簡直糟糕透了。」阿瑟回憶說。「我感到我想說話，但卻沒辦法說出來。我的成就被記在了別人的頭上。好像我只是在跟隨，而不是在領頭。我感到我走到了窮途末路。」
「嗯，我知道有一個終身教授的位置正空缺著。」阿瑟說。他已經得到了世界銀行、倫敦經濟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工作許諾，所以心裏有底。
阿瑟說：「我並不是在討價還價，而是你在問我留下來要什麼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