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

但儘管如此，安德森仍然覺得這個桑塔費研究所對他有很大的誘惑力。特別在扭轉還原論的潮流上。這是他的語言，他已經和還原論打了幾十年的游擊戰了。

值得慶幸的是，安德森的聲望不在馬瑞·蓋爾曼之下。他於1977年因凝聚態物理學方面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三十年來，他在自己這個領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就像蓋爾曼在他的領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一樣。但私下裡，安德森卻蔑視權威和榮譽。他甚至不喜歡從事時髦問題的研究。每當他感到其他理論物理學家都湧向他正在研究的一個課題時，他就會本能地轉向別的領域。

所以，潘恩斯向安德森保證說，這個研究所真的是想致力於跨學科的研究，而不僅僅只是關注幾個時髦的研究課題。不，研究所不會是馬瑞·蓋爾曼個人的前沿陣地，也不會成為羅沙拉莫斯的附屬品。潘恩斯知道，安德森不想與羅沙拉莫斯發生任何關係。潘恩斯告訴安德森，考溫在起主要作用，潘恩斯也在起主要作用。如果安德森能夠加入進來的話，他潘恩斯也會讓他起到主要作用。安德森有否發言人可以向討論會推薦嗎？

1984年6月29日，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接到潘恩斯的一個條子，問他是否願意於今年秋季參加一個「正在形成的科學大整合」討論會。

任何讀過他1972年發表的文章或和文章的作者交談過的人都不會懷疑作者的情感指向。對安德森來說，無窮變化中的突發現象正是科學最誘人之所在。較之而言，夸克就顯得非常乏味。這就是他之所以深入凝聚態物理學的最重要的理由：這是一個突發現象的神境。（1977年授予他諾貝爾獎就是褒彰他對某種金屬從電導體轉九_九_藏_書變成絕緣體的微妙過程做了理論上的解釋。）這也是為什麼凝聚態物理學始終不能完全滿足他的原因。1984年6月，當安德森收到潘恩斯的邀請時，他正忙著將他在物理學中發展的技術應用於理解蛋白質分子的三維結構，同時分析神經系統的行為表現：一列列簡單的處理器如何像大腦中的神經元網路一樣進行計算。他甚至還深入到最終的奧秘：他提出了一種模式來解釋地球上的第一個生命是如何通過簡單化學混合物的集體自組而形成的。

他回憶說，激起他採取行動的第一件事，是1965年他讀到粒子物理學家維克多·韋斯考普夫（Victor Weisskopf）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演講中，韋斯考普夫似乎在暗示，「基礎」科學——即粒子物理和宇宙學的一部分——不同於、也優於諸如凝聚態物理學這樣的應用性學科。作為一個凝聚態物理學家，安德森感到受了侮辱，非常惱怒。他立即寫了一篇反對這個觀點的文章，於1972年發表在《科學雜誌》（Science Magazine）上。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更多就不同》（More Is Different）。自此以後，只要一有機會安德森就宣傳他的觀點。

他說，他首先得承認，還原論的形式有其「哲學的正確性」。也就是：相信宇宙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絕大多數科學家全心全意地認同這個論斷。確實，如果科學家不接受這個觀點的話，很難想象還會有科學的存在。相信自然法則就是相信宇宙最終可以被完全理解。能夠決定銀河命運的力量也就是能夠決定地球上從樹上落到地上的那隻蘋果的力量；能夠透過鑽石折射光線的原子也就是能夠形成一個活細胞的九-九-藏-書原子；由大爆炸形成的電子、中子和質子也可以形成人腦、心智和靈魂。相信自然法則，就是從最深層次相信自然的統一性。

由於蓋爾曼和卡羅瑟斯正好也在阿斯本，所以關於召開討論會和成立研究所的討論持續了整個夏天。安德森夏末一回到普林斯頓就寫下了三四頁關於如何組建研究所才能避免錯誤的建議。（最主要的觀點是：不要分設科系！）

幾個星期以後，他接到了潘恩斯的邀請，有機會自己去見識一番了。事情的結果是，那年夏天，他擔任了阿斯本物理中心（Aspen Center for Physics）主席。這個物理中心隔著一個草坪與阿斯本研究所相望，是理論物理學家的避暑地。安德森本來計劃到那兒去見潘恩斯，討論一些關於中子星內部結構的計算問題。所以當他到潘恩斯的辦公室見他第一面時，他就直奔主題地問：「好吧，你們這個研究所到底是玩花活呢，還是認真的？」他知道潘恩斯一準會說：「當然是認真的。」但他想聽聽到底是怎麼個認真法。

潘恩斯儘力讓自己的回答具有說服力。他非常需要把安德森拉進來。儘管安德森持有種種懷疑，但就他廣泛的興趣和深刻的洞察力而言，他至少也與蓋爾曼處於同等的量級。他會成為研究所非常需要的對蓋爾曼的制衡力量。而且，他作為諾貝爾獎得主加盟，也會大大提高研究所的信譽。

安德森說，同樣，湧現的特徵經常會導致突現的表現形式。比如說，將這些液態水稍加冷卻，冷卻到華氏32度，突然水就不再隨機地滾做一團了。相反，水分子會進入「相變」（phase transition），將自己凝固成我們所說的冰的晶體排列狀。或者你也可以反過來做這個實驗九-九-藏-書。把水不斷加熱，正在沸騰的水分子會突然蒸發，進入相變，變成水蒸氣。這兩種相變對單個水分子來說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這個「其餘一切都是化學」的胡說八道一碰到大量尺度與複雜的雙重問題時就不擊自潰了。舉水為例，組成水的分子一點兒都不複雜，只是一個大的氧原子和兩個小的氫原子粘在一起，就像米老鼠和它的兩隻耳朵一樣。水分子的行為受眾所周知的原子物理方程式的支配。但當你把大量的水分子放在一個熱鍋里，水就會突然沸騰起來，水分子會上下翻滾、濺潑，大量的水分子會形成一個集體的特徵，液態。而每一個單個的水分子卻不具有這樣的特徵。事實上，除非是你能準確地知道從何處入手、又如何研究這些特徵，否則，在那些眾所周知的原子物理方程式里是找不到答案的。這些方程式甚至不存在對這樣的集體特徵的暗示。水的液態是「湧現」 （emergence）的。

嗯，也許吧。安德森對此持有一些懷疑。他已經聽到過關於研究所的傳言了。蓋爾曼走到哪兒都談這個研究所。據安德森所知，這個研究所是由加州理工學院的幾個上了年紀的諾貝爾桂冠得主組成的一個輕鬆的退休養老院，有百萬美元的捐資，雲集了科學界的巨擘。

他定於秋天去桑塔費。

但是，相信自然法則並不意味著基本法則和基本粒子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對象。即，只要有一個足夠巨大的計算機，其它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預料的這一觀點。他說，很多科學家確實是這麼認為的。1932年，發現了正電子（電子的反物質的表述）的物理學家就宣稱，「其餘的一切都是化學」。最近，馬瑞·蓋爾曼自己也把凝聚態物理學理論棄之為「臟態物理學」。正是他的這種傲慢讓安九九藏書德森感到無法忍受。正如他在1972年的文章中所寫的：「具有將所有東西都還原到最簡單的基本規律的能力，並不意味具有能從這些最簡單的基本規律著手，重構宇宙的能力。事實上，基本粒子物理學家越多地告訴我們基本法則的實質，這些法則對於其他科學的真正問題就越不相干，離社會現實就更為遙遠。」

另外，他覺得桑塔費這夥人像是一批業餘愛好者。馬瑞·蓋爾曼怎麼會知道如何組織一個跨學科的研究所？他這一生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跨學科項目的研究。潘恩斯起碼還和天文學家一起做過一些將固體物理應用於中子星結構的研究。他和安德森確實也正在一起做這個小問題的研究。但其他人呢？安德森的學術生涯大部分是在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度過的。如果真有一個跨學科環境的話，貝爾實驗室就是這樣一個環境。安德森知道進行這樣跨學科的研究有多麼棘手。在學術領域，遭受慘敗的各類新奇研究所已是屍橫遍野。這些新奇的研究所最終不是成了狂人的佔領區，就是陷入讓高智商窒息的境地。事實上，在普林斯頓，安德森身邊就有一個悲慘的例子：這就是莊嚴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奧本海默、愛因斯坦和馮·諾意曼的家。這個研究所確實在某些方面成就斐然，比如在數學方面。但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所，安德森認為它是一個悲慘的失敗。在這裏，無非是有一群絕頂聰明的科學家在各自忙著自己的事，很少相互探討問題，安德森已經看到許多傑出的科學家進去后從未兌現自己的諾言。

他尤其無法忍受那些物理學界新星到處炫耀自己的專業的做法，他們就好像佩戴著學術銜位的徽章似的，不管自己是否取得了學術成就都要大聲嚷嚷：「看看我吧，我是粒子read.99csw.com物理學家呢！」、「看看我吧，我是個宇宙學家呢！」對國會把資金揮霍在製造浮華的新型望遠鏡和耗資巨大的新型加速器上，而讓一些小規模的，在安德森看來更有科學價值的研究項目無錢進行的做法，安德森感到非常憤怒。他已經花了大量時間在國會委員會面前譴責粒子物理學家們最近宣稱的、將耗資幾十億美元的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conllider）計劃。

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天氣就是一個湧現的特徵：把水蒸氣帶到墨西哥灣上空，讓它與陽光和風相互發生作用，它就可以自組織成叫作雷暴雨這樣的一種突然出現的結構。生命也是一個湧現的特徵，是DNA分子、蛋白分子和無數其它的分子都遵循化學法則而產生的結果。心智又是一個湧現的特徵，是幾十億神經元遵循活細胞的生物法則產生的結果。事實上，正如安德森在他1972年發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是由不同的階層組成的：「在每個複雜的層面都會出現全新的特徵。每個階段都需要全新的法則、概念和普遍化，需要與上一階段同樣多的靈感和創造性。心理學並不是應用生物學，生物學也並不是應用化學。」

潘恩斯成功了。當安德森發現自己報出一些名字和討論題目時，他知道他已經上鉤了。這個能使自己的思想產生影響的機會對他太具誘惑力了。「我能夠在這個研究所產生一些影響這個念頭使我接受了潘恩斯的邀請。如果這個研究所真能付諸實現，我非常渴望對它的發展盡我的一份力量，希望它能夠避免我們以往的錯誤，能夠儘可能順利地發展。」

所以，安德森想，如果這個桑塔費研究所是認真的話，他很願意去聽聽。當然，如果它是認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