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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新奇

永恆的新奇

各種作用者、建設磚塊、內在假設模型和永恆的新奇——所有這些概而言之,毫不奇怪地會使複雜的適應性系統非常難以用常規的理論機制來分析。大多數像計算或線性分析等常規技術非常適於用來描述在不變的環境中的不變的粒子,但如果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經濟,或一般性的複雜的適應性系統,就需要數學和可以用來強調內在假想模型、新的建設磚塊和多種作用者之間相互關聯的繁雜大網的計算機模擬技術。
同時,阿瑟覺得荷蘭德很顯然是他在桑塔費所結識的最複雜、最吸引人的知識分子。確實,他在經濟學研討會所剩的時間里之所以一直處於興奮無眠的狀態,荷蘭德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和荷蘭德有許多夜晚坐在他們合住的房子廚房的餐桌旁,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討論著各種問題,一直到深夜。
「誰這樣下國際象棋?」阿瑟問荷蘭德。
荷蘭德談到這些時,阿瑟飛快地做著筆記。當荷蘭德開始描述他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為使自己的這些想法更為準確、更為實用而開發了各種計算機技術時,阿瑟的筆錄越發加快了。「這簡直不可思議,」他說,「整個下午我坐在那兒,大張著嘴。」不僅僅因為荷蘭德指出的永恆的新奇性恰好是過去的八年中他的報酬遞增率經濟學一直想闡述的意思,也不僅僅因為荷蘭德指出的小生境恰好是他和考夫曼前兩周談論自動催化組時所研究討論的問題,而是荷蘭德整個對事物的看法的完整性、清晰性和公正性讓你拍著自己的額頭說:「當然!我怎麼就沒想到呢?」荷蘭德的思想對他產生了震動和認同感,從而又在他頭腦中激發出更多的想法。
所以,他告訴荷蘭德,這就是經濟學問題的實質之所在。面對並非盡善盡美,但卻十分聰明,不斷探索無窮可能性的作用者,我們應該如何建立這門科學?
荷蘭德說,更為一般性地說,每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都經常在做各種預期,這種預期都基於自己內心對外部世界認識的假設模型之上,也就是基於對外界事物運作的明確的和含糊的認識之上。而且,這些內心的假設模型遠非是被動的基因藍圖。它們積極主動,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子程序一樣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被激活,進入運行狀態,在系統中產生行為效果。事實上,你可以把內心的假設模型想象成是行為的建設磚塊。它們就像所有其它建設磚塊一樣,也能夠隨著系統不斷吸取經驗而被檢驗、被完善和被重新安排。
沒錯,阿瑟說。「人們實際上能夠預測和採取行動的類型與所謂『最佳化』相比是非常局限的,你不得不假設經濟作用者比經濟學家要聰明得多。」然而,九*九*藏*書「對最優化的假設就是我們目前對付經濟問題的方法。對日貿易至少和下國際象棋一樣複雜,但經濟學家卻仍然在那裡說:『假設這是個理性的遊戲。』」
他尤其記得其中的一次談話。荷蘭德來參加這次經濟學研討會,是急於想知道什麼是經濟學的關鍵問題。(荷蘭德說:「如果你想從事跨學科研究,進入其他人的學科領域,你最起碼應該做到的是,要非常認真地面對他們的向題。他們已經耗費了很多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了。」)那天晚上,當他們倆坐在廚房的餐桌旁時,荷蘭德很直截了當地問阿瑟:「布賴恩,經濟學的真正問題是什麼?」
比如阿瑟,甚至根本就沒想過要抗拒荷蘭德對他的吸引力。第一天下午,當荷蘭德做完報告之後,阿瑟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去介紹自己。在後來的會期中,兩個人很快就成為好朋友了。荷蘭德發現阿瑟是個令人感到愉快的人。「很少有人能這麼快地接受適應性的概念,然後這麼快就把這個概念徹底融入自己的觀念的人,」荷蘭德說,「布賴恩對這整個概念都十分感興趣,而且很快就深入了進去。」
當然,在現實中,沒人知道這個解,也沒人知道該如何找到這個解。但經濟學家所談論的這些理想化的經濟作用者卻能立刻就找到這個解。當國際象棋一開始,兩軍對弈,這兩個棋手就能夠在腦海中構想出所有的可能性,能夠倒推出所有可以逼敗對方的可能的棋著。他們能夠一遍遍地反推棋步,一直算計到所有的可能性,然後找到開始布局的最佳棋步。這樣,就沒有必要實際去下象棋了。不管是哪一方棋手掌握了理論優勢,比方說是執白子的棋手,反正知道自己總是會贏,就可以立刻宣告勝利。而另一個棋手知道自己反正總是會輸,那就可以立即宣告失敗。
第三,所有複雜的適應性系統都會預期將來。很明顯,這對經濟學家來說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比如說,對一個持續已久的經濟衰退的預期會使個人放棄買一輛新車,或放棄過一個很奢侈的假期的計劃,這樣反過來又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同樣,對石油短缺的預期也能導致石油市場搶購和濫賣的巨浪——無論石油短缺的情況是否會出現和消失。
荷蘭德說,更進一步的是,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控制力是相當分散的。比如說,在人腦中並沒有一個主要的神經元,在一個發育的胚胎中也沒有一個主要的細胞。這個系統所產生的連續一致的行為結果,是產生於作用體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合作。即使在經濟領域也是這種情形。問一問任何一位在久滯不去的經濟衰退中掙扎的總統吧:九*九*藏*書無論華盛頓怎樣調整銀行利率、稅收政策和資金供給,經濟的總體效果仍然是千百萬個人的無數日常經濟決策的結果。
嗯,阿瑟啜了一口啤酒,琢磨著用什麼恰當的詞來表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他想說明什麼意思。經濟學家一直在討論既簡單又封閉的系統,在這種系統中,他們能夠很快找出一組、兩組或三組行為方式,然後就不會再發生別的什麼事情了。他們總是心照不宣地把經濟作用者假設成永遠聰明絕頂,在任何情況下總是能夠立即做出準確無誤的最佳選擇。但想想這在下國際象棋時意味著什麼。在博弈遊戲的數學法則中,有一個定理告訴你,任何有限的、兩人對抗的、結局為零的遊戲,比如象棋,都有一個最優化的解,這就是,有一種選擇走棋的方法能夠允許執黑子的和執白子的雙方棋手都能走出比他們所做的其他選擇更好的棋步。
但荷蘭德始終是個樂天派。他這一生始終在做他真正喜歡做的事,而且總是驚喜自己能有好運氣,所以他有一個真正快樂的人的坦率和好脾氣。不喜歡荷蘭德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後來的幾個月中,他們一直在討論這個研究所的研究議題不能只是複雜系統,而應該是複雜的適應性系統。荷蘭德個人的研究計劃——理解湧現和適應相互牽連的過程——基本上變成了整個研究所的研究計劃。1986年8月,在由傑克·考溫和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家馬克·菲爾德曼主持的研究所的一次大型會議,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研討會上,荷蘭德唱了主角(這也是將考夫曼介紹進桑塔費的那個研討會)。戴維·潘恩斯還安排帶荷蘭德去和約翰·里德和花旗銀行的其他成員進行交談,那是在和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研討會召開的同一天。在安德森的安排下,荷蘭德參加了1987年9月的這次大型經濟研討會。
荷蘭德非常愉快地參加了這一系列的學術活動。他已經在適應性概念上默默無聞地進行了二十五年的研究,到現在他已經五十七歲了才被發現。「能夠和蓋爾曼和安德森這樣的人一對一地當面交談,與他們平起平坐,這太好了,簡直不可思議!」如果他有辦法讓他的妻子離開安·阿泊(他妻子是大學九個科學圖書館的負責人),他在新墨西哥呆的時間會比現在更長。
國際象棋?荷蘭德不解其意。
「啊哈!」荷蘭德說,每當他弄明白一件事時總愛這麼說。國際象棋!現在他理解了這個比喻。
在某種深刻而根本的層面上,所有這些學習、進化和適應的過程都是相同的。在任何一個系統中,最根本的適應機制之一就是改善和重組自己的建設磚塊。
但事實上,這九_九_藏_書種預期和預測的能力和意識並非只是人類才具有。從微小的細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體,其基因中都隱含了預測密碼。「在這樣或那樣的環境中,具有這樣的基因藍圖的生物體都能很好地適應。」同樣,一切有腦子的生物體,在自己的經驗庫存中都隱含了無數的預測密碼:「在ABC情況下,可能要採取XYZ行動。」
最後一點,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總是會有很多小生境,每一個這樣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個能夠使自己適應在其間發展的作用者所利用。正因為如此,經濟界才能夠接納計算機編程員、修水管的工人、鋼鐵廠和寵物商店,這就像雨林里能夠容納樹獺和蝴蝶一樣。而且,每一個作用者填入一個小生境的同時又打開了更多的小生境,這就為新的寄生物、新的掠奪者、新的被捕食者和新的共生者打開了更多的生存空間。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討論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均衡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這種系統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均衡的狀態,它總是處在不斷展開,不斷轉變之中。事實上,如果這個系統確實達到了均衡狀態,達到了穩定狀態,它就變成了一個死的系統。荷蘭德說,在同樣的意義上,根本就不可能想象這樣的系統中的作用者會永遠把自己的適存性、或功用性等做「最大化」的發揮。因為可能性的空間實在是太大了,作用者無法找到接近最大化的現實渠道。它們最多能做的是根據其他作用者的行為來改變和改善自己。總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特點就是永恆的新奇性。
第一,每一個這樣的系統都是一個由許多平行發生作用的「作用者」組成的網路。在人腦中,作用者是神經細胞;在生態系統中,作用者是物種;在細胞中,作用者是細胞核和粒線體這類的細胞器;在胚胎中,作用者就是細胞,等等。在經濟中,作用者也許是個人或家庭。或者,如果你觀察商業圈,作用者就會是公司。如果你觀察國際貿易,作用者就是整個國家。但不管你怎樣界定,每一個作用者都會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由自己和其他作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個系統環境中。每一個作用者都不斷在根據其他作用者的動向採取行動和改變行動。正因為如此,所以在這個系統環境中基本上沒有任何事情是固定不變的。
永恆的新奇
阿瑟說:「荷蘭德的每一句話都是在回答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問自己的所有問題:什麼是適應性?什麼是湧現?以及許多我自己都沒有認識到的我正在探尋的問題。」阿瑟還不清楚如何將這一切應用到經濟學之中去。事實上,當他巡視會議室的時候,他可以看見不少經濟學家不是持懷疑https://read.99csw.com態度,就是顯得很困惑。(至少有一個正在做午後小歇。)「但我相信,荷蘭德的研究要比我們的工作精深許多許多。」他甚至覺得,荷蘭德的觀點是極其重要的。
這是一種共同的感覺。當蓋爾曼提及荷蘭德時,他用「才華橫溢」這個詞來形容——這可不是他隨意用來誇讚周圍的人的詞語,而且蓋爾曼也不是經常會為任何事驚詫得瞪圓眼睛的。在早些時候,蓋爾曼、考溫和研究所的其他創始人幾乎一直在用他們所熟悉的物理學概念來思考新的復余性科學,比如像湧現、集體行為、自組織等問題。而且,好像只要把這些比喻用於相同思想的研究,比如把湧現、集體行為和自發組織這些詞彙用於經濟學和生物學這類領域的研究,似乎早已能創造出豐富多採的研究計劃來了。但荷蘭德出現了,帶著他對適應性的分析,更不要說他的計算機模擬技術。蓋爾曼和其他人突然就認識到,他們的研究計劃有一個很大的疏漏:這些湧現結構究竟在幹些什麼?它們是如何回應和適應自己所在的環境的?
荷蘭德一開場就指出,經濟學是桑塔費研究所致力於研究的「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一個最好範例。在自然界,這樣的系統包括人腦、免疫系統、生態系統、細胞、發育中的胚胎和螞蟻群等。在人類社會,這樣的系統包括文化和社會制度,比如政黨和科學社團。事實上,一旦你學會了如何辨認這些系統,這些系統就變得無處不在。但無論你在什麼地方發現這些系統,它們似乎都有某種至關重要的共性。
第二,每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都具有多層次組織,每一個層次的作用者對更高層次的作用者來說都起著建設磚塊的作用:比如一組蛋白、液體和氨基酸會組成一個細胞,一組細胞會組成生理組織,一組生理組織會形成一個器官,器官的組合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物體,一群不同的生物體會形成一個生態環境。在人腦中,一組神經元會形成語言控制中心,另一組神經元會形成行動皮層,還有一組神經元會形成視覺皮層。一組勞動者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形成一個部門,很多部門又會形成更高一級的部門,然後又形成公司、經濟分支、國民經濟,最後形成全球經濟。
他與研究所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85年的一次題為「進化、遊戲與學習」的研討會上。這個在羅沙拉莫斯召開的研討會是由法默和派卡德組織的。(正是在這個研討會上,法默、派卡德和考夫曼第一次做了關於計算機模擬自動催化組的報告。)荷蘭德演講的主題是湧現的研究,演講似乎非常成功。但荷蘭德記得聽眾中有一個人連續不斷地向他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九-九-藏-書。這個人一頭白髮,臉部表情既專註、又有些玩世不恭,目光透過黑邊眼鏡射向他。「我的回答相當不客氣,」荷蘭德說,「我不知道他是誰。如果我知道他是誰,我大概早就嚇死了。」
還有荷蘭德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複雜的適應性系統能夠吸取經驗,從而經常改善和重新安排它們的建設磚塊。下一代的生物體會在進化的過程中改善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理組織;人在與世界的接觸中不斷學習,人腦隨之不斷加強或減弱神經元之間無數的相互關聯;一個公司會提升工作卓有成效的個人,為提高效率而重新安排組織計劃;國家會簽定新的貿易合同,或為進入全新的聯盟而重新結盟。
荷蘭德笑了,他完全明白了這有多荒唐。在四十年代,當計算機剛剛出現,計算機研究人員剛開始設計能夠下國際象棋的「智能」程序時,現代信息理論之父,貝爾實驗室的克勞德·申農(Claude Shannon)估算了一下國際象棋棋步的總數。他得出的答案是,10的120次方,這個數字大得無可比喻。自從大爆炸到現在的時間用微秒計算,也還沒有這麼多微秒。在我們肉眼可見的宇宙中也沒有這麼多的基本粒子。沒有任何一種計算機能夠算到所有這些棋步,當然這更不可能是人腦所及的。人類棋手只能根據實際經驗來判斷在什麼情況下採取什麼戰略為最佳,就是最偉大的國際象棋高手也得不斷探索棋路,就好像掉進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只能靠一個微弱的燈籠探路而行。當然,他們的棋路會不斷改進。荷蘭德自己也是個國際象棋棋手,他知道二十年代的象棋高手決無可能下贏像加利·卡斯帕洛夫(Gary Kasparov)這樣的當代國際象棋大師。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好像只在這個未知世界里前進了幾碼而已。這就是為什麼荷蘭德從根本上把國際象棋稱之為「開放」的系統:它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
阿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就像下國際象棋!」
荷蘭德同意了。「我一到這個地方就真的喜歡上了。」他說。「對這兒的人所談論的問題和所研究的問題,我直接的反應就是『我當然希望這些傢伙也喜歡我,因為我就屬於這個地方!』」
桑塔費研究所當然也是這樣認為的。無論荷蘭德的想法對阿瑟和經濟研討會上其他經濟學家來說有多麼新異,荷蘭德本人在桑塔費研究所的經常性成員中已經是個熟悉而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了。
不管荷蘭德的回答客氣不客氣,馬瑞·蓋爾曼卻顯然很喜歡荷蘭德的回答。在這之後不久,蓋爾曼給荷蘭德打電話,邀請他來桑塔費研究所顧問團當顧問,當時這個顧問團才剛剛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