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家園
廚房的談話總是無休無止的，荷蘭德和阿瑟的談話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持續著。到最後結束時，他們的討論已經從國際象棋跳到經濟學，從經濟學跳到跳棋，又跳到內在模型，基因演算法，然後又回到國際象棋。阿瑟感到他終於開始了解學習和適應的全部含義了。倆人到了睡眼惺忪的時候開始詳細討論一個或許能夠解決經濟學中理性期望問題的途徑：為什麼不用荷蘭德式的分類器系統來模擬一夥經濟作用者，讓它們就像真正的經濟作用者一樣從經驗中學習，從而取代經濟作用者是完全理性的這個假設呢？
這個發言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特別是當荷蘭德向聽眾們指出，塞繆爾的計算機跳棋軟體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在同類軟體中居於領先地位時，反響尤為強烈。然而，荷蘭德從這個角度所做的發言之所以在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完全不是因為這樣的即興交流在那時非同尋常。與會代表發現，很難指出經濟學會議的氣氛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只是大約在第三天，當大家排除了原來的學術術語障礙，掃清了相互之間的困惑之後，會議就開始變得熱烈了起來。
大家的共識是：「這種情況也許會發生。」戴維·潘恩斯認為崩盤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他打電話給他的經紀人，要求賣掉他的一部分股票。他的經紀人勸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果然一個月之後，1987年10月19日，出現了股票在一天之內猛跌508個點的情況。
潘恩斯說：「我們還有一個考慮，我們九*九*藏*書非常不願意失去這次機會。所有的人都對這次會議感到非常振奮，所以我們想藉機將之擴展成一個全面展開的研究項目。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不知你和荷蘭德下一個學年是否能來這裏，啟動這個研究項目，讓它運作起來。」
阿瑟說：「這就導致了一種流行的說法，人們認為桑塔費的會議在一個月前就預測到了股票市場的崩坍。其實我們並沒有做這個預測。但股票市場之所以崩坍，當然是因為其中有我們長時間探討的這種正反饋機制在起作用。」
「從現在起，我不再為其他經濟學家會怎麼想而擔憂了。能夠與我分享研究成果的人們都集中在桑塔費。桑塔費就是我的家。」
與此同時，安德森和阿瑟參加了一個在陽台上進行的關於技術鎖定或地區經濟差異這類的經濟「類型」的討論。阿瑟說：「我太累了，無法無休止地談論和聽討論，我只能借這個研討小組的討論來測驗菲爾·安德森的各種數學技巧。」
回歸家園
阿瑟吃了一驚。科學委員會是研究所內部的聖地，掌握著決策的實權。「我當然接受了這個邀請。」他說。
「你知道，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他完全有可能感到身懷絕技，卻不被圈內人所接受。約翰·荷蘭德幾十年都處在這種情況中。我當然也有同感。直到我踏入桑塔費研究所，這些聰明絕頂的人，這些我過去只是讀到過的人物給了我這樣一個印象：『你怎麼這麼久才到這裏來？」
「最後一天會議開得不錯吧？九_九_藏_書」阿瑟問。
僅在此幾天之後，已經在將報酬遞增率理論運用於國際貿易方面做出了創新性研究的約索·斯甘曼（JoseScheinkman）與洛杉研加州大學的米歇爾·波德林（MicheleBoldrin）熬夜熬到凌晨三點，拿出了一個報酬遞增率經濟發展理論。
真的，為什麼不呢？入睡前，荷蘭德寫了張紙條提醒自己把恰好放在他這裏的塞繆爾的計算機跳棋手投影膠片找出來。阿瑟已經對這個能夠學習的遊戲軟體的概念入迷了。他以前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東西。荷蘭德想，也許他明天應該就這個主題為與會代表做一個即興發言。
不無諷刺的是，物理學家最初對數學的抽象性持懷疑態度，而這次卻正是數學提供了一神共同的語言。「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肯·阿羅的決定是正確的，」尤金尼亞 ·辛格說。她起初對阿羅沒有吸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參加會議感到失望。「阿羅把最優秀、最具有技術訓練背景的經濟學家都召集來了，結果建立了一種信任感。與會的物理學家們對他們的技術背景感到吃驚。這些經濟學家對許多技術概念，甚至對一些物理模型都非常熟悉，所以與物理學家之間就能夠用共同的詞彙來探討問題，建立起一種能夠相互交流的語言。但如果邀請許多沒有技術背景的社會學家來參加會議，我不敢保證能否跨越語言的海灣。」
這場為期十天的馬拉松式的研討會就這樣繼續著，只有星期六下午休會。所有的人都累
htｔpｓ://ｒｅａd.９９ｃｓw•ｃｏｍ得精疲力盡，累得極其愉快。阿瑟說：「十天結束時，我感到我站在了一個科學的高度。我無法相信竟有人願意傾聽我的觀點。」但確實有許多人願意傾聽。阿瑟因為答應了要在9月18日，星期五到舊金山市做一場演講，所以不得不放棄了最後一天的會議（無法從紐約脫身來參加會議的里德送來了一卷錄像帶表示祝賀）。但是，當星期一下午阿瑟返回來，一跨進修道院的門，潘恩斯就帶著微笑向他迎來。
阿瑟說，討論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股票市場是否會進入報酬遞增循環，因為股民們看到有其他投資者加入進來，所以股票不斷看漲。或反過來，是否會出現負反饋效應？比如股民看到其他投資者都退出時會出現崩盤。阿瑟說：「當時不知為什麼股市正好過熱，所以大家就對這個理論是否可行、這種情況是否會真的在現實中發生，是否很快就會發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他說：「我感到受寵若驚。我確實覺得自己很卑微。主持這樣一項研究使我直到今天都在問自己：我是誰呢？我的意思是，這兒有菲爾·安德森，有肯·阿羅，然後還有我。而他們竟在問我，你對這個是怎麼想的，對那個是怎麼認為的。所以我的反應是，他們是不是在問其他什麼人？在我以往的學術生涯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阿瑟瞬間就明白了，科學委員會想邀請他和荷蘭德來主持這項研究。他結結巴巴地回答說：他確實有一個年假可以休，事實上這項研究對他來說非九-九-藏-書常有趣。當然，能來主持這項研究他十分高興。
在十天的會議中，阿瑟無休止地談話和傾聽。他的頭腦塞滿了各種思想，把腦子都漲痛了。他精疲力盡，需要三周的睡眠才能恢復體力，但他覺得簡直就像置身天堂一樣。
「哦，我們都非常滿意。」潘恩斯回答。尤金尼亞·辛格表現得尤為熱情，正準備好好向里德彙報此次會議的收穫。他接著說，會議一結束，研究所就召開了科學委員會會議，會議的第一個動議就是，他們想邀請阿瑟參加科學委員會。
同時，阿瑟對報酬遞增率能對會議產生影響而感到欣慰。除了他對此的發言之外，其他經濟學家也在獨立研究這個問題。比如，有一天與會者通過電話聽榮譽教授霍利斯·切納利的演講。切納利因為重病而未能來參加會議。他的演講內容是關於發展的類型，為什麼各國在如何發展上各有不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他在演講中提及了報酬遞增率。阿瑟說：「所以，他剛掛斷電話阿羅就跳了起來，跑到黑板面前說：『霍利斯·切納利提到了報酬遞增率，現在讓我來做更詳盡的闡述。』於是他自發地做了一個半小時的關於報酬遞增率思想史的演講，同時將這個理論與貿易理論聯繫起來講了一番，而且是在沒有一點兒筆記可循的情況下。我從來不懷疑阿羅在報酬遞增率方面的知識有這麼豐富。」
「我發現這非常令人激動，」斯圖爾特·考夫曼說。他在與阿瑟交談了兩周之後，發現自己很缺乏經濟學知識。「有趣的是，當你接觸到所有諸如指畫法作九九藏書品這樣的新事物時，感到就好像在幼兒園一樣，或就像一個幼犬，四處亂跑，四處嗅聞，有一種發現新東西的美妙感覺，彷彿整個世界就是個值得去探索的奇境，所有的事都是新奇的。不知為什麼，這就是這個會議帶給我的感覺：總是好奇地想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他們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新領域中的問題是什麼。這真是非常符合我個人的胃口。但我想，這也是許多參加這次會議的人的風格、我們彼此之間有過長時間的交談，彼此相互傾聽。」
但實際上阿瑟發現自己和安德森，以及其他物理學家之間意見很一致。他說：「我喜歡他們強調計算機實驗。」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經濟學家眼裡，計算機模型已是聲名狼藉。因為很多早期計算機模型是根據程序員傾向的政策建議拼湊出來的，其結果當然是使計算機產生支持這一政策的建議。「所以當我看到計算機在物理學中得到適當應用時，感到非常著迷。我覺得物理學領域的開放性在召喚著我。這是一種知識性的開放，願意正視新的概念，不再對該接受什麼抱教條而呆板的態度。」
當大多數正式發言結束之後，與會者們就開始分成非正式的研討小組，就專門的問題進行討論。其中一個最流行的問題就是混沌理論，對混沌問題的討論經常在小會議室圍繞著戴維·魯勒展開。荷蘭德說：「我們都知道混沌理論，都讀過這方面的文章。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在此領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我記得當我們看到物理學家就此做出的一些模型以後，都感到十分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