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護車將朗頓送到了山下最近的急救站，小小的班奈埃爾克的加能紀念醫院。過了很久，他記得他半神志昏迷地躺在特護室里，聽到護士們對他說：「哦，你摔斷了雙腿，必須在這兒呆上幾周，然後就可以離開這兒，和以前一樣到處跑了。」

結果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工作。朗頓確實非常喜歡猴子。在實驗過程中他每天花八到十小時監視它們，著迷地觀察它們的文化，以及如何將這文化傳給下一代。但很不幸的是，靈長類研究所的人的表現太像他們所觀察的猴子了。朗頓說：「我們的有一個實驗是了解猴群的社會制度是如何對緊張局面作出反應的。所以我們給一隻在等級制度中有點地位的猴子吸了點兒大煙，然後觀察當這隻猴子不能盡職時這個等級制度會做出何種反應。」比如說，最高等級的公猴應該負責恐嚇其它猴子、與所有母猴交配、解決爭端、追逐某些不守規矩的猴子。所以當它不能完全負起責任來時，它的統治區就會分裂成各個派系。其下層領導對頭領猴子仍然非常恭敬，但時不時也會對它發起進攻，然後又迅速撤退。你可以看到它們在儘力支持他的工作，但這樣做必須負有頭領猴子的責任，可頭領猴仍然在位，所以就產生了一種滑稽的緊張局面。

愛默森醫院的理療師們訓練朗頓起來行走，儘力恢復他右臂的功能。他說：「我主要是通過平躺在床上彈吉它來重新使右臂康復的。我強迫自己這樣做。我不在乎會發生別的事，但我不能從此不能彈吉它。」

大腦的自我集合

朗頓覺得很有道理。他向亞利桑那大學提出了入學申請，於1975年秋季被接受入校。

朗頓說：「我們不太可能找到比這兒更合適的地方了。」所以他們就同意住了下來。作為一個旅遊聖地，山主此招大獲成功。與此同時，山主自己對懸挂滑翔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準備于夏末在祖父山籌辦一個全國性的懸挂式滑翔比賽。朗頓覺得，如果他參加比賽，就可以利用地利之便，所以整個夏天他都留在那裡進行練習。

「我不記得怎樣撞到了地面，那時我已經失去了記憶。但我確實記得我躺在那兒，知道自己摔得很慘，得躺在那兒不能動彈，我的朋友們跑了過來，在山頂上聽到這事的許多人也跑下了山。山主在拍照片，持有對講機的某個人叫了救護車。我記得過了很久救護人員才出現，問我：『哪兒痛？』我說：『全身都痛。』我記得他們互相咕噥了些什麼，然後把我抬上了擔架。」

這就是為什麼在1975年初夏，朗頓和幾個玩懸挂滑翔的朋友一起出發去圖森的原因。這幾個夥伴有一輛車，前往聖地亞哥。他們計劃用幾個月時間，以最慢的速度周遊全國，碰到合適的山就停下來滑翔一番。於是他們就這麼做了，從阿泊拉切山脈出發，一直抵達北卡羅萊納州的祖父山。

當然，一到那裡以後朗頓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他會非常樂意無限制地從事計算機編程工作。他說：「這個工作太棒了。我學到了許多知識，我與這裏的人相處得十分愉快。」但到1972年，他就別無選擇了。他這個小組的主持人艾爾文接受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教職，連同這個實驗室也一塊兒httｐｓ://ｒｅａd•9９cｓｗ.cｏm帶走了。無所適從的朗頓就與另一個心理學家的小組搭上了關係。這個小組的心理學家們研究的是東南亞的短尾獼猴的社會交往行為。1972年感恩節，朗頓來到了距波多里科首府聖胡安四十英里之外叢林中的加勒比海靈長類研究所。

當然，他以前學過不少數學。但朗頓想，一個好辦法就是從零開始。「我以前對學習根本不予重視。我上學並不是因為我想去學校，而是因為必須這樣做。就像是從中學的牙膏管里被擠到大學的牙刷上！」經濟能力上的限制使他只能以旁聽生的資格每次選修幾門課程，課餘為掙錢打過各種工。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習之中，學得非常好。最後，一位已經和他成為好朋友的教師對他說：「聽著，如果你真想從事天文學研究，就去亞利桑那大學。」波士頓大學在許多學科上確實不錯，但亞利桑那是世界上的天文學之都。位於圖森的大學正好在索諾拉沙漠中間，在那兒有最澄澈、最爽朗、最透徹的天空。山頂上的天文望遠鏡圓頂就像蘑菇一樣散布在四處。基特山頂的國家天文台距學校僅四十英里，其總部就設在校園內。你應該到亞利桑那大學去。

他的父母無助於他改變這種狀況。他母親簡·朗頓是個偵探小說作家，父親威廉姆·朗頓是個物理學家，他們從人權運動和越南戰爭時期開始就一直是「激進分子」。 「我上中學時，我父母偶爾會帶我到市區參加為爭取平等而舉行的靜坐示威，或去學校講演。我們去過許多市區學校，也坐公車去過華盛頓，我們抗議這個、抗議那個。我因為參加抗議而被警察當作抗議者逮捕過。」

同時，朗頓閱讀他所能企及的所有科學書籍。在班奈埃爾克，當他的眼窩被矯正到位，他看東西剛剛不再有重影后，他就開始閱讀科學書籍了。「我要人給我寄書，書籍用卡車運給我，我狠吞虎咽地閱讀著。有些書是關於宇宙學的。我還看數學書，解數學題。但我也大量泛讀思想史和生物學方面的書。我讀到了劉易斯·托馬斯的《一個細胞的生命》。我也讀了許多科學哲學和進化哲學方面的書籍。」他說，他並不真能做到全神貫注地鑽研書籍。班奈埃爾克的醫院給他服用了抗憂鬱劑和度冷丁止痛劑，足以使他完全麻醉其中。而且，他的神志仍然處於一種重新組合的怪異過程之中。「但我就像一塊海綿一樣，對生物學、物理學、宇宙的概念、以及這些思想是如何隨時間改變等問題做了大量的泛泛思考。然後還有我一直在談論的這種感覺。在對所有這些的思考中，我一直在跟蹤這種感覺，但沒有找到任何方向。宇宙學和天文學似乎符合這種感覺，但對它們我基本上一無所知。我仍然在尋找，因為我尚不知其所在。」

「我的大腦也是以這個絕妙的方式進行重新建設的。但我能夠分辨出，在許多方面，我的思維與原來不同了。有些特點消失了，雖然我說不出消失的是什麼。這就像計算機出了毛病：我可以看到我的運作系統正在不同層次形成，每一個層次的功能都強於以往。我會在一個早上醒來，就像中了電擊一樣，然後我會搖晃著腦袋，感到就像突然站read.99csw.com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原上。我想：『嘿，我恢復了！然後我發現我並沒有真的恢復。然後，在今後某個時間里，我又重新經歷了一遍這樣的體驗——我恢復了？還是沒有恢復？』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清楚。幾年前，我又經歷了一次這類的事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所以，誰知道呢？當你在一個層次上的時候，你並不知道更高層次上的事情。」

「所以我就變得像一個鬼一樣難看的厭食者。當然，因為我的上下顎都被用金屬線固定住了，所以控制上下顎的肌肉組織都萎縮了。我用了很長時間才能將嘴巴張開至大約一英寸。吃東西非常困難，嚼東西也十分困難。而說話，我幾乎是咬牙切齒地說話。我的臉變得很滑稽。我的臉頰本來應該飽滿地鼓出來，但現在卻深陷了下去。所以我的臉看上去就像一張鬼臉。我的眼窩的形狀也大不一樣了，直到現在也是這樣。」

但實際上他還是過低估計了情況。1971年的朗頓既不知道他所感覺到的意味著什麼，離成為一個系統學者也還相距遙遠。他的所謂跟著感覺走的想法，不過是逛逛圖書館或書店，在各處搜尋幾篇有關模擬機器、湧現、集體行為型式，或有關導致全球動力的地方規則這類的文章來讀讀。他還時不時地在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或別的什麼大學隨意選修些課程。但基本上，他滿足於做自然降臨於他的事情。他生活中還有太多別的內容。他真正熱愛的是彈吉它。他和他的一個朋友曾嘗試創建一個職業的鄉村民樂隊，但沒有成功。他還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來抗拒徵兵，抵制越南戰爭。大學周邊的整個反文化氛圍使得劍橋和波士頓對他來說成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地方。朗頓很久都沒有比這感到更愉快了。

「在靈長類研究中心時我沒有上計算機操作的資格，所以我沒有做過任何能夠說得上來的計算機工作，但我做了大量的閱讀，」他說。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結構、時間的實質——這一切似乎正是他所追尋的感覺。「所以當靈長類研究中心清況惡化后，我就回到了波士頓，開始在波士頓大學修數學和天文學課程。」

朗頓說，二十年之後回顧起來，感到正是那個夜晚的頓悟改變了他的生活。但那時卻只是某種介於直覺之上的感覺。「這種事就是靈感瞬間降臨，然後就逝去了。有如一陣颶風，或席捲而來的浪潮，改變了大地的面貌，然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個夜晚留在我頭腦里的印象其實已經淡出了，但卻建立了我對某些事的特殊感覺。任何能夠觸動我的事都能引起我對這種活動模型的聯想。所以我後來一直就在試圖踉著這種感覺走。當然，這種感覺經常把我引向一處后，就撒手不管地遁去了，弄得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而靈長類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是個徹頭徹尾的酒鬼。他一大早起來就喝上一加侖血色馬利絲酒，然後一天都醉醺醺的無法正常工作，不能發揮作用。所以職員們就無法得到展開工作的允許，但卻又必須工作。所發生的所有這些爭端都是：『這事你應該和我商量！』、『我本來可以用我用來觀察猴子的這些數據單的。』、『掀開研究中心的頂蓋。』簡直和猴子實hｔｔｐｓ://ｒeaｄ•99ｃｓｗ.ｃom驗的情況別無二致。研究所分裂成幾個派系，發生了某種革命，我參与的那個派系最後遭到慘敗，我被告知離開那裡，我也正準備離開那裡。」

「我記得我在想：『見鬼，我滑得太近、太高了，但不管怎樣我也得試試。真是見鬼。』然後我就落到了樹以下的高度，離地面大約有五十英寸，我陷入了靜止不動的空氣中。我太慢了，失速的高度也掌握得不對。我記得我當時想：『真他媽的見鬼？』我意識到我會摔下去，會摔得很慘，我記得我想：『上帝，我會摔斷一條腿，真他媽的！』」他在絕望的掙扎中極力控制速度，控制滑翔機，把滑翔機變成俯衝式，但不行，於是他就按訓練時所學的那樣伸出雙腿來承受震蕩。「你知道，你會摔斷雙腿，但卻不能把腿縮回來」因為如果你屁股撞到地面，就會摔斷脊梁骨。

「中學生活對我來說簡直是個災難，」他說，1962年，他十四歲的時候，從他家鄉麻省林肯的一所很小的小學升入林肯－沙德伯雷中學，這是個地區性的、規模很大的中學「我每天去學校就像去監獄一樣。這是一個工業性很強的中學，在這裏，除非你能證明自己非常傑出，能夠進入特殊的班級，否則就會受到就像對待少年犯一樣的對待。而我正好又不是能與整個體制所要求的那種思想品行保持一致的人。我蓄長發、彈吉它、聽民歌，我是一個嬉皮士，而我周圍沒有一個嬉皮士，所以我就很孤立。」

事實上，朗頓被摔得零七八碎。他的頭盔保護住了他的頭顱，他的雙腿起到了坐墊的作用，保護住了他的骨盆。但他摔斷了三十五根骨頭，摔斷了雙腿、雙臂，幾乎將他的右臂摔得錯了位。他摔斷了大多數筋骨，摔壞了一扇肺。他的雙膝被摔得撞到了他的臉上，摔壞了一個膝蓋、臉頰、以及他身上幾乎所有的部件。朗頓說：「我的臉基本上被塗滿了藥膏。」他的眼睛不會轉動了，臉頰骨和眼睛凹骨也摔裂了，無法支撐眼睛。他的大腦也被摔得不太對勁了。由於摔傷了臉部而導致了嚴重的內傷。「他們在急救室給我做了許多接骨手術，往我的肺里充氣。」朗頓說：「直到過了應該正常蘇醒的一天之後我還沒有蘇醒過來。他們擔心我變成了植物人。」

祖父山最高的山峰是藍嶺，其山脈風光無限。事實上，它是一個私人擁有的旅遊聖地，也正好是非常合適的滑翔地。「如果風力合適的話，你可以在空中飄懸數小時！」朗頓說。確實，當山的主人意識到，在旅遊者觀看這些瘋子藐視地球引力的時候他可以賣出多少熱狗和漢堡包時，他就以每天僅收二十五美元的誘惑邀請朗頓他們在這兒呆上一個夏天。

他說：「當時我打了嗎啡，所以相信了她們的話。」

在波多里科呆了一年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朗頓認識到，現在該是認真考慮生活的時候了。「我不能總是四處遊盪，過一天算一天，沒有任何長期發展的打算了。」但到哪裡去呢？他尋思，不知那種神秘的感覺是否能給他一些啟示。在波多里科，他一直在尋思這個問題，他開始想，也許，僅僅是也許，他能夠尋著這個蹤跡發展：選擇宇宙學和天文物理學。

朗頓最終於1966年從中學畢了業。他說：九_九_藏_書「那正是嘻皮時代的開始。所以那年夏天我和我的一個朋友跳上一輛公車去了加州，那裡對嬉皮士的認識要領先得多。我們直接去了海特－阿什博雷，去聽卓別林和傑弗遜合唱樂團的演唱。那個夏天真是棒極了。」

很明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北上。朗頓和其他「不受歡迎」的夥伴開始沿途免費搭乘他人便車旅行到麥迪遜的威斯康星大學，經常在那裡一呆就是幾周。「麥迪遜才是我呆的地方。六十年代的整個反文化運動對麥迪遜都有所波及，而洛克福特卻保守沉悶。在麥迪遜，經常有反戰活動，許多嬉皮士開始吸毒，所以我也染上了吸毒。我有一個電吉它，我的一個朋友接觸過阿泊拉民間音樂，所以我們非常成功地參加了一些即席演奏會。在麥迪遜發生了許多事，只是沒有一件是與你上大學必須要乾的事相關。」

朗頓的事故是班奈埃爾克醫院接到過的最嚴重的一起。這個醫院更習慣於接受出了槍傷和滑雪摔傷的傷員。更嚴重的是，朗頓從頭到腳都在做牽引，絕對不能移動。但朗頓確實在某一方面的運氣不錯。加能紀念醫院的主人，也是該醫院創建人之子勞森·泰特醫生在來該醫院就職之前在許多著名醫學院學過醫，是全國最高水平的矯形手術專家。在後來的幾個月中，他為朗頓重建了被摔壞的臉頰骨，嵌入了一些用來支撐的塑料片來重建朗頓的眼窩，重新打開了穴位，重修了他的臉部骨頭。他用朗頓屁股上的皮膚修補了朗頓破碎的膝蓋。接好了錯位的右肩，這樣神經就能在癱瘓的胳臂上重新長好。到1975年聖誕節，朗頓終於飛往離他父母所在的林肯很近的麻省康考德的愛默森醫院。泰特已經為他做了十四次矯形手術了。朗頓說：「那兒的醫生都十分驚訝，一個人怎麼能夠忍受做這麼多次手術。」

意外事故發生在8月5日。那時他的朋友們和他們的汽車早就離去了，他也打算第二天離開這裏。他準備先去圖森報到，然後在課程開始之前再回到祖父山來參加比賽。但現在，他想再練習一番定點著陸。在做定點著陸時，你必須準確無誤地降落在指定地點。

在康考德，朗頓終於恢復到能夠開始練習如何重新使自己的身體運動自如，這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我已經有六個月只能平躺在床上了，」朗頓說，「很多時間全身都被上了石膏，連下顎都用金屬線固定住了。體重從一百八十英鎊驟減到一百一十英鎊。那整段時間我沒有做一點兒身體康復鍛煉。所以在那段時間身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會失掉所有的肌肉，肌肉就這麼不見了。你所有的韌帶和肌腱都綁緊了。你變得全身梆硬，因為如果你的關節不是經常曲屈運動，保護關節部位留有一定的活動空間的話，四肢關節就會長滿一種物質，偷偷取代疲乏的軟骨，直到四肢關節再也沒有可以活動的空隙。」

朗頓說，他在加勒比海學會了潛水，他喜歡潛游于珊瑚和魚群的三度空間。這令人如痴如醉。但當他返回波士頓后就發現，潛游于新英格蘭的冰冷的棕色海水中滋味就大不一樣了。所以他就改為玩懸挂式滑翔機。他第一天就玩得入了迷。飄浮於大地之上，在一陣陣熱氣流的推助下緩緩上升，這是三度空間的極致境界。他變成了九九藏書一個滑翔機狂，買了自己的懸挂式滑翔機，把每一分鐘業餘時間都用到了滑翔機上。

對朗頓來說，坐落在玉米地當中的洛克福特大學的嶄新的校園看上去就像一所警戒不嚴的監獄農場。「也許最好再在校園四周圍牆上圍上有刺的和帶尖刃的鐵絲網。」 因為學校招收了太多的學生，那年，在總共五百名學生中，有十名是從東海岸招收來的嬉皮士。「我們到了那裡，環顧四周，都是些土得掉渣的農民子弟和極端的右翼分子。這地方就像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民兵基地。在東海岸，起碼有各種運動在風起雲湧，而在伊利諾斯州的玉米地里，時間仍然停留在麥卡錫時代。在1966 年的伊利諾斯州中部，嘻皮士只有死路一條。註冊時，他們一看到我就讓我在參加女子體育館這欄上登記。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剛走進一家炸麵餅圈店，幾個國家警察就跟著我們進來了，其中一個警察說：『我不知道是你們其中的誰，但你們這些傢伙中有一個人的女朋友可真夠難看的。』我們遭到所有的飯館的驅逐，沒人願意為我們服務，因為我們蓄長發。校方很快就開始懷疑我們與吸毒和其它所有壞事有關聯。」

他說：「我想呆在麥迪遜，但我在那裡沒有工作，沒有辦法維持生計。所以我只好回到波士頓，在波士頓我變得更加政治化，更深地捲入了反戰活動。」因為沒有了可以緩役的學生身份，所以他向徵兵委員會申請良心反戰者身份。經過長時間的爭取，徵兵委員會終於批准了他的申請。「於是我就於1968年到麻省綜合醫院履行替代服務。」

最後他終於醒了過來。但把他的全部零部件都修補好卻花費了很長時間。他說：「我有一種看著自己的思維恢復正常的奇怪感覺。我能看到我自己像一個被動的觀察者，我的知覺被撞得七零八碎，這使我想起了虛擬計算機，或就像在觀察生命遊戲。我可以看到那些七零八碎的模型自我組織、恢複原狀，以某種方式回復到原來的那個我。我不知道如何用一種客觀可考的方式來描述這個情形，也許是他們給我注射的嗎啡造成了我的這些幻覺，但這就好像是你打散了一個螞蟻王國，然後看著螞蟻又不斷聚攏起來，重新組織和建立它們的王國。」

所以他就開始做這一天的最後一次練習。定點著陸的整套動作得非常協調。因為所定目標是樹叢中的一小片空地，要做到定點著陸的唯一辦法就是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後用幾乎失速的速度盤旋而下。但那一天的風力不予配合，讓人提心弔膽，似乎不可能成功。朗頓已經失敗了四次了，已經感到非常沮喪了。這次是他參加比賽前的最後一次練習。

毫不奇怪，朗頓在洛克福特剛上大學二年級就被留校察看。秋季學期結束后，校方就讓他離開學校，他也告訴校方他正要退學。

不幸的是，到了秋天，他不得不回來到伊利諾斯州的洛克福特大學報到。私下裡，他根本就不想上大學，而這個大學對他也抱以同樣的態度：由於他中學的成績總在三分左右晃動，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這類的學校對他的申請一概給予斬釘截鐵的拒絕。但他的父母堅持要他到別處去上大學。洛克福特大學當時剛由一所女子完校改為一所文科性綜合大學，正在積極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