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應該被送入萬神殿。——聖茹斯特

比較小的第三個現象表現在人類的體型上：總的說來，那時的歐洲人明顯要比今天的歐洲人矮小許多，這個說法是根據應徵士兵的大量體格統計數字，我們可從中取一例來加以說明。在義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亞（Liguria）沿岸的一個縣裡，從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佔了 72％。但這並不表示18世紀晚期的人要比我們來得纖弱。法國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發育不良、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他們所具有的體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躍在殖民地山林叢中小巧玲戲的游擊隊員們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裝，連續行軍一周，是家常便飯的事。但是，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人們的體質很差，卻是不爭的事實。那些身價百倍的國王和將軍都把他們的性命繫於「高個子」身上，由這些人組成精幹強悍的衛隊、身披甲胄的騎兵護衛隊，以及諸如此類的保安人員，這一切都說明了上述事實。

因此，對於當時的大多數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廣袤無邊。除非被某種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軍隊徵募所抓走，大多數人是生於斯、長於斯，並且通常就是在他們所出生的教區里度過一生。法國當時共有90個省，遲至1861年，在其中的70個省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是政府代理人和傳言談到的事，沒有報紙，即使在1814年，法國雜誌的正常發行量也只有5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層階級以外，幾乎無人能識文斷字。流動人口，包括商人、小販、短工、工匠、流動手工業者、季節https://read.99csw.com性僱工，還包括四處行乞的托缽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強盜和市集上的老鄉這類範圍廣泛、行蹤飄忽不定的龐雜人群，這些人負責把小道消息傳給大家。當然，戰爭期間散落於民間或者在和平時期駐防民間的土兵也負責傳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過政府或教會這類官方渠道傳給大家。不過，即使是這種遍佈於全國的政府組織或者基督教組織的地方人員，他們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說，他們定居於一處，終身為他們的同類提供服務。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區，由中央政府任命，並被派往接任地方職位的官吏，此時才剛剛出現。在國家所有的基層官員中，或許只有部隊的軍官才有指望經常遷徙，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這些人只有在他所轄地區內，從各種各樣的美酒、女人和戰馬中求得慰藉。

然而，如果說當時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來得小，那麼，交通的極端困難和不穩定性卻使當時的世界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並不想誇大這些困難，按照中世紀或16世紀的標準來看，18世紀晚期是一個交通工具眾多且快速的時代，即使在鐵路革命以前，道路、馬車和郵政服務也已大有改善。從18世紀60 年代到該世紀末，由倫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時間，已從10－12天縮短到62 小時。18世紀下半葉建立的郵車或驛車系統，在拿破崙戰爭末期到鐵路鋪設這段時期內大為擴展，它不僅加快了速度——1833年，從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郵件遞送只需36小時——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務。然而，陸路的旅客運輸量依然很小。陸上的貨物運hｔtpｓ://ｒead.99csw•ｃｏm輸不僅速度慢，而且費用昂貴，令人生畏。對那些經營官方事業或從事商務的人而言，相互往來是絕對無法斷絕的，據統計，在與拿破崙開戰之初，計有2000萬封信件經過英國郵差之手（到本書所論時期尾聲，信件數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信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他們不能識文斷字，而且，出門旅行——或許除了往返於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異乎尋常的事。倘若他們或他們的貨物要走陸路，那麼，他們絕大多數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緩慢的二輪貨運馬車，這種方式甚至在19世紀早期還運輸了六分之五的法國貨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長途跋涉，行色匆匆；馬車夫趕著郵政馬車，捎帶著十來個過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顛簸，每個乘客都顛得散了骨架；貴族的私人馬車在路上飛馳，但對於那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牽著馬匹、騾子步行的車夫，仍主宰著陸上運輸。

不僅「所知的世界」比較小，而且現實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類活動的世界是如此。由於無法取得實際的人口統計資料，所有現有的人口估計完全是靠推測得來。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即當時的地球只能養育相當於現今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過今天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們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測數據出人不是太大，那麼，亞洲和非洲在當時所養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歐洲的人口大約是1．87億（現在的人口大約6億），所佔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佔的比例顯然就更小了。大體而言，在1800年時，每三個人當中就有兩個是亞洲人，每五人當中有一個是歐九_九_藏_書洲人，非洲人佔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則只佔1／33。很顯然，那麼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面，人口密度自然比現在要稀薄得多了。也許，除了一小部分地區，比如說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或西歐和中歐的某些地區，由於農業生產發達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著類似現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規模比現今要小，那麼，人類有效拓居的區域自然也會小一些。氣候狀況（儘管氣候不會再像14世紀初到18世紀初那個「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時代那樣寒冷或潮濕，但比今天可能還要冷一些、濕一些。）遏制了人類在北極圈內定居的極限；流行性疾病，如瘧疾，在很多地區仍然制約著人口的增長，比如義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實際上長期無人居住，到了19世紀，才逐漸有人定居。原始的經濟生活方式，特別是狩獵和（在歐洲）遊牧，浪費了土地，使得人們無法在整片地區安家落戶，例如義大利東南端的阿普里亞（Apulia）平原。 19世紀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們描繪羅馬四周地區的圖畫，那是一個空曠且到處都是廢墟的瘧疾流行區，少量牛羊伴隨著三三兩兩古怪奇特的盜匪，這就是當時人們所熟悉的地方風景。當然，很多土地在開墾之後，貧瘠依舊，雜草叢生，到處是汪洋的沼澤地、粗放的牧場或森林，甚至在歐洲也是如此。

1

18 世紀80年代的世界，曾經是一個比我們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這是我們對那個世界的第一個看法。從地理方面看，當時的世界比較小，因為，即使是那個時代受到過最好教育、見識最廣的人——比如說，像科學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read.99csw.com9－1859）這樣的人——也只了解這個人類棲息地球的局部地區。（相對於西歐，那些在科技方面較不發達、較不具擴張性的社群的 「所知世界」，顯然要比西歐所認知的更小，小到只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沒有文字的西西里農民或是生活在緬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這樣的小天地里度過他們的一生，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永遠一無所知。）由於有像庫克（James Cook）那樣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紀航海家的探險活動，大洋表面的大部分地方（儘管絕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經由考察繪製在地圖上，儘管在20世紀中葉以前，人類對海底的知識仍微不足道。人們已能了解了各個大陸以及大部分島嶼的概貌，儘管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還不太精確。人們對於分佈於歐洲的山脈面積和高度的知識比較精確，而對於拉丁美洲的情況，則了解得非常粗略。對於亞洲，所知甚少。至於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tlas〕以外），在實際用途方面毫無了解。除了中國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徑對於世人都充滿了神秘色彩，只有少數靠設陷阱捕獸的獵人、商人或深入加拿大印第安地區的皮貨商，才了解他們所在地區的河流走向，或者說曾經有所了解。除了幾個地區之外——在幾塊大陸上，他們只從沿海伸入內陸不過幾英里——世界地圖都是由商人或探險家的明顯足跡穿越過的空白空間所組成。要不是由於旅行家或在遙遠前哨站服務的官員們，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資料，這些空白地區甚至會比實際上標明的還要廣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變幻莫測的天氣干擾）。歌德（Goethe）在義大利旅九九藏書行期間，從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時間分別用了四天和三天。這位才子對於旅途花費的時間之短感到驚訝，他用這幾天時間舒舒服服地完成了與陸上路途一樣的旅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從實際意義上看，從倫敦到普里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諾福克郡布雷克蘭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Seville），要比從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更容易。從巴西的巴伊亞（Bahia）去漢堡（Hamburg），要比從東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走內地更方便。水路運輸的主要缺點就是間歇太長，即使到1820年，從倫敦發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周才兩次，發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於發往北美的郵件，則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頓、紐約與巴黎的聯繫肯定要比喀爾巴阡山的瑪拉馬羅斯郡（Maramaros）與布達佩斯之間的聯繫要密切得多。正因為通過遠洋運輸運送大量的貨物和人員比較容易，所以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繫，要比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繫更方便。比如說，從愛爾蘭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時間（1769－1774年）運送4．4萬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時間運送5000人到蘇格蘭的敦提（Dundee）還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獄（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內已在馬德里家喻戶曉，而在皮隆尼（Peronne）這個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獄陷落的第28天，才獲悉來自巴黎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