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樣的概括還是無法使我們理解，為什麼這場革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及為什麼它會走上那條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研究一下所謂「封建反動」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實際上提供了引爆法國火藥庫的火花。

農民革命是規模龐大、缺乏組織和明確目標、沒有名稱，但卻不可抗拒的運動。使農民動亂轉變成不可逆轉的騷動的是，地方城市起義與群眾恐慌浪潮的結合，它們悄悄而又迅速地在廣大的農村蔓延，此即1789年7月底8月初的所謂大恐慌（Grand Peur）。在7月14日之後的三周內，法國農村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和皇家法蘭西的國家機器便告分崩離析。國家權力只剩下一些零散且未必可靠的軍隊，一個沒有強制力的國民會議和許許多多自治城市或中產階級的行政機關，它們不久就按巴黎模式組建了資產階級的武裝「國民軍」（National Guard）。中產階級和貴族立即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實：所有封建特權都被正式廢除，雖然在政治局勢安定之後，確定了對他們進行補償的高昂價碼。直到 1793年後，封建主義才完全告終。到1789年8月底，革命還發表了其正式宣言——「人權宣言」。相反地，國王以他慣常的笨拙方式進行了反抗，被群眾性動蕩的社會涵義嚇壞了的中產階級革命分子開始想到，保守主義的時刻已經到來。

不過，在官場辭令上，這樣的制度表達的並不僅是單純的階級利益，同時也是「人民」的普遍意願，而人民則被轉化為「法蘭西民族」（一種意味深長的認同）。國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寵的法蘭西和納瓦爾（Navarre）國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寵和國家憲法擁立的法國人的國王路易。宣言中說，「一切主權均源自國家」，而國家，如西埃耶（Abbe Sieyes）神父所說，不承認世上有高於其自身利益的利益，並且不接受國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權威，不管是一般人類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無疑，法蘭西民族及其以後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設想到其本身利益會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利益相衝突，相反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在開創或參与將各國人民從暴政下普遍解放出來的一項運動。但事實上，國家間的競爭（例如法國商人與英國商人的競爭）和國家間的從屬（例如，被征服國家或已解放國家的利益對大國利益的屈從），已暗含于 1789年資產階級首次給予正式表達的民族主義之中。「人民」等同於民族，這是一種比意欲表達此點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綱領，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觀念。但它也是一種雙刃的觀念。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捲入或被其捲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伊（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土耳其詞彙「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 「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sla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涵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作者並未低估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無疑，它有助於激勵法國人，從狹義上說，它也為各拉美國家提供了憲法範例［它可與法國憲法相媲美，有時可作為其替代方案〕，並不時地激勵著激進的民主運動。）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發展國家資源的一切限制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九*九*藏*書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絕對君主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加以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制」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其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制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只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英國人一定是喪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則怎麼會對這場世界經歷過的最重要革命，對它正在進行的莊嚴方式，不表敬仰讚賞。凡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城市最近三天發展的同胞，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話是誇張的。

反革命將可能的群眾起義變成了實際的起義。無疑，舊制度惟一自然的反應便是進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話，就使用武裝力量，儘管軍隊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才會認為路易十六也許會接受失敗並立即使自己轉變為立憲君主，即使他不像實際上那樣微不足道，那樣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個頭腦不那麼簡單、不那麼沒責任感的女人，即使他願意聽從不那麼災難性的謀臣，他也不會那樣做。）事實上，反革命已經促使巴黎那些飢餓、充滿不信任感和富有戰鬥性的群眾整個動員起來。這場動員最激動人心的結果是奪取巴士底獄，這是一座象徵王室權威的國家監獄，革命者指望在那裡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沒有比象徵物倒塌更具影響力的東西了。攻佔巴士底獄代表了專制主義的垮台，這個事件象徵著解放的開端，因而使全世界為之歡呼，於是7月14日遂成為法國的國慶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Kant）是一個穩健的哲學家，據說，他的習慣非常有規律，以致他那個城鎮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動來校正自己的鍾錶，甚至是像他這樣的人在聽到攻佔巴士底獄的消息后，也把其下午散步時間延後了，哥尼斯堡的人民於是都相信，震動世界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更能說明其影響的是，巴士底獄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鎮和鄉村。

——《晨郵報）1789年7月21日論巴士底獄的陷落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觀念可說來自共濟會，這種觀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1791年）中得到純潔莊嚴的展現，它是那個時代最早的偉大宣傳藝術，那個時代最高的藝術成就經常都是宣傳性的。更確切地說，1789年資產階級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中提出來的。這是一份反對貴族特權階級社會的宣言，但並不是支持民主社會或平等社會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條說，「在法律上，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許存在社會差別，「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是神聖、不可剝奪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職務對有才能的人同等開放；但如果賽跑在同等條件下開始，那麼同樣可以假定，賽跑者不會同時跑到終點。該宣言主張（如同反對貴族階級或專制主義一樣），「所有公民都有權在制定法律方面進行合作」；「個人親自參与，或通過自己的代表參与」。而宣言中設想作為主要政府機構的代表大會，並不一定要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廢除國王。建立在有產者寡頭集團基礎上的君主立憲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意願，雖然民主共和在邏輯上似乎更符合他們理論上想要追求的目標。儘管也有些人毫不猶豫地捍衛民主共和，但總體說來，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並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憲政體、一種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業的世俗國家，以及由納稅人和財產所有者組成的政府。

第三階級雖面臨國王read.99csw.com和特權階級的聯合反抗，還是取得了成功，因為它不僅代表了有教養而又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觀點，而且也代表了更強大得多的勢力，即城市的，特別是巴黎勞動貧民的觀點以及革命農民的觀點，雖然這比較短暫。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動成一場革命，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三級會議的號召與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危機恰好一致。因一系列複雜原因，18世紀80年代晚期，對法國經濟的所有部門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時期。1788和1789年的歉收和異常艱難的冬季，使這場危機尖銳起來。歉收使農民遭到損失，一時間，這意味著大生產者可以高價出售穀物，而大多數持地不多的人，則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錢人種植的糧食，或以無比的高價購買食物，特別是在臨近新收穫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對城市貧民的衝擊更為明顯，他們的生活費（麵包是主食）可能上漲了一倍。鄉村的貧困使製成品市場萎縮，因此也造成了工業蕭條，這使歉收的危害日趨嚴重。鄉村貧民因而陷於絕望和躁動不安，他們挺而走險，從事暴動和盜匪活動；在生活費暴漲之時，城市貧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雙重絕望之中。在正常情況下，或許只會發生一些盲目的騷動，但在1788和1789年，法蘭西王國的一場大騷動、一場宣傳和選舉的勝利，使人民在絕望中看到一種政治前景，他們提出了從鄉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要求，在當時，這是一種無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騷動的人民站在第三階級代表的後面，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君主政體的財政困難使問題攀升到危機點。該王國的行政和財政結構大體已經過時，如前所述，企圖藉由1774－1776年的改革來修補這一結構的努力，在以最高法院為首的既得利益團體的反抗下，已遭失敗。然後，法國捲入了美國獨立戰爭。對英國的勝利是以其最後破產為代價換得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獨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種權宜之計都嘗試過了，但收效日少。當時支出至少超過收入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節約措施，除非進行一項根本改革，以動員實際上相當強大的國家課稅能力，否則無法應付此一局勢。因為，儘管凡爾賽宮的揮霍經常因危機而受到譴責，但宮廷的開支僅佔1788年總支出的6％。戰爭、海軍和外交支出佔四分之一，現存債務負擔佔一半。戰爭和債務——美國獨立戰爭及其債務——破壞了君主政權的根基。

——聖茹斯特《論法國憲法》，1793年4月24日在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

因此很自然，貴族們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項主要資產，即公認的階級特權。在整個18世紀，在法國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他們不斷侵佔官職，但專制君主卻寧可讓在專業上稱職、在政治上無害的中產階級人士來擔任這些職務。至18世紀80年代，甚至要有貴族的徽飾才能購買軍隊的委任狀，所有主教都是貴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宮廷管家一職，也大都被他們奪占。由於他們成功地競爭了官職，貴族不但觸怒了中產階級的感情，他們還通過日益增強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權的趨勢，動搖了國家的基礎。同樣，他們，特別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地方鄉紳，為應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極儘可能利用手中強大的封建權力，加緊搜刮農民的錢財（或勞役，不過這比較少）。為恢復這類已過時的權力或從現存權力中最大限度地獲取收益，一種全職的、研究封建法的專家（feudist）產生了。其中最傑出的成員巴貝夫，於1796年成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產主義暴動的領袖。因而，貴族不僅觸怒了中產階級，而且也觸怒了農民。

不久，開明國家將審判那些迄今統治著它們的人。國王們將被迫逃亡荒漠，與和他們相似的野獸為伍。而自然將恢復其權利。

政府的危機給貴族和最高法院帶來了機遇。政府若不擴大他們的特權，他們就拒絕付款。專制主義面對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開的「顯貴會議」 （assembly of notables），這次會議的成員雖經過精心挑選、但仍然很難對付，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闢稅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決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級會議——這項舊封建時代的會議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開。因而，革命的開始，是貴族試圖重新奪回國家控制權。因如下兩個原因，這一企圖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階級的獨立意願，這一九-九-藏-書虛構的團體想要代表既不是貴族也不是僧侶的所有人民，但實際上是由中產階級所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進行政治賭博之際，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經濟和社會危機。

在2300 萬的法國人中，約40萬人組成的貴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階級」，儘管它並非像普魯士或其他國家那樣，絕對不受較低階級的挑戰，但仍然相當穩固。他們享有很大的特權，其中包括一些賦稅的豁免權（但豁免數量不如組織更加嚴密的僧侶階級那麼多），以及收取封建稅捐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地位不那麼顯要。絕對君主制儘管在其性質上仍是貴族的甚至封建性質的，但它儘可能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獨立和職責，並削減了他們舊有的代表機構——三級會議（States－ General）和最高法院。這一事實持續在高級貴族和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長袍貴族是後來國王們因各種目的，主要是出於財政和行政目的而冊封的，一個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產階級，只要能通過殘存的法院和三級會議，就能表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雙重不滿。貴族在經濟上的憂慮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生來就是，並且按傳統一直是鬥士而不是掙錢的人，貴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經商或從事專門職業。他們依靠其地產收人，或者如果他們屬於享有優惠的少數大貴族和宮廷貴族，則依靠富有的婚姻、宮廷的年金、賞賜和乾薪。但是，有貴族地位之人，其開銷是很大的，並且不斷上漲；而他們的收入卻在下降，因為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財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們勉強進行管理的話。通貨膨脹使諸如租金這樣的固定收入，逐漸減少其價值。

認為舊制度的危機並非純粹是法國獨有的現象，這樣的看法頗有一些分量。正因為如此，或許有人會爭辯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在我們這個世紀佔有類似的重要地位）不過是這一連串類似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1917年前幾年的這類運動，最終葬送了古老的土耳其帝國和中華帝國。然而，這有點文不對題。法國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但它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得多。首先，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在 1789年時，差不多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法國人。其次，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國大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美國革命家和英國「雅各賓黨人』（Jacobins），發現他們自己在法國都成了溫和派，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國和美國都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但在巴黎，他卻是吉倫特派（Girondins）最溫和的人物之一。廣義說來，像從前許多國家進行的革命一樣，美洲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擺脫了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則是巴爾扎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

為什麼呢？當然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資產階級尚未像日後的自由派那樣，被法國大革命的可怕記憶所嚇壞。1794年後，溫和派已經很清楚，對資產階級的安適和前途來說，雅各賓制度已把革命推得太遠了，正如革命者十分清楚的那樣，即使「1793年的太陽」會再升上來，它也不會在非資產階級的社會散發光輝。再者，雅各賓派之所以能有機會提出激進主義，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不存在可以取代他們的社會替代方案。這樣一個階級，只有在工業革命過程中，隨同「無產階級」，或準確些說，隨同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思想體系和運動而產生。在法國大革命中，工人階級（這裏指的是受雇者全體，其中多數都是非工業的工資勞動者。）還沒有發揮多大的獨立作用。他們渴望過、造反過，或許還夢想過，但他們為了一些具體目的而追隨非無產階級的領袖。農民階級從未提出不同於別人的政治替代方案；他們僅在情勢需要時，提供幾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提出一個幾乎不可更改的目標。取代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惟一派別（如果不算一旦失去群眾支持就無能為力的一小批思想家和好鬥分子）是「無套褲漢」（Sansculotte），這是一個大多由勞動貧民、小匠人、店鋪老闆、手工業者、小業主等組成的、無定形的、主要是城市的運動。無套褲漢的主要組織為巴黎的「區隊」（九九藏書sections）和地方政治俱樂部，他們提供了革命的主要突出力量——實際的示威者、暴動者和街壘構築人。通過像馬拉（Marat）和埃貝爾（Hebert）那樣的新聞工作者和地方代言人，他們也提出了一種政策，在這些政策背後有一種模糊又自相矛盾的社會理想，他們把對（小）私有財產的尊重與對富人的敵視結合起來，要求政府保證窮人的工作、工資和社會保障，渴望一種極端的平等主義和地方化的直接民主。事實上，無套褲漢所反映的，是廣大「小人物」的群眾利益，這些小人物介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也許更接近後者而不是前者，因為他們畢竟多數是窮人。在美國（如傑斐遜主義[Jeffersonianism]和傑克遜民主派，或平民主義）、英國（如激進主義）、法國（如後來共和派和激進社會主義者的鼻祖）、義大利（如馬志尼[Mazzini]派和加里波底[Garibaldi]派）和其他國家，我們都能看到這類人物。在後革命時期，它們大多變成中產階級的自由左翼，但不情願放棄左翼無敵人這一古老原則，並準備在遇到危機時起而反對「金錢壁壘」，或「經濟保皇派」，或「釘死人類的黃金十字架」。但無套褲漢也沒有提出現實的替代方案。他們的理想，一種鄉里人和小手工工匠的美好過去，或不受銀行家和百萬富翁干擾的美好未來，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歷史與他們背道而馳。他們最多只能夠（這在1793-1794年已經實現）在其道路上設置路障，而這些路障從那一天起幾乎直到現在，始終阻撓了法國經濟的發展。事實上，無套褲漢是那麼無益的一種現象，以致其名稱本身大多已被人遺忘，或只是作為在共和二年對其提供領導的雅各賓主義的同義詞而被人想起。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做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在1720－1780年間增至四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制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面是舊貴族絕對君主制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制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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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農民和勞動窮人都是文盲，政治態度不是溫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選舉過程是間接的，因而被選出來代表第三階級的610人，多數是同一個模子打出來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師，他們在法國地方上發揮重要經濟作用；另約有100位資本家和商人。中產階級為贏得相當於貴族和僧侶總和的代表權，為爭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為了這些溫和抱負而進行了艱苦、成功的鬥爭。現在，他們以同樣的決心為爭取資產階級潛在多數票的權利而鬥爭，其方式是把三級會議轉變為個別獨立的代理人會議，這些代表將以各自投票，取代以傳統階級為單位的商議或投票，在後一種情況下，貴族和僧侶的兩票總是能夠壓倒第三階級的一票。在這個問題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開了。三級會議開幕六周以後，急於在國王、貴族和教士之前搶先採取行動的平民代表，將他們自己和那些準備好要跟隨他們的人組織起來，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組成了有權重新制訂憲法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圖導致他們在實質上按英國下院的模式制訂了自己的要求。專制主義已走到盡頭，如才華橫溢而又名聲不佳的前貴族米拉波（Mirabeau）對國王所說的：「先生，在這個會議里，您是一個局外人，您無權在這裏說話。」

如果說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主要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話，那麼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為世界的鐵路和工廠提供了範例，它提供的經濟爆炸物，破壞了非歐洲世界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而法國則引發了世界革命，並賦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這類事物成了實質上每個新生國家的象徵，而1789－1917年之間的歐洲（或實際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贊成或反對1789年原則，或甚至更富煽動性的1793年原則的鬥read.99csw.com爭。法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了自由和激進民主政治的語彙和問題。法國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第一個偉大的榜樣、觀念和語彙。迭國為多數國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組織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經由法國的影響，現代世界的思想觀念首次滲透進迄今曾抗拒歐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傑作。（對英國和法國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響，不應過分誇大。這兩種革命的任何一個中心，都未將其影響局限於人類活動的任一特定領域，兩種革命是互為補充，而不是相互競爭的。可是，即使當兩者最清楚不過地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如像社會主義，它幾乎是同時在兩個國家發明和命名]，它們也是從不同的方向匯聚在一起。）

簡言之，法國以及以後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治的主要形態，到這時已清晰可見了。這種戲劇性、充滿辯證法的舞步將主宰日後的幾代人。我們還會多次看到溫和的中產階級改良派，動員民眾去對付反革命的死硬頑抗。我們還將看到，群眾超越溫和派的目標而走向自己的社會革命，而溫和派則分裂為從此與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決心在群眾的幫助下去追求溫和目標中尚末實現部分的左派，即使冒著對群眾失去控制的風險也在所不惜。如此，經過抵抗方式的反覆變換——群眾動員 -向左轉-溫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轉——直至中產階級的多數轉變成日後的保守陣營，或是被社會革命所粉碎。在以後多數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溫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剛剛開始的階段就倒退，或轉向保守陣營。實際上在19世紀，我們越來越發現（在德國最明顯），由於擔心其難以控制的後果，溫和自由派壓根兒就不想發動革命，而寧願與國王和貴族達成妥協。法國大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有一部分的自由派中產階級願意繼續革命，直至達到或真正瀕臨反資產階級革命之時止。這便是雅各賓派，他們的名字已成了其他國家「激進革命」的代名詞。

如我們所見，對歐洲的舊制度及其經濟體系來說，18世紀末期是一個危機時代，該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充滿了有時幾乎達到起義地步的政治鼓動和殖民地爭取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有時甚至可使它們脫離宗主國，而且不僅發生在美國（1776－1783），還見諸愛爾蘭（1782－1784）、比利時和列日（1787－ 1790）、荷蘭（1783－1787）、日內瓦，甚至英格蘭（1779年，此點曾有爭議）。這一連串的政治騷動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致近來一些歷史學家形容這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是惟一的一次民主革命，雖然程度最激進，影響也最為深遠。

法國大革命並非由有組織的政黨或運動發動領導的，也不是由企圖執行某個計劃綱領的人發動領導的。直到后革命時期的拿破崙出現以前，它甚至未能推舉出在20世紀革命時我們習慣看到的那類「領袖人物」。然而，在一個相當有內聚力的社會集團中，他們的共同意願驚人的一致，遂使該革命運動有力地團結起來。這個集團便是「資產階級」；其思想觀念是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系統闡述、由共濟會綱領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哲學家」發動了這一場革命。或許沒有他們，革命也會發生，但可能是由於他們，才造成了僅只是破壞一箇舊制度與迅速有效地以一個新制度取而代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農民這個也許佔了法國人口80％的廣大階級，他們的地位絕對不值稱羡。大體而論，他們實際上是自由的，並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實際數字中，貴族僅占所有土地的五分之一，教會地產也許占另外6％，這一比例隨地區而波動。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轄區，農民已佔有38％－40％的土地，資產階級佔18％－19％，貴族佔15％－16％，僧侶佔3％－4％，還有五分之一是公地。可是，事實上多數人都沒有土地或沒有足夠的土地，由於技術普遍落後，這個問題日趨嚴重；而人口的增長，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問題日趨惡化。封建稅捐、什一稅和賦稅掠走了農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這部分比例日漸增加；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卻使剩餘部分的價值日趨減少。只有少數經常有剩餘產品出售的農民，才能從漲價中獲得好處；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漲價之苦，特別是在歉收年，因缺貨造成的高價主宰著市場。無疑，由於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裡，農民的情勢日益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