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重要的親雅各賓主義或親法國的情緒，主要存在於與法國毗鄰、社會條件類似，或經常有文化接觸的一些地區（低地國家、萊茵地區、瑞士和薩伏伊）、義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愛爾蘭和波蘭。在英國，雅各賓主義如果不是與英國民族主義普遍的反法傾向相衝突的話，無疑將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在恐怖時期以後亦將如此。這種民族主義是輕蔑和仇視的混合物。吃牛肉長大的約翰牛對飢餓大陸人（在這一時期流行的漫畫中，所有法國人都像火柴棒般瘦小）的輕蔑，以及對英國世敵的仇視，無視法國是蘇格蘭的世代盟友（這或許與蘇格蘭的雅各賓主義，是一支強大得多的民眾力量不無關係）。英國的雅各賓主義最初是一種手工業者和工人階級的現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熱潮過去以後是如此，這是很獨特的。通訊協會（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聲稱是勞動階級的第一批政治組織。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權》（Rights ofMan）一書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並得到輝格黨利益集團的一些政治支持。輝格黨利益集團本身因其財富和社會地位而免遭迫害，並準備捍衛英國公民的自由傳統，以及與法國議和所得的好處。然而，英國雅各賓主義的實際弱點在下述事實上表現出來，即在戰爭的關鍵階段（1797年），於斯匹海德（Spithead）發生兵變的那支艦隊自己吵嚷說，只要他們的經濟要求得到滿足，他們便將出航迎擊法國人。

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每一個受過教育、有才能、具有開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國大革命，至少在雅各賓專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續得更久（直到拿破崙稱帝以後，貝多芬才將獻給他的《英雄交響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歐洲天才異士者名單，只有20世紀30年代對西班牙共和國類似的、幾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與之媲美。在英國，有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柯爾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騷塞（Southey），有化學家普里斯特利和幾個伯明翰新月學會的傑出科學家（瓦特的兒子親身前往法國，令他父親大為驚異），有像冶鐵業者威爾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師特爾福德那樣的工藝學家和工業家，以及一般輝格黨（Whig）和非國教知識分子。在德國，有哲學家康德、赫爾德（Herder）、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詩人席勒（Schiller）、荷爾德林（Holderlin）、維蘭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樂家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心理學家拉瓦特（Lavater）和畫家富斯利（Fussli）。在義大利，實際上所有反教會的輿論界人士都支持法國大革命。可是，儘管大革命因得到這些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並授予傑出的外國同情者和那些據信是支持其原則的人法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以表示敬意，但無論是貝多芬還是彭斯，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獲此榮譽稱號的有：英國的普里斯特利、邊沁九*九*藏*書、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動家〕、麥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國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羅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齊；波蘭的柯斯丘什科 [Kosziusko]；義大利的戈拉尼［Corani］；尼德蘭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美國的華盛頓[Washington]、漢密爾頓[Hamilton]、麥迪遜〔Madison〕、潘恩和巴羅［Joel Barlow〕。但這些人並不全是法國大革命的同情者。）

說戰爭是天命註定是不對的；說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錯的。上帝自己詛咒戰爭，發動戰爭並使戰爭顯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這樣。

法國之外的雅各賓主義多半在意識形態上直接訴求于受過教育的人和中產階級，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賴於他們運用的效力或意志。於是在波蘭，法國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波蘭人都希望從法國那裡尋求支持，以對抗普魯士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的貪婪。普、俄、奧已經割據了該國的廣大地區，並且不久便將進行徹底的瓜分。法國也提供了一切深謀遠慮的波蘭人同意的那種深刻內部改革的典範，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使他們的國家有能力抵禦其屠殺者。無怪乎 1791年的改革憲法，如此自覺而深刻地受到法國

——聖茹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的報告

——維尼（Alfred de Vigny）《軍事奴役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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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極不相同的交戰者在這20餘年相互對峙，他們的實力和制度都極不相同。作為一個國家，法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願望而與其他國家對抗（或結盟），但另一方面，作為革命的化身，法國又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推翻暴政、爭取自由，於是保守和反動的勢力都一致反對它。無疑，經過革命最初的天啟年代之後，對抗兩邊的差異性逐漸減小了。到拿破崙統治末期，帝國主義征服和剝削的因素已壓倒了解放的因素。每當法國軍隊打敗、佔領或兼并了一些國家，國際戰爭與國際內戰（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則是國內內戰）的混淆情況便可減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強權則順應了法國許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轉性，因此願意談判（帶有一些保留）和平條件，但這種談判是像正常行使職能的強國之間的談判，而不像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談判。反革命強權甚至在拿破崙失敗的最初幾周內，就準備重新吸納法國為同盟、對抗聯盟、恫嚇、威脅和戰爭等傳統遊戲中的平等夥伴，在這些遊戲中，外交活動調節著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如此，但戰爭作為國家之間和社會制度之間衝突的雙重性質依然存在。

大革命的影響。這也是第一部顯示了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現代憲法。（由於波蘭實際上是貴族和鄉紳的共和國，其憲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義上才是「雅各賓式」的：貴族的統治不是被廢除，而是被加強了。）然而在波蘭，從事改革的貴族和鄉紳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裡特有的維也納和地方自治派之間的衝突，為鄉村士紳們提供了類似的刺|激，使九_九_藏_書他們對反抗理論發生興趣（哥美爾州[Gomor]要求廢除違背盧梭社會契約的檢查制度），但他們卻沒有行動自由。因此，這裏的雅各賓主義要微弱得多，也沒有效力得多。其次，在愛爾蘭，民族問題和農民不滿賦予雅各賓主義的政治力量，遠遠超過對「愛爾蘭人聯合會」（United Irishmen）的實際支持，該會領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濟會意識形態。在那個幾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國家，教堂舉行禮拜，為不信上帝的法國人祈求勝利。更有甚者，愛爾蘭人隨時準備歡迎法國軍隊入侵，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情羅伯斯比爾，而是因為他們憎恨英國人，並想尋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貧困問題同樣突出，雅各賓主義未能在這裏站住腳，則是由於相反的原因：惟一壓迫西班牙的，不是別人，正是法國。

不管是波蘭還是愛爾蘭，都不是親雅各賓主義的典型例子，因為革命的實際綱領在那裡沒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國有著類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國家中，作用較大。這些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本國的雅各賓主義有相當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權力；而另一類是，只有法國的征服才能推動它們前進。低地國家，瑞士的部分地區，也許還有一兩個義大利鄰國屬於第一類；德國西部和義大利的大多數地區屬於第二類。比利時（奧屬尼德蘭）已置身1789年的起義之中：人們常常忘記，德穆蘭（Camiile Desmoulins）把他的雜誌稱為《法國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e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親法國分子（民主的馮濟茨派〔Vonckist〕），其勢力無疑要比保守的國家經濟統制論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夠的力量提供真誠的革命支持，協助法國征服這個他們所愛的國家。在聯合省（Unital Privince），尋求與法國結盟的「愛國者」已強大到考慮發動革命的程度，雖然若無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屬可疑。這群愛國者代表較低層的中產階級和其他人士，反對由大商人所壟斷的寡頭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勢力一直很強，而法國的引力也始終很大。在這裏，法國的征服也只是加強，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勢力。

另一些反法強國，則忙於不那麼殘酷的爭鬥。它們都希望推翻法國大革命，雖然都不想以它們自己的政治野心為代價，但到了1792－1795年後，這樣的願望顯然已難以實現。奧地利是最堅定的反法大國，因為法國直接威脅到它的屬地，它在義大利的勢力範圍和對德國的主宰地位。因而奧地利加強了與波旁王朝的聯繫，並參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國參加反法戰爭則時斷時續，它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參戰。普魯士的態度則有點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勢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奧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蘭和德國，卻需要法國的主動支持。於是，它只是偶爾參戰，並且是以半獨立的方式：如在 1792－1795年、1806－1807年（當時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餘時不時參加反法聯盟的國家也表現了類似的政策搖擺。它們反對法國大革命，但是，政治歸政治，它們還另有重ｈtｔpｓ://ｒｅａd•9９csw•cｏ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們的國家利益中，並沒有什麼東西非要它們堅定不移地敵視法國，特別是一個決心定期重劃歐洲領土的常勝法國。

在革新的時代里，一切不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軍事藝術不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的成員和敵人都已經不同了。各民族的權力和征服，他們的政治和戰爭輝煌，總是依賴於單一的原則、單一強大的制度……。我們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們的軍事制度應和敵人不同。那麼很好，如果法蘭西民族因我們的熱情和技能而令人害怕，如果我們的敵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條斯理的話，那麼，我們的軍事制度必定是奮勇向前的。

在德國西部和義大利，情況有所不同。法國入侵受到德國雅各賓分子的歡迎，特別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誰也不會說，他們已強大到足以憑自己的力量給政府製造大量事端。（法國甚至在建立衛星國，如萊茵地區共和國時，遭到失敗。）在義大利，啟蒙思想和共濟會綱領的優勢，使革命在知識階層中大得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賓主義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國勢力比較強大，在那裡，它實際上贏得了所有開明（即反教會的）中產階級和部分鄉紳的注意，並且還更進一步地組成秘密團體和會議，這些組織在南義大利的環境下蓬勃發展。但即使在這裏，雅各賓分子在與社會革命群眾建立接觸上，也遭到徹底的失敗。當法軍向前推進的消息傳來時，一個那不勒斯共和國便輕而易舉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樣輕而易舉地被舉著教皇和國王旗幟的右翼社會革命推翻了，因為農民和那不勒斯的遊民（lazzaroni），不無道理地把雅各賓分子形容為「有四輪大馬車的人」。

從1792 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于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為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麼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國人可資利用的盟友潛力考慮在內，根據統計數字判斷，反法聯盟還是要比法國強大得多，至少開始階段是如此。然而，戰爭的軍事記載卻是法國一連串令人震驚的勝利。在外國軍隊和國內反革命的最初聯合被打退之後（1793－1794年），在戰爭結束前只有一個短暫時期，法國軍隊的防禦是處於危急狀態，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聯盟動員了蘇沃洛夫（Suvorov）統率的俄國軍隊，這支強大而可怕的隊伍首次出現在西歐戰場上。就一切實際成果而言，1794－1812年間的戰役和地面戰鬥一覽表，實際上便是法國不斷取得勝利的記載。而其原因就在於法國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國大革命在國外的政治宣傳並非決定性的。我們最多只能說，它防止了反動國家的居民起而抵抗為他們帶來自由的法國人，但事實上，18世紀正統國家的戰略戰術，並不指望也不歡迎平民參戰。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read.99csw.comeat）曾斬釘截鐵地告訴那些支持他對抗俄國的柏林人，要他們遠離戰爭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變了法國人的作戰方式，並使其比舊制度的軍隊優越許多。從技術上來說，舊制度的軍隊有較好的訓練、較嚴密的軍紀，在這些素質能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地方，如海戰，法國軍隊便處於明顯弱勢。他們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裝快船船員，但這不足以彌補訓練有素的海員，尤其是稱職海軍軍官的缺乏。這部分人被革命殺死了一大批，因為他們大多是保王派的諾曼底和布列塔尼鄉紳，而具有這種素質的人又無法很快拼湊起來。在英、法之間的六次大海戰和八次小海戰中，法國的人員損失大概是英國的10倍。但在臨時編隊、機動性、靈活性，特別是十足的進攻勇氣、士氣和計算等方面，法國人是沒有對手的。這些優勢靠的並不是任何人的軍事天才，因為在拿破崙接管軍權前，法國人的軍事紀錄已相當令人注目，雖然法國將帥的一般素質並不突出。但這些長處多少得益於國內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復，而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1806年，在普魯士強大陸軍的142位將軍中，有79人超過60歲，而所有的團指揮官中，這種年齡的軍官也佔了四分之一。但同年，拿破崙（24歲時任將軍）、繆拉（Murat，26歲時指揮一個旅）、賴伊（27歲時也指揮一個旅）和達福（Davout），卻只有26-37歲不等。

這種政策本身原足以為法國提供一些潛在盟友，因為所有從事航海、商業和殖民的國家都會以疑慮、敵視的態度來看待英國的政策。事實上，它們的正常態度就是中立，因為在戰時自由經商的好處是很大的，但英國傾向於把中立國的船運（完全現實地）看作在幫助法國人而不是他們，因而時常有衝突爆發，直至1806年後，法國的封鎖政策才把它們推到對方陣營。由於大多數航海大國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歐洲，所以，沒有給英國造成多大麻煩；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卻是這樣一種衝突的結果。

在伊比利亞半島、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德國的東部和中部、斯堪的納維亞、巴爾幹半島和俄國，親雅各賓主義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熱情的年輕人，一些自稱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少數人，如匈牙利的馬丁諾維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臘的里加斯（Rhigas），他們在自己國家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歷史中，扮演了光榮的先驅者角色。但他們的觀點在中產和上層階級中缺乏廣泛的支持，更不用說孤立於愚昧頑固的農民之外，這樣的情形使雅各賓主義很容易受到鎮壓，甚至在他們冒險密謀的階段就被鎮壓了，如奧地利。強大而富有戰鬥性的西班牙自由傳統，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時間，才從人數極少的學生密謀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賓密探中，冒出頭來。

歐洲國家這種長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為法國提供了許多潛在盟友。因為在相互競爭和處於緊張關係的每一個永久性國家體系中，與甲方的不和，就意味著對反甲那方的同情。這些潛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較低的德國王公們，他們有的是長期以來便將自身的利益建築在（與法國結盟）削弱皇帝（即奧地利）對各諸侯國的權力上，有的則是飽受普魯士勢力九*九*藏*書增長之苦。德國西南部諸邦，如構成拿破崙萊茵邦聯（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騰堡（Wurtemberg）、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老對手以及受害者薩克森，是這類國家的代表。實際上薩克森是拿破崙最後一個最忠實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經濟利益來說明，因為薩克森是一個高度發展的製造業中心，可以從拿破崙的「大陸系統」 （Continental System）中獲得好處。

從另一方面看，法國對英國的敵視態度就要複雜一點，但其中，像英國人一樣，要求全面勝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為加強，這次革命使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的胃口在某種程度上也和英國人的胃口一樣，是沒有止境的。要想對英國取得起碼的勝利，便需破壞英國的商業（他們正確地認為，英國仰賴於商業），而要預防英國恢復勢力的措施，便是一勞永逸地摧毀它的商業。（英-法衝突和羅馬-迦太基衝突的類比，大量存在於法國人的思想中，他們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時，法國資產階級會指望靠著自身的政治和軍事資源抵消掉英國明顯的經濟優勢，例如為自己建立一個廣大而受控制的市場，把競爭對手排除在外。與其他衝突不同，這兩種考慮都會使英法衝突變得持久而又難以解決。任何一方實際上除獲得全面勝利外，都不準備解決問題（這種情況在今天雖然很常見，但在當時卻是罕有的事）。兩次戰爭之間的短暫和平（1802－1803年），便因雙方都不願意維持下去而告終結。這種衝突的難以解決，因雙方在純軍事領域中的對峙局勢，而變得更明顯：從18世紀90年代末期，情況就很清楚，英國人無法在大陸上有效贏得戰爭，而法國人也不能成功突破海峽。

一般來說，交戰雙方的陣營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國本身以外，只有一個重要國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對《人權宣言》的讚賞，使其在思想上傾向法國一邊，那就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確倒向法國那邊，並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進行了戰爭，即或未與法國人結盟，美國至少也是反對彼此共同的敵人——英國。但是，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中立，而她與英國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解釋。至於其他的盟友，法國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國家的政黨和輿論流派，而不是國家權力本身。

因此，廣義地說，外國親雅各賓主義的軍事價值，主要是作為法國征服的輔助力量，並在被征服者與舊式強權的關係方面，其力量組合要複雜些。這裏的基本衝突是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那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主宰了歐洲的國際關係，從英國的觀點看來，這幾乎完全是經濟衝突。他們想消滅主要競爭對手，以實現完全主宰歐洲貿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場和海外市場（這也意味著要控制公海）的夢想。事實上，戰爭的結果差不多就是這樣。在歐洲，這樣的目標意味著英國不具有任何領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據點以外，或者確保這些據點不落入那些強大到足以構成危險的國家手中。至於其他方面，英國對任何具均勢性的歐洲大陸政策，均表示歡迎。在海外，這樣的目標代表著大肆破壞其他國家的殖民帝國，使其盡納入英國統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