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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歐，工人階級或城市革命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真實的危險，雖然在實際上，大多數像英國和比利時這樣的工業國家，政府和僱主階級都以相對（而且有理由）平靜的態度處之：沒有證據顯示，英國政府曾因龐大分散、組織不良而且領導低劣的憲章派對公共秩序的威脅感到嚴重不安。另一方面，農村人口在鼓勵革命者和威脅統治者方面貢獻甚少。在英國，當一股砸毀機器的騷亂浪潮，於1830年底從英格蘭南部和東部的飢餓工人中迅速蔓延開時，政府曾感到一陣恐慌。在這次自發、廣泛，但被迅速平息的「最後的工人暴動」中，可

以看到1830 年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參与暴動者所受到的懲罰遠比憲章分子嚴酷許多，也許是因為大家害怕將出現比改革法案時期更加緊張的政治形勢。然而，農業動蕩很快便回復到政治上不那麼可怕的狀態。在其他經濟先進地區，除德國西部以外，很難期待或想象會有任何重大的農業革命發生，而大多數革命者所秉持的純粹城市觀點，對農民也不具吸引力。在西歐（不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只有愛爾蘭才有廣大而特有的農業革命運動，由諸如「絲帶會」（Ribbonmen）和「白男孩」 （Whiteboys）之類廣泛存在的秘密恐怖會社發起。但是在社會和政治上，愛爾蘭與其鄰國是屬於不同的世界。

在法國，不存在類似的工業勞動貧民的群眾運動。183九九藏書0－1848年的法國「工人階級運動」，其鬥士主要來自舊式城鎮的手工業者和幫工當中，而且多半發生在技術行業或像里昂絲綢業這類傳統家庭工業的中心（里昂首次革命的發起人甚至不是雇傭工人而是一群小業主）。此外，各種招牌的新「烏托邦」社會主義（聖西門、傅立葉[Fourier]、加貝[Cabet]和其他人）對政治鼓動卻不感興趣，雖然它們的小型秘密集會和團體（尤其是傅立葉派），在1848年革命開始時，多半扮演工人階級的領導核心和群眾運動的動員者。另一方面，法國具有政治上高度發展的強大左翼傳統，如雅各賓主義和巴貝夫主義，其主要分子在 1830年後都成了共產主義者。其中最令人棘手的領袖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他是布納羅蒂的學生。

從社會分析和理論層面來看，除肯定社會主義的必要性，肯定被剝削的僱工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以及確定中產階級（不再是上層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很小。但從政治戰略和組織方面來看，布朗基主義可幫助傳統的兄弟會革命機構，適應無產階級的狀況，並將雅各賓革命、暴動和中央集權人民專政等傳統方式，融入工人們的事業之中。從布朗基分子（先後源於聖茹斯特、巴貝夫和布納羅蒂ｒeａd•9９ｃｓw•ｃｏm）那裡，近代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得以堅信，其目標是必須奪取政權，而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是布朗基分子所創造的。布朗基主義的弱點便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弱點。和他們的燒炭黨先驅一樣，他們有的只是一些徒勞策劃暴動的少數精英，但因缺乏廣泛的群眾支持，因而總以失敗收場，就像1839年試圖舉行的起義。

因此，中產階級激進派，即那群不滿的實業家、知識分子和發現自己仍在反對1830年溫和自由派政府的其他人，便因社會革命問題而告分裂。在英國，「中產階級激進派」分裂為二，其一準備支持憲章運動或與之共同奮鬥的人（例如伯明翰的全面普選聯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其二則堅持既反對貴族也反對憲章運動（例如曼徹斯特反《穀物法》聯盟）。不妥協者佔了優勢，他們相信其階級意識的更大一致性，相信他們大筆花費的金錢及其宣傳和廣告機構的效率。在法國，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官方反對派的衰弱和巴黎革命群眾的創造性，動搖了兩者的分裂。激進派詩人貝朗熱（Beranger）在1848年2月革命后寫道：「所以我們又再次成為共和派，這也許太早了點，太快了點……我應該更喜歡比較謹慎的程序，但是我們既沒有選擇的時間，也沒有集聚的力量，更沒有決定行進的路線。」在法國九-九-藏-書，中產階級激進派與極左派的決裂，要到革命后才發生。

在歐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滿情緒極為普遍。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已可在雙元革命的英、法兩國見到（參見第十一章）。英國於1830年左右出現這類運動，而且採取極端成熟的勞動貧民群眾運動形式。他們認為輝格黨和自由派是他們可能的背叛者，而資本家是必然的敵人。這一運動於1839－1842年達到高峰，直到1848年後仍保持巨大影響力的「人民憲章」運動，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國社會主義或「合作主義」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們始於令人難忘的 1829－1834年間，有的吸收大批工人階級鬥士信仰其理論（從19世紀20年代早期起，它們便已在手工業者和熟練工人中進行宣傳），有的則雄心勃勃地嘗試建立全國性的工人階級「總工會」，工人階級在歐文主義者影響下，甚至企圖繞過資本主義以建立一種全面性的合作經濟。對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導致勞工運動的大多數成員期待這些歐文主義者、合作社社員，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團主義者來擔任領導，但是由於他們無法具體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領導方針，再加上僱主和政府有計劃的進攻，遂使1834－1836年的運動遭致挫敗。這次失敗使許多社會主義者淪為勞工運動主流之外的宣傳者或教育團體，或是成為更加溫和的消費者合作社先驅，這類合作社hｔtps://ｒeａｄ.９9ｃsｗ.coｍ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蘭開夏的羅奇代爾（Rochdale）首次出現。因此矛盾的是，作為英國勞動貧民群眾運動頂峰的憲章運動，在思想上卻有些不如1829－1834年運動那般先進，雖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儘管如此，還是無法使其免遭失敗，因為其領導人在政治上過於無能，地區和部門之間也分歧不一，加上它們除了準備稀奇古怪的請願書外，根本無法組織全國性的一致行動。

在西歐，貧民，尤其是城市貧民日益增長的不滿隨處可見。甚至連皇帝駐蹕的維也納，貧民的不滿也可從大眾化的郊區劇院中反映出來，劇院內上演的戲劇，像面鏡子般忠實呈現出平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心聲。在拿破崙時期，戲劇把舒適溫和與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誠結合起來。19世紀20年代最偉大的劇場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瀰漫了童話、悲傷和懷舊情緒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樸實、傳統和貧窮的民眾所遺落的天真。但是從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內斯特羅[Johann Nestroy]）所佔據。他是知名的社會政治諷刺家、尖刻又擅辯論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壞者，並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個性地變成一位革命狂熱分子。甚至經由勒阿弗爾（Le Havre）前往美國的日耳曼移民，也把「那裡沒有國王」作為他們移居的理由。美國在19世紀20年https://read.99csw.com代開始成為歐洲窮人夢寐以求的國家。

除美國外，這個問題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動性的。在美國，再也沒有任何人會做出或忍不住作出在政治上動員普通人民的決定，因為傑克遜式的民主已經達成這樣的目的（當然，南方的奴隸除外）。儘管1828－1829年在美國出現了工人黨（Workingmen』s Party），但歐洲式的社會革命在那個遼闊而快速發展的國家，還不是個嚴重問題，雖然局部的不滿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這個問題也不具煽動性，也許墨西哥除外，不管出於何種目的，那裡沒有人會在政治上去動員印第安人（即農民和農村僱工）、黑奴，甚或「混血兒」（即小農場主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但是在西歐，由城市貧民進行社會革命是實際可行的，而在進行農業革命的廣大歐洲地區，是否要訴諸群眾的問題，更顯得緊迫而不可避免。

對於可能組成西歐激進主義主要大軍的獨立手工業者、店主、農場主等小資產階級（他們與技術工人聯合一氣）來說，該問題的壓力沒那麼大。作為小人物，他們因同情窮人而反對富人；作為小財產擁有者，他們又同情富人而反對窮人。但是這種同情的割裂，雖會導致他們猶豫不決，卻不會帶來政治忠誠上的大變化。在關鍵時刻，他們儘管軟弱，也還是雅各賓派、共和派和民主派。在所有的人民陣線中，他們是一個動搖的成分，但也是一個不變的成分，直到潛在的剝奪者實際掌權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