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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藝術和科學類比總是危險的，因為藝術和科學各自與它們昌盛于其中的社會關係大為不同。然而，科學也以它們的方式反映了工業和社會的漢元革命。部分是由於革命造成了對科學的特殊新需求；部分是由於革命為科學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併為它帶來新問題；部分是由於革命存在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維模式。我並不想說， 1789－1848年間的科學發展，能純粹從其周圍的社會運動角度來加以分析。大多數的人類活動都有其內在邏輯，它至少部分決定了這些活動。1846年發現海王星一事，並不是由於天文學之外的任何事物推動了這一發現，而是由於1821年布瓦德（Bouvard）的圖表顯示，1781年發現的天王星軌道出乎意料的偏離計算數據；由於19世紀30年代後期，這種偏離已大到足以假定是由於某種未知的天體干擾所造成的；也由於眾多天文學家開始著手計算這一天體的位置。然而，甚至最狂熱信奉純科學之純潔性的人也體認到，只要科學家、甚至最遠離塵世的數學家，生活在一個比其專業更為廣闊的世界的話，那麼，科學思想至少會受到學科專門領域之外的事物所影響。科學的進步並不是簡單的線性前進，每一個階段都解決了此前隱含或明顯存在的那些問題，並接著提出新問題。科學的進步也得益於新問題的提出、對舊問題的新看法、處理或解決舊問題的新方法、科學研究的全新領域，或研究的新理論和實踐工具的新發現。在此，外在因素便有著廣大的空間可對科學思想發揮激勵或塑造作用。如果說事實上，我https://read.99csw.com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科學都是依單純的線性路徑前進，就像基本上仍處於牛頓體系之內的天文學那般，那麼，這一點可能並不非常重要。但是，如同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本書所論時期是一個在某些思想領域（如數學領域）里有著全新發展的時期，一個蟄眠的科學紛紛蘇醒（如化學領域）的時期，一個實際上創造了新科學（如地理學）的時期，一個將革命新觀念注入到其他科學之中（如社會科學和生物科學）的時期。

——《歌德談話錄》，1823年12月21日

歌德說：「科學的問題，常常是使人發跡的問題，一項發現就可以使一個人一舉成名，併為他奠下成為公民的財富基礎……每一種新觀察到的現象就是一項發現，每一項發現都是財產。只要涉及到財產，他的熱情便會立刻被激發起來。」

我們絕不要忘記，早在我們之前很久，科學和哲學便已進行了反暴君的鬥爭。其持續不斷的努力造成了這場革命。作為一個自由而且知恩圖報之入，我們應當讓兩者在我們當中紮下根來，並永久地加以珍愛。因為科學和哲學將維護我們贏得的自由。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學家和學者的人數以及科學產品大量增加。並且，它還目睹科學的地理疆域以兩種方式向外擴展。首先，在貿易和探險的過程當中，便為科學研究開闢了新的世界領域，並且帶動了相關的思考。洪堡是本書所論時期最偉大的科學思想者之一，它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觀察家以及地理學、人種學和自然史領域內的理論家而作出貢獻。儘管他https://read.99csw.com那本綜合一切知識的傑作《宇宙》（Kosmos，1845－1859年），並不局限於某些特別學科的界線之內。

在另一方面，科學卻從科技教育的大力推動以及稍嫌遜色的研究支持當中，獲得極大的好處。在此，雙元革命的影響是相當清楚的。法國大革命改造了法國的科學和技術教育，這項工作主要藉助于綜合工科學校的設立（1795年，以培養各類技術人員為宗旨）和高等師範學院（1794年）的雛形——該學院是拿破崙中等和高等教育總體改革的中堅部分。法國大革命也重振了衰敗的皇家學院（1795年），並在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內創設了（1794年）第一個名副其實不局限於物理科學的科學研究中心。在本書所論時期的大多數時間里，法國科學的世界優勢地位差不多都要歸功於這些主要基地，特別是綜合工科學校，那是貫穿后拿破崙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騷動中心，也是偉大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無與倫比的搖籃。在布拉格、維也納和斯德哥爾摩，在聖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在德國全境和比利時，在蘇黎士和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都仿效法國而建立了綜合工科學校，只有英國例外。法國大革命的震撼，也把普魯士從死氣沉沉的教育當中震醒了。在普魯士復興運動中建立的新柏林大學（1806－1810年），成為大多數日耳曼大學的楷模，而這些大學接著又將為全世界的學術機構樹立典範。這類改革同樣沒有發生在英國，在英國，政治革命既未取得勝利又未達到突ｈｔtｐs://ｒｅad•99csw.cｏｍ破。然而，這個國家的巨大財富，使建立諸如卡文迪什（HenryCavendish）和焦耳（James Joule）實驗室那樣的私人實驗室成為可能，而明智的中產階級人士，也對追求科學和技術教育具有普遍的渴望，這兩點使英國在科學發展方面獲得了可觀的成效。一位巡遊各地的啟蒙冒險家拉姆福德伯爵（CountRumford），於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該機構的名聲主要來自其著名的公共講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則在於它為戴維（Humphry Davy）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科學實驗機會。事實上，它是科學研究實驗室的早期範例。諸如伯明翰新月學會以及曼徹斯特文學和哲學協會這類科學促進團體，都爭取到了該地工業家的支持：道爾頓（John Dalton）這位原子理論的奠基者就來自後者。倫敦的邊沁學派激進分子建立（或毋寧說是接管和改變）了倫敦機械學院（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今日的伯貝克學院），將它發展成培養技術人員的學校；建立了倫敦大學，以作為沉寂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之外的另一選擇；建立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以取代如沒落貴族般死氣沉沉的皇家學會。這些機構成立的目的都不純是為知識而知識，這也許是專門的科學研究組織遲遲未出現的原因。甚至在德國，第一個大學化學研究實驗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九_九_藏_書建的實驗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設立（不用說，那是在法國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國和英國一樣，有些機構提供技術人員，如法國、英國；有些機構則培養教師，如法國、德國；有些機構則旨在灌輸青年人一種報效國家的精神。

其次，科學活動的地域，也擴及到那些在當時僅對科學作出極小貢獻的國家和民族。舉例來說，在1750年的大科學家名單上，除了法國人、英國人、日耳曼人、義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幾乎見不到別的國家。然而，19世紀上半葉主要數學家的最短名單，卻包括了挪威的阿貝爾（Henrik Abel）、匈牙利的鮑耶（Janos Bolyai），甚至更遙遠的喀山城（Kazan）的洛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在此，科學似乎再次反映了西歐之外民族的文化興起，而這項發展是革命年代十分引人注目的產物。科學發展中的這種民族因素，也可從世界主義的衰落當中反映出來，世界主義原是17、18世紀小科學團體的特徵。國際名人到處遊走的時代——例如，歐勒（Euler）從巴塞爾到聖彼得堡，再到柏林，然後又回到凱薩琳大帝的宮廷——已隨著舊制度一塊消逝了。從此，科學家都留在他的語言地域之內，除了短期的出國訪問之外，都是通過學術性刊物與同行交流。這樣的刊物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產物，如《皇家學會通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1831年）、《自然科學院報告》（Comptes Rendus de l』Ac九*九*藏*書ademie des Sciences，1837年）、《美國哲學學會通報》（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38年），或者新的專業刊物，比如克列爾（Crelle）的《科學院統計報告》（Journal fur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或者《化學物理學年鑒》（Annale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等。

——國民公會議員

在所有造成科學發展的外在力量之中，政府或工業對科學家的直接要求是最不重要的。法國大革命動員了他們，讓幾何學家兼工程師卡諾負責雅各賓的戰爭工程，讓數學家兼物理學家蒙日（Monge，1792－1793年任海軍部長）以及一個數學家和化學家小組負責戰時生產，就像它早先曾請化學家兼經濟學家拉瓦錫負責國家收人的估算一樣。像這樣訓練有素的科學家進入政府做事，也許在近代或任何時代還是頭一遭，但是，這對政府比對科學更為重要。在英國，這個時代的主要工業是棉紡織、煤、鐵、鐵路和船運。使這些工業產生革命性變化的技藝，是那些有實際經驗（太有經驗了）者的技藝。英國鐵路革命的主角是一位對科學一竅不通，但卻能覺察出什麼東西能使機器運轉的史蒂芬生——一位超級匠人而非技|師。那些像巴貝奇一樣的科學家，試圖使自己對鐵路有所貢獻；那些像布魯內爾一樣的科學工程師，則試圖使鐵路建立在合理而非純經驗的基礎之上。然而他們的企圖卻毫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