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一行3 人十分高興地整裝出發了。到達當地火車站時，馬克。吐溫先生派來接我們的馬車早已等在那兒了。時值2 月，遠近的大小山丘都覆蓋著一層白雪，沿途的樹枝上掛滿了參差的冰柱，松林里吹來的風帶著淡淡的清香。馬車緩緩地行進在曲折的山路上。

貝爾博士則一本正經地答道：「可是這種發明卻比電話的發明更重要。」

他的另一項預言是：「學者們將來會發明出冷卻熱帶空氣的方法，或者是使熱氣流到寒冷地帶去，然後讓南、北極的冷空氣流到熱帶來調節冷熱，使地球上的每個地方都適合人類居住。」

秘書的工作委實不輕鬆，從演講的接洽、訂約，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後等等各類事情，無論巨細皆由秘書一手包辦。這些事情有時相當煩人，幸好湯姆斯小姐非常能幹，做事利落，處理問題井井有條，如有餘力還能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內務。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沒有湯姆斯小姐的幫忙，我們將面臨什麼樣的情況。雖然我們由卡內基先生那兒得到一筆款項，但仍不能放棄自己認真工作的原則，再說我們的開銷也相當大。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沒有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一想呢？如果你能體會到對方被拒后的感受時，你還會堅持已見嗎？」

邀請我們去演講的有城市裡的學校、婦女團體，也有鄉村和礦區的組織，有時也到工業都市去對勞工團體演講。如此深入各階層后，我對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認識，而且覺悟到自己過去的想法過於天真了。以往我常想，雖然我又育又聾，可是仍然可以獲得相當幸福的生活，可見天下無難事，只要肯認真去做，所謂的命運是奈何不了我們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許多困難都得力于別人的幫助。我如此幸運，出生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里，有疼愛我的父母親，然後又得到莎莉文老師及許多好友的協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開始時我並沒有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1913年，我們前往華盛頓演講。當我們抵達華盛頓時，正值威爾遜總統就職典禮前夕，所以聯合通訊社便囑託我將總統就職典禮的盛況報導給讀者們，於是我得以親歷典禮的整個過程。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這種事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麼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在我10歲時，莎莉文老師曾帶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學習發聲法。郝拉先生為了讓我了解聲音響起所引起的振動，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 」的聲音，並要我盡量模仿。就這樣反覆練習，可是由於我太緊張，勉強發出的聲音顯得很雜亂。

那天晚上，與我們同住在船上的還有一位紐康博士，他興緻勃勃地對我們大談月蝕、流星及彗星的種種情況。

典禮舉行的當天，是一個多雲的日子，陰天是閱兵最理想的天氣。這一天，華盛頓市區內熱鬧非凡，大家都往高處跑，希望能找到一個觀看閱兵的最佳位置。行進中的軍隊，雄赳赳氣昂昂，兵士個個都精神抖擻，令觀眾也為之精神一振。軍樂隊走在了最前面，奏著雄壯的進行曲，一切是如此熱烈、歡欣，我當時不禁想著：「希望這些可愛的年輕軍士們不要卷人殘酷的戰爭中，他們只要身著整齊漂亮的軍服，對著總統敬禮就好了。」

博士因此力主嬰兒一出生就應該做眼睛消毒，而且認為應把這點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們的委員會能積極帶動輿論。

我還受託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了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經常還得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個男人若娶了我這樣的妻子，豈不是太可憐了嗎？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會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擔。」

他很坦然地說了這句話后，還隨口朗誦了一段布朗寧的詩句：流星飛，在雲際雷電閃，星雲交會處當我從報紙上讀到貝爾博士去世的消息時，我清楚地意識到已經喪失了一生最珍貴的友人。

由於我與老師很受歡迎，因此我們才有勇氣開始到各處去演講。

對於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貝爾博士，大家就聯想到電話的發明者，或者致力於聾啞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對我個人來說，他卻是一位至親至愛的好朋友。真的，貝爾博士與我的交往歷史最為長久，感情也最好。

「第一次通話應該說些更有意義的話才對呀！」我聽完了貝爾博士的描述后，說出自己的意見。貝爾博士馬上回答：「你錯了！海倫，這個世界必將越來越繁忙，利用電話來傳送的應該是像『我有事，請你來一下』這類有實際需要的話。」

話雖然這麼說，但我可以感覺出貝爾博士是真心地在為我的未來擔心。當莎莉文老師與梅西先生結婚時，貝爾博士再次提到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嗎？不過現在還不算遲，你應該聽我的話，趕快建立一個家庭了。」

又過了不久，莎莉文老師由於長期疲勞與煩憂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個不停，醫生勸她在冬天時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師再離開的話，這個家將是人各一方，再也沒有能力僱用易安了，而我們又這麼喜歡易安，捨不得讓她走，她再一走，連杉的生活必定整個停頓。

演講旅行的第一站從加拿大的握大華開始，然後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轉往倫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隨後是明尼蘇達、愛荷華，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進。

又過了兩年，一次我與老師前往紐約，卡內基夫婦請我們到他們家裡去。卡內基夫婦都是和藹可親的人，他們的掌上明珠瑪格麗特小姐當時年僅16歲，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美麗少女。我們正在談話時，這位小姐跑進房中，卡內基先生又愛又憐地望著愛女，笑著說：「這就是我們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們耳邊嘀咕著，告訴我們要如何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來最悲傷的一年，如果不是因為我有許多工作可以打發時間，幾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後，他也常為了沒有更多的工作而覺得遺憾。

此後，我倆共同度過了一段相當美好的時光，有時並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時則靜坐書房，由他念書給我聽。

惟有一項他十分堅持的，就是在聾啞教育上，他堅持口述法比手語法更好，理由是：「當一個聾啞者以手語來表達時，必然引來一般人異樣的眼光而產生隔閡，也因此使他們很難達到普通人的知識水準。」

mpanel（1）；我很慶幸自己能結識這樣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訪他們。老太太喜歡編織，尤其擅長花草的圖案，她抓著我的手，親切而耐心地教我。貝爾博士有兩位女兒，年紀與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時候，她們都把我當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我們還可以從海岬上望見街市上的鐘樓，每隔五六分鐘，就有一班渡輪從海港中鳴著汽笛緩緩駛出。

「到底要怎樣渡過這條小溪呢？」正當我們訪惶無計時，梅西先生與馬車夫的身影出現了。

我一直為了這事感到煩惱，以致無心工作，甚至不能靜下來好好地思考。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也許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但相信每個從事聾啞教育的人，一定都不會不敬仰貝爾博士在聾啞教育上的偉大貢獻。他沒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報，只有本著科學的態度，大力推廣聾啞教育事業。他曾自費從事各種研究，還一度創辦過學校，英國聾啞教育促進協會就是他創立的。由於發明電話而得到一筆錢，他把這些錢用來作為聾啞者的獎學金。為了使聾啞的孩子們能像正常人一樣說話，貝爾博士盡了最大的心力。

「海倫，你不妨想像一下，我們站在這兒可以https://read.99csw.com看到些什麼景象。我們所在的這個丘陵是一片銀白色的世界，遠處是一大片遼闊的松林，左右兩側是連綿不絕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斷斷續續的石垣，頭頂是微帶灰暗的天空。整個景象給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為它相當原始，令你覺得無拘無束。你聞聞看，那陣陣的松香是不是妙透了？」

懷特老師的訓練方式是從訓練發聲器官開始，然後練習發音，最後才教節奏、重音及聲音的音質、音調。如此，經過3 年之後，我終於勉強可以在大眾面前開口說話了。莎莉文老師與我首先在新澤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實驗性的演講，、那是一次相當吃力的實驗，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心有餘悸。我站在講台上一直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雖然早就擬好的講稿已經在喉頭上打轉，偏偏發不出聲音。最後，終於積存了足夠的勇氣，用盡全力喊出聲來，此時我自己感覺猶如射出一發大炮，可是後來別人告訴我，我的聲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終究，我不是一個容易服輸的人，雖說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預計演講完成了。從講台上走下來后，我不禁哭出聲來，懊惱地說道：「說話對我而言實在太難了，我有點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總歸是沒有辦法。」

貝爾博士在1922年8 月3 日去世，遺體就葬在本市雷山頂上，說起來這個地方還是他自己選的，記得某次他指著山頂說：「海倫，那就是我長眠的地方。」

我在華盛頓的演講到底是安排在威爾遜總統就職典禮之前或之後，已經不復記憶了，可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當時貝爾博士和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段最愉快的時光。

懷特老師原本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興趣，竟連續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兩年的夏季幾乎一直住在連杉。

於是從1910年起，懷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連杉來，住在我們家，星期日才回去。

貝爾博士對聾啞教育的熱心可以說是眾所皆知，這種熱心還是家傳的呢！原來貝爾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矯正法的創始者，而他的父親梅爾。貝爾先生則發明了聾啞教育上的讀唇法。梅爾。貝爾先生相當幽默，他從不因為自己對聾啞人的貢獻而沾沾自喜，反而輕描淡寫地對兒子說：「這種發明一點都不賺錢。」

不過，事實上，我並沒有因此真的喪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氣開始更勤奮地練習。現在，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我的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對我的工作進展幫助很大。至此，我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稿子，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擴大討論面。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也創辦起來了。

他停留的這段時間也就是我上課的時間。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在書房裡沉思，那位暫代湯姆斯小姐的年輕秘書忽然走了進來。他以平靜溫柔的態度向我傾吐對我的關懷，我當然深感意外，但隨即為他的真誠所感動。他表示：如果我們結了婚，他將隨時伴著我，為我閱讀，為我搜集寫作資料。總之，原先莎莉文老師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把你的喉嚨放柔和些，舌頭也不要太用力。」

雖然我拒絕了，可是卡內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氣地請我好好考慮一下，只要我認為需要，他隨時願意提供給我一筆款項。

隨後卡內基先生再次強調，只要我有需要，請不要客氣，隨時可以向他開口。

貝爾博士曾經帶我到首次把電話應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棟建築物裏面去，他告訴我說：「如果沒有助手湯瑪斯。華生的幫忙，也許電話的發明不會像目前這麼完備。」

貝爾博士對我的關心不亞於我的父母，他時常對我說：「海倫，你還年輕，來日方長，所以應該考慮一下婚姻問題。莎莉文老師總有一天會結婚的。那時候，又有誰來陪伴你呢？」

1913年秋，我們又開始忙碌于訪問和演講旅行。在華盛頓，我們乘過搖搖晃晃的鄉下電車；在紐約州，我們搭過第一班早車，這班車子每經一處農舍就停下來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聽眾里當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們的反戰論調，再加上大眾傳播戰爭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瀰漫著參戰熱潮。

博士那幢典雅美觀的住宅正好位於波多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風景十分優美。

在日常的閑談中，他常把話題轉到與科學有關的方面去。某次貝爾博士告訴我們，打從他年紀還小時就想鋪設海底電纜，不過直到1866年此夢成真之前，他失敗過不計其數次。當時，我年僅12歲，所以把他的話當成神話故事般聽得人了神，尤其聽到他說人們將可經由深海里的電纜與遙遠的東方通話時，我的印象極為深刻。

他的回信很快就來了，同時附了一張支票。他在信上說：「老實說，我覺得命運對我太優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給我這種機會，我覺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應該說感謝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莎莉文老師是一位天生的演說家，她生動的描述，常令聽者深受感動，尤其在聽完老師如何苦心教導我的過程后，每個人都不禁為之動容。莎莉文老師的演講通常需一個小時左右，這時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閱讀隨身帶來的盲文書籍。

我很快就加入了這一組織，我們曾一起到議會去請願，要求為保護盲人而成立特別委員會。

我最後一次見到貝爾博士是在1920年，當時他剛從蘇格蘭回來，對我說：「雖然應該算是回到故鄉去，可是內心裡卻有一種身處異國的落寞感。」

貝爾博士更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兒子，父子間感情之深之篤，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回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自己，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信件也特別多，處理的時間相對地增加。由於過於勞累，老師與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休息過後，吐溫先生主動地表示，大凡一般訪客都喜歡參觀主人的居處環境，相信我們也不例外，所以提議帶我們到宅內各處去走走。

當我跟他握手時就有一種直覺：「啊！這就是能夠給我幫助的人。」那天，他的風趣談吐使我覺得十分開心。之後，我又分別在荷登先生與洛奇先生家中與吐溫先生見過幾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們就互相通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我們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動演講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進行中的戰爭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熾的趨勢時，就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輕鬆地說些慈善的話了。這段時期，我常常在夢裡看到流血、目睹殺戮而驚醒過來。就在同時，一些出版社和雜誌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寫一些比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滿腦子充滿著機槍響聲與軍民慘狀的我，哪裡有心情寫這些文章呢？

早在1894年，我還不懂事時，就聽過吐溫先生的大名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我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刻。他教給我人情的溫暖、生命的可貴。除了貝爾先生與莎莉文老師以外，我最敬愛的就是吐溫先生了。

原來有這種障礙存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聽了博士的說明后，都同意儘力推展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播機構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在大學求學時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識，目的在於希望日後能活用，為人類社會貢獻一點力量。這世界上總會有一兩件適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麼事呢？」我雖然常常思考著，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車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這樣想，可是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最後一次的會面了。

有一天，一位自稱是查爾斯。康培爾的青年來看我，告訴我他的父親畢業於柏金斯盲校之後，在倫敦設立了一所高等音樂師範學院，致力於英國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勸我加入以促進盲人福利為宗旨的「波士頓婦女工商聯盟」。

剛學會說話時，我還不太敢出外演講，因為往往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不過，每當我演講時，總有來自各個階層的聽眾，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窮人，乃至於盲、聾、啞等種種身體上有殘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許多聽眾跟我一樣是不幸的人時，就極力想法安慰、鼓勵他們。

在主卧室旁邊，有一條走廊狀的陽台，陽光可以直射進來，是主人經常喜歡流連之處，那裡有許多美麗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過走廊，就是飯廳，然後又是另一個卧室。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一間有撞球的娛樂室，據說這是吐溫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溫先生領我們走近球台，他親切地對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聽了就直覺地問道：「打撞球必須用眼力，我恐怕沒有辦法玩。」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為什麼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呢？」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反問他。他帶點無奈地說：「老實說，所謂的病菌感染，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譽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連醫生都無法公開說出來，報紙、雜誌也都避而不談，我當然沒有辦法，因此才來請你們幫忙。」

吐溫先生一向很關心我，事無巨細，只要與我有關，他必然十分熱心。而且，所有認識我們的人當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師的，因此，他一直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正如貝爾博士所說，我後來確實曾經動過心，這些暫且不談。

日後，我再沒有經歷過如此愉快的散步了。當時我曾一度為我們的冒險感到擔心，繼而一想，只要吐溫先生在場，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這一次散步就此成為我生命中一段珍貴的回憶。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溫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決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馬車來接我們。梅西先生走了之後，吐溫先生、莎莉文老師與我三個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馬車。

像這種情形，如果我們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範，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不料，沒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反對戰爭，但是我卻毫無辦法！

吐溫先生家的地板鋪的是磁磚，因此一般的聲音我不太有感覺，可是音樂的振動會沿著桌子傳給我，因此我有時會很快就察覺，這時，吐溫先生會比我更興奮。

不僅對母親如此說，連對老師我都不敢承認。母親迅速地辭退了他。我現在想起仍覺得很納悶，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何要撒謊，以致使母親、老師和那位年輕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場戀愛便如此終結了。

赫頓夫人聽到這一消息十分驚訝，立刻寫信給我，表示要我儘快趕往紐約，以便說明事實真相。於是，我與老師只好風塵僕僕趕往紐約，拜訪那些資助我的先生們。其時，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來，由馬克。吐溫先生代表他。幾個人為此事聚首討論時，馬克。吐溫先生最後下結論般地說：「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這種事上花一分錢。」那位先生大言不慚地說，要海倫去替那些盲童設立學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並沒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強調是上帝的意思，難道他身上懷有上帝給他的委任狀？否則他怎知只有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這種話實在太難叫人信服。

我靜靜領會了對方這一份愛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悅，幾乎無法自持地發抖。我從內心裡已經打算要把這件事對老師和母親公開，可是他卻阻止我說：「我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

類似的事情在我大學畢業之前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處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計劃由我出資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個城市裡，然後加以訓練。我對提出這些計劃的人說：「你們的計劃並不能讓盲人真正獨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興趣。」聽了我的答覆，對方居然很生氣地指責我是個利已主義者，只肯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起初，我們只在新英格蘭及新澤西州附近演講，後來就逐漸擴大範圍到較遠的地方去。

不僅對父親，貝爾博士對母親也是非常孝順。在我認識他時，他的母親患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幾乎都快聾了。

我們的卧房鄰著吐溫先生，室內的壁爐上擺著一對燭台，燭台旁是一張卡片，整齊地列出房間內貴重物品的放置地點。他這麼做是有原因的，原來此處曾遭小偷光臨，吐溫先生為了免於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擾，乾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點，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這種作法很合乎吐溫先生的幽默個性。

這種想法逐漸變成了一種很深的信仰，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到悲觀，只是更加強了認為人類應該自助助人的觀念。現實環境固然可怕，但人類應該抱持希望，不斷奮鬥，至於那些處於順境的人更是有義務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了莎莉文老師，將會是多麼寂寞無趣呀！她不在我身邊的話，我一定什麼事情也沒辦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為不安。

我總是回答：「可是我覺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況有誰願意和我這樣的人結婚呢？」

吐溫先生雖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談笑風生依舊。可是路確實越來越窄，後來幾乎要側身而行。我真的開始擔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溫先生又安慰我說：「不必擔心，這片荒野在地圖上找不到的，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是走進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發誓大路就在我們視線可及的那一邊。」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啟用電話時所說的就是這句話。突然聽到這句話的華生，當場嚇了一大跳。

我們到德克薩斯與路易斯安那時，正值洪水剛過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積水。我們雖然安坐車內，仍然可以感受到洶湧的洪水沖打著車廂。忽然間傳來「砰！」的一聲巨響，乘客們紛紛探頭外望，原來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車廂上。水面上飄著許多牛馬的屍體，令人觸目驚心。我們搭乘的那列火車的車頭，竟然拖著一株連根拔起的樹木走了好長一段距離。

我們三人都以腳尖著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來。當時，他的父母安詳沉睡的神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兩張並排的安樂椅上，博士的母親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臉，只見到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而他的父親則仰頭靠在椅子背上，神態莊嚴，有如一位君王。

母親在旅行中的興緻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時擔心我會太勞累了。我們能到加州也令母親欣喜異常，因為她特別喜歡加州，尤其愛上了舊金山的海濱，經常在黃昏時倘祥于沙灘上。她一再對我表示加州的氣候是如此迷人，海邊風光更是令人流連忘反。

偶爾有較稀罕的鳥聲傳來時，貝爾博士就說：「爸，這種鳥聲應該用什麼記號來代表比較好呢？」於是父子二人便展開了忘我的發聲學研究。他們父子分析任何一種聲音，然後將之轉換成手語表達出來。或許由於他們專門研究聲音，因此父子二人的發音都非常清晰，也極為動人，傾聽他們的談話可以說是一大享受。

老師講完就輪到我，有人會來引領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師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證明我可以經由老師的嘴唇的動作知道她在說些什麼，然後我就開始回答聽眾們提出來的問題。通常，我都乘機向他們表示，只要有信心、恆心與毅力，人類的潛能往往能達到某種我們難以想像的程度。同時，我也說明人類應該互助合作的道理。

我之所以如此喜歡貝爾博士，可能因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師出現得更早。當時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卻對我伸出了溫暖的友誼九*九*藏*書之手。也由於貝爾博士之助，安那諾斯先生才會把莎莉文老師介紹給我，因為博士自始就非常讚賞老師的教導方式，他曾經欽佩地對老師表示：「你對海倫的教育方式，我認為可以作為所有教育家們最寶貴的參考資料。」

梅西先生與馬車夫立刻著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籬笆，搭成一座臨時的小橋，我們得以順利通過。

現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憶出貝爾博士與他的女兒們一起坐在遊艇的甲板上賞月的情景。

我們前往每一個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們的想法，有時在最豪華的大禮堂，有時在臨時搭設的帳篷里。當然，有不少聽眾與我們起了共鳴，遺憾的是，當時的報紙卻多半不支援我們的立場，其中某些報刊態度的轉變令人感慨萬千。過去他們總極力誇大其辭，讚美我是「時代的奇迹」，或稱我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這個時候，只要我的內容稍有涉及社會或政治時，他們就視我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擊。

有時，說到一半時會冒出怪聲，或者單調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終無法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來。

他又談到我與老師的演講，問我們要說些什麼，人場券一張多少錢等等。

我們一面喝著紅茶，一面很輕鬆地聊天，卡內基先生忽然想起來問道：「你現在還是不想接受我過去對你的提議嗎？」

首先，我們在康培爾先生的指揮下，調查盲人所能從事的一切工作。為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實驗所，專門教導盲人做些手工藝一類的副業。為了銷售盲人的勞動產品，我們又在波士頓開設一家專賣店，其後，在馬薩諸塞州各地設立了好幾處同樣的商店。

那一次會面，當我與他揮別時竟格外感到依依不捨，似乎已預感到這將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我的預感竟不幸成真！

貝爾博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雄辯家，只要他進入房間，短短的兩分鐘之內，就一定能夠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個人都樂於聽他講話，這是他異於常人的魅力所在。雖然如此，貝爾博士並不會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觀意識強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虛心，對於不同的意見，往往很客氣地說：「是嗎？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1906年，由州長推薦，我出任馬薩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每次委員會開會時，莎莉文老師總是坐在我身邊，以手語向我轉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員都喜歡做冗長無味的演講，那些不著邊際的質詢、回答等官樣文章更叫人疲憊不堪，因此在擔任此職四五個月之後，我便請辭了。

我每次聽到這類樂觀的科學預言總是倍感興奮，不過我沒想到預言會那麼快應驗。因此，當我在6 年後聽說法國的學者們真的利用海洋來調節氣候時，還著實吃了了驚呢！

幸好，貝爾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幾位熱心幫助我的先生，都很開明、慷慨，他們給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歡的事，從不加以干預。他們的作法令我感動，也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暗自下決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會人類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將全力以赴！

我很快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那是隔年的4 月，我們前往緬因州演講。我們自己開車進城，天氣忽然間變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發覺老師生病了，而且相當嚴重。這個地方我們第一次來，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沒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好不容易才想到請旅館的人派車送我們回家。一星期之後，我只好寫信給卡內基先生求援。

沒有工作，我們存款當然一天天減少，我們計劃把連杉的房子賣掉，另外找一幢較小的房子。

目前，這房子成為波士頓的約丹。馬許百貨公司的女職員宿舍。雖然房子已經易主，但對於它，我仍然懷有一份主人的關愛。因為，那兒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華的10年，有笑有淚，更重要的是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總之，他具有開國時代美國人的一切優點。他在看過我所寫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書後不久，寫了一封令我們又驚又喜的簡訊，信上寫道：「請你們3 位馬上到我舍下來，與我一起圍坐爐前，生活幾天如何？」

歡樂的時光一向過得特別快，我們不得不整裝回家了。吐溫先生站在陽台上目送我們的馬車遠去，一直走了好遠好遠，還看到他在頻頻揮手，馬車上的我們也頻頻回首，望著那幢在視線中逐漸變小的白色建築，直至它在暮色蒼茫中成為一個紫色的小點為止。

令我感動的是，聽眾們總是非常耐心地從頭聽到尾。每當我講完以後，不論聽懂多少，總是報以最熱烈的掌聲，有些人還特地上前用話來鼓勵我。

他說的不錯，大路就在離我們不遠處，問題是，我們與路之間橫著一條小溪，而且溪水相當深。

這一年雖然充滿了煩惱，但終於也過去了。

無論是政治事件或戰爭，也不管是菲律賓人、巴拿馬人或任何落後地區的土著民族，吐溫先生反對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於緘默，一定會大聲地抨擊，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不齒那些自我吹噓的人，也看不起沒有道德勇氣的人，在他看來，一個人不但要知道何為是、何為非，而且要毫不畏懼地指責那些偽善者的惡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惡勢力挑戰。

莎莉文老師和我都是堅決的反戰者，認為應該極力讓美國避免卷人戰爭的漩渦中。因此，從1916年開始，我們就到堪薩斯州、密西根州、內布拉斯加州等地四處做反戰演講，可惜的是，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

我們在吐溫先生家盤桓數日，臨走的前一夜，吐溫先生朗誦《夏娃的日記》給我們聽。我伸手輕觸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調猶如音樂般的悅耳感人，每個人都聽得人神。當他念到夏娃去世，亞當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時，大家都流下淚來。

奇怪的是，朋友們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說：「你不必勉強自己接受大學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與你有相同遭遇的兒童教育上，對社會的貢獻必然更大，而且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經費的問題你不必擔心，我負責去籌募。你意下如何？」當時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學的學業之前，我暫時不考慮此事。」

「我打算以『幸福』為題發表演講，人場券大概在1 至1.5 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時，沒想到他竟說：「啊！這種票價太貴了，我想如果一張5 毛錢的話，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對了！就是這樣，票價一定不能高過7 毛5.」

基於此目標，我曾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表達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盡理想。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波士頓的懷特先生，他精研音樂理論，對人類的發聲機能很有研究，我抱著碰運氣的心理去請他幫忙。

我之所以對一位青年動了感情，就是在這種極端無助的心情下發生的。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麗風光、宜人氣候，還興奮地描述她們從未見過的各類花卉。就在這時候，美國參戰了！老師被這個消息嚇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連杉。不過老師的健康卻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復，因此，人雖然回到連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時間無法四處演講。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乾脆地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了語氣：「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麼儘管寫，可是能不能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但是，真正有心為盲人謀福利卻又非得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可，惟有這樣才能喚起輿論的注意與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須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參加如醫師公會或其他公會的會議。為此，我必須多加練習演講的技巧，以期在面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

令read.99csw.com我著急的是，自己雖然經過一段時期的巡迴演講，可是在說話的技巧上並沒有太大的進步。我自我感覺發音不夠準確，以致有時聽眾們根本不知我在說些什麼。

我們帶著感傷與無奈離開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雖然不住在此地，但這幢可愛的屋子仍將對另一家人發揮它的用途。

馬車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現了一幢白色的建築物，接我們的人告訴說，吐溫先生正站在陽台上等著我們呢。馬車終於進入了巨大的石門，他們又告訴我：「啊！吐溫先生在向我們招手呢！」然後又接著說：「吐溫先生身著雪白的服裝，銀白的頭髮在午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就像浪花拍打著岩石時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滿了活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應在練習發音前先使發聲器官發達才對，而且應該從孩提時起就不斷地練習，如此我的聲音必可練得更美妙，同時也可記住更多的單字。因此，我希望聾啞教育能及早教導聾啞兒童練習發聲。

當我們結束長程的演講旅行后，疲累地回到連杉，我和莎莉文老師都不禁對未來感到茫然而不安。我們的經濟越來越桔據了。過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們生活費，在老師結婚之後，這筆生活費便減少了一半。我們本希望靠稿費來彌補，可是無法如願。

我與老師仍然繼續著我們的演講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師接受了一次大手術，由於身體太虛，無法再繼續旅行演講了。幸好我在夏天寫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內不必求助於人。我苦撐了一段時間以後，卻面臨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當我站在雙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氣時，母親把我拉到她的身邊，無限感慨地對我說：「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過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掃而空了。」

他甚至常站起身來四處走動，一會兒在餐桌這頭，一會兒到餐廳那頭。有時一面說著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後，問我最喜歡什麼。心血來潮時，就隨手摘朵小花，讓我猜猜是什麼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興得又笑又叫，像個孩子。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引人們發笑，因為他們的笑聲令我感到愉快。「

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對我的工作的進展幫助很大。

他很快又說：「說得也是，不過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馬先生這樣的高手的話，閉上眼睛也照樣可以玩得很好。」

我們的貧困並不是秘密，有人自動表示要幫助我們，鋼鐵大王卡內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從哪裡聽到我們的事情，1911年他獲悉我們在經濟上有困難時，曾對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贈給我們一筆款項。

太陽即將西沉時，我們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然後他又談到飛機，一副非常感興趣的樣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飛機的製作。他預測，不出10年，紐約與倫敦之間就會開闢航線，而且在大建築的頂上會有小型飛機場，就像現在家家有車庫一樣，以飛機當交通工具的時代將來臨。博士還說，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會以空中為主要戰場，而潛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將比巡洋艦更重要。

我常常恐懼地自問：「如果老師也像我有這種悲觀的想法，那該怎麼辦呢？」

貝爾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學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場的話，貝爾博士就會把他們的對話——一寫在我的手上。貝爾博士以為：「世界上的事情無所謂難易，只要你用心去學習，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傾聽，樂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聽懂了。

法拉把這件事轉告了我，我請他在不失禮的情形下予以婉拒。當時的我年輕氣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樣可以活得下去。

我曾見到他們父子二人並肩坐在河邊，邊抽著煙，邊望著過往的船隻，十分悠閑。

每當我想強調某句話，讓聽眾們都能聽清楚時，我的喉嚨更是跟我作對，舌頭也變得不靈光，幾乎發不出聲音來。這時，我當然又緊張又著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別提有多狼狽了！在這種情形下，我總會想到自己的演講是多麼糟，而且相信只要現場有一點聲響，我的聲音就會被完全掩蓋，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為如此，當我感覺場內有椅子移動或場外有車子駛過的聲音時，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來。

其實那一次在華盛頓，並不是我第一次與貝爾博士同時站在講台上，早在我10歲時，就曾與貝爾博士一起出席聾啞教育促進大會了。

博士只要有一兩天沒有見到父親，就會說：「我得去看看我父親了，因為每次跟他聊天都會有所收穫。」

吐溫先生去世之後，我們曾再來過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間有大壁爐的起居室內，已顯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亂，只有樓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開著花，似乎在懷想過去的那段令人難忘的時光。

除了電話之外，貝爾博士還發明了對講機、感應天平等許多有用的東西。如果不是由於貝爾博士所發明的電話探針，恐怕無法找到謀殺加富爾總統的兇手吧！

當真要離開一個居住多年的環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內的一桌一椅忽然都變得分外可愛，充滿了感情。尤其是那張我常常在上面寫作的書桌，以及書櫥，還有我經常仁立面對庭園的大落地窗、櫻花樹下的安樂椅等，更是讓我難捨。

在搬到連杉之後，我就更加專心致志地思考盲人問題了。在我看來，盲人有兩件事為當務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個盲入學會一種技藝，而具備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時為了使盲人彼此之間便於聯絡，也為了使職業調查更易於進行，應該有一個全國性的機構；第二件事是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準，應把目前美國、歐洲等地現有的幾種盲文統一起來。

「從草叢穿過去的路越來越小，你一直沿著它走，就會尾隨松鼠爬到樹上去。」

停頓了一會，他又說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師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親又不喜歡我，如果這樣貿然地就去告訴她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會遭到反對。我看我們還是慢慢來，以後再找機會對她們說吧。」

就這樣，我與老師暫時可以不必為金錢傷腦筋了，可是卻發生了一件令我傷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師分居了。

飽覽了小溪與牧場的風光后，我們來到爬滿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細數石頭上殘留的歲月痕迹。

為了測驗我的警覺性，吐溫先生會忽然偷偷地潛到另一個房間，彈奏風琴，並觀察我，看看我對琴聲所引起的振動是否有反應。後來莎莉文老師對我說，吐溫先生一面彈琴，一面觀察我的樣子非常有趣。

現在，我深深懂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地達成自己的願望，環境的影響仍然很大。在看過工業區、礦區中那些貧苦的勞工后，我尤其深刻地體會到環境對一個人所造成的壓力。

馬克。吐溫先生是一位美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文學家。不僅如此，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美國人，因為他具有美國先民開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個性豪邁爽朗，不拘小節，而且十分幽默。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過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不妨試試看吧！」懷特先生很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用餐時，客人們惟一的任務就是安心吃飯，而主人則擔任娛樂賓客的角色。我們常感到吃了一頓豐盛的飯菜后，不向主人道謝會於心不安。可是吐溫先生的想法不同於一般人，他惟恐客人們在用膳時氣氛太沉悶，因此常說些笑話來逗樂大家，他在這方面確實很有天賦，每句話都那麼生動有趣。

歸途中，貝爾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給母親。他俏皮地對我們說：「我們就從大門直衝進去，讓我爸媽大吃一驚。」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據，有一陣子連女僕都在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后，回程時順道去買菜。這時，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裡摘花九*九*藏*書來插，或者去啟動風車貯水，還得記住去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我們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爐火前，室內飄著清爽的松香。我們喝著熱騰騰的紅茶，吃著塗了奶油的吐司，感到無比的舒適。吐溫先生對我說，這種吐司如果再塗上些草毒醬就會更好吃。

吐溫先生與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為此，他哀傷不已，頓覺生活中少了許多東西。他常對人說：「每當來拜訪我的客人離去之後，我總是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火爐前，備感孤獨寂寞的難耐滋味。」

可以真正替盲人貢獻心力的時機終於來臨了，那是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溫先生穿著毛皮厚外套，戴著皮帽，他親切地牽著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著，一面向我講沿途的景色。根據吐溫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們在一條介於岩壁與小河的小徑上，景色優美，令人心曠神怡。

晚飯之後，我們就坐在壁爐前聊天，度過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每天早上約10點鐘左右會有僕人來叫醒我。起床之後，就去向吐溫先生道早安。這時他多半穿著漂亮的晨褲，半靠在枕頭上，口述文章，而由秘書速記下來。某天，他一看到我進房，就對我說：「今天午飯之後，我們一塊兒出去散步，看看這附近的田園風光好嗎？」

在我的記憶里，有關貝爾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難說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給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憶。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匹茲堡去看煙火，當煙火衝上天空的那一瞬間，我們竟高興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著火了！」

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不辭跋涉，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提出失明的預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兒童，約有三分二是因為在出生時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你們稍等一下，我們來接你們。」

雖然這麼說，可是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斷努力試圖說服我，不時對莎莉文老師和我進行疲勞轟炸。到最後，我們實在是疲於應付，索性不與他爭辯了，而他竟誤以為我們已默許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都還未起床，這位朋友已在前往紐約的途中了。他到紐約、華盛頓等地遍訪朋友，宣稱我計劃獻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著手進行。

母親說話時雙手微微地發抖。這時我一方面由於沒有心理準備，相當驚駭，另一方面想替對方掩飾，因此隨口就撒了謊：「根本是胡說八道，報紙上每次都登載一些荒唐的消息，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情。」

聽了我的話，吐溫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說這些話來安慰我，海倫，你知道嗎？

有一天晚上，吐溫先生在荷登先生的書房裡對著許多名流演說，聽眾有包括日後的威爾遜總統。他演說的內容是有關菲律賓的現狀，他說：「大約600 名菲律賓婦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東上校竟把他們悉數圍殺了。幾天後，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敵軍，逮捕了菲律賓的愛國志士阿基納多等許多人。」吐溫先生義憤填膺地痛責這位嗜殺的殘酷軍官，並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真不敢相信世上會有這種毫無人性的人。」

這個請願案順利獲得了通過，因此特別委員會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別委員會為起點，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他的這番話，使我大感意外，因為我從來沒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義務。他如此重視家人的感受與快樂，更是令我感動！

我第二次橫越大陸的演講旅行是在1914年10月開始的，這一次是由秘書湯姆斯小姐陪著我。

然而，離別的時刻一旦來臨，也只有酒淚揮別，而把它們裝在我記憶中最值得懷念的一角了。

有一天，貝爾博士駕車帶我和莎莉文老師到郊外去玩，采了許多漂亮的野花。

貝爾博士本是蘇格蘭某一偏遠地區的人，但移居美國已經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國人了。他熱誠開朗、秉性善良、待人親切，因此深獲朋友們的敬愛。

我現在一面寫作，一面重溫當時的愉悅，那一點一滴的快樂又浮現在眼前。我彷彿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與母親在用過早餐後走出「崖之家」，來到奇岩林立的海邊嬉戲，足跡踏遍那些長滿藍色、黃色小花的可愛沙丘。

吐溫先生是一個感覺敏銳的人，很能體會殘障者的心情，他時常為我講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親身經歷的有趣的冒險故事，讓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藉以鼓勵我。

我和母親曾搭汽船出海，母親又愛上了尾隨在船后的海鷗。她拿出食物來喂它們，引誘它們停下來。母親還是個天生的詩人，她以吟詩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餘暉下的金門橋。她以崇敬的口氣告訴我，美國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為美國杉的莊嚴肅穆令人折服，尤甚於那些山川大澤。

我第一次見到吐溫先生，是在紐約的勞倫斯。荷登先生家裡，當時我只有14歲。

布拉夕度湖的氣候相當寒冷，老師的病並沒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師就和湯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們在波多黎各其間，每個星期都寫信給我。

「也許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會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歡你的，如果他不計較這些而同你結婚的話，你可能會改變主意吧？」

梅西先生確實也很辛苦，不過導致這種結果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對於這些，我是不便發表任何意見的。

當時，我覺得最遺憾的是，我收到數千封來自歐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說得難聽點，我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自己還要靠四處旅行演講來糊口。我們所屬的團體在這段時期，展開了熱烈的反戰運動，希望能阻止美國加入這場世界大戰。可是也有與我們持相反立場的團體，他們為了促使美國參戰不遺餘力，為首的就是過去的老羅斯福總統。

我笑著回答：「是的，我還不肯認輸。」

可是從我們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離，其間要經過一段滿是荊棘的窄路，以及一條冰冷的小溪，最後是一片長滿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幾次都差點摔跤。

還有一次，我安慰他說：「請不要想那麼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會名留青史的。蕭伯納把您的作品與伏爾泰的文章相提並論，而評論家吉卜林也把您譽為美國的塞萬提斯呢！」

在1876年3 月10日，貝爾博士對在另一個房間工作的華生先生說道：「華生，我有事，請你過來一下。」。

接著，我們往樓上走，參觀主人的卧室，欣賞美麗花樣、古色古香的床鋪。

當時我的失望真是無法形容！1916年秋，我終於沮喪地回到連杉的家中，想撫慰一下疲憊的身心。可是連杉也無法令人愉快，因為湯姆斯小姐請假回蘇格蘭去了，梅西先生也已離開（編者按：梅西先生於1914年與莎莉文分居），只有女僕易安很高興地迎接我歸來。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裝飾了一下，要我靜待滿園的花開，可是她哪裡知道我連一點賞花的興緻也沒有。最後，我想到打電話請母親來，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緒。

由這個海岬，可以看到遠處的城市，以及從海岬沿著海岸延展著的繁華街道。

話是這麼說，可是當我們下了車，將要登上大門的台階時，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訴我：「我的雙親好像都在睡覺，請大家安靜點，輕輕地走進去。」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機會橫越美國大陸。尤其令我高興的是母親能夠與我同行，給我帶來不少方便。母親喜歡旅行，而我終於有機會讓她一覽東起大西洋濱、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國大陸風光了。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來后正在換衣服，母親忽然急匆匆地跑進房來問我：「今天的報紙上有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海倫，你已經答應要和人訂婚了？」

我的演講固然是十分笨拙，不過莎莉文老師的演講相當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講述教導我的過程，由於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個人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連我都被老師的演講內容所感動，甚至忘了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