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個念頭原在發動民眾，因為意想中全國一致對外不成問題，後來曉得事情不這樣簡單，還必須先求團結才行，否則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動手發動民眾，愈發動即愈衝突，衝突大了，國事便不可為。但如有人問我：定要團結好了，再發動民眾，事實是否能許可呢？我回答不出。我總強調「團結第一」就是了。

（六）國民參政會

（十二）總結全文

那時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諸公顧不得吃飯，趕去訪問周、董兩位。既傳達領袖的話，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請決定出席，勿負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無甚固執之點，僅謂必須候取延安複電。他們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所以周君對我們說，至遲夜晚必有複電。收得複電，馬上通知我們。政府諸公關心此事者，都向我們問消息。我們皆做樂觀的答覆。因當時空氣確實不像有問題的。但不料我同黃先生坐候一夜，屢次用電話詢問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電，到底不得複音。天明周、董兩位親來見我們，說電台發生障礙，收不到延安電報，不便出席。經再三懇談，終無法相強。已到開會時間，忽于電話上，蔣公親語黃先生，囑我們代表他，敦勸董、鄧兩參政員速即出席（因七參政員中實只有董必武、鄧穎超在渝）。我們只得再跑去勸駕。他們自然不肯來，寫了一封抱歉的信，聲明沒有黨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們趕至會場，將此信回復蔣公，大會早在開幕了。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我們開頭並不是在農村破產刺|激之下從事這一運動的。我本生長於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兩代也如此。為什麼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想去搞鄉村運動？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響，灌輸了愛國思想，我於是很早就熱心國事，從而熱心憲政。我認為皇帝專製為中國腐敗的根源，救國必須從政治入手，憲政首先出現於英國，應以英國為藍本，實行憲政。清末大家都要求憲政，清廷因此有憲政十九條的宣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布了臨時約法，這也是模仿英國憲政。後來袁世凱又背叛民國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會民眾沒有實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眾沒有參与國政，爭取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要求，憲政只在上層說來說去，是無用的。在這個問題的推動下，我想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從基層的農村入手，於是我拋棄都市生活，到鄉村去。最初想在廣東試辦，因為與我相識的李濟深當時在廣東當政，民國十六年我在廣東發起創辦鄉治講習所，並且作了「鄉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治的道理、辦法等，可惜講習所未辦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後來政局變化九九藏書，李濟深為蔣介石扣留，我於是回到北方。剛好我回到北方遇見朋友王朝俊（鴻一）、梁仲華等人。王是山東人，當時為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對王很禮遇，因此王是馮、閻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熱心鄉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與朋友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村治月刊》在經濟上得到閻的資助，村治學院則得到馮的同意。村治學院院長為彭禹廷、梁仲華，我為教務長，村治學院的旨趣書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後不超過一年，因為民國十九年蔣閻馮中原大戰，學院被迫倉促結束。當時名義上河南省主席是韓復榘，實際上他並不能主持省政。韓原是馮的部下。中原大戰結束后，蔣拉韓，委以山東省主席的職位，韓於是脫離了馮。在學院結束后，副院長梁仲華去山東向韓報告，韓即表示河南辦不成，請都來山東好了，於是學院的全班人馬去山東，考慮如何做法。當時社會各界都高談「建設」，我們在此影響下就提出「鄉村建設」，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址選在距濟南不太遠，又靠近膠濟路的鄒平縣，划縣為實驗區。院以下除實驗區，另外兩個部分是訓練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務是訓練做鄉村工作的幹部，後者做鄉村建設的研究工作、策劃工作。梁仲華任院長，我為研究部主任。進行鄉村建設工作，我頭腦中所設想的有兩個要點，因為從我的眼光看，中國有兩大缺欠。中國農民的散漫幾乎到了自生自滅的程度。農民不關心國家，國家也不管農民。農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這是一個缺陷。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學技術。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展貿易，而犧牲農村發展起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總之，中國缺乏「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八個字。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這個好，要勝過西洋，因為其富強是建立在廣大農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將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引進于鄉村：團體組織引進一分，即可引進一分科學技術，同樣科學技術引進一分，又可推動團體組織一分。為此，我們在鄒平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併兼理縣金庫，流通處不貸款給個體農民，只貸給農民組成的合作社，以推動合作社的發展，促進農民組織，又促進了科學技術。例如鄒平孫家鎮為棉花集散地，農民將生產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運給青島紗廠。我們即做棉種改良工作，推廣紗廠需要的長絨棉（美棉），紗廠高價收購，農民歡迎九_九_藏_書。我們還計劃在當地自辦紗廠，這樣可以農工結合，增加農村財富，后因七七事變，未及實現。

（三）抗戰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在事實，背乎各條規定者又有若干？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定者，應加糾正。並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督機關。

一個委員會問題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團的五位，當日選舉出來（有左舜生、張君勱），自無周恩來在內。正午十二時同人聚於一心飯店，商決我們今後動止如何。我提出意見說：中共的十二條我們實不願加以討論，況且逐條磋商，必致延過了參政會期；要當局一口答應，又萬無此理。可否向他們作如下的商量：

延安提新十二條

一、是國內的團結；

我們將信面呈蔣公，並代為解釋，說他們第因電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蔣公當表示可以等待他們一天．於是由黃炎培、張君勱等四十二人臨時動議，將下午大會停開，所有主席團的選舉改在第二天舉行。為是等到他們出席后，便可選出周恩來參加主席團。

這是所謂新十二條，比較前次十二條降低甚多（），但不論條件高低，我們從來不預聞討價還價之事。我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我們的主張和信念（見前述四條）而奔走努力。我們並非做和事佬，調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我們要求國家統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覺失望，不能贊一詞，國民黨方面的情緒如何，更不必說了。

第30節 抗戰以來自述（1）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抗日戰爭前，我做鄉村運動曾有較大發展，此種發展有客觀原因。在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當時國內社會經濟有了大變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來中國出口靠農村（農產品），進口也是為農村（農村需要的煤油等），這時銀行業首先感覺到這種不出不入的現象。這正是鄉村運動在國內開展普遍的一個原因——農村破產。正為農村破產，才有救濟農村呼聲，南京政府亦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這裏我想說一下我從事鄉村運動的由來。

二、是民眾的發動。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

1940年底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后，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論機關，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籌辦《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報紙創刊，作者被任命為報社社長，主持該報工作。《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即寫成於此時，並在《光明報》連載達一個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記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至1941年離渝赴港之前四年間所參与的種種重要活動。五十年前的這些往事，因時移事易，有些細節已無多大意義，故現在重新九_九_藏_書刊出時略有刪節。至於文章中的多處「天窗」，則系當年被香港當局新聞機構所檢扣的部分，因作者無法填補，只得付諸闕如。

搞鄉村運動，我本從主觀認識出發，而在農村破產的客觀形勢推動下，運動有了較大較廣泛的發展，於是我們連續三年舉行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在山東鄒平，隨後兩次先後在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這三次會議的記錄由章元善、許仕廉編輯，以《鄉村建設實驗》為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鄉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沉淪于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現在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裡去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佔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人仍佔在他的心內。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願出家；如果那樣的出家，等於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心並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願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廿歲時曾經想出家，後來沒有；可是到現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塗；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塗時便恍惚忘記了。這隻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如果不是真想干，乾脆的不如不幹；如果真想干，那麼應該很深沉的內決於心，雖有時糊塗恍惚，也可覺醒的。

發動民眾為抗戰所必需，國內團結為抗戰所必需，這是人人都知道應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過追從國人之後之一份。事無新奇，不足稱述。不過我四五年間翻來覆去，努力不已，不是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終，一貫不移。述說出來，使國人關心這兩大問題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秉公監督辦理。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這一段經過，我看見曾有兩個刊物提說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編的《中央周刊》似用《勸駕記》為題，一是鄒韜奮先生寫的《抗戰以來》第七十五節《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https://read.99csw.com。不過，都語焉不詳。我現在較精確地記述當回事實（其中自然仍省略許多），讀者不妨取以與前兩文相印證。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麼？這原是要讀者看了這篇自述之後，從四五年事實經過中認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點出來：

蔣公的表示十六人簽名的一份，又在四條前後加了頭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準備呈給蔣公。中共方面，則約了周恩來、董必武兩位來面談。周談話甚多，總其要點，不外兩層：第一層表示，極歡迎第三者出來說話，他們願與第三者共同推進民主，可以將自己的事，加倍讓步；第二層表示，四條主張甚好，若得當局接受，則他們出席，亦即不成問題。這是25日的事。27日早，蔣公約去見面，除面呈那四條外，又加口頭說明。大意著重兩點：一點是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方為根本杜絕紛爭之道；一點是國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即其一例，我們不多要求旁的東西，只要求兌現，我們要求給我們監督兌現的權。蔣公對此兩點，皆表示甚以為然。總結來說，就是接受我們的建議，可以組織那個委員會。至於中共參政員出席問題，則囑咐我們去勸他，並約第二天再見面。我們當將此意，即刻轉告周、董兩位。除中午一度談話外，當晚復在油市街四號（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由同人與周、董切實商討，請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董二君訖未同意，僅允電延安請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見蔣公，即以周君已電延安為告，接續商量組織委員會事，甚為順暢。臨末，蔣公追問中共出席不成問題否？無人敢負責答覆。於是蔣公嚴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們出席，即當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之原則，推選周恩來為主席團之一；如其不出席，則是他們不惜以國內裂痕暴露于外，他們要負責的。以後即無話談。請你們去告訴他！

在本篇的敘述上，擬將最近在重慶我們一些朋友，為團結而奔走的一段經過敘列為開卷第一章，然後翻回頭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直敘到最近，使與開端的敘述環扣起來，其順序約略如下：（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一、原提之第十二條，今事成過去，不必再議；二、原提之第十一條，似相當於我們所主張的那個委員會，請按照我們的四條主張繼續進行商量；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條都暫不討論，候那委員會成立時，交委員會裁決之。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31節 抗戰以來自述（2）

（三）「八一三」以後的文章

（七）改善兵役的運動

（四）根據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羅各方面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任何機關核定。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此次大會九*九*藏*書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編者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黃先生又用電話詢問周君。復言延安電報已到，我們正色然而喜，卻不料其又有十二條的提出，要當局接受了，然後出席，十二條件如下：

（被檢）

第29節 鄉村工作簡略回顧

我寫的共四條，其條文如下：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我從事鄉村工作的簡略回顧

（五）訪問延安

這一段經過，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為止的，其內容如下。其時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對於1月間新四軍事件表示抗議，用書面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說：在他們所提善後辦法十二條未經政府裁奪前，即不出席參政會。而參政會已定3月1日開會，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參政同人，不便坐視，特於2月22日集會商談。當日在座者，計有張君勱、羅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鈞儒、鄒韜奮等各位，黃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屆參政員章伯鈞、張申府亦參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談結果，推定左、羅及我共三人，負責起草幾條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根據。當晚左、羅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換意見，而委託我來執筆。23日晚我寫好之後，通知各位朋友於24日集會。大家看了，我所寫好的無甚修改，即依年齡為順序而簽名。第一為張表方（瀾）先生，第二為褚輔成先生，余不必細數。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褚先生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願列名。

（四）國防參議會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一於國家。

我是個謹慎人，我，像共產黨一樣，可以去發動民眾。我當然要從團結入手，求取全國有計劃的合於理的民眾大動員（此事我有主張計劃見后）。無奈我的氣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還盤旋在團結問題上，沒有進展，因此四五年間所努力的，核實了仍只是團結一事而已。試看後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託，辦理本報，仍是為了團結運動。現在自述其四五年來努力經過，藉以求教於當世賢達，亦正是表出本報宗旨的一種工作，倘得各方讀者同情指教，使團結運動得些進益，豈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1939年春作者自重慶大後方出發，赴山東敵後游擊區巡視，途中常晝伏夜行，歷盡艱險。八個月後返抵洛陽。（前排右三為作者，其左為隨行秘書，其右為隨行軍事參謀王靖波）。

此即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而委員會如何組織，則請周恩來先生和張岳軍（群）先生直接見面，較易解決，更加上君勱、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請領袖核定，一經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員會，而一面中共出席參政會。若能在此屆大會內終得圓滿出席，尚足以安慰國內人心及國際友邦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