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慘世界》的構思中，卞福汝主教居於一個重要的地位。這個形象是雨果以實際生活中迪涅城一個有德行的主教米奧里斯為藍本塑造出來的，雨果以小說中整整一卷的篇幅，從各方面描寫了這個人物，他大公無私，把自己的府第讓出來供醫院收容窮苦的病人，他清廉而又慷慨，把自己的生活壓低到最低的水平，以便將薪俸的絕大部分津貼各種福利事業，他品德高潔，從不追逐名位，更不結幫營私，與貴族權勢格格不入，與教會惡勢力涇渭分明，對社會下層，他充滿了仁愛，為了窮人，他可以長途跋涉，不畏險阻，深入山區僻壤，而對富人、政府與法律，他卻不乏針砭與譏諷，他在宣道中，從不宣傳宗教謬說與教會的偏見，不把上帝視為神，而只當做一種抽象的信仰，他也不談地獄的恐怖與今世的贖罪，而只提倡有德行的人生，鼓吹人對人的善意、關切、尊重與互助。顯而易見，雨果雖然讓這個人物穿著主教的道袍，但卻竭力避免在他這些崇高的品德上塗抹宗教的靈光，把它們描寫成宗教聖徒或教會長老的聖德，而賦予它們一種人道主義的色彩，把它們完全歸於一種人的道德的範疇，因此，就其思想實質與精神而言，卞福汝主教就是雨果心目中的一個理想的人道主義者的形象。對於這樣一個理想化的道德形象，我們不能說他不真實，事實上，「真實的米奧里斯主教大人的為人，完全和書中的米里哀主教大人一樣，甚至更善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樣一個形象人格的高尚與道德的光輝，從倫理原則與道德規範來說，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理想形象，仍不失某種積極的意義。問題在於，雨果不僅賦予他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想形象以道德倫理的意義，而且賦予了他某種社會歷史動力的意義。在《悲慘世界》中，他讓卞福汝主教處於提綱挈領的關鍵性的地位，首先，他把這個人物作為體現著九三年原則的那位國民公會代表的對立面，實際上，也就是把這個人物所主張的博愛、人道、感化的原則，作為國民公會代表所代表的革命、戰爭、專政、暴力的原則的對立面，並把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仁愛原則，視為對改造社會更為合理、也更為有效的途徑，而後，從這種思想出發，他虛構了卞福汝如何以獻身的精神感化了一個為害社會與民眾的兇殘的匪幫，描寫了他的善行如何感化了冉阿讓，並把冉阿讓提升到一個新的精神高度，他還讓卞福汝的精神延伸到冉阿讓的身上，又讓冉阿讓以這種精神先在濱海蒙特勒伊創建了一個窮人的「福地」，最後，又感化了實際上是作為政府機器與法律制度的化身的沙威，使他完全「精神崩潰」而最後「自我毀滅」，於是，人道主義的仁愛在小說中就成為一種千靈萬驗、無堅不摧的神奇的力量。這種不符合社會歷史真實的描寫顯然近乎童話，不能不說是出自作者本人歷史唯心主義的幻想。

雖然在社會歷史的問題上，《悲慘世界》宣揚了仁愛萬能與階級調和，但是，這並不是它惟一的思想內容，也不是它壓倒其他一切的基調，在這裏，還有對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運動與起義鬥爭的出色描寫和熱情歌頌。這種情況可以使人想到巴爾扎克之描寫同一次起義中的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的英雄們，所不同的是，巴爾扎克是在對這些英雄的現實主義的描寫中流露了他的讚賞，而雨果則是明確地把這次起義中革命人民與英雄人物，當做描繪與謳歌的「神明」，而且，巴爾扎克的讚賞是違反了自己保王派的政治態度，而雨果則是出於一種巨大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熱情。

《悲慘世界》既是雨果思想的總結，當然更是十九世紀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實生活的產物，這不僅因為它所描繪的圖景和它們所包含的歷史內容，都直接來自那個時代豐富的歷史與現實，而且特別因為它所提出的主要社會問題——即勞動人民悲慘處境問題、它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以及它所設想的解決方案，無不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在這種基調中，我們有時可以聽到一種更為深沉的聲音，就像在貝多芬第五交響樂緊張搏擊、激烈衝突的基調中出現了第二樂章沉鬱的旋律那樣，那是馬呂斯在街壘上對他眼前那場酷烈鬥爭的沉思：「內戰？這意味著什麼？難道還有一種外戰嗎？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不都是兄弟之間的戰爭嗎？戰爭的性質只取決於它的目的。無所謂外戰，也無所謂內戰。戰爭只有非正義的與正義的之分。在人類還沒有進入大同世界的日子里，戰爭，至少是急速前進的未來反對原地踏步的過去的那種戰爭，也許是必要的。對於這樣的戰爭有什麼可譴責的呢？僅僅是在用以扼殺人權、進步、理智、文明、真理時戰爭才是恥辱，劍也才是兇器。」這沉思無疑代表著雨果本人嚴肅的思考，在這裏，固然還有抽象人道主義的意味，但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已經突破了人道主義的框架，對鬥爭必要性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對仁愛的宣揚。在《悲慘世界》的基調中，我們有時還可以聽到一節引吭的高歌，就像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升越在雄偉基調之上的洪亮的歡樂頌，那是共和主義英雄人物安灼拉在https://read.99csw.com街壘上發表的演說：「公民們，十九世紀是偉大的，但二十世紀將是幸福的，那時就沒有與舊歷史相似的東西了……人們不用再害怕災荒、剝削，或因窮困而賣身，或因失業而遭難，不再有斷頭台、殺戮和戰爭，以及無其數的事變中所遭到的意外情況。人們幾乎可以說：『不會再有事變了。』人民將很幸福……朋友們，和你們談話時所處的時刻是暗淡的，但這是為獲得未來所付的驚人代價。革命是付一次通行稅……弟兄們，誰在這兒死去就是死在未來的光明中。」這一段話，響徹在《悲慘世界》最後兩部，表達了作者雖然還很朦朧但卻非常熱情的對理想未來的憧憬，以及實現這一理想必須通過革命的正確信念，同樣也突破了雨果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局限，使《悲慘世界》的主題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好幾十年過去了。時間可以淹沒小丘和山崗，但淹沒不了高峰，人類遺忘的大海淹沒了多少十九世紀的作品，而雨果的作品像群島一樣，傲然挺立在大海之上，露出它們那千姿百態的尖頂」。

資產階級革命后的現實，證實了十八世紀啟蒙作家們所預言的理性王國的破產，大革命后整整一代人，包括在十九世紀進行寫作的作家，面對著不合理的、醜惡的現實，身處於複雜尷尬的社會關係中，自然都感受到一種幻滅，他們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啟蒙作家的理性原則作尺度，去衡量社會現實，就不難發現社會的種種弊端，並把這些弊端看得很嚴重、很尖銳，對它們從社會歷史的高度進行了批判，以道德倫理的名義進行了譴責。社會下層的苦難，就是他們所見到的弊端之一。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生活經驗與社會視野的限制，在那些弊端中，勞動人民悲慘處境這一最觸目驚心的弊端，反倒沒有最先、最強烈地引起他們的嚴重關注，因此，在十九世紀早期進行寫作的斯丹達爾與巴爾扎克的作品里，這個近代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並沒有占重要的位置。只是因為貧富對立的現實日益嚴重，下層人民的不幸越加觸目驚心，加上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從四十年代起，法國文學中才出現了一股關心下層人民、反映下層人民痛苦的潮流，從四十年代早期喬治·桑的《木工小史》、《康絮愛蘿》、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一直到四十年代後期喬治·桑的田園小說，在這裏，社會下層的苦難這一主題，完全是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同情的角度提出來的，而其解決的方式則充滿了階級調和的幻想。《悲慘世界》就是這一股潮流的結果，是這種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文學現象的一部分，它提出問題的角度以及它企圖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沒有超出這個潮流的範圍與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悲慘世界》卻又肯定處於這一潮流之上，這不僅因為雨果在藝術創造的才力超過了其他幾位作家，而且，因為他從自己漫長曲折的道路中，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歷史內容有了更豐富、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因為他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充沛的社會正義感、更強烈、更真誠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早已拋棄了「成為夏多布里昂」的宿願，而致力於對人類命運、社會歷史問題的思索與探討，並在現實生活里，成為了法蘭西民族的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儘管他在為悲慘的人們設想解脫出路時，不免陷於幻想，但他留下的這部作品畢竟是十九世紀文學中少有的一部代表作，一部關於勞動人民處境的最強有力、最深摯、最動人的真正的傑作。

這是整整將近半個世紀歷史的宏偉畫幅，漫長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的畫面，一一在我們面前展現：外省偏僻的小城、濱海的新興工業城鎮，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監獄、巴黎悲慘的貧民窟、陰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墳場、郊區寒傖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龍、資產階級的家庭、大學生聚集的拉丁區、慘厲絕倫的滑鐵盧戰場、戰火紛飛的街壘、藏污納垢的下水道……這一漫長浩大的畫軸中每一個場景，無不栩栩如生，其細部也真切入微，你可以說它們都是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描繪出來的，但是，每一個畫幅的形象是那麼鮮明突出、色彩是那麼濃重瑰麗、氣勢是那麼磅礴浩大、情緒是那麼灼|熱熾烈，使人又感到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格調……

作為一種浩博的精神，它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的充分體現。

我們這裏談的並不是抽象的人格與品德，因為，我們面前的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人，也不像《巴黎的秘密》中那個魯道夫那樣，是一個普施仁愛於人間的「崇高的」貴族王公，雖然雨果有時也賦予冉阿讓以普通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條件，如擁有巨額錢財與巨大的企業，一度曾是一個地方長官等，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形象，從出身來講，他是貧苦的修樹枝工人，從經歷來講，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除了當工人或服苦役外，就是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所不容，被資產階級法律所通緝，從品德上來講，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淳樸、善良、富有同情心與自我犧牲精神的品德，從外形來講，他的身上經常穿著襤褸的衣裳，帶有粗獷的氣質與汗水的氣息，而且，他始終是與社會下層不幸、悲苦的人們聯結成一體，休戚相關，同https://read.99csw.com呼吸，共命運，因此，完全可以說，冉阿讓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歷與命運，他所包含的社會意義，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資本主義黑暗社會裡掙扎與奮鬥的悲愴的史詩。

起義與街壘戰鬥在《悲慘世界》里佔有重要的地位和大量的篇幅，是長篇小說最後兩部的主體，甚至它本身就具有一部長篇小說的規模。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七月王朝時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與全貌，人民在起義前對君主政體的不滿、對共和主義的嚮往、革命危機的臨近、秘密革命團體的活動、群眾在事變前的戰鬥準備、示威的遊行、起義的爆發、硝煙瀰漫的巴黎街頭、街壘鬥爭中的英雄人物……所有這些，都是以壯麗的色彩、細緻的筆法描述出來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著人民》那種輝煌的風格，你在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不，在整個西方文學中，見過還有什麼作品像《悲慘世界》這樣，對一次革命起義做過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規模宏大、如此熱情奔放的描述？作品的這一舉足輕重的部分，無疑給《悲慘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基調。

這種人道主義的同情還推動了雨果進行尖銳的社會批判，他把下層人民的苦難，明確地歸之於「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他的整部小說的目的，就在於揭露這種壓迫如何「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對於冉阿讓的冤屈，他責問道：「願意工作，但缺少工作，願意勞動，而又缺少麵包，首先這能不能不算是件嚴重的事呢？」「犯了過失，並且招認了，處罰又是否苛刻過分了呢？」「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否構成強者對弱者的謀害，是否構成社會侵犯個人的罪行，並使這種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續到十九年之久呢？」同樣，芳汀這個形象也包含著雨果對社會的強烈控訴，她原來是個天真純潔的少女，但惡濁的社會玷污了她、損害了她；她一直有自食其力、過勤勞節儉生活的決心，但包工壓低她的工資、債主對她進行盤剝，她把自己的頭髮和牙齒出賣以後，仍然走投無路，被迫為娼，最後，死得那樣凄涼悲慘，「芳汀的故事說明什麼呢？」雨果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很明確：「說明社會收買了一個奴隸……奴隸制度始終存在，不過只壓迫婦女罷了，那便是娼妓制度。」不難看出，在《悲慘世界》里，與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時並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抗議，因此，在這裏，雨果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就不僅是他同情勞動人民的出發點，也是他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尺度與武器。

這個人物的浪漫主義色彩，不僅表現在他非凡的活動能力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如果說他的身世經歷像史詩一樣不平凡，那麼，他的精神歷程也像史詩一樣可歌可泣。他為了使姐姐和她的孩子免於飢餓，偷了一塊麵包，因此被判了十九年徒刑，社會的殘害、法律的懲罰、現實的冷酷使他這樣一個本性善良的人，逐漸成為猛獸，帶有一種向社會報復的情緒，以至作出了兩件真正使他終生內疚的錯事，偷了卞福汝主教的兩個銀燭台與搶了窮小孩一枚錢幣，但這種內疚卻導致一種更深的覺悟，成為他精神發展的起點，他在濱海蒙特勒伊為窮人謀福利、保護受害者以及樂於助人的種種義舉，已經表現出他博愛的胸懷、仁慈的心腸和慷慨無私的精神，實為人間所難得，而在商馬第案件中，他的誠實、勇敢、自我犧牲的行動，則更顯示出他崇高的人格與光輝的品質。正像他在傳奇般的經歷中要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險阻一樣，他在精神歷程中也要繞過、戰勝種種為我的利己主義的暗礁，才能達到一種不平凡的精神高度，而且，這種暗礁有時比現實生活中的險阻似乎更難以越過。請看，他在決定自己投案以救助無辜的商馬第之前，經過了多麼激烈的艱苦的思想鬥爭，那一場發生在腦海里的鬥爭其驚心動魄的程度，似乎並不下於滑鐵盧戰役，作者把它表現得像驚濤駭浪一樣具有非凡的氣勢，甚至他還用了「白髮三千丈」式的神來之筆——冉阿讓的頭髮一夜之間全都白了！後來，這個道德上的巨人，又不顧個人安危救出珂賽特，長期含辛茹苦把她撫養成人，此外，他還在巴黎進行救濟窮人的活動，冒著生命危險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從可怕的下水道里救出馬呂斯，等等，一次又一次驗證了他崇高的人格，延伸了他崇高的精神歷程，而歷程的崇高性，正是史詩所經常具有的重要標誌。

最著名的雨果傳記的作者作如是說，距今又已經好幾十年了，當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將要來到的時候，我們深感這段話說得非常切實。在雨果的「群島」中，《悲慘世界》顯然要算是聳立得最高的一個，它不僅沒有被淹沒在遺忘的大海里，而且已經成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千千萬萬人民不斷造訪的一塊勝地。

作為一部史詩，它不是民族的史詩，而是個人的史詩，但又不限於個人的意義九_九_藏_書。它使我們聯想起什麼？《奧德修紀》？《奧德修紀》的主人公奧德修在海上漂流了十年，歷經各種險阻，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它作為人的史詩意義，不僅在於它表現的是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里經歷了極為豐富、極不平凡、甚至可歌可泣的際遇，而且在於，他在這種經歷的過程中，顯示了人的力量與人的品格，人的精神與人的氣勢，從而作為一個最早的範例，提供了關於人的史詩的經典性的涵義。在這個意義上，《悲慘世界》與《奧德修紀》有某種相同之處，它是近代十九世紀的《奧德修紀》，它表現了主人公冉阿讓在近代社會中的奧德修式的經歷。

流亡生活。根西島上𡺎岩突兀。面對著遼闊的大西洋。「今天，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時半，當一輪紅日掛上我的窗扉時，我寫完了《悲慘世界》」。

如果以上是《悲慘世界》的四種素質，四個方面，那麼也可以指出，它們並不能全部概括這一長篇巨著的歷史內容、生活內容與思想內容。以《悲慘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深廣與複雜而言，在雨果數量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它無疑居於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文學中，也只有巴爾扎克的巨著《人間喜劇》的整體可與之媲美，對於它厚實的容積，也許只有藉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而《悲慘世界》內容的豐富複雜，首先由於它是作者漫長的創作道路和思想發展過程的某種總結，繼而又因它是深刻複雜的時代社會條件會聚的產物。

這是一軸輝煌的畫卷，這是一部動人的史詩，這是一種浩博的精神，這是一股充沛的激|情，當我們今天要用簡單的話來概括《悲慘世界》時，與其籠統地稱它為「名著」、「傑作」、「瑰寶」，似乎不如這樣具體地稱呼它較為確切。

冉阿讓的經歷無疑具有明顯的傳奇色彩，他一生的道路是那麼坎坷，他所遇到的厄運與磨難是那麼嚴峻，他的生活中充滿了那麼多的驚險，所有這一切都不亞於奧德修在海上長期漂流所遇到的險阻。在《奧德修紀》里，主人公的史詩是在與自然力的代表大海、與象徵著大海之摧毀力量的各種魔怪的鬥爭中展開的，而冉阿讓的史詩則主要是以他向資產階級社會強加在他頭上的厄運、向不斷迫害他的資產階級法律作鬥爭為內容的，這是在文明社會裡一場接一場、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搏鬥，足以使人驚心動魄。服刑期間三次越獄、商馬第案件中被捕后又一次從監獄里逃脫、令人不可思議地在土倫港的海里失蹤、在巴黎街巷裡成功地擺脫沙威的追捕、假裝死人、偽造身份，等等，這一個又一個的驚險事件，無不具有一種極不平凡的傳奇的性質。正因為冉阿讓要對付的是龐大的壓在頭上的社會機器和編織得密密麻麻的法律之網，雨果要使這個人物鬥爭的史詩能夠進行下去，並導向預定的結局，就必須賦予他以驚人的剛毅、非凡的體力和罕見的勇敢機智。冉阿讓得到了所有這一切。他能「折斷窗口的鐵條」，他可以帶著珂賽特爬上高牆，他是如何潛入海底不見蹤跡的？他怎麼能長時間被悶在棺材里而不至於窒息而死？這些近乎神奇的本領不是可以與奧德修戰勝獨眼巨人、女妖斯庫拉以及卡律布狄斯的本領媲美嗎？除了這種超自然的體力之外，雨果還賦予他的主人公以現代文明社會的活動能力，他讓冉阿讓從事工業，有所發明創造，並且一度成為一個治理有方、改變了濱海蒙特勒伊小城的整個面貌的行政長官，這就在這個人物身上補全了各種非凡的活力，使他成為十九世紀文學中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形象，真正具有近代社會的傳奇性，以上這些無疑都屬於一種浪漫主義的性質。

作為激|情，《悲慘世界》是雨果高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激|情的體現。

《悲慘世界》雖然完成於流亡期間的一八六一年，但早在一八二八年，雨果就有了以彼埃爾·莫的故事為題材寫一本小說的計劃。一八四五年，他開始寫作，一八四八年，在原有題材的基礎上大大擴充了小說的內容，深化了小說的主題思想，但不久輟筆中斷，只在流亡到大西洋中的根西島后，從一八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才集中時間與精力再次進行寫作。從《悲慘世界》在作者的心裏孕育了三十多年這一事實來看，不難想象這一長篇必然反映了雨果在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期複雜的社會歷史現實中曲折的思想歷程所包含的不同方面與不同成分。事實上，在小說中，對一七八九年以後革命高潮年代的回顧，多少還帶有少年雨果保守政治思想的一點淺淡的痕迹；馬呂斯擺脫保王派的思想影響，對拿破崙與對自己父親的認識有了轉變，其實就是雨果本人在二十年代政治思想轉變的寫照；《滑鐵盧》一卷中對戰爭的形勢與過程的描述，滲透著雨果在二十年代形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歷史詩情；卞福汝主教這個人物和作者所賦予他的精神，使人想起雨果在二十年代末期的中篇小說《死囚末日記》中抽象人道主義的聲調；長篇中一系列人物的悲慘故事，無疑又一次表達了雨果在三十年代的小說《克洛德·格》中所發出的對統治階級、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與法律的強烈控訴與抗議；而雨果描寫一八三二年起義鬥爭時所表現出的資產階read.99csw.com級激進民主主義，則顯然是他作為反拿破崙第三的政治鬥士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熱情與鬥爭精神在藝術中的升華。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悲慘世界》集雨果思想之大成，它同時體現了雨果的進步性與局限性，優點與缺陷，體現了一個資產階級作家在思想上所能達到的高度與他不可避免的矛盾與局限。

雨果在完成《悲慘世界》之前，不論在政治思想上與文學創作上，都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他生於一八零二年，少年時期恰逢拿破崙垮台、波旁王朝復辟，雖然他父親是拿破崙麾下的一員將領，但由於受了擁護波旁王朝的母親的影響，又由於事關自己家庭在復辟王朝治下切身的政治利害，少年雨果的政治態度是保王主義的。他很早就開始寫作，以波旁王朝的「桂冠詩人」夏多布里昂為偶像，立下了這樣的誓言：「成為夏多布里昂，否則別無他志。」他早期的詩歌創作傾向保守，文學主張也因襲守舊，屬於偽古典主義的營壘。在二十年代波旁王朝更趨反動、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日趨高漲的條件下，雨果的政治態度有了大幅度的轉變，拋棄了保王主義，擁護一七八九年以來包括拿破崙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潮流，在文學上則成為資產階級浪漫主義運動的領袖，向偽古典主義作了尖銳的鬥爭，這一個時期，直到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後，他重要的詩歌、戲劇、小說作品《瑪麗蓉·黛羅美》（1829）、《東方集》（1829）、《艾那尼》（1830）、《巴黎聖母院》（1831）、《國王尋歡作樂》（1832）、《瑪麗·都鐸》（1833）、《呂伊·布拉斯》（1838），都充滿了強烈的反封建、反教會的精神，七月王朝時期，雨果在政治上一直搖擺于君主立憲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一八四八年，巴黎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中提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國的口號后，他才堅決站在共和主義的立場上，在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中，他對被鎮壓的起義者抱同情態度，並成為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間國民議會中社會民主派的領袖。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發動反革命政變，雨果堅決反對，因此，同年被迫流亡國外，從此一直與拿破崙第三的反動統治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充滿革命氣勢的詩集《懲罰集》，就是他在鬥爭中擲向統治者的投槍與利劍。一八七零年，拿破崙第三垮台，他才結束長期流亡生活，回到了巴黎。

不能不承認，這種力量與思想基礎，就是他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

一八零一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貧苦農民，因為偷了一塊麵包被判處五年勞役，出獄后，他的黃色身份證使他在就業中屢遭拒絕。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由此他才產生了寫《悲慘世界》的意圖，他把這一事件作為小說主人公冉阿讓的故事的藍本，只不過，他又作了一些更動，特別是把五年苦役擴大為十九年苦役，並讓冉阿讓終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構成小說的主要線索與內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賽特、商馬第等其他社會下層人物的不幸與苦難作為補充，從而表現了一整個悲慘世界，在其中傾注了他真誠的人道主義的同情，這種同情在整個小說里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從主幹到枝葉到末梢，它是那麼滲透瀰漫在整個悲慘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浩博之感。

主人公冉阿讓的故事是從一七九五年開始的，但畫幅的卷首延伸得更遠，卞福汝主教的經歷與國民公會代表這一形象把我們帶到階級鬥爭嚴酷、個人命運難以預料的一七九三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接著，我們就隨著卞福汝主教與冉阿讓進入了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革命所開闢的歷史時期，即作者在序言中所謂的「本世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時代」。在這新社會形態的初期階段，我們就看到了社會下層的苦難，巴黎歡呼自己的資產階級英雄拿破崙像初升的太陽在義大利升起之日，正是冉阿讓僅僅因為偷了一塊麵包就被投入監獄之時，榮光鼎盛、轟轟烈烈的拿破崙時期，對於冉阿讓是監獄中十九年的苦役生活。他出獄的時候，又正是拿破崙在滑鐵盧遭到失敗后的幾個月，在經過了滑鐵盧古戰場之後，我們又進入了另一段歷史，《在一八一七年內》，我們看到百合花再度開放時期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生活，看到芳汀的悲劇、珂賽特的苦難、馬呂斯家庭的矛盾，當然，還有冉阿讓的坎坷與困頓。而後，我們又隨著人物經過了一八三零年的革命，到了七月王朝時期，看到這一時期的社會矛盾如何導致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義，看到以街壘鬥爭為中心的各個人物的命運有了什麼變化與結局。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並非一種至善至美的思想體系，它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對它進行全面的歷史評價與分析批判並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在這裏只想指出，在《悲慘世界》這部小說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所起的作用，主要還是積極的，它使得這部小說成為一部富有同情心的書，一部感情充沛的書，一部充滿了社會正義感的書，不論是它的同情還是它的抗議，對於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讀者，都有強烈的感染。當然，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階級局限性，也必然給這部小說帶來缺陷與弱點，如果說，在《悲慘世界》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作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批評標準與尺度還是強有力的話，那麼，它被作者當做改造社會、謀求未來道路的read.99csw.com思想原則時，就暴露了它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實質，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卞福汝主教這個人物形象上。

這種對歷史發展與現實生活的描繪，只是一種背景？或者只是一個搬演故事的框架？如果這樣去理解，那將大大貶低雨果某種更為寬廣的自覺意識，他以那樣大的篇幅、用歷史學家的手筆描繪了這個世紀兩大歷史事件滑鐵盧戰役與一八三二年的人民起義，顯然遠遠超過了歷史背景描繪的需要，他以那樣詳盡細緻的筆法，在人物活動的環境與故事中，填進了那樣多實在的社會歷史內容，顯然又遠遠超過敘述單個人物故事經歷的需要。我們記得，他曾經這樣說過：「誰要是談到詩人，他也就必然是談到歷史學家與哲學家」，不難看出，他那種自覺的意識，就是以歷史學家為己任的意識，這是他那個時代一切有出息的文學家所具有的標誌。一八六一年，當他完成這部作品的時候，距離他在那位立志要成為法國歷史的書記的巴爾扎克墓前發表著名的悼詞，已有十二年了，他要書寫出什麼樣的歷史足以與巴爾扎克那部「其實就是題作歷史也完全可以」的作品匹敵或相稱呢？巴爾扎克是用近一百部作品描寫貴族復辟時期的貴族社會怎樣在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進逼下逐漸滅亡或者被這一暴發戶所腐化的歷史，而他則是在一部作品里，寫出「本世紀」歷史的迂迴曲折、起伏跌宕的巨變，在全部歷史的景象與過程的中心，安置著一個共同的觸目驚心的現實，即下層人民悲慘的命運。雖然，在他看來，這一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性質，如拿破崙帝國「是光榮的本身」，繼之而來的復辟時期「實質上是昏天黑地」、是「長時期莫大空虛」，然而，在不同的階段，下層人民的處境同樣總是艱難的，並沒有什麼變化，他以冉阿讓、芳汀與珂賽特的故事說明了這一點，指出了「本世紀」的每一個階段都一直存在著「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因此，我們可以說，雨果要寫的就是「本世紀」中窮人的悲慘史。

雨果並不是出身於勞動人民，他甚至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與勞動階層的社會關係，他本人的經歷、道路與社會下層也相距甚遠，是什麼力量推動他去寫《悲慘世界》這樣一部講述下層人民苦難的巨著？是什麼思想基礎使他用小說全部的形象力量來提出勞苦人民的悲愴命運問題？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義激|情，還鮮明地表現為對起義民眾、革命人民的熱情禮讚。在《悲慘世界》里，疲憊不堪、衣衫襤褸、遍體創傷、為正義事業而鬥爭的人們，是一個偉大的整體與象徵，人民的象徵。他們在事關祖國存亡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走上前線，當事關自由的時候，會築起街壘。他們就是一七八九年、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風暴中的英雄，他們在牆壁上刻下的「人民萬歲」的大字，直到一八四八年起義中還閃閃發光。他們在街壘上抗擊著政府軍的殘酷鎮壓，彈盡援絕，忍受著飢餓，進行英勇的鬥爭，直到最後壯烈犧牲。雨果以富有革命詩情的描寫表現了起義人民的巨大形象，而在這一偉大的整體中，他又突出了安灼拉、馬白夫與伽弗洛什這三個英雄人物。「人民之友社」的核心人物安灼拉，是大革命期間民主激進派領袖羅伯斯庇爾的信徒，堅強的共和主義者，街壘起義的組織者與領導人，他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與充沛的革命熱情，在街壘起義中果敢沉著、臨危不懼，雨果以雅各賓專政時期的革命家聖鞠斯特為藍本塑造了這個人物，使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出現了一個難得的革命領袖的正面形象。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的形象，起義的積极參加者，當街壘的紅旗被政府軍的排槍擊落時，他自告奮勇，在敵人的槍口下攀登到街壘的最高處，把紅旗高高豎起，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保衛了革命的旗幟，這一悲壯感人的場面，雨果是以莊嚴的頌歌的筆調寫出來的，並對此發出了熱情的禮讚。伽弗洛什，這個巴黎流浪兒童的典型，是法國文學中最生動、最有魅力的藝術形象之一。他無家可歸，但在貧賤生活中總是快快活活，自由自在地哼著幽默的小調，他身上凝聚著法國人民那種開朗樂天的性格。他看起來不那麼正統，嘴裏也講粗話，但卻保持了兒童的天真與純潔，他有時也偷竊，那是為了救濟比他更可憐的弱者，他在街頭那些年幼無助的兒童面前，總是充滿了同情與善良，以俠義的保護人自居，慷慨地把自己的住處與麵包讓給他們。他酷愛自由，是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參加者」，到一八三二年又成為街壘上的戰士。他在起義鬥爭中勇敢機智，街壘上無處不聽見他頑皮、快活的聲音，直到最後壯烈犧牲，他還唱著幽默的歌曲。這三個人物是雨果心目中人民的象徵，他塑造出他們的高大的身軀，又賦予他們普通人的特點，表現出他們屬於人民這一偉大的整體，正是未來的理想社會藉以實現的社會力量。

作為畫卷，它可以使我們聯想起什麼？它像《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一個特定時間的廣闊空間，而它的規模卻要大得多，它表現的是一個漫長時代的歷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