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情況，暴動由物質現實所引起，而起義總是一種精神的現象，暴動就如馬贊尼洛，而起義是斯巴達克。起義是局限在思想領域里，而暴動屬於飢餓方面。加斯特冒火了，加斯特未必總是缺理的。在飢荒問題上，暴動，例如比尚賽事件，出發點是正確的，悲壯和正確，為什麼還只是暴動呢？因為它實質上雖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錯誤的。雖有權力，但行動橫蠻，雖然強大，但殘暴不堪，亂打一陣，像一隻瞎了眼的象，在前進中摧殘一切，在後面留下一批老幼婦女的屍體，他們不知不覺犧牲了那些天真無辜者的鮮血。哺養人民是一個好願望，而殘殺他們是一個壞方法。

我們說過，反抗有時發生在政權的內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動，卡米爾·德穆蘭治理國家。

在近代史中，這次感動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記憶中稱之謂「暴動時期」，這肯定是本世紀風暴中最突出的一個時期。在言歸正傳之前再來談件事。

在熱能的強度方面也有所區別，起義是火山，暴動是草火。

順便談一談，應當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歷史上壓倒了愷撒。羅馬王族是保留給他的。愷撒和塔西佗是相繼出現的兩個非凡人物。他們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紀的舞台上規定了他們的入場和出場。愷撒是偉大的，塔西佗是偉大的，上帝免去了這兩個偉人相遇。裁判官在打擊愷撒時可能過火了，因而成為不公正。上帝並不願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戰爭，西西里島上的海盜被消滅，把文化引進到高盧、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區，這些光榮遮蔽了魯比肯事變。這正是神聖正義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歷史學家在猶豫不決，於是使愷撒得到塔西佗的寬恕，這樣就給予英才一些可減輕罪行的情況。

這是一場起義。

有暴動也有起義，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憤怒，一種是錯誤，而另一種是權利。在惟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體中，一小部分人有時會篡取政權，於是全體人民站起來，為了恢復自身的權利，可以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體的主權問題上，全體反對部分的戰爭是起義，部分反對全體的進攻是暴動；要看杜伊勒里宮接納的是什麼人，如果它接納的是國王，對它進攻便是正義的，如果它接納的是國民公會，對它進攻便是非正義的。同一架瞄準民眾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錯的，在葡月十四日卻是對的。外表相似，本質不同，瑞士雇傭軍保護的是錯誤的，波拿巴保護的是正確的。普選在自由和自主的情況下所做的一切，不能由街道來改變。在純屬文明的事物中也是這樣，群眾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塗。同一種狂怒，用以反對泰雷是合法的，用以反對杜爾哥卻是謬誤的。破壞機器，搶劫倉庫，掘起鐵軌，拆毀船塢，聚眾橫行，不按照法律規定對待進步人士，學生殺害拉米斯，用石頭把盧梭趕出瑞士，這些都是暴動。以色列反對摩西，雅典反對伏西翁，羅馬反對西庇阿，是暴動，巴黎反對巴士底，是起義。士兵反對亞歷山大，海員反對哥倫布，是同樣的反抗，狂妄的反抗。為什麼？因為亞歷山大用劍為亞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倫布用指南針為美洲所做的事，亞歷山大和哥倫布一樣，發現了一個大陸。向文明贈送一個大陸，這是光明的極大增長，因而對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時人民對自己也變得不忠誠。群眾成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鹽商販的長期流血鬥爭，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關鍵時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勝利的日子，卻忽然歸附王朝，一變而為朱安暴亂，使反抗王室的起義，轉為擁護王室的暴動！無知的悲慘傑作！私鹽商販們逃脫了王室的絞刑架，頸子上的絞索還沒有解下來，便又戴上白帽徽。「打倒食鹽專賣政策」，忽又變成「國王萬歲」。真是咄咄怪事！聖巴托羅繆節的殺人者、九月的扼殺者、殺害科里尼的兇手、殺害德·朗巴爾夫人的兇手、殺害布律納的兇手、米克雷、綠徽黨、辮子兵、熱胡幫、鐵臂騎士，這些都是暴動。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動。人權發動的聲音是可以辨別的，它不一定出自群眾奔突衝撞的雜沓聲，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銅鐘，號召武裝反抗的鍾不一定全發出青銅聲。狂熱和無知的騷亂不同於前進中的動蕩。站起來，可以，但只應當是為了向上。請把你選擇的方向指給我看。起義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來」都不好。一切向後的強烈步伐都是暴動，倒退對人類是一種暴行。起義是真理的怒火的突發。為起義而掘起的鋪路石迸發著人權的火花。這些石塊留給暴動的只是它們的泥渣。丹東反對路易十六是起義，阿貝爾反對丹東是暴動。reａd•9９ｃsｗ.ｃoｍ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劇。

一個偉人的正義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給予雷霆般的打擊。

經過這樣的解釋，根據歷史的觀點，一八三二年六月的運動是什麼？是暴動？還是起義？

總之，起義不同於暴動，可是真正的資產階級，不能理解這種細微的差別。在他們看來，這一切都是民變，純粹是叛亂，是看門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鐵鏈鎖起來關在籠子里，狗用大聲或小聲狂吠著，直到狗頭的形象突然變大的一天，暗中隱約出現了一隻獅子的臉。

那些尼祿們的黑暗統治，應同樣被描繪出來，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無味的，應使刻痕具有簡練而辛辣的文風。

暴君有助於思想家的觀察，接二連三的言論是猛烈的言論。當某一主宰剝奪群眾的言論自由時，作者就要再三加強他的語氣。沉默會產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經過篩濾如青銅般堅硬，歷史上的壓製造成了歷史家的精確性。某些文章像花崗石一樣堅固，實際上是暴君的壓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敘述的範圍縮小了，也就增添了力量，在羅馬的西塞羅時代，對韋雷斯的評論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對卡利古拉就遜色了。詞句簡練而加強了打擊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強有力的。

於是資產階級就喊起來：「人民萬歲！」

從這場可怕事變的舞檯布置，我們可能把它說成暴動，但這僅是表面現象，同時我們要具有區分暴動的形式和起義的實質的能力。

從這時起出現了塔西佗和尤維納利斯等人，看來似乎遲了一點，這時期明顯地產生了示威運動者。

這些都是往事，未來則又不同。普選有這樣可欽佩之處，它原則上消除暴動，當你給起義者以選舉權，你就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戰爭就此消滅了，不論是街壘戰或是國境戰。這就是必然的進步。不問今天的情況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當然，專制政治總是專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專制君主統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墮落，但是在一些喪失廉恥的暴君的統治之下道義方面的災九_九_藏_書害是更醜惡的。在這些朝代里恥辱是不加遮蓋的，塔西佗和尤維納利斯這些表率人物，在人類面前有益地批頰痛斥這些無可辯解的恥辱。

用普選來解決一切問題還是個嶄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歷史充滿了人權被蹂躪和人民遭災難的事實，每個歷史時期都帶來了適用於當時的抗議形式。在愷撒的統治時期，不曾有過起義，但有尤維納利斯。

羅馬在維特利烏斯統治時期比西拉時代更壞。在克勞狄烏斯和多米齊安時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醜惡面貌的。奴隸們的卑鄙是由專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這些沉淪的內心中散發出來的濁氣反映了他們的主人。社會的權力是污濁的，人心狹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蟲。卡拉卡拉時代是這樣，康莫德時代是這樣，海利奧加巴爾時代也是這樣。可是在愷撒時代，在羅馬元老院內只散發出一些鷹巢內本身的臭味。

我們在這裏不談論巴特莫斯的巨大放逐，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強烈抗議，使成為大規模的諷刺，使尼尼微的羅馬、巴比倫的羅馬和所多瑪的羅馬作出《啟示錄》的光輝啟示。

在愷撒時代有流放賽伊尼的犯人，也有歷史年表裡的人物。

一切武裝起義，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開始時都有同樣的混亂。在法定權力被解放以前總有些騷動和糟粕，起義的前奏九*九*藏*書是暴動，同樣一條河流是由急流開始的，通常起義是歸納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時起義從高山出發，那裡是正義、明智、公理、民權的天地，理想純潔如白雪，經過岩石到岩石的長距離傾瀉，並在它明鏡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藍的天空之後，就成為壯大的百條巨川，具有勝利的雄壯氣概，突然，起義事業迷失在資產階級的窪地中，像萊茵河那樣流入了沼澤。

約翰站在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們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猶太人，寫的是希伯來語，但寫《編年史》的是拉丁人，說得更恰當一些，他是羅馬人。

下面我要談的是件活生生的戲劇性的事，歷史家由於缺少時間和機會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們要特別指出，在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發顫，我們好像以前曾講過，有些細節，好像巨大事變中的一些小枝葉，已在遙遠的歷史里消失了。在所謂的暴動時期有許多這類瑣事。有些司法部門的調查，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是為了歷史，沒有把一切都揭發出來，也可能沒有深入了解。在已經公布的眾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況里，還有些事，或是因為遺忘，或因當事人已死，沒有流傳下來，我們因而來揭露一些。這些宏偉場景中的大多數演員已經不在了，相隔一日，他們已經沉默。而我們在下面要講的，可以說是我們親眼見到的。我們更改了一些人名，因為歷史是敘述而不是揭發，但是我們描寫的是真實的情節。我們寫這本書時的條件只能顯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當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兩天中最沒有被人注意到的情節。我們要做到使讀者在我們揭起暗淡的帷幕後，能約略見到這次可怕的群眾事變的真實面貌。

如尤維納利斯和塔西佗，同樣如《聖經》時代的以賽亞以及中古時代的但丁，都是個人，可是暴動和起義是群眾，有時是錯誤的，有時是正義的。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說，在某種情況下，如果起義能是最神聖的義務，暴動也可以是無可挽回的罪行。

有時，起義就是起死回生。

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變，在它爆發的速度和它悲慘的熄滅中都表現出無限偉大，就是那些只認為它是暴動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態度來談論它。在他們看來這僅是一八三零年事件的餘波。他們說，被激動的思想不會在一日之內平靜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斷。在回到平靜時期之前必須經過一段波折，好像高山慢慢達到平原一樣，好比沒有汝拉山區就沒有阿爾卑斯山脈，沒有阿斯圖裡亞斯，就沒有比利牛斯山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