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翻譯中碰到的另一個問題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個人寫的。說它好也罷，不好也罷，全書是統一的風格，尼·奧斯特洛夫斯基一個人的風格。如今十個人譯，哪怕個個都是高手，各人總還有自己遣詞造句的習慣，譯文風格弄得五花八門總不是個辦法。怎樣使全書譯文的風格一致起來？當時採取了三條措施。一是開譯之前拿出一節來，人人都譯，然後傳閱討論，看譯文有什麼差異，再商量出一個大家都覺得比較恰當、比較符合原文風格的標準，以後分譯的時候，盡量擺脫個人的好惡，努力朝這個標準看齊。二是初稿譯出來之後，來一道互校，把自己認為在理解上、風格上、譯名上、體例上需要商榷、需要統一的地方都提出來，供以後加工時參考。三是確定三名同志從頭至尾對全書譯文進行一校、二校、三校。一校側重把正確理解原文的關，兼顧其他；二校側重把妥善表達原文的關，兼顧其他；三校則總攬全局，什麼都管，並且對前面幾道工序提出的種種譯文方案作出九*九*藏*書「終審裁決」，一錘定音，為全書定稿。當時我擔任三校的工作，事先跟組內同志說妥，既然讓我做這工作，最後只好統一於我認為合適的標準。難免有不妥之處，只好請大家包涵。這也算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吧。當然，我決定完稿之後，還要返回到初譯的同志手裡，請他們認可。不過譯文既已經過幾番折騰，初譯的同志一般也就不再提什麼意見了。

「半年來我抽空校閱一遍，有些地方曾根據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羅科菲耶娃的英譯本作了修改。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七二級學員合譯的1976年的新譯本對我也很有幫助。」我們的譯本能對前輩提供一點有益的東西，我們是很高興的。借本書再版的機會，我在這裏把當時譯書的情況和想法交代一下，也算是譯壇的一樁逸事吧。

翻譯中的再一個問題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譯本，流傳既久，影響也大，而且譯文質量有口皆碑。我們既不能抄襲他的，又不能視而不見，拒絕學習他的長處。於是決定，開頭還是先獨立把初稿譯出來，然後再對照梅益同志九_九_藏_書的譯文，如果兩種譯文差不多，或我們自認為譯得比他還好，我們當然保留自己的譯文；如果梅譯確實比我們的好，那我們就參照他的譯文作適當的修改。也有的時候，我們受梅譯的啟發而提出另一種新的譯文方案來。還有個別場合，梅譯也不理想，例如「保爾·柯察金」這個名字，與俄文發音就有差距，但既已約定俗成，我們也就不去冒這個天下之大不韙，改譯成什麼「帕韋爾·科爾恰金」，而是沿用已有的譯名。總之，在我們的譯本中，是包含有梅益同志過去付出的勞動在內的。

讀者拿到這本書，不免會有些奇怪：篇幅不大，又是部文學作品，何以要這麼多譯者合譯？頗有點史無前例的樣子。這話不錯。這正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遺迹。

與梅譯本有關的還有一個對復譯的認識問題。眼下一種外國名著或非名著，有三五個譯本已是平常事。那個年頭復譯的事還不多見，而且很容易被認為是要取他人而代之。我們自問沒有這份雄心壯志。一則梅益同志是翻譯界的前輩，我們對他一直是敬慕的。二則出版社交代，這麼一部名著，需要有一個直接從hｔｔpｓ://ｒeａd.９９csw•ｃｏｍ俄文譯出的譯本，不同的譯本可以並存。三則復譯的問題，魯迅先生早有論述。他在《非有復譯不可》一文(見《且介亭雜文二集》)中說：

時間要推回到十八年前的1976年去。「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不僅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文化領域也同樣一塌糊塗。書荒嚴重，大人小孩都無書可讀。於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並約請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從俄文原版翻譯此書。

「而且復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復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並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文藝倒也許不至於現在似的沈滯了。」舊譯新譯，九九藏書取長補短，共同努力，提高譯文的質量，這沒有什麼不好。所以將來如果有更新的譯本出來，我們理當表示歡迎。

這次再版情況不同了，工農兵學員似乎不必再挂名，集體署名也不再必要。況且當今大家都講究個著作權署名權什麼的，也不好虧待了誰。乾脆如實反映當時的情況，把各人所做的工作都說清楚，還歷史本來面目。這樣，就出現了那麼多人都署上名的事。

本書這次再版，當年的翻譯組已不復存在，人員分散各地，只好仍由我把全書校閱一遍，並補譯了俄文版新發表的文字。

我們的譯本出版后，我曾以翻譯組的名義，給梅益同志寄去一封信和兩本贈書。信的大意是說，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就從他的譯本中得到過教益，這次翻譯，又參考了他的譯文，新譯本中也包含了他的勞動，我們向他致謝，並請他對我們的譯本多加指教。我不知道梅益同志是否收到了信和書。但是他後來看到過新譯本，則是肯定的，因為1980年梅譯本重版，他在後記中說：

當時我正在那個組工作。大家閑了那麼些年，如今有活兒干，當然都很高興。但是那個年頭，知識分子還都戴著「臭老九」的ｈtｔｐｓ://ｒead.99ｃsw•ｃoｍ帽子，由哪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承擔這項工作，顯然有悖于集體主義精神，所以決定全組十名成員都參加。單有集體主義還不夠，知識分子還必須與工農兵相結合。於是又分出幾頁來，請工農兵學員譯。工農兵學員也要發揚集體主義精神，一起討論，一起譯那幾頁東西。儘管如此，交來的譯稿仍不能用，只好擱置一邊，另起爐灶。不過出版時把工農兵學員帶上，用了一個很長的署名，叫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72級工農兵學員合譯，算是完成了結合。

一部文學作品由那麼多人來合譯，我現在不認為是適宜的。不過平心而論，當時不得已而為之的這種做法，倒也並非一無可取之處。在合作得很好的情況下，相互切磋，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對提高譯文的質量還是會有所幫助的。不過事情既已過去，今後又不打算再這麼做，不說也罷。

記得開譯之前，我曾經提出去拜訪梅益同志，一來向他表示敬意，二來請教譯事的經驗。此請未果，我至今引以為憾。

如前所述，本書的初版和再版、譯文都是我最後定的稿。譯文中的謬誤和不足，當然都是我的責任。我真誠地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