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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神燈和衛生棉(2)

阿拉丁神燈和衛生棉(2)

這時候,我們看到了魯迅、胡適他們遭遇的問題。胡適晚年有一次見到我,他跟我談了一個故事,他說:李敖,你有沒有看過《魯迅書簡》這部書? 我說:這部書我偷著看過。他說:你有沒有看到裏面一封信,就是魯迅寫給胡風的一封信? 那封信里說,不管我怎麼樣工作,背後還是有一個皮鞭子在打我。胡適說:曉得那個皮鞭子是誰嗎?那就是共產黨左翼的這些主持文藝工作的周楊。周楊他們逼著魯迅,然後呢等於用皮鞭子打他,所以,魯迅給胡風的信裏面,才有這麼一段話。今天,從魯迅的兒子嘴巴裡邊證實了:毛澤東說,魯迅如果活到現在,不是坐牢就是閉嘴。
當然,有人會說:你講話是不是太作情了?你是不是不愛台灣? 你還主張用飛彈來打台灣的高壓線電塔,你是不是有了毛病?我告訴你:這才證明了我多麼愛我的同胞。你不喜歡飛彈打電塔嗎?你喜歡飛彈去打人嗎?打倒一個電塔好呢,還是打死一千個人好?所以我這樣做,我這個意見正好是保https://read.99csw.com護海峽兩岸的同胞,不要發生流血的事件,而能解決問題。很多人心眼兒太小了,覺得我在提醒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陸)怎麼樣打台灣。不是。我是告訴大家,如果台灣不肯就範,最後不得不兵戎相見的時候,最好是打它的電塔,而不是要它的人命。這樣子仁慈,這樣子慈悲,這樣的避免流血,難道不代表我的好心腸嗎?那些笨蛋真的不了解我。
在台灣有一個人叫做蔣廷黻,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後來跟國民黨政府合作,做了台灣的駐美國「大使」,那時候還是有「邦交」的時候,做過台灣的駐聯合國「大使」。他跟胡適是好朋友。有一次講到胡適在台灣,他說:胡先生啊,越老講話越溫和、越周到、越客氣,有的時候啊他講的一段話,我們都搞不清他是贊成還是反對。為什麼胡適在台灣講話這麼客氣?因為他遭遇到一些困難,就是在台灣這個環境裏面,他適合講那麼嚴重的話嗎?像1928年、1929年胡適寫文章九-九-藏-書公開罵國民黨,公開攻擊孫中山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胡適跟在台灣的胡適是不是不一樣了呢?現在我們問起來,胡適魯迅他們——如果胡適在大陸,或者魯迅在台灣——是不是還是不一樣呢?
我想,我是最後能夠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一個人,就是雖然我在台灣遭遇到打擊,兩次坐牢(坐的等於是牛棚一樣),並且被封殺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並沒有喪志,怨天尤人,我自己繼續在幹下去,個體戶繼續在幹下去。我曾經講過:那個紀錄——我曾經被查禁的書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人寫過這麼多的禁書,也從來沒有一個政府這麼樣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書,直到查禁我書的這個權威這個政府挎掉了,我活下來了。當然,你會說因為我運氣很好。可是,我必須說,當我被打壓的時候,我自己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時候,我從來不放棄。換句話說,我自己並沒有屈服。所以,那時候我被封鎖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紐約時報》登了我的照片。美九九藏書國《紐約時報》, 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這個事情。這在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裏面是很少見的,它把你一個有色人種照片登出來,用專欄的方法登出來,登出來我的日記怎麼樣被偷運出來,怎麼樣跟國民黨對著干。所以,我始終認為,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不屈服,只要我們準備付出代價,我們會得到很多相對的收穫,當然也是很凄慘的代價。那個收穫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這樣想。一般人會怨天尤人,覺得我不應該被打壓,抱怨對我迫害。我告訴你,我從來不抱怨,原因就是說,我們可以努力去改造一個新的環境,我們可以造出來。
胡適死在台灣,他最後的聲音沒有能夠傳達到祖國去。我運氣很好,雖然我沒有胡適那一代的人做為一個知識分子那樣地被尊重,可是在軍人壓力之下,在政黨的壓力之下,在媒體的壓力之下,我沒有被打倒,我還是活到現在,有機會我還是要說我的話。
我們並不是說有趣,就覺得幸災樂禍的程度,而是告訴大家:九_九_藏_書我們可能有這個下場,這是一種,沒有錯;可是,另外一種下場,就是我李敖這種下場,就是不管我遭遇了多少打擊,不管遭遇了多少封殺,不管是四年還是十四年,只要我有機會,我仍舊會生根發葉開花結果,我會做我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失敗了,像胡適他晚年以後失敗了。他到台灣來了以後,有一次給人家題字,寫了這麼一個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用柳永詞句述遊子懷念祖國的情緒,這是胡適 1952年12月7日在台灣寫的。有人會問:有沒有寫錯,遊子懷念祖國? 沒有錯啊。為什麼呢?懷念祖國一定在海外嗎?你在國內一樣稱你的國家為祖國。你還有沒有證據呢? 你看,這就是證據,大家看:「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毛澤東」。看到沒有,毛澤東也寫這個詞,所以,用「祖國」沒有用錯。可是,胡適呢常常給別人寫詩,這樣就寫到杜甫羌村詩,他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在國家亂的時候,我飄流到海外去了,飄流到中國的邊九_九_藏_書遠地區去了,我希望我能夠生還,可是偶然會滿足我的願望,偶然也不會滿足,有時候看得很清楚。
當年套住魯迅整他,逼著魯迅向「左」轉,最後變成了一個戰士的人就是周楊。可是,周楊本身做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副部長以後,在「文革」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看到沒有?他變成了「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戴著牌子,這就是周楊。我們覺得很有趣,當年周楊是那樣的逼魯迅,結果下場呢? 他是這樣一個下場。
照著蔣廷黻的說法,他們那一代是知識分子影響政治,對知識分子尊敬的最後一代,這一代過去以後,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在「文革」的時候,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為什麼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因為知識分子沒有權力了,真正的權力跑到軍人手裡,跑到政黨的手裡,跑到商人的手裡,跑到企業家的手裡,跑到有錢的人手裡,真正的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所以,胡適、魯迅那一代還是被重視的最後一代,可是現在我們知識分子不被重視了。什麼原因呢?就是你們已經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