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店的氣氛也非常緊張。本來，下鄉勞動正是休息腦子的好機會，大家說說笑笑，較為輕鬆，但這時，人們都失卻了笑容，緊繃著面孔準備戰鬥或者挨斗。沒幾天，復旦校革命委員會就在羅店劇場召開「一打三反」運動動員大會，工宣隊隊長張扣發做報告。他把復旦描繪成遍地都暗藏著反革命，形勢嚴重極了，說要發動群眾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來，決不能手軟。他特別點出了「胡守鈞小集團」，說這是一個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團，要重點打擊。胡守鈞在「文革」初期曾組織過一個「孫悟空」戰鬥組，他本人外號叫老猴子，張扣發就把「胡守鈞小集團」比作鑽到鐵扇公主肚皮里來的孫悟空，說他們有些人已經鑽到我們革命委員會內部，鑽到共產黨內部，是定時炸彈，非挖出來不可。「一打三反」運動的目的，就是「清除隱患，教育後代」。張扣發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經被我們抓起來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個個挖出來，我們還要把他們後面那些額頭上有皺紋，嘴巴上長鬍子的人挖出來。這些人不要以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們是逃不過我們的眼睛的。現在就有一個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師，是個刁德一式的人物，是為『胡守鈞小集團』搖鵝毛扇的狗頭軍師。這個人不要以為自己做得很隱秘，我們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與胡守鈞、周谷聲、邱勵歐、王志惠幾個人在陽澄湖一條小船上討論建立反動政黨的事，別人已經交代了，你還是趕快繳械投降吧！同志們！階級敵人是很狡猾的，前幾天，我們派人到他家去檢查，什麼也沒有查到。這傢伙嗅覺很靈敏，一看形勢不對，頭天晚上就大燒黑材料。其實我們早已把他的房子監視起來了，頭天晚上半夜裡眼看他在廚房裡燒材料，但因為沒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動手。這樣的反動傢伙，家裡怎麼可能沒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這個傢伙，不要以為查不到黑材料我們就整不了你，你走著瞧吧！」

談話結束時，劉家國嚴厲地對我警告道：

我吃不准他有何見教，只好洗耳恭聽。

這個題目實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說的卻是事實。

「一打三反」運動既然屬於后一種情況，進展當然是神速的。市革會剛把「光榮任務」布置下來，復旦的頭兒腦兒們馬上就擬出了好幾個反革命小集團名單：胡守鈞小集團、反覆辟學會小集團、鄒吳李小集團……還有一個叫做「為反覆辟學會翻案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的「反覆辟學會」專案組成員，因為不同意把「反覆辟學會」定為反革命小集團，現在自己卻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了。這一著特別厲害，它無異於向全校師生員工發出警告：凡是被我們打成反革命的，你們不能同情，對於我們的行動，你們不能有所異議，否則，也與他們一樣的下場！

實事求是是要付出代價的，只有狠批亂斗才能取得領導信任。

張春橋礙於毛澤東對於「炮打」事件所作的「無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後，一時不好發作，但憑他的強烈報復心，此事是決不會善罷甘休的，「紅革會的賬一定要算」，是他們內部的共識。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他揪出來大打特打的，卻不是「紅革會」，而是「胡守鈞小集團」。這事看來有點奇怪，其實卻反映出張春橋們的工於心計。蓋因「紅革會」被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點名之後，已成為眾所周知的炮打張春橋的代表，如果將他們作為反革命集團大整起來，不但外界多所議論，而且在毛澤東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實際上，「炮打」的罪魁禍首卻是胡守鈞和他的「孫悟空」戰鬥組，這一點，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曉得，毛澤東也未必知道，所以選擇「胡守鈞小集團」作為重點打擊對象，最為相宜。何況，「紅革會」人多勢眾，打擊面過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鈞這一派人數最少，對他們動手，也符合「打擊一小撮」的要求。

稍知文藝理論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彆強調的觀點。我一向相信這個論斷，也經常在課堂里加以宣傳，卻不料在現實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況：不是文學按照生活的實際情況來創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編造好的劇本來演示，而這個劇本，卻又是拙劣的仿製品。

「不能毀！劉家國特地要我看看有沒有信，有信要交給他。」

「這個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點不像。在中文系教師中，要說與胡守鈞他們有來往的，當然是指我；但是張扣發同志所說的那兩件事，都與我無關，所以又不像我。」

隨著運動不斷深入，被抓、被關的人也就愈來愈多，復旦園內幾乎每一幢樓都變成了牢房，學生宿舍、教室、辦公室、實驗室，到處都關著人，——甚至連放射性實驗室也不空著。雖然中華人民共和https://read.99csw.com國的憲法和法律上並不允許任何機關學校私設牢房，但他們這樣做卻也並不違法，因為他們並沒有宣布拘留或關押，只說是隔離審查，因此也就不能說復旦私設牢房，只不過有許多臨時隔離室而已，——雖然有些隔離室是「臨時」到一年以上的。

劉家國先問我對昨天的大會有何感想，然後點到正題說：

可惜那時我對這些道理還沒有參透，看見那些於法無據、于理不合之事，難免要腹誹。而且每每發為議論，於是就成為反動言論，最終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軍宣隊的人常說：「我們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這些有花崗岩腦袋的人斗過來！」此話不假，我後來就通脫得多了。一則是見怪不怪，二則也就因為七斗八斗，斗得腦子都有點麻木了

可見中國的確是個文明古國，單是文字遊戲，就遠非洋鬼子們所能及。只消把關押、拘留說成隔離審查，把抄家說成是保密檢查，就與法律無涉了；只消把失業改稱待業，把漲價改稱調價，性質也就完全不同了。何況，腦子裡裝滿法律觀念的，都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則是依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臭毛，什麼自由、平等、民主、法律，這一套都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確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嗎？那時講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只要鬥爭和專政的需要，別的東西都可以而且應該讓路的。

終於，管轄我們小組的工宣隊小組長劉家國耐不住了，第二天就來找我談話。也許是張扣發等著他去彙報動態，他不能不找我談話。

我很佩服他的見地。小小年紀，難為他想得周到。

但他們一走，我內心卻緊張起來。這個時候又受到搜查，無疑是個危險的信號：在這場新的運動中，我已被列為打擊對象了。但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他們會以什麼罪名整我？卻心中無數。我到校園裡兜了圈，想了解些動態，但大家神情都很緊張，不願與我交談，即使平時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個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對我這個危險人物，都採取迴避態度了。我不願牽連別人，還是不與人家接觸為好。

1970年的春節，我是在南京過的。頭年秋天，內子高雲響應上海市委和市革會關於「四個面向」的號召，與一批中學生一起，到黑龍江璦琿縣一個公社插隊落戶去了。所謂「四個面向」者，即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邊疆、面向基層之謂也，說起來蠻好聽的，是革命措施，所以報名者甚眾，——其實不報名也不行，工宣隊總要動員得人人都報了名才肯罷手，——到後來才發現，此乃張春橋的一條詭計，他是要把許多礙眼的幹部都趕出上海，以免妨礙他的「革命委員會」。不過當時很多人都沒有看透這一層意思，所以高雲也高高興興地奔赴邊疆，自以為是響應革命號召。兩歲半的女兒暫時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參加第二批「四個面向」隊伍到黑龍江時，再帶她一起去。當時我是一個人在上海，所以春節就到南京去看女兒。春節前動身時，復旦園還相當平靜，春節后回來，復旦園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這兩條「罪證」，只要我一開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兩條假材料來嚇倒我，真是異想天開！張扣發這個講話，倒讓我看出了他們的虛張聲勢來。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為根據的，沒有材料，如何能預先斷定別人是反革命？連搜查不到罪證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這豈不是顛倒的邏輯？

何謂「一打三反」？當時就有點模糊，至今我仍講不出它的全稱。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這場運動的實質和打擊方向是很清楚的，當時掌握復旦生殺大權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張扣發曾以明確的語言宣布：這場運動是要打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會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頭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團情況，零星的反革命分子還不算在內。」

但是，不管是真罪證還是假材料，不管是顛倒的邏輯還是邏輯的顛倒，只要有利於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就行。在那個年代里，真理在權力面前顯得分外的軟弱，人們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法已被判定為資產階級口號，真理也就喪失了客觀性，而只有階級性，凡是對權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於是，真理服從權力，權力即是真理。儘管張扣發的講話充滿了邏輯的混亂，他的結論是建築在假材料的基礎之上，但因為他代表了權力者的意志，他的話就具有實際的效力。

但我們卻只好按照他們模仿、拼湊出來的劇本來演戲，不是在戲劇舞台上演戲，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戲。當我發現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戲時，很有些憤慨，但事後略一涉獵中國https://read.99csw.com文網史，卻發現此類故事有著相當的普遍性。我本想對這個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寫，以為或能有助於人們對某種社會現象的認識，看一個冤案是怎樣羅織成的，但當時的眾多演員都已星散，有許多已經出國定居，無法尋訪了，於是只好以個人的經歷為線索，寫一點自己的感受。

哪個機構的領導派的？為什麼要檢查？有沒有搜查證？

雖然我們大家都學過憲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這時連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講了，他們不通過任何法律手續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動，還談什麼通信自由呢！何況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誰敢抗議就罪加一等。事情顛倒到這個地步：捍衛憲法者有罪，踐踏憲法者執法，復有何說！我只苦笑一聲，把信交了出去。

我看見地板上有幾封信，是我不在家時鄰居從門縫裡塞進來的。我趕忙拆開來看，有兩封是朋友來信，無甚要事，一封是高雲從黑龍江邊寫來的，說他們在嚴寒中戰天鬥地的情況。她革命熱情很高，要我爭取儘快到黑龍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時已成階下囚，別人早已不承認我是革命群眾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過信，照例要撕毀，但被這位同學制止了。

在這樣嚴峻的時刻，在我的臉上被隨意塗上白粉的時候，居然還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這人又是工宣隊依靠的對象，是監視、看管我的紅衛兵，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1970年，春節剛過，一場新的政治風暴突然襲擊復旦園。「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

「昨天張扣發同志點到的那個搖鵝毛扇的中文系教師，你看是誰啊？」

我當然無需躲閃，直截了當地說：

但我在吃午飯時還是把我的看法與一個教師談了，因為我認為這個人有分析頭腦，而且比較可靠，平時私交也不錯。殊不料下午大會一開始，此公就跳出來揭發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訴他的疑問和判斷一股腦兒公之於眾，而且還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這使我很吃驚，也很惱火，馬上站出來自我辯護，聲稱我的看法是合理的。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變成了中文系清隊的重點對象，許多原來與我較為接近的教師和學生都紛紛起來揭發我。總的罪名是：反對工宣隊，破壞清隊運動。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為為他辯護而惹禍的那位「假黨員」，也站出來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階級敵人，破壞清隊運動。這種反戈一擊的舉動很受工宣隊歡迎，當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解脫。

這是什麼理，這是什麼法啊？嗚呼，他們擺出一副架勢要蠻幹了！

而且，駐紮在鄉下，各生產隊畢竟太分散，運動無法搞得轟轟烈烈，所以在動員大會之後沒幾天，全校師生一律調回學校搞運動。

「吳中傑，領導上派我們來對你進行檢查。」

「我幹麼要自殺？死了就搞不清問題了。我還得活著看看事情的結局呢！」

劉家國組長認定我有罪，不相信張扣發講的不是事實。我則死咬住我沒有去過陽澄湖，因而無從在湖上討論什麼問題。我要求核實材料，並表示願意當面對質。結果是僵持很久，不歡而散。

「吳中傑，現在你被我們揪出來了，狡辯是沒有用的，想抵賴也是賴不掉的。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不要以為你將材料燒掉，我們就對你沒有辦法，群眾一旦發動起來，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們可以從零打起，不信你等著瞧。」

每次下鄉回來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後舒舒服服地吃一頓飯。但這次回校，我卻享受不到這種小小的樂趣了。還在上車之前，劉家國就通知我，到校后不準回家，住在學生宿舍。所以，當教師們都拎著行李紛紛回家團聚的時候，我只好跟著學生上六號樓宿舍。我們一家三口人此時分成三處，上海只剩我一個人，回不回家原無什麼關係，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換洗衣服，需要回家。劉家國雖然擺出一副很難看的臉色，但沒有理由拒絕，只好放我回去。當然，他沒有忘記派一個人跟著。

但是，以炮打張春橋的問題來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顯，而且也難以定案，必須另找名目才行。當時最嚴重的罪行，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還有篡黨奪權之類，但胡守鈞們又沒有此類罪行，於是只好胡編亂造一些劇情，大小事情都往這方面掛靠，迫使被整者承認，要他們在生活中演齣劇本中的故事。只可惜這個劇本不是原創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語調和場面，只不過把其中的人名更換一下而已，這就顯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說有什麼創造的話，只不過是移植了別的劇本的情節和人物而已。例如，我這個「刁德一式的黑謀士」的角色，就是從當時廣為流傳的「革命樣板戲」《九-九-藏-書沙家浜》里搬過來的，但同時又要我兼任「長鬍子的角色」，則是根據張春橋要抓「黑後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於這兩個角色並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邏輯，則在所不計也。所以這模仿實在過於拙劣。

首先，我根本沒有到過陽澄湖，也就無從在湖上划船，更談不到在船上討論建黨之事。船上開會建黨，那是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做的事，這是讀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的，這個情節不知怎麼會移植到我們身上來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鈞他們會幹這種事。王志惠這個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遊山玩水。

他壓低聲音對我說：「姓吳的，你不要以為這次勞動是隨便分組的，我是工宣隊特意派來監視你的。他們要把你分配到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劉家國交代的，說你是壞人，要我暗中監視。我跟了你三個月，發現你不是壞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對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陷害你，但總得彙報些情況，你得心中有數。等你的問題解決了，我們可以交朋友，但現在不能。工宣隊總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說服得了的。如果一發現我與你親近，他們馬上會另調一個人來監視你，對你也不利。」

俗語說：「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這話當然自有道理，但在當時卻並不適用。因為一個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過虧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須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標準和法律根據才行，而在當時，一切準則都被打亂，道德和法律均被踐踏，人們又怎麼能知道自己觸犯了什麼條規，有什麼罪名會飛到自己頭上來呢？君不見有些人昨天還是革命領導幹部，今日卻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些話昨天還稱作革命指示，今日則已成反動言論乎？我倒相信另一條俗語，叫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既然工宣隊氣勢洶洶地來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淘金者眼中的火雞

「這樣就好。我仍舊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隨著你問題的升級，我也只得跟著罵你，以後我們也不會再有單獨談話的機會了，你自己珍重！」

他接過信去，說道：「這次運動來勢兇猛，非同小可。胡守鈞案子是全市重點大案，工宣隊把你掛在這個案子里搞，是決心要把你整倒，使誰也不敢講話，要逼得大家都揭發你，使你眾叛親離，在精神上壓垮你。到時候你千萬不能自殺。」

散會後，剛走出會場，我的身後就跟上了兩名學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這兩名學生就與我住在同一房間，吃飯、上廁所都跟著，而且留意觀察我的態度。我竭力保持平靜，不與人談話。我知道，工宣隊希望看到我緊張得吃不下飯，輾轉反側睡不著覺，惶惶然不可終日，然後主動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藝作品里所描寫的那樣。但是我偏不。我照樣讀書，吃飯，晚上呼呼大睡，就像無事人一般。

這些在當時都是不能提問的問題。一問就是對抗運動，罪加一等。

但這次運動來勢太猛，很有點使師生員工人人自危，人們一下子還不敢太積極。

人們常常埋怨我們的機構辦事效率太低，說它批一件公文要蓋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公章，辦一樁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載。這話自然符合實情，但萬事不能一概而論。據我的觀察，大凡要辦成一件與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資、提職稱、分房子，或者平冤獄、摘帽子、退還抄家物資等統稱「落實政策」之事，那是辦得很慢的，因為要慎重，不能草率從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雲霓，卻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階級鬥爭，搞運動，整人關人等事，其辦事效率卻又神速得驚人，「最高指示」不過夜，上級命令馬上貫徹，雷厲風行，遍地開花，幾天之內，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就全面地鋪開了。

他一路上跟著我，保持幾步的距離，別人既看不出他是監視我的，也不會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後，我隨手把門關上，想與他說幾句話，但他馬上把門打開，並警惕地到門外看了看，然後輕輕地對我說：「不能關門，可能還有監視的人，也許有人會告密，說我們關著門說私房話。得敞開門說話，才不會犯疑。」

人們不禁發生疑問：總共不過萬把人的學校，能有這麼多反革命分子嗎？而且還是新生的？然而腦子裡打著這種問號的，大抵都是書獃子，他們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變的錯誤。要知道，那年月階級鬥爭天天講、時時講，講得人們昏頭昏腦，停下課來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發紅，只要上峰一指點，有些人就會產生幻覺，在眼前幻化出許多反革命分子來，就像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淘金記》中那個飢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夥伴幻化為一隻火雞，並且想要把他打死來充饑。至於工宣隊、軍宣隊和革委會的頭頭們，由於官運相關，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勁，抓得過癮。他們此刻的心情，有如https://read.99csw.com與王胡比賽捉虱子的阿Q，一門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個的，至少不能輸給那個不起眼的王胡，否則就有點「太媽媽的」了。於是，在這「遍地英雄下夕煙」的美麗國家裡，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到處都冒出許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再則，說我在工宣隊搜查的頭天晚上在廚房裡燒黑材料，那更是活見鬼。我是頭天晚上從南京乘夜車回來的，半夜上車，天亮抵滬。他所說的監視人員看見我燒黑材料的時間，我大約還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車上，根本不可能在復旦宿舍里。

校革會一聲令下，大家馬上捲鋪蓋、上汽車，別是一番戰鬥氣象。誰也不敢問一問「林副主席第一號通令」還要不要執行？隨時準備打仗的戰備措施怎麼落實？好在教師學生們本不願長期住在鄉下，而頭頭們原也只是為了執行指示而疏散，現在既然有更緊迫的任務，當然就不管備戰不備戰了。

我是乘坐夜車返滬的，早晨才回到復旦，睡了一會，已是中午。正在吃著午飯，兩名工宣隊員繃著面孔直挺挺地走進了我的房間。

然而這次不同，是重點檢查，當然是有所為而發的了。我表現得很坦然，因為自信並無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日記、書信之類，早在「文革」開始時就燒光了，後來隨收到信件就隨復隨燒，有許多人不就因日記、書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嗎？誰知道他們拿去會怎樣地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呢？索性燒光，就令其無章可斷。果然，兩名工宣隊員查遍我家所有的東西，一無所獲，悻悻然而去。

而且立刻動手抓人。胡守鈞被抓起來了，陳秀惠被抓起來了，王志惠被抓起來了，王華被抓起來了……有些學生已經畢業，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隊員們帶著市革會的公函和頭頭們的私信，晝夜兼程，採取行動。於是，周谷聲從南京無線電廠被抓回，邱勵歐從浙江喬司農場被抓回，肖昌雄從安徽天通軍墾農場被抓回……對於他們，有些是智取，騙說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門來，就押上汽車開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綁押出農場，有如對付江洋大盜。真是百花齊放，各顯神通。

接著，我就把我從未到過陽澄湖和工宣隊來我家檢查的頭天晚上我還未回上海的實況說了一遍。

那年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的確很難。弄不好，就要惹火燒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學習班」上，我就親身嘗過味道。那是一個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本來不是清我的，因為我並無什麼歷史問題，也無現行罪行。學習班開始后，點了許多老師的名，郭紹虞、劉大傑、趙景深、張世祿……要他們交代問題。他們從舊社會中來，上層關係又多，這就有得好交代了。這種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樓」。因為都是陳年老賬，他們在思想改造等運動中早已交代過多次，所以引發不起轟動效應。接著，清隊領導小組拋出一個假黨員案，這一下就熱鬧了。揭發者指控某人是假黨員，被揭發者則聲稱自己是真黨員，雙方正在大會上激烈爭論時，清隊組成員周某某站起來，拋出了幾份調查材料，說明某人既然沒有宣過誓，連介紹人是誰也成問題，所以就給他下了假黨員的結論。接著是大字報貼滿教學大樓，大標語刷滿復旦校園，這個「假黨員」就這樣被揪出來了。但我聽了周某某宣讀的材料后，覺得此案難以定性。因為這些材料只不過提出了一些疑點，並不能證實他是假黨員，當然，這位當事人的辯詞也很無力，還拿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是真黨員。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續不完全，未必是假的，還需要進一步調查，不能憑這些不過硬的材料來下結論。但這種意見在當時是不能隨便說的，一說便是破壞清隊運動，而且人們也未必能接受，因為很多人只相信領導的話，並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這個跟著我的人是一年級學生，我雖然沒有教過他的課，但與他相處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隊進校后，說教師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師學習組，將教師都分配到各班級學生小組中去。這位同學不但與我在一個學習小組，而且還在一個勞動小組。去年夏天到上鋼二廠戰高溫時，我們一起在轉爐下清除鋼渣。這是最累、也是最危險的工作，一不留神，便會被鋼渣濺傷，甚至燒死，所以我們非得互相照應不可。他開始對我很嚴厲，日子一長，也就隨和多了。在勞動快要結束時，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靜，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聲：「喂！姓吳的，走慢些，我有話跟你說。」當時學生已不願、也不能對我們叫「老師」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氣一點就叫「老吳」、「老王」，這位同學卻是別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吳的」。

我雖明知工宣隊對我很歧視，但以為既已整過一次，又整不出什麼名堂，總該可以歇手了吧，沒想到他們這樣看重我，九*九*藏*書連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聽了這些話，也還是微微吃驚。派來監視我的學生因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根據實際接觸，對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對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謝他，但決不願連累他，所以也不想與他親近。這樣，他一直擔任著監視我的任務。隨著我由暗中被監視轉為明的被隔離，他也由暗的監視員變為明的看管員。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是一貫的肅反政策，後來擴而大之，對每個審查對象都要交代一番。這條政策，對於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確是有用的，但對我們這些無罪而挨整的人，卻實在並無效力。我沒有罪，叫我從何坦白？難道擺出事實來申辯就叫抗拒？就得從嚴處理？而別人揭發什麼就承認什麼，再給自己編造一些罪名，就算態度好，應該從寬處理？這道理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們能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從調查研究入手，結論在調查研究之後再下。這不也是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嗎，他們為什麼不執行呢？卻從乒乓球運動員那裡搬來個什麼「從零打起」的辦法，豈非荒唐？乒乓球運動員講「從零打起」，是要丟掉冠軍的思想包袱，輕裝上陣，再接再厲，奪取新的勝利，這種精神當然是好的，是取勝之道；而工宣隊員說「從零打起」，那就是說，在毫無材料的情況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後再打出「材料」來。

平心而論，工宣隊中也並非都是昧心蠻幹的人，有些隊員還具有實事求是之心。他們進駐學校時，當然也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的，但一接觸實際之後，看法就有些變化。比如，他們原先聽說大學教師都是高薪階層，進來一看，大部分教師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資，並不比工人高，所以對「精神貴族」一說就產生了疑問；他們原以為大學教師吃了人民的飯，都在干反革命勾當，但接觸下來，覺得並不那麼壞，所以態度也慢慢緩和下來。原先領導我們小組的范泰浩師傅，還受到知識分子的感染，對文化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開會之餘，常捧著書本學習，有時不恥向學生下問。范師傅對問題的觀察也比較冷靜，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隊主持的「抗大學習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對我說：「對你的批鬥，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數，好好學習。」他與那些張牙舞爪的工宣隊員顯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隊中並不得意，而且還受到批評，說他讀書學習是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張牙舞爪，則被批為階級鬥爭不堅決，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終於，他被送回工廠去了。取代他的劉家國，則整天板著一副鬥爭面孔，不苟言笑，原則性強極了。看來這是上面的意思，他們非要選擇一些狠天狠地的鬥士，這才能貫徹他們路線鬥爭的意圖。

搜查后的頭幾天里，倒還平安無事。我知道，這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暫時寧靜。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羅店去。其時全國都正在執行「林副主席第一號通令」，據說戰爭一觸即發，各大城市都必須疏散，復旦師生就疏散到羅店一帶。雖然羅店恰是交通要道，當年日本兵進攻上海，其中一路就從瀏河登陸，經過羅店進軍的，比起複旦所在的江灣五角場地區來，羅店更不安全。但當事者似乎並無軍事頭腦，也不去研究歷史、地理，只是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這就算完成了任務，否則，違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們要在復旦大學搞試點，抓典型，然後推向全市。於是復旦再次成為上海政治運動的中心，成為市民們目光凝注的焦點；復旦師生員工們的壓力也特別大。節日的餘溫立刻一掃而光，拜年時留下的笑容陡然凍結在面孔上，瞬間又化為驚惶的表情。

家裡不便多留，我簡單地揀了幾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學生宿舍了。

而且我也不想問，要查你查好了。對於這種妨礙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違法行動，幾年來見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憤慨了。特別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隊剛進校時，就來了一個「九五革命行動」，即在9月5日對全校進行了一次「保密大檢查」，不但翻箱倒櫃地查遍每個教職員工的家，而且對每個學生的衣物書籍都倒騰一遍，也就給人以一視同仁的感覺。工宣隊的本意也許是要給這些臭知識分子一個下馬威，殊不知打擊面擴大到百分之百以後，每個人所承受的壓力倒反而減輕了。

見過許多此類事件之後，聰明的人誰還願意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呢？

這個呼之欲出的人物，許多人都聽得出來，指的就是我。我自己當然也心中有數，知道他們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鈞小集團」里整了。不過，我倒並不太緊張，卻反而感到有點滑稽。張扣發所說的兩條罪狀，都是無中生有，叫我怎麼能認真對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