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楊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歐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訪問。這時，他們才發現，他們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當時他們有一百二十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按照他們的傳統，在1926年，他們也「分產」出了在幾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子修院」——神樂修道院。這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經過一番準備，擔負著創院重任的索諾修士，從歐洲來到現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出發，去楊家坪。隨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歐洲修士，其餘的同行者是嚮導等人。沒有公路，他們扎進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腸小道上艱難攀緣了三天，才到達這塊未經人們觸動的處|女地。這裡是一片荒野，滿地大石塊，虎豹狼熊狐，一應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後，才有另外三個來自法國的修士到達。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開始了在中國建立第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們稱它為「神慰」。

修士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樂土。他們不僅在內院有自己的小花園，在一條條山溝里，他們逐年清理亂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樹。春天粉黛的杏花繚繞著山谷，秋天修士們親手製作出當地最好的杏干。他們有了自己的磚窯支持擴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欄羊圈，供應肉食和每天的鮮奶。菜園也在擴大，除了封凍季節，蔬果不斷……。即使沒有那些舊日的照片為證，想象他們艱辛的開創之路，對於我們來說，都並不困難。因為，我們熟悉弗蘭西斯和他的聖靈修道院，還有他那些幽默、隨和、勤勞的修士兄弟。這是我們可靠的活的閱讀註解。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為社會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區別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遠只是極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擴大，不向社會強制推廣，甚至根本不作宣傳。相反，它強調尊重個人選擇和個人願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培訓程序，目的是讓產生修行願望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內容和價值。每一個階段結束，假如這個願望沒有中止，見習修士將有一個誓言，定出一個有限的進入修院的時間。這個發誓居留的時間，在每一次見習期結束時，逐步加長。直到最後見習期完全結束，如果決心已定，簽下一個終身誓言。即便如此，當一名修士最終改變個人意願的時候，他依然可以違背自己的終身誓言，離開修院。修院根據他逗留時間的長短，給他一筆錢作為這段時間的勞動報酬，讓他有條件安排新的生活。

直到三年前，在一個聖靈修道院的巨大銀杏樹灑滿了秋日金黃的星期天。我們和弗蘭西斯在修士們自己圍築的人工湖邊聊天。湖上飄蕩著一群群被修士們「慣壞了」的野雁野鴨。在聊到中國近代歷史和西方宗教的影響時，我漫不經心地說，「中國那時大概就差沒有過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蘭西斯平靜地回答，「中國有過特拉普派修院的。這樣吧，我到修院圖書館去拿一本書給你們看」。我們頓時對這本書充滿好奇。

然而，遠離塵世的靜修之夢再一次被粉碎。這是一個深山隱地，可是戰亂中的中國，震波深入傳向每一條山溝。侵華日軍使戰火逼近太行山，並且終於佔領了鄰近的一個城市。第一個震動修道院的消息，是日軍在佔領這個城市后殺害了十幾名外國傳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裡避難的特拉普派修士。那是1937年。日軍在附近的出現，使得楊家坪修院所在的九九藏書地區，成為中日交戰的拉鋸地區。靜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們被迫與粗魯闖入這個封閉世界的各種力量周旋，被迫改變他們的存在方式，開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掙扎。

那裡還有修士們為菜園砌築的低矮圍牆，依然圍著一個菜園，覆蓋著沒有完全融化的殘雪。對面坡上，修士們的苦修房還在。他們挖掘的儲存食物的地窖，也還完好無損。一條小路彎彎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當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來到這裏的索諾院長，就是攀越三天後，從這條小路下來，到達楊家坪的。繞到修院遺址的後面，就是修士們的墓地了。只是，大批死於劫難的修士，沒有能夠在這裏安眠。墓地上，修士們栽下的樹木已經長大。有兩棵銀杏樹，撒下一地金黃的樹葉。當地是沒有銀杏樹的，是當年的修士栽下的銀杏樹。沒有墓碑，沒有十字架，沒有遺迹，修士們安眠的地方，現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後人修築的露天舞場……。修士們居住的一排青磚小平房依在，牆上殘留著大字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1970年，有一個中法混血兒，在美國的《讀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回憶錄。他曾經由於一起錯案，在一個勞改農場生活了七年。他回憶了一個老年人，如何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禱。作者從這位老人那裡，第一次聽說有一個中國修道院。老人就來自那裡——楊家坪。

真的，在中國，有過一個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卻要回溯到法國大革命。

楊家坪修院隱居深山，與世隔絕，只和教會還保持一點遙遠的聯繫。依據修院的自治原則，他們營造著自己儉樸自然並且基本封閉的生活。

進入河北，公路上就布滿碗大鍋大的亂石，那路是只為高高的運煤車準備的。我們手執一張半個世紀以前的手繪地圖，順著修士們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著那層層疊疊的太行山，尋找一個古老的地名——楊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后廢墟上，我們震驚得無法言語。那就是它了，一個被湮沒的真實故事，一個被埋葬的神聖理想——神慰修道院。

弗蘭西斯拍拍我的肩頭，手裡拿著一本落著塵土的舊書，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紀念冊。紅色的封面上有一張黑白照片，那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建築群。封閉的院落、教堂的尖頂，真是太熟悉了。沒錯，那是一個修道院。

我跟著弗蘭西斯去圖書館，那是在一個閣樓上。估計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間，滿滿當當的都是書架。陽光從屋頂的天窗穿過，暖暖地投射在一個年輕的修士身上。他靜靜地坐在一個計算機旁，正利用互聯網給圖書編目。看到我們進來，他抬起頭，微笑著打個招呼，就又低頭工作了。趁著弗蘭西斯在找書的時候，我匆匆瀏覽了一下藏書。他們的藏書涉及範圍很廣，除了宗教方面的書籍，整套的大百科全書，還涉及天文、地理、歷史、藝術、計算機技術。此外，還有大量小說。

機會最初出現在1870年，羅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萊普來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九九藏書將調任中國的教職。這是一位充滿宗教熱忱的主教。他一直夢想在中國也建立一個修道院，卻苦於沒有經費。正巧，在他離開羅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亞，一位相當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卻正準備捨棄一切，進入在布魯塞爾附近的一所修院當修女。這所修院屬於加爾默羅會，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個分支。共同的宗教熱忱使他們一拍即合。索菲亞當場承諾捐出六萬法郎，作為一個中國修道院的籌建基金。

新修的公路從原來修道院中穿過，封閉的格局被生生剖開，似乎隱喻著世俗世界和這個修院的關係。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頂被焚毀，可是，教堂內花崗岩的柱子猶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後人砌的空豬圈。五十年了，陽光依舊，遠山依舊，苦修院的廢墟依舊，只是修士們早已渺無蹤跡。北樓失去屋頂的牆還挺拔地豎在那裡，透著一個個尖券的空洞，映襯著中國北方的藍天。也許有時，雲，會載著修士們的靈魂，穿越窗洞，造訪舊地？

在這段時間，他們接待了一些難得的客人。他們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訪的傳統。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長，也曾遠涉重洋，來到這裏訪問。而這位訪問者，正是來自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說，弗蘭西斯這個修院家族的先輩，曾經親眼看到過我們的這個中國修道院。

可是，躲避革命與戰亂的特拉普派修士，尋覓到遙遠的東方，也並沒有尋到世外桃源的安寧。索諾修士去世僅僅七年，1900年，義和團風潮席捲中國，洋人洋教成為主要的攻擊和掠殺目標。雖然修道院是內向封閉的靜修之地，不同於任何教堂和傳教場所。可是，義和團民並不打算加以區別。修道院一度被大批義和團民包圍，形成對峙的局面。就在這個時候，索諾的繼任者，同樣是來自法國的范維院長，憂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鄰近村子的中國天主教難民，在包圍之前逃進修道院。所以，內外對峙的，其實都是中國人。即使是修士，也幾乎都是中國修士。因為，在范維院長去世以後，這裏總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德萊普來斯主教的這個想法是有他的考慮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於傳教士。傳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區，修士們則遠離人煙。尤其在經曆法國大革命以後，修道院選址的第一標準是和平安寧之地。當時的中國已經經歷了三百年穩定的清王朝統治，有的是人跡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遠避開戰亂的安靜所在。

然而，楊家坪對於習慣艱苦創業的特拉普派修士來說，還是格外艱巨。他們在法國也有一個母修院，可是，他們不僅遠離法國的母修院，還遠離著自己的文化根源。儘管逐步有中國的天主教徒加入這個苦修教派的社群，參与開創，可是，對這樣一個亂石灘來說，人手總是不夠。第一任索諾院長，也是第一個踏上楊家坪的修士，他度過的正是最艱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擔任院長，可以回法國了。可是，他堅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時默默去世，第一個躺在楊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時候很安詳。他看到，當年的亂石灘經過這十年，已經收拾出一小塊齊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頂中國北方民居式樣的大四合院已經乾乾淨淨地圍了起來。院旁還開墾出一片豐產的菜園。當年那個由五名歐洲修士初創的修行社群，已經是一個擁有七十二名成員的大家庭，大多數為中國修士。這裏嚴格實行特拉普派的九九藏書修行教規。他們依然是靜默，虔誠，勞作，遠離塵世。在索諾修士離世時，他辛勤參与開創的第一個中國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經初具規模。

我倒覺得，我們應該比別人還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為我們熟悉共產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修院生活在實踐中，其實很接近共產主義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們共同擁有財產，勞動各盡所能，收穫按需分配。另外，他們的內部管理實行民主制度，具體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經常通過民主投票決定。長達十世紀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給西方社會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個連續性，保留了一份可貴的遺產。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聖本篤規則」，其實在試圖制度化地尋求滿足人在精神、心智和體力之間平衡的方式。進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誠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問題。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門艱深學問，涉及哲學、倫理等等人類的本源和終極課題，充滿了窮其一生而不能解決的疑問。修院都有龐大的圖書館，涉獵的範圍很廣。這些研究課題和研究條件，都足以滿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時，為自給自足而設置的勞動，也在平衡人的體力活動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強調苦修，即在艱苦克己的條件下，凈化自己的心靈。所以，在世俗社會看來毫無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國，都能夠吸引一些對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這並沒有什麼可感到特別奇怪的。

一條山溝向遠處伸展，逐漸隱沒在山的背後，修士們留下的杏樹，依然年年結果。這是寒冷的冬季，我們沒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帶著清香，如雲般飄出山谷。可是，我們終於來過了，弗蘭西斯的修士兄弟們，我們來看過你們了。以後，還有誰會記得你們嗎？

楊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穩定地發展。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他們不僅在原來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個內院，還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傳統，在院內建起了一個法國式的教堂。他們很珍惜自己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區。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樣，教堂是他們精神的聚合點。因此，他們即使只有原始的滾木鋪墊的運輸方式，還是親手運來沉重的花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徑的柱子，成為教堂券拱的砥柱。

他們熬到了世界大戰的終結，但是，內戰的硝煙又起。修士們沒有想到，他們熬過十分殘酷的十年，卻等來了一個更為殘酷的終結。1947年，楊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著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國修士，四名來自法國，一名來自荷蘭，一名來自加拿大。他們成為這個中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後一批修士。這個修道院的故事成為法國革命消滅修道院的一個東方翻版。1947年，楊家坪神慰院被洗劫一空之後，付之一炬。數里之外有一個農民，在目睹他認識的兩個修士被殺幾天之後的一個傍晚，看到天空血紅一片——一個興奮的士兵對他說：「楊家坪，我們把它點著了！」

這個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於那一年，其餘失蹤。少數幾個歷經一段死亡之旅以後，僥倖生存下來。他們出生在中國，在楊家坪修道院成為修士，歷經劫難，卻無法再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尋到安全以後，他們依然繼續靜默的修行。信仰，這是我們這樣的凡俗之輩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神聖。世俗的人們，可以任意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為什麼，世俗世界就永遠不能明白，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只能以這樣的特殊方式——生存。

之所以義和團民沒有貿然進攻，是因為傳說院內有很強的防禦實力。幾天之後的一個清九*九*藏*書晨，修士驚訝地發現，包圍的義和團民突然在一夜之間盡數散去。後來，閉塞在深山的修士們，才逐漸聽說外面有關這場風波的整個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勢的轉變，才是他們獲救的根本原因。

日軍進入過修院，帶走了僅有的幾名歐洲修士，關入在山東的集中營。他們幾經努力，輾轉通過歐洲教會聯繫上德國的教會，才營救成功，使他們返回修院。日軍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只是過境，整個修院的建築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沒有被驅散。可是，由於日軍在這個地區的出現，這個地區的性質改變了，這裏不再是遠離世俗的隱居處，而是成為軍隊常駐的抗戰區。他們在這裏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過問。問題在於，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僧侶。他們追隨著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們的生存方式並不被戰爭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最初他們商議的修院，是和索菲亞入修的那個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爾默羅會的。他們甚至已經打算派出幾個先行者。可是，帶隊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計劃只能取消。經過考慮，這些捐款轉交給了歐洲的特拉普派，讓他們有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修道院。恰在此時，中國太行山區有一個楊姓家族，向教會捐出了一大塊土地。於是，未來修院的所在地就這麼偶然確定，落在一個叫做楊家坪的地方。捐出的這塊土地確實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遠不是什麼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溝里的亂石灘。

此後，他們經歷了將近四十五年的和平與安寧。那四十五年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安靜的樂土。這裏經歷了滿清王朝的終結，以及連年內戰。但是，這些都沒有波及隱居在太行深山裡的修道院。看來，他們出於宗教原因的遠離塵世的選址原則，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結果。他們似乎又可以開始嘗試一個世外桃源的夢想。

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一次弗蘭西斯修士，有時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識。我們曾經以為，弗蘭西斯終會在某一天，開始對我們作宗教勸說。後來才知道，這一幕永遠不會發生。他們的規則之一就是，不主動傳教。他們也不參与民眾的宗教禮儀，比如主持婚禮和葬禮等等。我們最終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質上與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永遠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為生命的聖徒的生存方式。為此，我們很珍惜這樣一份難得的相遇。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更深一步地走進特拉普派修院的歷史。

自從八年前，我們和弗蘭西斯修士成為朋友以後，就漸漸了解了一個我們從未有機會涉足過的神秘領域——修道院。我們接觸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嚴謹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稱苦修派。

這還不算，他們還有各種嚴格的約束。他們身無分文，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凌晨三點左右就起床，去他們院內的教堂早禱，天天如此。他們依據規則，必須辛勤勞作，自給自足。所以，除了禱告，他們都在幹活，周末沒有休息，永遠沒有退休。年邁的修士只要還能起床，他們就會慢慢地起來，禱告和工作。他們做麵包，做果醬，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然後簡單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沒有棺木，只有一襲白布裹身，默默歸於塵土。

在法國修道院厚重的石牆後面，遠離世俗地祈禱和勞作修行一個半世紀以後，特拉普派的修士們，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巨大衝擊。革命容不得僧侶，也不打算對修道院問個青紅皂白。沉默無語遠絕塵世的特拉普派因此無法倖免。修院被九_九_藏_書毀，修士被追殺。往日只飄蕩著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凈修院，只剩斷壁殘垣，血跡斑斑。特拉普派幾乎被滅絕。僥倖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開始新一程的苦修。他們無法改變，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經過近一百年的休養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擴展，一個個教友加入他們的沉默行列。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能夠容下他們生存的地方建院，他們開始星散。寬容的北美也因此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註定他們的發展是緩慢的，在十九世紀末，全世界還是只有五十三個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個新建的，在中國的太行山深處。

突然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們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兒只找到一塊剩下的石頭，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就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們沿著秀麗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嶺。

在美國，即使對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對天主教有成見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會肅然起敬。大家別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們從十七世紀建立這個修行制度開始，修士除了與上帝對話，是終生不說話的。面對這樣的苦修決心，確實不服不行。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解除了這個禁令之後，他們在自己的修院內部生活中，還是基本靜默的。在弗蘭西斯生活的聖靈修道院，現在還設有一個靜默區，在這個區域內，還是完全禁止開口的。

他們進入了將近十年的特殊軍管期。私有空間，甚至生命和財產都沒有保障。在這段時間里，他們幾次絕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歐洲修士被強制離開。可是，他們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驅動下，重新聚合。對於這些修士，這裏不僅是他們的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磚一瓦地修蓋，這裏還是他們安放心靈的場所。他們在絕境中還有一絲希望，希望一切能夠熬過去。這樣的希望應該是合理的：戰亂總是暫時的，和平終將來臨。當硝煙散去，山谷里留下的，總應該是寧靜。寧靜是恢復修行的前提，是修士們對生活的唯一奢求。

在這個修道院建立一個多世紀、被毀半個世紀以後，我們讀到這個故事，真有些虛幻的感覺。為此，我們查閱了我們能夠找到的、有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書籍，不論是在中國人、韓國人、美國人寫的有關著作里，都沒有發現這個修道院的一絲蹤跡。我們想到，也許是修道院不傳教的規則，使他們有別於任何其他傳教團體，所以他們本來就不是這些著作的研究對象？資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歷時彌久而產生的虛幻感逐漸增強。一個疑問會常常升起：這個中國的特拉普派修道院，真的存在過嗎？

每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發展都是在另一個「母修院」的基礎上「分產」出來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達到一定數量，他們就會派出幾個修士，在原來修院的財力和精神支持下，選擇一個遙遠的荒原，從零開始，「分產」出另一個修院社群來。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就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從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來的。所以，他們都習慣於開創期的艱辛。記得弗蘭西斯告訴我們，他們的開創者來喬治亞州的時候，面對一片荒原，無從下手。遵照教規，他們最終必須達到自給自足的生存。於是，他們就給當時的喬治亞州農業部寫信諮詢。修士們寄去了聖靈修院的土壤樣品，希望農業部給他們一些建議：這土壤適宜於什麼樣的農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燒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