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 （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

林君長著開闊的大腦門，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窩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廣東人長相。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偷愉看著一本有關「天文數學」的書。他感慨地對我說：「學我這個學科的人極少，這一行正等著我去為之奮鬥呢！但命運不濟，一頭扎進土城來了。」我從他枕下抽出來書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數學書，便開玩笑地對他說：「小心點，勞改幹部不懂德文，會懷疑你讀的是一本間諜密碼，那你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她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只有你們不去呢？」

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有著絕對的固執。明明身子已全部掉進了井裡，腦袋卻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因而將嬉笑怒罵集於一身，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術之一吧？！

「好？誰知道這縴夫的纖繩要拉到哪年哪月！」

告訴我老婆

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周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干，在群醜當中也就不覺得自己丑了！

我十分驚愕地望著他，以為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你妻子不是沒提出離婚嗎？」

「天無絕人之路，到地方再說。」

曹茂林的形象頓時在我眼睛里高了許多。他這幾句話講得十分深刻，使我銘刻在心。勞改隊里集結了三教九流，說它是個大染缸並不過分，他及時提示知識分子們要警覺，不可隨波逐流。幾天之後，我們在搬送石頭的料石場休息，他走過來把我叫到一旁，我以為他要布置什麼學習任務，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我打聽了一下，你愛人已經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計是女的都去了清河農場。」老實說，前兩天的談話，我只當他是隨便問問，事後也就淡忘了；他卻當成了一件事情，特意來告訴我。他是專政幹部，我是被專政的對象，能夠如此真誠相待，使我十分感動。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歷經了幾十位勞改幹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誠待人，並對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過三四個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是第一個。記得當時，他還告訴我可以讓我老母親來這兒看看，從西直門乘火車到康莊下車！礦山每天有車往返于營門——延慶——康莊之間，和司機師傅說兩句好話，一直能把老母親拉到礦山來。「兒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裡睡覺也就踏實了！」這幾句富有人情味的閑話，說得我淚眼模糊。

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帽。」每月52斤定量，在飢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飢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會上層「不知餓漢飢」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干。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鬨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 「楊子榮」的綽號。

刑事犯去了。

死寂的礦山，喧囂浮動起來。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地猜測著議論著。勞改隊長只當充耳不聞，既不承認，也不追查謠言。於是這些罪犯們認定：挪窩兒的日子不遠了……

那漢子鋪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鋪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舍，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你的命運比我強一點，到底是一個人進來的！」我說。

陪她一起來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張玉華（1985年被一輛拖拉機碾死），共產黨員，北京市的勞動模範。從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這天他背著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營門。他們是按曹隊長告訴我的那條路線來的，康莊下車就遇到了往返于營門鐵礦的礦石車，好心的工人師傅體諒這一老一小的艱辛，把他們讓進了駕駛室里，並一直送到了礦山的招待所。

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

「我忘了，您管內勤應是不該忘記的。」

再不能相見

大夥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

直到第二天，對刑事犯吹響集合笛聲時，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筆」，還在嚴隊長手裡，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煩躁地訓斥我說：「為什麼你不早說？」

土城原是收https://read.99csw.com容所，在勞改系統的工業落潮聲中，這兒又充當了中轉站。那一座座陳舊破爛的帳篷中，不僅僅有營門來的人，還有從其他勞改隊來的同類。比我們早幾天到這兒的人，已經得到了隊長口信，全體成員一律發往興凱湖。那兒大草甸子連著天，正等著服勞役的罪犯去開發哩！

草原望無邊

意思是說，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腦塗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變了，你就是隨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車。這種「反改造」的順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證實。我至今仍記得，那大會的召開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體成員集合於隊部前的一塊空地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但是那陣勢顯得與往常集合不同：礦長來了，管教股長來了，勞改隊長來了，內勤幹事來了……礦長的開場白告訴我們：今天是對全體犯罪分子，宣布勞教期限。

「還有一支羅紋派克筆呢！」

到了康莊，卡車並沒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亂鬨哄的猜測聲中，卡車駛進了土城。闊別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綠了垂柳，綠了菜地——我們告別土城時正是萬木蕭條的嚴冬，這多少給這群重返土城的歸客一點視覺上的差異。

會後，幾個老右偶然在廁所或工地相遇，一邊抨擊已服勞役的時間沒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內違反天理，另一面又慶幸到底有了個盼頭，覺得這是「無期變有期」，誰能想到詭辯術還能把「有期變無期」呢！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舍來的食品，確保吃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心悸。

多虧這時候曹隊長來了。他讓嚴隊長去吃午飯，他頂替了嚴隊長的角色，進到屋來就喊了聲：「大娘！您這麼遠路來看兒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這兒表現很好，用不著掛記他！」我母親的神情還沒從嚴隊長的訓斥中解脫出來，曹隊長搖搖桌子上的暖壺空空如也，便說：「這麼熱的天不喝水還行！你先去打一壺涼開水來。」

矛盾！勞改隊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陷入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壓把自己送進了大牆；另一方面在勞改中又顯出極度的虔誠，想爭取提前走出大牆，幻滅感常常上升為一種希冀，希望早一天從專政對象還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腳氣病，一次在赤足裝卸木料時被病菌感染，一隻腳腫得像大饅頭一樣。醫生給我的腫腳塗上藥膏，纏上繃帶，我便拄著一根木頭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勞動工地。曹隊長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幾十年後回首當年的這種現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潛影，更有幾千年知識分子傳流下來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響，總是想通過」逆來順受」，而最終達到解脫痛苦的目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後，但願我們都劃到可以團結的範圍以內！」

於是「用力拉，使勁拉」的寬闊而深厚的歌聲，從他喉問噴發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愛音樂，陪他一塊兒唱這首歌。每當此刻，我就覺得自己真像是一個背纖的縴夫，拉著一條沉重的木舸，在積滿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彎腰而行。古俄羅斯的縴夫還有伏爾加河為他抒解憂悶。古老黃河的縴夫每天還能聽黃河的一路詩歌。這兒無曲無歌。由於埋有礦藏的山皆為禿山，因而這兒沒有一棵綠樹，山上也不長青草，春日到來之際，難以覓到任何一朵報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崗樓、鐵絲網和到處書寫著的「認罪守法前途光明」一類的標語。每每從崗樓下經過一次，都要先筆桿條直地站好，向持槍警衛的士兵喊一聲：「報告班長。」然後說明通過崗樓的原因：我去打飯。我去隊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勞動工具。我去……

這是我在半年多的勞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裡人吃的一頓團圓飯。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張滬。飯罷，嚴隊長再沒有到這個接見室里來。因而我母親來探視我的時間，得以延長到下午出工。哨聲響起之時，曹隊長又來到了接見室，告訴我兩件事：一，超規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親帶回去了，省得傷老人的心；二、老母親來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會兒再來工地。

當時正值中午收工時間，我身穿工服，頭戴柳帽走進了接見室。內勤幹部嚴隊長看見我進屋，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你母親和表（姨）兄來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帶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們帶來有十多斤，要動員他們帶回去一部分，這是紀律要求；第二，要向家裡人彙報你的改造成績和不足，讓家庭也督促你儘早地拋棄反動的右派立場，成為自食其力勞動者中的一個分子！」

「她善良嗎？」

「臭賊！是你偷的不是？」

「唱支《船夫曲》吧！」

母親領著小兒子走了——那次接見時間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母親微微佝僂的腰彷彿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儘管這算不得什麼喜事，在勞改單位，卻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來，並非專政機構對落難知識分子發了什麼慈悲之心，而是出於對右派比對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這一點點欣喜中又深藏了許多難以言喻的酸楚。

後來才知道伙房誤了開飯時間的原因：日前伙房裡出了一樁凌褻女號的案子，不知是伙房裡的哪個男號，在蒸窩頭時用玉米面捏了一個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後故意送到女號那邊去。女號發飯時驚叫起來，便找來女勞改隊長控告伙房。剛才伙房正在開會，追查製造這個模擬性器官的元兇哩！

「為什麼讓我們和這些臭流氓吃一鍋子里的飯！」肖乃信的破鑼嗓子很響，「這是我們的恥辱。我抗議——我抗議——」

「是的。」

「黨的政策明明白白寫著『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執地申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寫在《人民日報》社論里的！」

鐵礦石開掘不比煤礦開掘。它的岩層結構堅硬如鐵，風鑽鑽頭頂在石頭上打眼，濺出一串串閃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沒有風鑽，要從事原始的開掘方式：一把大鎚，一根鐵釺，一個人手扶鐵釺，另一個掄錘擊鐵釺。鑽出孔眼來裝上雷管炸藥，然後引爆放炮。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幹活。他掄錘時我扶鐵釺，我掄錘時他扶鐵釺。在空曠陰暗的礦井下，兩個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傾吐苦水的最好時機。他在社會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兒，既擔心妻子跟他離婚，又怕小女兒有了繼父，因而話題不是他的歌唱業務，就是感嘆人的命運蹉跎，間或在勞動休息時，看看隊長不在身邊便唱起催人淚下的蘇聯古老的民歌：

「是真的？」

從這天起，這個謎就不斷困擾著我。也許是創作這個職業病的緣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隊長來了。他在隊列前講話，聲音不高，但面孔嚴厲，特別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對社會的危害時，他的聲音是顫read.99csw.com抖的。他很少嚴厲地訓斥「思想犯」，頂多說上幾句「思想反動」這個流行字眼，顯得空泛而無內容。只有一次他對一個右派發了脾氣，那是他看見一個原大學助教，在廁所後面的垃圾山上撿煙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著：「你還算知識分子哩？簡直是自甘墮落！幾年下去，我推斷你會變成地痞流氓！無恥！無恥！」是牽動了真情，還是他迎風站在院內的緣故，此時他那隻患有迎風落淚症的大眼睛，滾動下一滴一滴的淚珠（1986年我寫中篇小說《風淚眼），是從他那隻滴淚的眼睛上得到某種悟性的啟迪）……

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夥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隻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裏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卷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個水飽。

「我沒偷。」

回到帳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筆帶來的憂鬱？似乎有這個成分在內。這支筆是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使用過的，不知嚴隊長是有意還是無心，反正挺刺|激人聯想的。當然，更使我產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勞改幹部，和我們心靈相通的朋友。

「那不是思想犯。」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們不都是解放后吃共產黨的飯長大的么？現在是把我們當敵人監管起來，你從維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產黨了嗎？」

中午，大值班傳話叫我去中隊辦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擊鼓，腦子裡編織著自己的失職檢查。主管我們中隊的曹茂林隊長，站在向陽的房檐下，聽完我的敘說后並沒動肝火，而是寬慰我說：「這是警衛人員的失職，你用不著給自己上綱！」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這聲吶喊，只有在這一刻，他才還原了知識分子的本來面目。他皺著眉頭，瞪著眼，唇邊粘著白色唾液、嚴然像個凶神一般。

奔向鍋爐房的路上，我長嘆了一口氣。我罵我自己確實太缺乏男人氣了；當著那位黑臉閻主，一個男子漢應該把眼淚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負數。我沒能做到，結果招來一場他對老母親的訓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於苦命母親的事情。

「把勁頭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個轉移。」

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時，那隻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

「還沒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哪一壺不開專提哪一壺，幾乎所有成員都怕去興凱湖，這口厄運算被我們碰上了。我以沉默對之，而那些刑事號對此事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曹隊長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訴我們給家中寫信，爭取能在此行前跟家裡人見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見面時承受不了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點將要遠離北京的消息，讓老人精神上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以免為此而突然暈倒在接見場地。儘管如此，那天一見面我就看見老母親哭腫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經受了幾個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著我的小兒子從眾，他戴著一頂布制的大檐遮陽草帽，帽子下一雙大眼睛專註地望著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礦上看見我時那麼歡快，四歲半的小小人兒似乎知道了他這個右派爸爸，要到離他們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因此那雙童眸里流露出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家屬來探視要排隊進行登記。當我母親出現在登記的桌前時，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來。他把我叫到一個僻靜的牆角，低聲對我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凡屬犯右派罪過的，都不去興凱湖了！你可以告訴老人家。」

先悲后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說：「我連夜給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帶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幹活，容易得寒腿。」

卡車長龍的前端，有押車的武警，槍口對著後邊。卡車的最後邊一輛，也是武警車，槍口對著前邊（小說《風淚眼》中有詳細描寫）。夾在中間的是罪犯們的卡車。在車上灌滿耳朵的除去風卷黃塵的呼嘯聲之外，就是連連的惋惜聲：

「不知道。家裡來信沒提起她。」

「算了！不告訴她也好，省得老人懸心……」他欲言又止。

饑寒快死去

「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歡欣之情，大胆地問道。

本來勞改隊的流動性就是「大迴旋」的，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換過十幾個落腳的碼頭。但是離開營門的轉移，確屬「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緣故。盛夏時節，在噪人耳鼓的蟬鳴聲中，我們奉命收拾行裝，像在土城一樣，這群「五毒」將轉移到哪兒，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是不是用小卧車？」我挖苦他。

我至今能清晰地記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鐵道部工程師）、溫承謙（原某工廠技術員）、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數學天文」的科技幹部）。其他同類的姓名，因年代久遠而忘卻了。之所以只記住這三個人姓名，也是不無緣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後來和我在一起勞改過一段時間，是個很有意思的右派（見後文）。溫承謙是50年代青年詩人溫承訓的哥哥，我和溫承訓昔日在北京文聯相識，因而我能記住溫承謙的姓名。至於林盛然，我所以記住了他，因為他具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苦難經歷：他出身貧寒，因其根紅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國深造，並任萊比錫留學生團支部書記。災禍是他的堂堂儀錶引起的。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年輕德國姑娘，對林盛然很感興趣。有一次便將林盛然帶至西柏林她的家中。僅僅這麼一次，就鑄成了林盛然終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在一個區別於普通拘留所的審訊室，反覆追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去西柏林；第二，你為什麼又回來了。雖然沒有直接詢及他是否參加了什麼間諜組織，但曲里拐彎他說來說去卻正對準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從違反了留學生不能和外國姑娘談戀愛的紀律，不斷檢查自己行為有失檢點，但多次檢查一律不被認可。就這樣，他在一間隔離室被隔離審查了很久，最後並沒因無任何憑證而放他回原單位，而是送迸土城勞教收容所。

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髮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他理髮行當，併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read.99csw.com，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衚衕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以「氓爺」的橫勁為我撐腰。他的口頭禪是：「咱們誰也不能欺侮老實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騾子是馬先和我過兩下手！」第三個就是前文提到過的東北小盲流那德廣，這個剛滿18歲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雙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種小工藝品的巧手，還長就一雙飛毛腿。有一段時間，我們組乾的是從山下往山上運料石的活兒，百十斤的重量壓在背上，已使人喘氣都感到困難，加上山路崎嶇，每背一趟料石上山，兩腿都會酸軟如泥。這小傢伙的腿，彷彿是鐵鑄的一般，經常是我們背一趟，他背兩趟。在下山時跳蹦著若同一隻輕猿，嘴裏還哼哼嘰嘰地唱著東北小調，但就在小組裡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表揚時，一天中午收工不見了他的蹤影——這小子摸准了崗哨的換崗時間，借警衛交班時溜號跑了！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態度截然相反。他的歲數居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幹活唱，休息時也在唱。他個頭矮矮，下巴頦已然鑽出了白鬍子茬，表現得卻像個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專愛哆嗦著嗓子唱西方歌劇《茶花女》什麼的。有時他還以音樂先知自居，盤問一下徐恭謹西洋聲樂方面的問題。在右派群體中，我們都稱他為「老活寶」，對此他毫不氣惱，豁達地對待這個戲謔性的綽號。一個昔日的高級工程師，如此和常態相悖，使我們都感到驚奇。有一天我倆奉命去食堂給集體打飯，食堂里的窩頭不知因何沒能按時下屜，我和他靠在蔭涼的牆根下閑扯起來，我才找到了他今日變態的生理依據。從他划為右派分子時，家裡的妻子和兒女已聲明和他徹底決裂並脫離關係。這個打擊幾乎將他置於死地。當他從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慾念，他就強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歡樂，是他首先要從頭腦中驅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說，成天地唱，不讓腦袋有瞬間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精神變態狂。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個能呼吸的活人，無法割斷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飾著辛酸悲楚的內心，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同情他——從心底憐憫這個「同類」。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嗎？」他有著科學工作者的嚴謹和認真。在講到「進化」和「退化」問題時，他引證了許多哲人名言。我在這方面知識淺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卻記下了他思索問題時，那雙直對著我的炯炯目光。

夠了。

八個小時鑽在山洞里掄錘打眼，頭上不見青天，洞內儘是齜牙咧嘴的石頭。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鑽石打眼，由於採石的角度需要鐵釺自下向上傾斜，因而鐵鎚也要由下向上擊打。他扶鐵釺，我掄大鎚。這是一種高難度的勞動技能，我一錘打上去偏離了釺帽，鐵鎚一下子打到徐恭謹的額頭上，鮮血頓時淌了下來。他面色蒼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絹為他捂住傷口，然後叫幾個人來架他上了醫務所。醫生給開了工傷假條叫他休息幾天，他硬是頭上纏著繃帶，重新返回井下。

「這回完蛋了！勞改農場的定量要比礦山少20斤呢！」

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乾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掘的。

我沒敢點頭，也不敢搖頭。一個勞改幹部對一個逃號如此寬容，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我甚至懷疑他這番話是個誘餌，在暗暗審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態度就是緘默，像啞巴那樣一言不發。

「您甭問了，反正我不去興凱湖了，您放心了吧？」

「怎麼，那邊怎麼還有人哭？」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糧了！」

「你沒死，你說得很好。」我內心充滿苦澀地為他解憂。

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

「這話沒有階級觀念。」

好好乾

「他媽的，糧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他沉默了一會兒：「她去了哪個勞改支隊？」

「別死魚不張嘴！」

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凈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裏不再贅敘；他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裏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里總量是等同的；但飢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當時正好收到上海寄來的食品郵包，在星期天休息時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個背人的牆角去「聚餐」，糕點很少，我記得每人吃上幾口就吃光了。但在那個年月，僅此一點已經屬於違反改造條例的「彼此拉攏」了。

直到夏天，母親拐著那雙纏過足的小腳，帶著剛滿四歲的小孫子，來營門探望我時，才帶來我妻子給家裡寫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農場去了，由於身體極度虛弱無力出工幹活，每月吃21斤口糧，在病號組養病（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3期的小說《曼陀羅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勞改隊，要家裡轉告她我的勞改地點。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筆畫綿軟無力，看到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漲滿了淚水。再看看老母親臉上的塵土汗痕，淚水立刻奪眶而出。小兒子對這些一無所知，連連叫著：「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來親他臉蛋時，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請你送給她

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飢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

我姨兄忙上前打圓場說道：「隊長說得很對，接見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給你——」他塞給我一塊手絹，強作歡顏他說，「三姨，你看維熙勞動半年多，臉胖了，身子骨兒可結實多了！」

「這樣的盲流耗子，鬼著哩！鐵絲網是圈不住他們的！」他說，「他背石頭爬山爬得那麼快，就是想躲開你們的目光，尋找逃跑的機會哩！」

「你們去那兒，管理起來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reａd•９９ｃｓw.ｃｏｍ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

平日集合，喧鬧不止；今日開會，鴉雀元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條例規定，勞動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裏服勞役的我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裡不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分的，一不強制你剃光頭，二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裡卻和勞改劃了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叫我們「勞改犯」或「二勞改」。

行前，幾個老右聚在一塊也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去哪兒不是我們話中的主要內容，幾個人竊竊私語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經濟的大滑坡。大躍進吹牛皮的神話已經破產，大鍊鋼鐵的超英趕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譚」；由於這種「殺雞取卵」的狂熱，已經破壞了工業的生產秩序，特別是扼殺了農業騰飛的生機。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舉，可能意味著中央頭頭髮熱的腦袋瓜，開始恢復正常。會不會對「反右派鬥爭」也回看一下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歸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憑著我的直覺，這個一個眼大一個眼小的曹隊長，對我並不帶有審查之意。我甚至覺得他的許多潛台詞，都是沒有辦法破譯的密碼。有一點似乎可以斷定：他是個十分寬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勞改隊長。我特別注意到一點，是其他勞改幹部從幹部食堂吃飯回來，快要走到辦公室的時候，他才中斷了和我談話的。

「張滬。」

不如政策一變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不然……」

三個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點心渣子往嘴裏一揚，我們各回各的宿捨去了。勞改隊的星期天是最最無聊的時日，沒有書看，沒有棋下。年老一點的多在炕上縫窮，把衣服補丁補得層層疊疊，因為天天跟礦石打交道，費衣服費鞋；年輕的「哥兒們」，則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內容不出兩個內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會餐，從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樓的炒肝、東四牌樓的豆腐腦，一邊談著一邊蠕動著喉頭，把饞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種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對女性的專稱為「圈子」，他們談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語言下流|淫穢，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鐵絲網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從這裏南望，能迷迷濛蒙地看見長城。往西看是山，往東看是山，往北看還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間的狹小。據這裏的一個老號告訴我，在勞改部門，他到過一個特殊角落，那兒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裡邊關著一些男瘋子和女瘋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兒值班把門，一天管女瘋子的女勞改隊長跑來求援，她說有一個女瘋子用掃帚沾上黃屎，滿院子追打同夥，連女隊長也不敢接近她。這個老號進了院子就嚇了一跳，原來這個女瘋子渾身一|絲|不|掛，高揚著手中的屎掃帚，追打著犯有精神病的同夥。見此情景，他退了出來，但女隊長對她無奈，還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這老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干這份差事。幾經折騰，那女囚雖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終於從身後攔腰抱住了這個犯有瘋癲症的女囚。那女號自己也弄了一身黃屎，她被幾個人強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緊身衣，綁在特製的床板上了。她叫著。罵著。當她折騰得沒勁的時候，就反覆唱那支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時，那女勞改隊長才告訴他：「甭理她，這是個極端反動的臭右派。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走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講的那個瘋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張滬。還沒有被送進「大牆」時，她已經自殺過一次，她能經受得住勞改隊的種種精神煎熬嗎？！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號作出預測：這回他媽的要遠離北京城了。你看，從礦山的機電設備到伙房的蒸鍋和籠屜都裝上了卡車，或許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開闢新勞改點吧！

車開了，曹、嚴等昔日在營門的幹部，都隨車去了興凱湖。

「說！」

當天下午，我母親帶著小孫子搭乘礦石車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給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悵。在礦井口，我遇到了頭戴柳帽準備下井的曹隊長，他看到我這麼快就奔赴礦井，似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我和他並排順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說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母親。」

刑事犯不久就開拔了。行前，曹找了幾個知識分子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我是其中的一個，他的話雖短卻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愛。也許是我的瞎想，終究有一天國家還是要使用你們的才智的！」我們的談話是站在帳篷外的路燈之下進行的，蚊子在耳畔亂飛，不時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儘管如此，這次談話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進我記憶的皺紋，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風，閃爍燈光下，他那隻風淚眼裡的淚珠晶瑩發亮……

「她叫什麼名字？」

「我幹了幾年派出所工作，了解這些『大眼賊』！」他說這個形容詞時，臉上沒有憎惡的表情。「其實，這孩子素質不錯，只是當浪兒當得野了性子，成了標準的『飛鴿』牌！」

「你寫過幾本小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

我只是低頭苦笑著，覺得不可思議。

我馬上明白了：當時中蘇關係已日漸緊張，興凱湖地處中蘇邊界交壤處，把這些政治犯弄到那兒去，上頭認為顯然是有失妥當的。鬱積我心中的愁雲頓時消散，欣喜的程度近於發狂，所以當我出現在我母親面前時，沒等我母親哭天抹淚，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了她這個消息。

「部里工作需要我！」

回答就會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沒作回答。

「再給他加溫！」

徐長嘆一聲：「各有各的難處！」

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

路途遙又遠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對形勢分析說：「三年後，我們單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說。

打水歸來時，曹隊長已然不在屋內了。不一會兒，一個勤雜工端來幾個饅頭。一筒打開的肉罐頭（當時礦山幹部吃這種肉）。一大海碗菜湯和四個飯碗。我心裏明白，這是曹隊長吩咐下來的。我見過來這兒探親的家屬，吃的倒是幹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買。除非是公安局、勞改局出差的來營門，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你比彭德懷還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觀調子，「別說缺了你一個翻譯，就是缺了誰地球也照樣轉，小道消息說彭德懷倒了大霉，中國這列火車不是也沒翻車脫軌嗎？」

「就是她有菩薩娘娘的心腸，在這個年代也會變得冷酷起來。」他說，「到那一天，我不會怨恨她。時代每天製造著生離死別的悲劇。」

謎。

「來不及找了，你九-九-藏-書看，那邊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裝起手錶收條，回過頭來對我說， 「到了興凱湖給你郵寄回來。」

路上一車夫

他對我的情誼是夠了。五七年反右之後，開始了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存，人們說點違心話，必要時把人生當成舞台演演戲，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勞改幹部而言，他們在監督改造罪犯，而上層也在審視監督著他們。他們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過而失足落水。不是嗎？！（因而在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閱讀蘇聯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時候，我覺得他以主觀上強烈的愛憎，取代了勞改隊的客觀現實。他只寫了殘酷壓榨的一面，這是真實的；但生活中存在著的另一種真實，卻被他的憎惡吞噬了。有惡無善或有善無惡，都構不成一個社會的總體。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總要審慎地認識這個總體中的個體，特別是在《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個體生活內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洩到了極至的地步，這不能不被視為政治扼殺了他的某種文學真誠。這是題外話）。

「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

知識分子大腦是發達的，而對迷茫的現實，常常不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氓爺，更能剖析現實。他們常常對我們的這些痛苦掙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態，並編出順口溜，譏諷我們說。

我訥訥地站了一會兒，目送著那些刑事犯上車。

可靠嗎？

「我可以寫信告訴她，您說吧！」

井下需要壯勞力，我被從井上調到了井下，並被曹茂林任命為大組組長。這個差事本是可以東溜西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我沒有自尋解脫，因為勞動可以麻木人的中樞神經，人在緊張的勞動中可以忘卻煩惱。礦井裡一片幽暗，幾盞照明燈懸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動物的程度。營門鐵礦出產的又是紅褐色的礦石，每天被開掘礦石的風鑽震得兩臂發麻，以致在夜裡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顫動，就若同地震一般。進井臉是白的，出井后個個成了紅臉關公，紅礦石的褐色粉塵染紅脖子和臉，塗紅了你的眉毛，並被你呼吸到肺部。勞改隊發的紗布口罩，只是一種裝飾品，繁重的採礦石勞動使人汗流浹背，井下沒有一個成員是戴口罩幹活的。

我們這些沉淪社會最底層的右派，本來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層，又被權法合一的所謂法律，再次強|奸。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涼，還幼稚地推算著：三年，不過1095天。苦苦熬過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了，就可以從另冊公民還原到正式公民了。這真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無知，在這塊土地上勞作的人們一經有了「前科」，就別做再想回到伊甸園的夢。那「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將永遠把「另冊」人員打入地獄。

吃飯之際，幾個老右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說車道溝里的王八身上馱著的圓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還有的人說，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這麼延續下來的，說明×是人類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對這些議論十分惱火，他說：「是不是土城把你們都同化了，按你們的說法，那男流氓應該做那個『玩藝』了？墮落！這是墮落！」

我老母親忙向隊長解釋：「他想小兒子了！」

接見的屋子是裡外套間，嚴隊長坐在外問屋的一條長凳上，面孔嚴厲地監視著母子的會見。當他聽到我抱起小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便從凳子上站起來訓斥我說：「這叫什麼話，你哭什麼？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認罪的表現。再哭！停止接見！」

礦井攏音，歌聲雄渾，沙啞而悲壯的回聲，經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聲中潸然淚落。緊閉雙目，靠著涼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小兒子的笑靨，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兩腮。曹隊長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兒去服勞役呢？她那弱不禁風的身體，又能幹些什麼活兒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猶豫，我們倆雙雙身陷囹圄，命運像一條苦藤把我倆緊緊地捆在一起，在整個北京市也算絕無僅有的一對苦瓜了。

結婚的戒指

儘管如此，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勞動教養」期限短一些。所以，肅靜的會場上，都在傾聽著命運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幹部是管教股王股長，他宣布的順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為最短期限，三年為最長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單很快就念完了，還沒有念出一個右派的名字。到此，營門的十幾個右派面面相覷，都知道自己是獲得最長勞改期的人了。這真是「好好乾、閑扯淡」的具體驗證。特別褻讀法律的是每個人的勞改期都從即日——5月25日起計算，那麼在「土城」和在營門服勞役的半年時間，算白搭。噢！原來法律是根兒童玩耍的猴皮筋，願意拉長則拉長，而這些據說是經政府政法部門審定了的，由執行法律的勞改幹部宣布它，簡直是那個年代一幕最荒誕的政法界頭頭們強|奸法律的惡作劇。

「噢！」我恍然大悟。

限於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詢及究竟是件什麼事情。但從他這句話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過了不久，礦山到處傳播著一條小道消息：工業要下馬，營門鐵礦要關閉了。

他打斷了我的自卑而廉價的檢查，問道：「你愛人也跟你一樣進了土城？」

「男兒有淚不輕彈。」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錚錚男兒漢。老母親和小兒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壩完全崩潰。

去哪兒？

最初，久處逆境的老人，以為我是故意瞞哄她。她那塌陷的一雙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斷出我講的是實話。最了解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破涕為笑地問我：

政治犯來了。

「說，是不是你偷吃了？」

當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個帳篷里的徐恭瑾。我們在營門有著勞改的情誼，我那失手的一錘，給他臉頰上留下一塊小小傷疤。儘管他表示不在意臉上這小小記號，但我心中總覺得愧對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絕密新聞悄聲地轉告給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樣，判斷出中蘇兩國的「蜜月」期徹底結束，「離婚」己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當然要防範老右跨過邊界投靠「蘇修」了。說話時，我倆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勞改的歲月還很漫長。之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曹茂林身上，覺得在勞改單位他是個少見的勞改幹部，他內心同情進了「大牆」的知識分子，但又有國徽鑲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過多流露自己的心聲。他能做的只可能是這一點，但僅僅這一點也顯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靈也在被鐐銬囚禁，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五七年後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蟬，帶上假面具，這是為了生存。

你有千變萬化

「這是曹隊長叫我轉告您的！」

閑扯淡

「你是怎麼看的？」

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

「混蛋——」肖乃信提著菜桶，走在歸途上憤然地罵了起來。

我母親非常感動，我也十分激動。在勞改隊這是破例的照顧。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猶疑，因為下次見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但在我姨兄張玉華的勸說之下，我匆勿親了小兒子臉蛋幾口，帶著大包小包，通過必須經過的崗樓，把東西放回監舍。然後，大步流星地直奔礦井。

他風風火火地檢查著存放物品的花名冊，又從一個上鎖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簽了收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