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對我來說，這種哲學只能寫在書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輕，也有不可承受之重。總是嚮往著詩意棲居，而內心卻無法逃避生活與人生或輕或重的逼迫。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電話，說該去簽證了，此前因為工作，我已經錯過了四五次入學機會，這時我還在猶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簽證通過，我已出奇平靜。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著過去的七年和將來的無盡歲月，想著早孕的妻子和父輩的責任，頗有點太史公當年「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靈。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網上發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護；寫在報上的評論，許多被境內外媒體轉載；發表在《南風窗》上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引來紐約媒體的採訪。雖然我的評論專欄因曲折抗議北京學校當局驅逐學者而被叫停並處以罰款，那是因為我高估了秩序人員的心理承受能力。與此同時，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廣泛涉獵」或不滿——作文泄憤澆灌塊壘的年少輕狂已與我無關。

工作的這幾年，我在家看了許多電影，它們陸陸續續楔進了我日漸寬容與理性的思想空間，成為將來回顧我心路歷程不可或缺的一頁。我曾對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見，但在無意中看了些伊朗電影后便改變了看法。比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開門》、《水缸》、《櫻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難想象在世界那麼荒涼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乾淨的電影。它直指心靈、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讓好萊塢的大片以及歐洲所謂的藝術影片的導演們無地自容。每種文化都會有或這或那的缺點，但它同樣也會有閃光的一面。又比如說，當我看了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后，我就不會在重看義大利的寫實主義影片《偷自行車的人》時罵中國導演沒有良心。中國已經過了用腸胃蠕動代替大腦思考的時代了。有這些理由，對未來的中國，我滿懷信心。

8月28日，我們告別了，他離開了工作了20個月的這家報社。臨行前我們都顯得很平靜，我送他到了電梯口，然後獨自坐在辦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責、荒涼、空空蕩蕩。大概是十來分鐘后，電話鈴響了。九九藏書電話那邊是他哽咽的聲音，他站在樓底哭泣。「熊老師，我就是想給你打電話。我圍著大樓轉了幾圈，但實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號啕，「半個月後回來為你餞行……」

上帝熱愛人類，讓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自南開讀書始，留學是夢，但一直未能成行。淺顯的道理是，貧窮妨礙成長，讀過我《祖母墳》一文的人會明白，我為家境擔負和即將擔負多少責任。畢業后直接分到日報，幾年辛苦，告別了拮据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我一直感恩在心。

「所有的新聞，都是人的新聞，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們追求真實與親歷，洗盡鉛華與浮華，讓每一個字都可讀。我們記錄的每條新聞，都透著一個時代特有的悲喜與從容、傲慢與偏見。我們也將記錄下您對生活的無比熱愛以及每一顆與您一樣平凡而高貴、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又記：世事與心靈，滄海桑田。我在文中敘述的張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為逃稅失蹤近兩年。我的那位媒體摯友數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而輾轉投身於另一家政經雜誌。我就讀於巴黎大學，兼做《南風窗》雜誌駐歐洲記者，並繼續以孝悌之名，維持鄉下赤貧父母兄弟的生計，代償中國政府城鄉分治的原罪。讓我對留學猶豫不決的農民調查終因出國暫時放棄，國內已有《中國農民調查》，亦可欣慰。

兩條漢子，內心如雨。我一生經歷過許多淚水，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我以無助而自責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銘心的朋友，他帶著熾熱的新聞理想，也帶著痛徹內腑的憂傷離開了這棟大樓。在我即將赴法留學的這段荒涼日子里，那是一柱可以醫治我幻滅的寂寞的心香。

附記：七年來與近一兩月來，經歷了太多風雨與波折，今天我把這篇已陳舊了的文章獻給那些曾經和我一起走過與聊過的朋友們，我想說，無論我曾經在哪片土地上灑下淚水，我都是帶著陽光離開的。在三十歲之前，我寬容了一切，也寬容了我自己，寬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與力量。

歲月如飛刀，刀刀催人老。近兩年來，我漸漸開始我的人生轉型，並https://read.99csw.com終於選擇了出走。對於將來探求智慧之旅，我無法寄託太多的奢望，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永遠無法容忍自己的閑適與墮落，三十歲后，我仍將是個勤苦向上的人，我堅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就像我在《在新聞上經營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愛美麗》影響了我的新聞判斷。導演Jean-Pierre Jeunet有很好的解釋。Jeunet在談到為什麼拍攝這部片時說，「有一天，我回憶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覺到它們不是過於黑暗，就是充斥過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經四十六歲了，卻沒有拍過一部善良的電影，我對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職業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給觀眾帶來快樂和感動的電影，能令他們在電影院里為這部電影歡聲大笑，能讓他們感覺這個世界還有夢想和希望存在。」它給我的啟示是，除了維護社會正義與新聞正義，揭批醜惡，新聞也應該把雲層上的陽光給讀者，把苦難外的溫暖給讀者，把困頓中的希望給讀者。

J'ai commenc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書中結束我的生命，也將在書中開始我的生命。）

其實，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國政府漸漸走向理性務實，同時中國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憤怒，更不需要龍應台所說的「都憤怒起來」。有時憤怒的報章無非是給讀者痛苦的傷口上撒鹽，理性的傳媒更應知道如何包紮傷口。媒體必須擔當啟蒙的道義，而啟蒙說到底是「要有光」。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猶豫「是出國還是下鄉？」中國的這次大搬遷（城市化），有許多東西可以記錄，通過細緻的田野調查必然會寫出見證時代、安慰我心的作品。但我最後還是選擇了出國，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幾年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我沒少關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發現新左派如甘陽、汪暉等大多數是留學九九藏書歸來的，大談自由主義的卻都是本土博士。汪暉們在異國他鄉到底讀到了什麼，他們的學術是不是真誠的，的確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於下鄉，將來回來也可以做，而且只會做得更好。

這些年，我讀了些書，研究了些雜誌，看了些電影，也思考了些問題。對於我來說，求知、寫作以及朋友間的共同成長勝於獻身金錢與權謀。書到用時方恨少。有時看看《財經》雜誌上的評論員文章，我就難免會責備自己是塊鍍銅的石頭。並不是因為現在經濟是顯學就去湊熱鬧，誰也不能否認，整個社會史，其實也是部經濟史。誰也不能像聖·埃克絮佩里筆底的小王子一樣，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種一朵花，打掃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處旅行而無需任何交換。直到現在，我常後悔南開讀史時，輔修法律而無經濟。于「媒體政治」而言，法律時常停留于技術層面，而經濟卻是貫穿始終、似乎更接近本質，可以受益終身的。譬如說老虎為什麼快殺光了，透過經濟學，我清楚這不過是「共有地悲劇」的上演，思考這類問題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愴、對獵手的道義譴責上。同樣的道理，近西學可以為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思路，它不是局限於某個專業。

除了思想與兒女，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留在世間。今天，春暖花開，是個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兒已經滿周歲。隔著電話聽她喊爸爸，一聲聲清脆的童聲，響徹于萬里之外的中國。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書可讀。」有書可讀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記薩特寫在《詞語》里的那句話，也是我面對簽證官講得最熟練的一句話：

我不得不檢討，在我憂心忡忡寫稿編報的七年歲月里，有個金貴的東西被我忽略了。

雖然我常失機緣，但我的成長與自我轉型也是金不換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間的隱忍與成長，遠遠大於我的大學以及身處鄉村的流金歲月。我同樣相信，未來我若有所為，也是和這幾年的經歷有關。

我部里有個記者，終於在等到我拿了簽證的消息后投奔《南方周末》去了。我相信近一年來我們的相處是誠懇的。我很珍惜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做新聞上我給了他許多無私的幫助，我也為他在等待我的幾個月里深感內疚。他是一個很好的記者，他也是為數不多聽從我的勸告繼續讀書並能在我家借書讀的人。在我帶過的記者與編輯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著一份報九九藏書紙或雜誌時的激動，明白我所說的「深度」及「好雜誌視野遼闊」的深刻含義。所以當我在《財經》雜誌上看到《中國農村稅賦之變》的巨幅揚場上的照片時，會想起給他打電話，讓他分享某張圖片「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氣魄，與他討論「黃宗羲定律」，講新聞正義與愛心的區別。我相信我的知識是新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的願望是與我一起做份政經雜誌或「大新聞」，平素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長」，但現在他只有選擇離開。在他希望我留下來的日子里，我只能對他說，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個機會，《南方周末》也需要轉型，它必須找到改良社會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評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長的政績觀》的稿子一樣，相信許多讀者都看厭了，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誰還願讀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第二個陳景潤？》或《市長民意調查》做頭條更好些。

1995年畢業，我放棄了法律。選擇報紙是我文字工作的開始，我想我的一生註定要交付給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純潔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對自己是極度苛刻，但它同樣是真誠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無物，也不會說什麼陽奉陰違的話。在報社的新聞策劃案中，我提出「每一個字都可讀」的要求並非是頭腦發熱，因為我從不認為報紙新聞與評論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時間的維度，新聞記者其實就是史官，他必須對他的文字負責。應該說，開篇《我們走遍大地山川》寄託了我所有的新聞激|情：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國學習的最根本動機，而不是移民、過日子，到外國旗下宣誓。有了這個想法，我才會堅決得有些殘忍，拋舍家園。這些年來，我從不畏懼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寫作，一切痛苦都將在未來得到補償。

《日報七年》是我在2002年出國前後陸續寄給幾位媒體朋友的信，解釋我所以離開工作了七年的報社。事後我知道，朋友們多是流著淚讀完的。由於這是舊年的心跡，一直不願公開。然而，朋友們的話也時常讓我動搖，因為這封信「讓有理想的人不孤單」。

有人說我恃才傲物，其實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樣，人們走過曠野，只看見遠處的濃煙，卻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時候我這樣被人誤讀了。我渴望做約翰·克利斯朵夫，同時也會是那位追趕克利斯朵夫寧願死在莊稼地里的老頭。在心底我是無比謙虛甚至虔誠的，對read.9９cｓｗ•ｃｏｍ智慧更懷敬仰之心。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於讀經濟後悔這些年所涉人文知識離科學太遠的緣故。幾年來，在讀書方面，我已經趨於理性，更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一點既是受胡適的影響，也來自唐德剛對胡適的批評。唐德剛強調了經濟對於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這個啟發下，我書架上除了《讀書》外，還有全部的《經濟學家茶座》。前者已經偏於知識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決問題，所以我更傾心於後者。坐在南開大學的主席台的地板上聽張五常開講座，既是學習，更是一種態度。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聞與政治上較成熟的一年。關於陸學藝先生的採訪最後拿到《南風窗》上刊發實在是迫不得已，細分中國改革歷程與進程，對階層分析絕對是順應時勢的，是積極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風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對本報拒發此稿是理解的。隨後我給了《南風窗》的秦朔先生和《經濟觀察報》的朋友，結果兩處都同意刊發，而且秦朔同意分兩次發一萬字。只是在其後的稿件刊發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註明我仍在為報社工作，當時報社有不少人說我跳槽到了《南風窗》。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對我有知遇之恩。

我的震動同樣來自年初某期《南風窗》雜誌，它做了一個「新新中國」的專題，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鄉土」、「新視野」、「新政治」，將一個需要改良的中國做得淋漓盡致，它不僅做到了「總有一種激動讓我淚流滿面」，也做到「總有一種希望讓我淚流滿面」。

藉此文，我想對過去或將來的朋友們說，無論我們怎樣天各一方，忙於生計或苦悶于這個時代的「籠恩」，相信在每個人心底，都有一種可以被喚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將超越人際的一切無奈與磨難，引領我們走向幸福與自由。

自工作以後，境過時遷，心態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時，李敖的書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預言詩卻依舊暖懷：

我說我在「媒體政治」上成熟起來，也讓我在做新聞時快樂起來了。關於這一點，我在《在新聞上經營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詳細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變的動物，對於我來說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