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日軍開始圍攻南京，中國10萬守軍在司令官唐生智總指揮下拚死抵抗，傷亡慘重但未能阻止日軍的凌厲攻勢。延至10日，強悍的日軍以精銳部隊和配備優良的武器同時進攻雨花台、光華門、通濟門、紫金山等戰略要地，切斷中國軍隊的後路，南京守軍10萬將士在血戰後不支。危急時刻，蔣介石命令著名戰將顧祝同向唐生智傳達棄城突圍，全軍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於日軍早已切斷了後路，只有參戰的六十六軍、八十三軍少數部隊突圍成功，多數將士被困於城郊未能及時渡江而遭日軍阻截槍殺。

何處才是安身之地？長沙臨時大學委員會在遷往重慶還是昆明之間搖擺不定，有師生認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輟，倘再興師動眾遷徙，不但勞民傷財，荒時廢業，甚至是杞人憂天，自尋煩惱。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聞訊，同樣認為遷校無此必要，並表示：「即使長沙不安全，盡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願全力支持辦學。」廣西省政府聽到消息，迅速派員赴長沙與臨大常委們接洽，積極建議遷到桂林或廣西別的安全城市，廣西政府和人民願意傾全力支持云云。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陽人，家鄉尚未淪陷，但他年輕氣盛，好勇鬥狠，屬於典型的憤青一族，平時經常與流落到長沙的大學生在茶館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發表一些「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眾人皆醉我獨醒」之類驚世駭俗的豪言壯語。當時長沙臨時大學曾布告學生，凡願服務於國防機關者，得請保留學籍，並得由學校介紹，張伯苓還擔任了臨時大學的軍訓隊隊長兼學生戰時後方服務隊隊長。據蔣夢麟在他的自傳《西潮與新潮》中說，有了這一戰時規定，臨時大學共有350名以上的學生滿腔熱血投筆從戎，或參加了各種戰時機構（南按：北大校史記載共295人）。——這是後來西南聯大學生大批參軍的先聲，也是這些青年學子們跌宕人生的開端。王湘受這股風潮的影響，決定跟隨臨時大學的學生到前線參加抗戰，與鬼子真刀真槍地幹上幾個回合，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或「頭顱擲處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這份熱血與激|情，樂意提著腦袋在戰場上抵擋日軍的指揮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錯，是個站著尿的」等等話語表示讚許，並未挽留，一樣地隨他去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尚未淪陷，表示樂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師人，當時洛陽一帶還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師屬於尚未淪陷的洛陽地區之一部分，因九九藏書此石璋如也要回家鄉暫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鄉那個偏僻村落雖沒進駐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負責管理三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劉燿（尹達）是河南滑縣人，家鄉已經淪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投奔共產黨抗日。對於這一抉擇，眾人覺得中央政府領導的國軍就在眼前，與整個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武漢大會戰即將打響，而劉氏卻棄而不投，偏要遠離血與火交織的正面戰場，越長江，跨黃河，跋山涉水，不遠千里到後面的山溝里來一個「敵進我退，敵跑我追」的游擊式抗日，頗有些不可理喻和過於「圓滑」，並擔心這種「游擊」會不會變成蔣介石所說的「游而不擊」。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會，隨他去罷。

就在臨時大學高層人物蔣夢麟等來回奔波商討遷校之際，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幾名常務委員，也在緊急磋商進退辦法。此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已轉往香港，傅斯年隨中研院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在群龍無首的境況中，中研院在長沙幾名委員的討論未能達成共識，誰也不知要流落何處更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史語所代所長李濟共同召集所內主要人員開會，商量本所的去留問題。經過一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激烈爭論，儘管未能最終確定目標，但總算拿出了一個大概的應對策略，這就是許多年後石璋如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夠留在長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點目前雖然還未確定，只有一個先決原則：同仁的家庭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庭淪陷的話，可以跟著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著所走，也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後，就讓各組自行商量。」

「十大金剛」中的老五尹煥章在安陽發掘之後，被河南古迹研究會留下來幫忙，壓根沒到長沙，也就不存在走與留的問題了。老六祁延霈是山東人，家鄉已淪陷，家人已流亡到重慶，他決定到重慶尋找親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鄉屬於最早淪陷的一批，兩眼茫茫已無退路，到前線戰場跟鬼子真刀真槍地拼幾個回合，來個刺刀見紅，胡氏既沒有膽量，又不情願到沙場送死，只好表示跟著所走。

12月13日，日軍攻佔了中國首都南京，這座散發著濃重的脂粉與墨香氣味的六朝古都，頓時淹沒在鮮血、呻|吟與絕望的哀號之中。放下武器的國軍官兵被集體屠殺，30萬手無寸鐵的無辜read.99csw.com市民遭到殺戮，日本天皇的軍隊像出籠的野獸一樣在大街小巷瘋狂強|暴淚盡滴血的婦女。連續四十余日的屠城，橫七豎八的屍體滿目皆是，揚子江成為一條流動的血河，整個南京籠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陰霾恐怖之中。

12月29日，蔣介石頂著汪偽投降派與一切悲觀主義分子的強大壓力，與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談話，再次以強硬的姿態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項和談條件是「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並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這是1937年蔣介石在中國抗戰最為艱難的時刻最後一次重要談話。此時的蔣介石再次以哀兵必勝的悲壯之情，明確表達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誓與日寇決一死戰的堅定信念。這一信念與政治策略的意義，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華大學教授、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的蔣廷黻所言：「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委員長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動。他比別人更清楚對日戰爭的嚴重性，無論是物質方面的或是人員方面的。戰爭一旦開始，他從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條件……他認為在那個軍事節節失利的非常時期來談和，一旦失敗，必致影響士氣。即使和談能夠成功，也只能達成一種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因而，「中國乃至於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蔣委員長在八年抗戰期間一柱擎天的力量。」

史語所考古組（三組）經過協商，決定先把個人手頭的工作儘快結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濟處，爾後再談個人去留問題。經過幾天的緊張忙碌，所有資料全部收集起來，按順序打包裝箱，倘日後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來的順序繼續工作，不至於茫無端緒。待這項工作結束后，李濟召集考古組全體人員集會，議決各人的去留問題。商量的結果是：李濟是組主任，不能走；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安陽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負責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遺址西北岡出土的器物，同時又是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管理委員會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務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暫時不動。同時，李、董、梁三人屬於中央研究院的高級委員，各自都帶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謂拖家帶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萬不得已，前行的腳步是不易邁出的。

去留問題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來，梁思永與李濟決定史語所三組全體人員到長沙頗為有名的酒肆——清九-九-藏-書溪閣舉行告別宴會。據李濟等人回憶，這清溪閣，乃長沙一小有名氣的湘菜館，兼營麵食，門店位於八角亭魚塘街街口。該店所售「鹵子面」以碎香菇、金鉤及海鮮余料為碼，且碼多，鮮味異於常家，深受食客的歡迎，為各方人士雲集之地。只是當時的店主沒有想到，後來清溪閣名聲遠播，尤其是揚名于海峽兩岸學術界，並不是因其所售「鹵子面」突然發生了核裂變式的物理反應，引起了世人的警覺，實因與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視的事件——此次史語所考古組同仁前來聚會有關。正是有了這一意義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國文化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一絲印痕。

對於這些建議，常委會經過慎重考慮，認為武漢萬一棄守，長沙必遭攻擊，到那時整個城市將陷入混亂和戰火之中，再想從容遷徙就萬般困難了，其前途也將不堪設想。為學校能夠從容不迫地辦下去，必須未雨綢繆，在長沙遭受敵軍攻擊之前就要轉移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經過反覆研討，常委們最後決定遷往雲南省會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處西南，距前線較遠，且有滇越鐵路可通海外，採購圖書設備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在於，一旦內陸全部被日軍攻佔、封鎖，還可通過滇越鐵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為民族復興保存最後一批文化種子。時為雲南省政府主席的龍雲聞知，表示出極大熱情。但此人屬於獨霸一方的軍閥，號稱雲南王，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蔣視為腦後長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國時代魏延一類的人物（南按：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而，對於這一方案，尚不算糊塗且深諳官場規則的王世傑與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奪。蔣夢麟于焦急中徑直赴武漢面見蔣介石陳述，但不便向車胎上扎針——泄氣，直白地說一旦武漢棄守之類的喪氣話，只說昆明可通安南直達海外等等，蔣介石心知肚明。經過反覆磋商，終於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當局批准。

老九高去尋，河北保定人，家鄉的鍋灶早變成了日本軍人喂馬的馬槽，萬般無奈中，決定與史語所共存亡。老十潘愨，被內定為古物押運人員，自然不能離去。如此一來，在「十大金剛」中，除一個尹煥章原本留在開封外，有「五大金剛」要走，只有四個留下，整個史語所考古組的骨幹人員，將走掉一半。這個數字與結果一旦成為定局，每個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難以言表的悲愴、蒼涼的陰影。

消息傳出，舉世震動。大海那邊的日本國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紛紛叫喊著擁read.99csw.com上東京街頭，施放焰火，提燈遊行，歡呼著「戰爭就要結束，中國已被無往不勝的大日本皇軍全面征服」等等口號。整個日本四島大街小巷燈火閃耀，人潮湧動，許多人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此時，全世界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來自遠東地區強烈的震撼與滴血的呼喊。

面對一堆飯桶與軟蛋們的囂叫與哀嚎，蔣介石力排眾議，主張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戰鬥到底，誓死不降。為增強軍民抗戰信心，12月17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號召全國軍民放棄一切和談幻想，堅決地、不能有絲毫動搖地團結抗日，並公開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謂「中國持久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于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之國土從內到外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于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這是中國政治軍事高層最早公開提出對日採取持久戰爭以贏得最後勝利的軍事戰略構想。

1月20日，長沙臨時大學第43次常委會作出即日開始放寒假，下學期在昆明上課的決議。規定全體師生於3月15日前在昆明報到，同時通過了一系列遷校的具體辦法，組建了由蔣夢麟為主任的昆明辦事處。2月15日，蔣夢麟飛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大戰在即，而長沙與武漢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漢失守，敵人必溯水而上，長沙勢難獨撐。面對危局，無論是剛組建不久的臨時大學，還是中央研究院在長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臨遷徙流亡的歷史性抉擇。

這個晚上參加的人員，除「李、董、梁」三巨頭和「九大金剛」外，還有幾位技工。由於人員較多，一室分成兩桌圍坐。此時，眾人的情緒都有些激動，悲涼加憂傷無形地襲上心頭，菜還沒有上桌，幾個年輕人就開始叫酒，並很快喝將起來。「三巨頭」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強應付。而年輕又經常下田野刨墳掘墓的幾個北方漢子，如王湘、劉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幾分中原好漢與山東響馬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氣。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滿，幾條漢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開席。

李、董、梁「三巨頭」無法脫身，史語所考古組的「十大金剛」卻要各奔東西了。

眾人端著酒杯站起來，「九大金剛」面色嚴峻地相互望著，齊聲呼喊「中華民國萬歲！」各自舉杯，一飲而盡。第二九_九_藏_書杯酒端起，眾人皆呼「中央研究院萬歲！」一飲而盡。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語所萬歲！」，又是一飲而盡。第四杯喊「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掘團萬歲！」第六杯喊「山東古迹研究會萬歲！」（南按該會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都是常務委員），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剛健康！」。如此這般痛快淋漓地喝將下去，有幾位年輕的「金剛」從歷代酒場上具有規律性的「和風細雨——竊竊私語——豪言壯語——胡言亂語——默默無語」等五級台階，猛地一下晉陞到「胡言亂語」的台階上來。在一派群情激昂，張牙舞爪的觥籌交錯之後，王湘、祁延霈、劉燿、石璋如等表現最勇猛的「四大金剛」，端著酒杯各自搖晃了幾下，眼前發黑，腿打哆嗦，一個接一個「撲通、撲通」倒了下去，霎時進入了酒場中所謂的「默默無語」、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第二天，劉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剛」從沉醉中醒來，各自收拾行李，含淚作別史語所同仁，離開長沙，星散而去。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走後不久，戰場局勢進一步惡化，前線傳來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個中國人都頓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14日，蔣介石由江西抵達武昌，緊急布置軍事防務。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加緊了武漢大會戰的策劃和兵力集結。與此同時，日本內閣與大本營召開聯席會議，提出對華四項新的和談條件：中國放棄抗戰；承認滿洲國；設立非武裝區；對日賠款。

緊接著，杭州、濟南等重量級省會城市於12月下旬相繼陷落。

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會議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原本就對抗戰信心不足，此時大放厥詞，散布戰敗亡國論。次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組織，以為掩護」云云。此時汪精衛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樹一幟，號令諸侯。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也順胡溜須地從「傾向和議」變為「主和至力」。

由於平漢鐵路沿線保定、石家莊、新鄉等軍事重鎮相繼失守，長江沿岸上海、南京、蕪湖等地區陷落，驕狂的日軍開始集結精銳部隊，沿長江一線大規模向西南方向推進，地處兩條幹線交匯處的軍事要鎮武漢三鎮，立即成為中日雙方矚目的焦點和即將進行生死一搏的主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