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中國的現況。我說中國正在大出血中死亡，是個誇張的說法嗎？

正是這個過河「卒子」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真誠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爭取到了貸款，給中國的抗戰輸送了維持生命的血液。未久，美國復興金融公司董事長瓊斯正式向外界宣布進出口銀行將給予紐約世界貿易公司2500萬美元貸款。1939年2月8日，陳光甫以世界貿易公司董事長身份與進出口銀行簽訂了借款合同，中國政府總算得到了第一筆美金貸款，也是書生大使胡適走出書齋為國家榮立的第一次大功。

如此旗幟鮮明，措辭強硬的電文，令使館工作人員大為驚駭，生怕胡適「負責任太大」而不敢發出。在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時刻，胡適一改往日臉上時常掛著的溫和笑容，神色莊嚴地正告道：「這是我給翁詠霓的私電，不是使館官電。」意思是若鬧出大的事體，吃不了我一個人兜著，不會沾到爾輩身上。在胡適的堅持下，此電最終發出。

胡適使美，國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胡大使抵美》，謂：「胡適之先生之受命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擔任，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徵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同時表示：美國人應當相信，胡適是位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國，也最了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云云。當時的行政院長、與胡適關係並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發電報，假惺惺地表示態度：「啟程蒞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至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國駐法國大使顧維鈞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派兩年前曾與美國政府簽訂《白銀協定》時有過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陳光甫赴美，則有可能找到信用貸款的途徑。顧維鈞迅速將此消息轉達重慶，國民政府遂決定派陳光甫與徐新六兩位金融界巨頭前往美國。由於徐新六自港飛渝時座機被日本飛機擊落，陳光甫只得獨自赴美。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整日只想著自己如何撈錢和與日本人講和，壓根沒有制定具體的求援方案，甚至連求援數目都沒有一個較精確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譚式地交代陳赴美后要爭取3億～4億美元的貸款。陳光甫當即認為孔祥熙乃一無知痴兒，不足與之為謀，更無須與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暫時間里，陳光甫對國內可做貸款抵押的各種產品進行了詳細研究，並在美財政部駐華使館參贊尼克爾森的建議下，選定桐油作為抵押品。桐油是美國緊缺的軍需物資，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對援華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託，反對的嘴巴就不易張開。更重要的是，桐油屬中國當時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爭取到較多的貸款。陳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適的緊密配合下，很快與美國財政部就桐油貸款事宜達成了秘密協議。10月24日，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要求，美國銀行終於正式同意向中國發放貸款。

除了心懷善意或暗懷鬼胎的媒體弄出的誤會與曲解，胡適的演講在受到部分國內「當道」者詆毀的同時，也引起日本人的驚恐與憤恨。敏感的日本高層意識到在對美外交上讓中國佔了上風，只派遣一個駐美大使無法與之匹敵，需調兵遣將，對胡適來個圍追堵截，方能打掉對方的氣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更是趁機煽風點火、興風作浪，專門發表評論，宣稱日本需立即增派九九藏書三個大使級人員才能抗衡胡適，這三個人分別是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雄辯專家松岡洋石等。在胡適的活動與中國政府各方面的積極努力下，美國社會輿論漸漸從「不干預」轉向同情中國，譴責日本，形勢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向來注意收集資料的胡適，在日記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內中轉述了東京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這篇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後支持胡適於北美各地巡迴演講極表憤怒，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將美國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個埋沒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時人或後人對胡適的部分誤解。可以說，至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胡適就意識到形勢比人強的世界發展大勢，開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觀點，並天才地預見到了未來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地點、時間。只是鑒於當時蔣介石心中「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尚未擯除，加之這個「二次世界大戰」的預言與現實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或者說仍處於霧中看花階段，胡適不便公開表白自己的觀點。但這一奇崛的戰略構想，無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並成為面對未來的希望所在。

已經了解世界大勢的胡適深知，如果中國政府和軍民不能苦撐自救，這個世界上則沒有其他人救你，是謂《聖經》所言：「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胡適按照自己往日教導國民「一點一滴去做」的愚公移山精神，赴美后四處演講、遊說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及至次年7月，他憑藉在國際間享有的聲望，已走遍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各大城市，會見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的堅強信念。其溫和真誠的態度，滔滔雄辯的演說詞，震撼著美國各色政客、財閥與公民的心靈，令對方于無形的感化中不斷修正對中國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正如《紐約時報》所說：「凡是知道胡適的美國人，都會因為胡適的新使命而歡呼。……胡適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適更宜於代表新舊兩派中國文化的精華。很少中國人能如此適於溝通中美兩國的情形，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余氏所說的「最後的談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戰略交鋒。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爭持的是什麼，為何世界兩個強大帝國由於胡適的爭持而導致談判破裂，直至大戰爆發？拘泥於資料的匱乏，世人知之不詳。據美國新近解密的資料透露，當時的具體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兩國政府開始秘密談判中國與西南太平洋局勢，日方派野村與來棲大使在華盛頓執行談判任務。胡適聞訊，立即在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兩位決策者之間展開攻勢，防其在關鍵時刻做出有損於中國利益的舉動。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還是決定與日本妥協，無情地把中國當做一條裝載了無數貪官污吏兼飯桶的破麻袋拋了出去。此時中國與日本血戰已達4年之久，「苦撐待變」幾乎達到胡適所說的極限，若無外力介人，後果不堪預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時美國與日本的妥協，無疑將中國推向崩潰的邊緣。

幾年後，美國著名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名教授查理·畢爾在他的名著《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一書中，視胡適為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在書中所說的大意是：美日之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斯福總統為了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珍珠港，最終九九藏書把美國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戰。

簡短的記述，蘊涵著濃郁的詩情畫意，透出了胡氏對家國的眷戀與重返故土酣暢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時也隱約折射出異國他鄉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與悲涼——八年前，當他以瘦弱身軀，在熊熊燃燒的戰火中踏上輪船甲板即將起程遠離祖國的時候，沒想到會在今天這樣一個晚霞夕照的時刻重新踏上故國的土地。

天晴后，八點一刻，海上晚霞奇艷，為生平所少見。

九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

9月24日，由於胡適的堅決請求，赫爾約見了胡適等中、英四國大使，極不情願地出示了臨時妥協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適看罷，極為震怒，當場向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嚴正抗議，並立即求見羅斯福總統，請其出面阻止這一有害中國利益的方案，同時請求英國方面共同對這一決策提出抗議。英國首相丘吉爾經過反覆權衡，最終採取了胡適的建議，致電羅斯福總統，明確反對美國於歷史的緊要關頭與日本妥協這一利己害華的做法。丘吉爾極富政治遠見地指出：「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機。」由於英國方面與胡適大使的強烈反對，美國高層才於11月26日決定撤銷與日本的妥協方案，從而導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狀態，滿天風險的太平洋局勢徹底翻盤。——這就是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的由來。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對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時評論說：「這至少說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可以想象，胡適平時與羅斯福和國務院高層領導人物之間的交談，也必然強調與日本談判並不恃，因為它決不講信義，這是他一貫堅持的看法……無論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

此時的羅大總統只說對了一半，戰事是要爆發，但不是萬里之外的菲律賓與關島，而是美國本土。胡適離開白宮剛到使館，就接到了羅斯福打來的電話。對方用激憤得有些顫抖的聲音說道：「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按史家余英時的說法，胡適毅然受命于危難之際，出使美國，完全是為了實現他早在1935年給王世傑的信中，關於中日戰爭的一個有著先見之明的構想而來——中國在破釜沉舟、單獨苦戰三四年之後，終能促成太平洋國際大戰。在這個戰略構想中，胡適首先假想的參戰國當然是美國，因而如何讓美國卷人遠東地區的戰局便是他首要願望和為之努力的目標。當他於1937年9月末以民間使者身份踏上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土時，在排華勢力與孤立派于政客、財團中仍佔上風之際，胡適和當年十四條失敗后的威爾遜總統一樣，在華府「道不得行」的情形下，乃直接訴諸美國人民。為了這一目標的實現，胡適赤膊上陣，通過廣播演說，向美國人民展開宣傳鼓動攻勢。10月1日，他在首次應邀于舊金山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向全美廣播的極其寶貴的13分鐘里，巧妙又態度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方針。在這篇名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的著名英語廣播演講里，胡適說道：「雖然對於貴國人民冀求置身戰爭之外的願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這個想法：那就是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後盾，絕對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國對美國所期望的——是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ｒｅaｄ•9９ｃｓw•cｏm、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一個阻止戰爭，遏制侵略，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的策劃，促成集體安全，使得這個世界至少可使人類能安全居住的領導者……」

在抗戰前的6年中，國人皆知胡適是主和派政治集團的一員驍將，曾竭力主張通過談判和國際調解與日本講和，儘力避免對日戰爭，直到受命出使美國才改變了這一頑固立場。多少年後，世人通過陸續披露的密信或內部檔案材料才略有窺知，抗戰前的胡適尚沒有傻到把國家命運全部押到與日本謀「和」這盤棋上，在主「和」的同時，同樣清醒地認識到，中日戰爭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總要爆發，也就是台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祖父連橫於1936年春在滬所遺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終必有一戰」的著名預言。中日雙方利害關係，就連滿清遺老連橫老朽都能看出，何況集中西學問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適？在胡的思想觀念中，除了一個以國家的最大利益負責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個主動迎接戰爭的思考和計劃。

10月25日，中國重鎮武漢失陷，國民政府幾乎彈盡糧絕，軍隊損失慘重，已沒有一個完整正規師可以應戰，情勢萬分危急。當晚，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專門邀請胡適與陳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貸款批准一事，二人頗為感動。胡適後來致函摩根索，再三強調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個夜晚，稱「正當中國局勢危急的時候，這一筆錢，真是有救命與維持體力的作用，也是心臟衰弱時一針強心劑。而由此『桐油計劃』確立，英國之購料借款與幣制借款亦相繼獲得成功。中國國際信用，大加改善。關係之重大，不言可喻」。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發生的當日，胡適正在紐約慷慨激昂地演說，羅斯福打來電話，約他速到白宮相見。胡匆匆來到白宮，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說：「胡適，那兩個傢伙（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來棲）方才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地告訴他們了，你可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可是，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可能發生在菲律賓及關島等處。」

查理·畢爾所言雖不免過於誇張，但也透出了一個內在的事實，即胡適當年接受使美職務，便是為此一「大事因緣」而來。胡適「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大戰，使中國可以有『翻身』的機會」。世人看到的是，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英等國正式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全面爆發，胡適這一「大事因緣」就此了結，等待他的將是掛冠而去的灰色結局。

下午三點，船在吳淞口外遠遠的就下錨了。大雨。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此次演說，儘管胡適開始一再聲明中國決無意把愛好和平的美國捲入殘酷的戰爭，但又暗含機鋒地列舉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例，指出美國「僅靠愛好和平，保持中立」，並不足以保證必能避免戰爭。過去，侵略者的野蠻行動曾使美國捲入世界大戰，但目前同樣的野蠻行動依然表現在侵略者的身上，美國最後還是要不可避免地被迫重新踏上以戰止戰的老路。也就是說，美國目前採取的所謂的「中立」，是違背歷史經驗與世界大勢之潮流的。胡適演說詞鋒芒之厲，就連電台方面的人員都感到「太厲害」了，在開播前一再要求對這一講稿進行修改。胡適於「大生氣」中表示了強硬姿態，「寧可取消廣播，不願修改」。最後，電台人員一咬牙，決定冒一次風險，演說詞一字未動，全文播出。所產生的效果自在預料之中，整個美國東西海岸為之震動，許多視日本在遠東地區進行侵略戰爭為「事不關己」的美國人https://read.99csw.com，收聽了這位中國學者的聲音，開始反省自己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併為之感到汗顏。按余英時的說法，這第一篇廣播詞定下了胡適此後數以百計演講詞的基調，「這才是他作為駐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大貢獻也在此。他年復一年地四處演講究竟發揮了多大的實際效果，這是無法精確估計的」。

1946年7月4日，胡適乘坐的郵輪經過50天海上風吹浪搖終於靠近了上海港。煙雨迷濛中，朝思夜想的故國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適，手搭涼棚，眺望眼前這座在戰火兵燹中幾近夷為平地、百廢待興的城市，感慨萬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就在美國同意貸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漢會戰進入尾聲，百萬國軍即將全面潰退。消息傳到美國，胡適召集大使館人員沉重而堅定地說道：「我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就在胡適於美國政客之間為迫在眉睫的貸款事宜上下奔走時，1938年11月8日與12日，連續接到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發來的兩封密電，謂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以持久，願乘此與日本媾和，而汪精衛、孔祥熙等鼠輩則早已對抗戰失去信心，力主談和，但介公卻「尚未為所動」云云。此時正是武昌失守，國軍全部退出武漢戰場，湖南嶽州失陷，華夏神州最為富足的東南半壁江山盡失，中華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緊要關頭。胡適接電憂心如焚，當即擬一長電加急拍還，他根據自己原有的意圖與新近觀察的國際形勢，斬釘截鐵地指出：「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戰是誤國，不肯負責主和是誤國，但今日屈服更是誤國。」

接下來，胡適以稍微緩和的口氣述說廣州和武漢淪陷后，國民政府很大一部分軍政要員與普通民眾曾對抗戰能否繼續產生過一段懷疑和彷徨，甚至絕望。而胡適本人也曾多次向美國朋友指出，用血肉之軀來對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盡之後，是有崩潰的危險的。因而部分人出現懷疑、彷徨是極自然的，就如新聞報道所說，有過一度和談——那就是認真地考慮過棄守投降——的溝通，而敵人也很清楚地表示願意議和。

1938年10月5日，胡適由歐洲返華盛頓就職視事，住進「雙豫園」大使館官邸。翌日拜謁美國國務卿，27日向羅斯福總統遞呈國書，自此正式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開始了外交活動生涯。

當此之時，雖然羅斯福出於對世界大局的考慮有援助中國、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國國會中仍有一部分長著「花崗岩腦袋」的傲慢加一部分操蛋派議員，不為胡適的演講鼓吹所動，堅硬的腦袋中一如既往地殘存著嚴重的孤立主義，而唯利是圖的奸商巨頭也力圖與日本保持經貿關係，不願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發戰爭橫財。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羅斯福授意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華方案。

第二天下午，胡適離開郵輪乘兒子胡祖望引領的小船登岸，在一群報館記者簇擁下來到上海市政府大廳，出席上海市長吳國楨做東的歡迎宴會。席間，胡適發表簡短談話，當記者問起在美國近9年的情狀和感受時，一直面帶微笑的胡適竟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說起。八年零八個月的艱難辛酸，寵辱哀榮，已鬱結為一枚堅硬苦澀的青橄欖留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心境與感受只可意會，難以言傳，尤其是在剛剛踏上故國土地，激動亢奮的歷史時刻更難出口。此事可謂孩子沒娘——說來話長，絕不是此前胡適自嘲自怨的「我將真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道出中國遭受侵略hｔｔｐｓ://ｒeａd•99csｗ.ｃom的現狀和實情后，胡適話鋒一轉，開始引用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領導的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來說明中國的處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國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義上的同情。最後，胡適堅定地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終將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有賴於中國人作出更大的犧牲，進行持久的抗戰；其次則呼籲民主國家對日本實施禁運等。這篇用心良苦的演講，在引起美國部分人同情與理解的同時，也引起了一些媒體的誤解和斷章取義的歪曲，有的則毫不客氣地給胡適臉上潑了幾罐子蝦醬狀的污水。據美國《生活》雜誌報道，這篇演講是中國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試探性前奏曲。消息傳到中國，重慶方　 　 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題發揮，對胡適的言行大加討伐。為此，蔣介石也大感不快，差點將胡適招回國內「述職」。以此為開端，胡適日後在美國的「宣傳」也越來越與重慶方面的「當道」者不能合拍，直至雙方矛盾加深，成為不可收拾之局。

10月31日，胡適將一張照片送給與自己精誠合作的金融家陳光甫，照片旁側有自己的題詩。詩曰：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適在給王世傑的一封長信中就表達了對時局的認識與戰略構想，並精闢地預言中國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抗戰過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的可能，信中說：「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若中國局勢發生逆轉，只能寄希望于「一個很遠的將來」。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個狂妄而危險的圖謀稱霸世界的野心，最終將激怒英美，到那時，「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又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1938年12月4日，胡適在紐約中國文化協會（Chinese　Cultural　 Society）作了一次題為《日本侵華戰爭》的演說，此時的胡適因研究小說頗得要領，一上來就以武俠小說的手法語出驚人：如果你們要我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中國的狀況，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中國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聽眾尚未從這一驚世駭俗的消息中回過神來，胡適接著說道：在過去超過十六個月的時間里，我們和侵略者進行戰鬥，侵略者是當前世界上三大海軍之一，也是四五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中國，已經傷亡百萬人，喪失了大片土地。所有沿海和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都已淪陷：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九江、廈門、廣州和武漢都已陷入敵手。幾乎所有一般為外界所知的重要城市，包括商業、工業、教育、現代文化、交通和通訊中心，不是受到嚴重破壞，就是受到侵略者的佔領。［全國］一百一十一所大專院校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或被破壞，　 　 或被佔領，或已癱瘓，只有極少數在內地的［大學］既無設備，又需冒被轟炸的危險，還在運作。除了戰鬥部隊的重大傷亡之外，六千萬的老百姓被迫離開了已被摧毀的家園，流離失所，沒有房子，沒有醫藥，絕大多數甚至沒有最起碼賴以為生的資源。每天都有上百的無辜老百姓受到日本皇軍轟炸機的殺害。

最嚴重的是，自從10月廣州淪陷之後，中國完全斷絕了海上交通，那也就斷絕了來自海外武器和彈藥的供應……這也表示在輸出和爭取外匯上，面臨了極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