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國年間和後來的大多數官僚、政客、房地產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樣，遠古的君王至少從商朝開始即進入了享樂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樂「三俗四美」折騰后，深知自己每一個毛孔里都流淌著無產者的血汗，于　 　 惴惴迷惑中渴盼著長生不老，永遠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夢幻中想出了一條錦囊妙計，把自己的驕奢淫逸託附于天，號曰天命。為了令世人相信這一天命的真實合法性，且讓自己也同樣相信，以此落個心安理得，君王們便找來一幫號稱懂得通天人地且與鬼神可以溝通的巫師甚至巫婆，命人從東海或哪條河溝中摸幾隻烏龜殺掉，然後將這烏龜殼鑽眼兒並在火上炙烤。龜殼畢竟比不得後來的鋼鐵堅硬，不久就因受熱而發生小規模爆裂，巫師與巫婆們根據爆裂的花紋長短以及裂紋的走向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理論，以此斷定星辰日月的異象、主子的吉凶禍福，或天地間有什麼大事發生，等等。之後，把這一問卜結果用刀子刻在烏龜殼上，放入檔案室收藏存檔——這就是幾千年後人們在安陽殷墟仍能發現甲骨文的原因。當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烏龜殼上的人名、事件記錄，如某王出獵、出征、天象變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辭，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來。後世研究者通過這些文字可考證歷史發生過的真相和不解之謎。

當第三次安陽殷墟發掘的第二個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區大連坑內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一發現使殷墟發掘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龜版卜辭的卜字之下、貞字之上有6個不同的文字。此類文字過去學者眾說紛紜，或以為地名、或以為事類、或以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論。

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顯然而且公認的。自從甲骨文在十九世紀末出世以後，羅振玉、王國維等文字學、古代史學者在不同的層面上對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甲骨文之成學，亦即「甲骨學」之產生，無疑是董作賓這篇文章的後果。董先生將甲骨文斷代的各項準則歸納起來，擬定了十個標準……將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遺物、遺迹與所發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個秩序。從此以後的研究，完全是要從這個秩序出發的。固然後來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學六十年》裏面將這十個標準有所修改，分期之說也更加細膩，許進雄先生在十個標準之外又增加了一項「鑽鑿」，但這都不能減低董先生這篇文章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1932年春，董作賓開始著手創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他在這部于甲骨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作中，系統地提出了一個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發掘殷墟時候，那是中華民國十七年（西曆1928年），我就開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書法、字形、文例都有顯著的不同，我就感到這必有時代的先後問題。於是發奮從許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辭如何可以斷代。又經過了四次發掘，到了民國二十二年（西曆1933年），才找到了斷代研究方法。這就是應用十個標準，分盤庚到帝辛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簡稱分期研究法。」

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類；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七、用字；八、書法。

董作賓經過深人研究，於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從對大龜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辭的研究，論定九_九_藏_書卜貞二字之間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從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學者的論斷。與此同時，對易於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確分析，並得出結論：「可知其決為卜問命龜之人，有時此人名甚似官，則因古人多有以官為名者。又卜辭多有『某某王卜貞』，及『王卜貞』之例，可知貞卜命龜之辭，有時王親為之，有時史臣為之，其為書貞卜的人名，則無足疑。」

董作賓並不理會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有點激動和神秘地說：「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強項。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係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比局促在這裡有前途得多了！」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1895年出生於河南省南陽董陽門村的董作賓5歲時，甲骨文被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認出並開始探究——這是世人認識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鄉入私塾就讀經史，後進當地學堂學習，與後來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郭寶鈞同窗。因家境貧寒，自14歲始，董作賓幫助父親「作手工業，印衣袖。臘月春聯鬻之。為人刻印章，每字取銅元四枚」，但仍未放棄學業。1912年，董氏于小學畢業后赴南陽一面經商，一面與他人共同設館授徒。也就在這一年，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經過多次明查暗訪，終於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陽小屯村，並搜求甲骨1。2萬片開始研究，同時根據甲骨卜辭考釋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時代的都城，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震動和關注。1918年，24歲的董作賓于南陽師範學校畢業，接著考入河南育才館，師從古文字學家時經訓學習商簡，自此得知天下還有一種刻在烏龜殼上的古老文字——時距甲骨文發現已過去19年矣！這位名叫時經訓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繼愈講述的所謂發現董作賓的「專家」。但從董的經歷看，跟隨時老先生學習的收穫並不太大。1923年董作賓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為研究生，仍一直沿著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樣沒有要成為一名甲骨學家的跡象。直到有一天夜裡忽發奇想，靈感突現，才有了使他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師的預兆。

事實上，李、董兩位大師之間終其一生都履行了這一協約：李濟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銅器和其他器物，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應對殷墟出土的龜甲作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任繼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時曾聽董作賓親自講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傳奇色彩。但董作賓事業得益於風雲際會的大潮流、大趨勢，加之自己敏銳的學術眼光和不懈奮鬥而終於成其大器，則是合乎事實的。

面對日漸衰退的學術陣營，傅斯年決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子入所，除充實所內實力，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的，就是「培養學術研究的種子」，以為國家學術事業延續香火。恰在此時，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庄。王氏以學識淵博名冠一時，當年在他的協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不僅在濟南郊外成功地發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還成立了山東古迹研究會，史語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該會委員。正是由於這一連串的關係，作為山東籍的傅斯年與王獻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爆發后，濟南淪陷，王獻唐得到某https://read.99csw.com機構的資助，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繼續學術研究。王氏不遠千里來到此地，除與史語所幾位主要人員有故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戰時後方最大的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可供參考。與王獻唐一同前來的屈萬里，1907年出生於山東魚台縣，啟蒙後由取得生員功名的父親屈鴻生親自授讀古文，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屈萬里自郁文學院輟學返鄉，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推薦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從圖書館館員一直做到編藏部主任。其間屈氏開始閱讀館藏文字學書籍，並隨王獻唐學習古文字，學業大進，后決心治甲骨學。抗戰爆發，在濟南淪陷的前夜，屈萬里主持將館藏書籍先運往曲阜，再運至四川樂山秘藏，隨後遷往重慶。1940年任職中央圖書館，1942年辭職，隨王獻唐輾轉來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蟄居。由於屈氏此前已有較厚的甲骨學功底，傅斯年決定讓其補到史語所三組，跟隨董作賓整理甲骨文。

董作賓提出的「十項標準」和「五期斷代說」，確有鑿破鴻蒙之功，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如後輩考古學者劉一曼所說：「《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發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他使過去混沌一片的15萬片甲骨，成為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時期的歷史資料，使殷代後期歷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較科學的基礎上。」後來事實證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確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調整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為董作賓助手的胡福林，後來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任職期間，曾全力收集抗戰期間安陽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爐灶，編成《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等4部著錄、著作。為了顯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古訓。胡氏在分期斷代中採用了與董作賓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學界的猛烈抨擊，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長」。在一片批評、指責聲中，胡氏在後來主持編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時，只好重新採用董作賓的「五期」說，並還歷史本真以平息眾怒。再後來，又有人如許進雄等輩在董作賓的斷代基礎上增補了一個「鑽鑿」項目，但仍未掩飾董作賓創造甲骨文斷代理論體系的光輝。董氏的學術成就和給予後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張光直說得較為明白：

「貞人」的發現與八項斷代標準的設想，為董氏稍後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礎，也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解決找到了一條有效途徑。董作賓後來說道：「余自民國十七年（1928）試掘殷墟遺址，即感覺各地區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時代之異，而苦於無法區別之。十八年（1929）大龜四版出，『貞人』之說創立，一切斷定時期問題無不迎刃而解。」對此，李濟曾明確指出：「董作賓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貢獻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貞人』的發現。」

遙想當年，隨著安陽殷墟的發掘與甲骨文陸續出土，甲骨學漸被學術界所重視並很快發展為一門顯學。對於各路學者在這門新興科學研究中所佔的位置，社會上一度流傳著國學大師錢玄同、陳子展的「甲骨四堂」說，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羅振玉（字雪堂）、王國維（字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這四位甲骨學家，也就read.99csw.com是後世廣為流傳的「堂堂堂堂，郭董羅王」。對於「四堂」在學術上的造詣和不同貢獻。

庄尚嚴一聽，不知對方發什麼神經，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難道讓我們去搶銀行綁票，上山當土匪，殺人越貨嗎？」

當史語所遷到李庄后，董作賓曾設想找一個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寫《釋文》。1941年10月16日，李濟赴重慶公幹，梁思永在致李濟的信中提到「彥堂兄請兄覓聘一頂替胡厚宣的人物，囑弟轉告」即指此事。當時，學界中人特別是青年學子大多已無心搞學術研究，紛紛思走，想方設法到條件好的城市和利祿厚實的機關做事謀生，根本無法找到適當的人來這偏僻貧窮的李庄，研究在許多人看來百無一用的烏龜殼。無奈之下，董作賓只好請李庄士紳張官周薦介，把正在李庄憲群中學（南按：由張官周母親王憲群以養老田的收入出資創建，故命名為憲群中學）讀書的本地青年學生劉淵臨找來培養實習，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項工作。屈萬里的適時到來，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職位，與劉淵臨一道協助董作賓完成未竟之業。儘管如此，由於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萬里接手後用了很大力氣才理出了頭緒。當1948年《甲編》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時，屈萬里的《釋文》卻遲遲趕不出來，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這時的出版地點已不是大陸而是台灣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陸學者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一部由烏龜殼墨拓成形、未經考釋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編》——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國甲骨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事業的不幸。與董作賓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員、著名漢簡研究專家勞榦曾說過：「彥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學刻字，因此對篆文早就很熟悉，這對於學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彥堂先生曾經告訴我，他鑒定甲骨真偽的一種方法，是從原來刻時的刀法看，而這種心得，就是從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當時與勞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繼愈，許多年後以北京圖書館館長兼著名學者的身份，談到個人與社會潮流的關係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裡，都是社會裡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裏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再大的英雄也是這樣。（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賓先生，我認識的，他原來在集市上擺小攤，賣那個毛巾呀、雪花膏呀、發卡子呀這類的東西。顧客有時候來，有時候不來，趕集嘛。他就拿著《漢書》在那裡看，結果被一個專家看見了，就說你這個年輕人不要擺攤了，跟我念書去吧。後來他就成了個甲骨文專家。這也是個自學成才的（例子）了。」

——斯言是也！

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立廠）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之評語。而對安陽殷墟發掘與甲骨學創立具有重大功績的傅斯年，對王、董「二堂」的學術人品多有讚譽，對羅、郭「二堂」的人格則相當不滿。據跟隨董作賓做甲骨研究的屈萬里說，在李庄時，傅斯年每提到羅振玉，總是咬牙切齒，以「羅振玉老賊」相呼，其緣由是「他不滿羅振玉後來保溥儀搞出『滿洲國』那一套事情，對於羅的學術地位他並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罵羅振玉，也許因為羅在節操上很不夠，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滿意他的祖先傅以漸一樣」。而傅斯年對郭沫若的不滿與輕視，則緣於一read.99csw.com項「痛苦的經驗」。

繼貞人的發現與考證之後，董作賓又繼續往前推進，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八項標準。

當李濟于這年冬天前往開封和董作賓會面時，根據小屯的調查情況，二人商定於春節后再搞一次大規模發掘，並達成一項諒解，這便是：由董作賓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濟負責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對於這個城下之盟，李濟後來回憶說：「實踐證明這一諒解對我們個人關係與合作是重要的。作為考察這個遺址的第一位先鋒，董作賓應該有機會研究這批最重要的科學發現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陽發掘的關鍵品。另外，董的銘刻學研究能力是無容懷疑的。」

自1943年殷墟第9次發掘之後，董作賓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發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中。據統計，前9次發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經過墨拓、登記、編號，選出3942片，於1935年編輯完成《殷墟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圖版部分。按照計劃，與圖版相對應的還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即對圖版加以考證和解釋的文字說明。《釋文》由董作賓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負責撰寫，但胡氏在昆明龍頭村時期不辭而別，轉而跟隨顧頡剛、錢穆等在成都齊魯大學另起爐灶，搞甲骨文研究，並招兵買馬，開山紮寨，公然與史語所抗衡。此舉在給董作賓造成心靈創痛的同時，也給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胡福林在昆明負責的《釋文》工作隨之流產。

董作賓聽罷，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道：「若等你在課堂或書本中學好文字學，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書店裡發賣了，哪還有咱們的機會？為今之計，只有佔先，一面發掘，一面讀書，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問題，這個問題就逼著你非讀金文、小學去細心細考，自然會有新局面、新結論。舊路已為人家佔滿，不另闢新天下，哪有咱們年輕人的出頭之日？」

第一期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　　廩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十項標準是：

庄尚嚴在回憶中說：「大約從這時起，他就打定了這個主意，不久我就聽人家說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陽挖龍骨去了。我則為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帝大從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兩個人就此各自東西了。」

董作賓在研究烏龜殼中所發現的「貞人」，類似現代人們在街頭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師之類的人物——只是遠古的這些算命先生與巫師不在江湖流浪，而專在王室調撥的辦公地點，每月領著可觀的薪水上下班，為君王與太子妃嬪、王室臣僚們算命看相、視風察水，推斷吉凶禍福。

大龜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靈忽顯，令董作賓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烏龜殼上面共刻有6個貞人名字，時間跨度9個月。這一發現可謂找到了破譯甲骨文體系的一把鑰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宮廷之門，隨著這把鑰匙的旋轉而一扇扇洞開，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顯人世，光照一個新的時代。在這9個月中有6位貞人輪流主持占卜，說明這段時間他們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據人的壽命推斷，這6個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見於同一版上的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若用現代事例此喻，相當於某位官僚的6位秘書在9個月內各自起草一份或幾份報告，如果最老的與最小的相差超過50歲，老秘書退休時——按現在read.99csw.com60歲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歲，而10歲就到王室擔任這種具有獨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筆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了這一如同神助的發現，董作賓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貞人以定時代」的結論。

董的一席話引起了庄的極大興趣。此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正由於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聲大噪，備受世人矚目。除羅、王之外，當時研究此學問者寥寥無幾，而甲骨文很明顯是一個尚未開闢的充滿神秘誘惑的寶藏。庄尚嚴頭腦一熱，立即坐起來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個搞歌謠，一個學考古，對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學識如小學訓詁文字學都無根基，如何辦得了？」

依據這個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商王朝自盤庚遷殷之後270餘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期：

陳寅恪與李庄失之交臂，標志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庄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庄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里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際，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

據董作賓北大同學、后押運古物赴台灣並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庄尚嚴回憶1925年夏天，庄與董作賓于北大國學門畢業后，分別留校任助教，實際上是研究人員。董當時致力於歌謠方言的研究，庄則在考古學上用力。在庄看來，董作賓應當上山唱歌，自己則當下田挖土。由於是暑假，天氣悶熱，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間空閑的大辦公室打地鋪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賓忽然從地鋪上坐起來，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鄭重其事地說道：「老莊，你看咱們長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氏所說的「不久」，其實是三年之後的事了，當時董對自己的學術前途尚茫然無知。任繼愈的「社會大潮說」有一定道理，倘若沒有當時社會大潮的推助，董作賓再精明老練，也不可能在這門學問事業中取得後來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實是，1927年董作賓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結識了與他人生命運緊密相連的「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之一傅斯年」。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廣州宣布成立。此時董因母親病重，請假回鄉照顧母親，並在南陽中學當了一名國文教師。就是在這一節骨眼上，傅念舊情，先聘董為史語所通信研究員，后改為編輯員。史語所剛一成立，傅斯年就急於想在學術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陽挖烏龜殼的主意。不過這個時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桿司令，手下無將無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陽中學任教的董作賓，便打電話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調查和發掘。頭腦並不糊塗且早有意要借挖烏龜殼以鳴天下的董作賓，在這股驟然興起的社會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立即趕赴小屯行動起來。命運之神似對他格外惠顧，第一次試掘，竟獲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餘種，且從調查情況判斷，地下的甲骨並未窮盡，埋藏頗豐。有了這一非凡的收穫和發掘前景，董作賓的人生之路也就從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