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柳州淪陷之時，驕悍的日軍一部北進貴州，進攻黔南重鎮獨山，威脅貴陽，震動重慶，世界各方的焦點都驟然投向遠東戰場上的核心——中國大陸東南地區。中外許多軍事戰略家和觀察家指出：由於長江三峽的險峻與沿途布置、修築的軍事工事，使日軍當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動放棄了穿越三峽繼續西進的作戰計劃。因為當時的廣東韶關等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日本沿長江一線孤軍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軍事風險，而且要付出慘重代價，單獨突破陪都重慶在戰略上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因此，日軍處於戰略上的考慮，在三峽地區沒有策劃大規模進攻，其間對三峽一線的轟炸並不是為大舉進攻作準備，只是作震懾性的騷擾。但當日本軍隊此次完成「一號作戰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時候，便有了進攻重慶，佔領整個西南地區，切斷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緬公路，從而達到全面征服中國的目的。為完成這一「宏偉的計劃與夢想」，日軍經過多方考證權衡，選擇的進攻方向就是貴州的獨山。

聞一多原是最不贊成學生從軍的教授，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有人倡導學生從軍，聞氏反對，早些時候他曾對北平藝專的學生說：「一個學生的價值遠高於一個兵士的價值，學生報國，應該從事更艱深的工作才對。」按他的觀點，學生參軍是浪費人才，並認為學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傳人，肩負著民族復興與未來發展的重大歷史使命，多保留幾個讀書種子，讓他們的腦袋留在教室、實驗室或研究室，俯下身來做學問或科學研究，比把腦袋別在褲腰間出沒于血肉橫飛、人頭亂滾的戰場，意義要大得多，對民族整體的貢獻，也比軍人偉大得多。如果沒有科學文化精英的存在，單靠軍人是不可能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更談不到偉大的民族復興云云。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國民黨腐敗日重日深之時，聞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政治觀點發生突變，又一度產生了以學生兵作為新生力量，來改造國民黨這支舊式封建軍隊的短暫幻想，認為青年學生們從軍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軍即將實現「一號作戰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攻佔獨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駐昆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主持召開的時事討論會上，聞一多曾激憤地說道：「盟軍各個戰場，現在都在收復失地，只有我們還在繼續失地！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課堂上講到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及國民黨軍方的腐敗無能，慷慨陳詞：「這樣的政府，這樣的read.99csw.com軍隊，已經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從這個時候開始，聞氏一改過去的態度，積極呼籲青年學生們參軍報國。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嚴之子、傅樂成之弟）傅樂德欲報名參軍，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樂德隨青年遠征軍赴印度北部戰場與日軍作戰。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別去信勉勵道：「你這次從軍，實在是好事。此時青年總當以愛國第一，立起志氣來，做於國家有益的事。我們這一輩的，太多自暴自棄，或者懶惰無能，把這樣的局面交給你們一輩的手中，實在慚愧！只盼中國在你們這一代的手中，成一個近代化的安樂國家。」作為一個對國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長輩，在自謙的同時，字裡行間透視著對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國青年熱切的期待。

消息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開來，《中央日報》、中央廣播電台等新聞媒體開始配合這一計劃高聲鼓噪。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國家第一，民族至上…『軍事第一，軍人第一」「國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宣傳口號，連篇累牘地見諸報刊、廣播。迫於外敵壓力與輿論盅惑，各地知識青年特別是各高校師生經過短暫彷徨、觀望之後，終於被調動起來，加入了青年軍的行列，但在精神、氣勢上明顯不能和第一次報名參軍相比擬了。據時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哲學教授馮友蘭回憶：「國民黨政府的這個措施，如果是在抗戰初期，學生們是會爭先恐後報名參加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學生們對於抗戰最後勝利的信心雖然沒有動搖，但是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已經破滅了，對於青年軍的報名疑慮很多，觀望不前。當時的教育部為各大學分配了名額，規定了指標。聯大的常委會慌了，於是召開動員大會，請教授們向學生勸說。我的發言大意說，抗戰已經進行這幾年了，以前國家、政府不徵發高中以上的學生，實行免役，這是因為當時沒有新式武器，還用不著有科技訓練的人。現在美國送新式武器來了（南按：此時美國已開始在武器裝備方面援華，用於中國本土和緬甸戰場），正需要有科技訓練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訓練的青年不去從軍，叫誰使用呢？這個仗以後怎麼打呢？聞一多發言最突出，大意說，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受壓迫，說話也沒有人聽，這是因為我們手裡沒有槍。現在有人給我們送槍，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不管怎麼樣，我們要先把槍接過來，拿在手裡，誰要反對我們，我們就先向他下手。這hｔtps://read•９9cｓｗ.ｃoｍ次會開得很熱烈。散會以後，我走出校門，看見有人正在那裡貼大字報，反對報名從軍。我心裏很氣憤，走上前去，把大字報撕了，並且說，我懷疑這張大字報是中國人寫的。這次動員會開過以後，學生報名從軍的多起來了，不過幾天就超過了指標。」又說：「青年軍成立了，蔣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訓練。後來又把青年軍開到印度，接受美國運來的武器，就地訓練。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軍並沒有開到前線和日本作戰。」馮氏之說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說是意味深長。事實上，西南聯大當時的情形遠沒有如此簡單。

自此，整個北平的混沌空氣為之一變。

也就在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懷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預先起了個傅仁軌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輩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樂」字相排，如一直跟隨傅斯年讀書、工作的傅樂成、傅樂煥、傅樂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規，並非諸如「破四舊，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虛或標新立異，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據羅家倫回憶：「說到聰明的孩子仁軌的命名，確有一件可紀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對我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軌。我一時腦筋轉不過來，問他說，為什麼？他說，你枉費學歷史，你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從這種史跡上，預先為兒子命名，他內心所蘊藏的是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傅斯年認為，中國之抗戰需從每一個有良知有骨氣的人做起，政府與統治集團和無數的既得利益者醉生夢死，使廣大民眾失望絕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別處，「淺看來是絕望，深看來是大有希望。這希望不在天國，不在未來，而在我們的一身之內」。同時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命運，在死裡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而且沒有今日天造地昧這形勢，民族是復興不來的」。傅氏對民族抗戰與復興力量的認知，確是高瞻遠矚又細察分毫，準確地參透了中國的病根，把住了勝敗的命脈，昔當時大多數黨國大員與自譽為高等華人，甚至包括最高領袖蔣介石在內，都沒有真正認識到內中的玄機奧妙，或已有意識但又從心理上不予承認並加深隔閡。倒是處於弱小地位的共產黨較早地參破了這一玄機並加以利用，日後國九_九_藏_書共交鋒的勝負與不同的命運歸宿，也因此而註定——這是傅斯年的過人之處，也是他傾全力維護的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悲劇。

就在日本大軍迫近，即將飲馬川江之際，10月11日至14日，蔣介石在重慶召集國民政府黨政軍各界大員、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級三民主義青年團負責人及教育界人士150餘人，舉行「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討論知識青年從軍方案，決定成立知識青年從軍委員會，指定張伯苓、莫德惠、何應欽、白崇禧、陳立夫、張厲生、周鍾岳、顧毓琇、谷正綱、張治中、康澤等為委員。會議決定從全國各地招募10萬名知識青年編成新軍，投入戰場。蔣介石親自指定蔣經國、蔣緯國兩個兒子加入青年軍，共赴國難。

或許由於研究歷史的緣故，或是經過無數風雨的吹打歷練，此時史語所的青年學者們對政治和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政客們的所作所為有了較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於同濟大學的學生，甚或書獃子博士如楊寶琳者那樣幼稚了。他們對國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現實，更經得起實踐檢驗的預見性方略。而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擺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討論，各自心照不宣罷了。

1944年夏秋，日軍為實現「一號作戰計劃」圍困湘中重鎮衡陽。在異常酷烈的戰事中，國民黨精銳方先覺第十軍全軍覆沒，其他戰場的國軍也連連喪師失地。消息傳到李庄，傅斯年心情異常沉重，在泥牆土屋的孤燈下，他展紙研墨，為9歲的兒子傅仁軌書南宋著名愛國將領文天祥《正氣歌》、《衣帶贊》諸詩，並題跋曰：「其日習數行，期以成誦，今所不解，稍長必求其解。念茲在茲，做人之道，發軌於是，立基於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為生死所困，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獨山被日軍佔領，如同一把鋒利的尖刀，從側部刺向中國的軟肋。且這尖刀如同狂飆突降，來勢兇猛迅疾，難以抵擋，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覆亡的危險。凶訊傳出，舉國皆驚，一時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難臨頭。國民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放棄重慶，遷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計劃。

除學生外，同濟大學報名者還有幾位青年教師，其中一位剛從德國回歸的工學博士楊寶林教授也踴躍加入了報名隊伍，當時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等主流媒體，都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宣傳，在全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令傅斯年略為遺憾的是，當他在李庄史語所會議上鼓動青年學者們從軍時，竟出乎意料地沒有一人響應。傅見此情景，進九-九-藏-書一步鼓動道：「你們現在不參軍，將來抗戰結束后，你們的兒女要問你們，爸爸，你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些什麼？你們將怎麼回答呢？」這暗含激將之法，極富煽動性的言辭，仍然沒有在眾位青年心中引起波瀾，其尷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靜默一陣，傅氏沒有再強行讓對方表態，只是說了句「這樣的大事也不是一時就可決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言畢宣布散會，自此再也沒召集會議提及入伍當兵之事了。

當年文天祥被俘就義前，曾在衣帶中藏有詩文，被後人稱為《衣帶贊》，其中有「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兩句，傅斯年經常藉以自勉自勵。而《衣帶贊》開篇即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即孔子所說的「殺身以成仁」，孟子所言「捨生以取義」兩句。傅在題跋中所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是孟子的名句。可見此時的傅斯年對於孔孟兩位大賢立身為人之道信守不渝，雖名為幼小的兒子題書，實乃面對嚴酷的現實，借古喻今，抒發自己對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為維護民族大義保持個人節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氣概。

面對風起雲湧的國際國內局勢，作為西南聯大實際主持工作的梅貽琦，極其清醒、沉著地駕馭了政局。從聯大保存下來的材料看，在幾次徵召入伍的鼓雜訊中，梅貽琦從來沒有主動要求教師或研究生棄學從軍，整個西南聯大的從軍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學歷的青年學生。即使在這類學生中，梅貽琦亦儘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使人文特別是科學知識結構不至於出現斷層或後繼無人，如理科方面的楊振寧、黃昆、唐敖慶、郝詒純等一批經過嚴格篩選的優秀學子，均被完整地保存於清華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鄧稼先等稍年輕的學術苗子，也無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來。這一大批學人為日後為中華民族振興以及世界人類科學的進步作出了傑出貢獻。

當學生們報名應徵入伍，即將離開西南聯大時，在歡送會上，聞一多要求學生日後不要成為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的軍閥與官僚老爺，而要積极參与改造這支舊軍隊，使之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化軍隊和國家依仗的真正棟樑等。遺憾的是，聞氏只是一相情願，歷史告訴世人的，不但這些年輕學子未能改變這支舊式軍隊的模式，自己的鮮活生命與滿腔熱情連同那美麗的夢想，也一同被這支軍隊有形無形的巨輪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悲劇。

就在同濟大學報名參軍掀起熱潮之際，正在重慶辦理公務的傅斯年匆匆趕回李庄召集會議九*九*藏*書，動員史語所青年研究人員報名參軍。在傅斯年看來，國難臨頭，樹立國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戰乃整個民族最為急需的責任和使命。遙想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特殊化」。時任冀察政務委員的蕭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圖勸說就範。出席招待會的傅斯年聞言拍案而起，當即斥責蕭氏賣國求榮，表示堅決反對，誓死不屈。據當年參与此事的陶希聖回憶說：「孟真在蕭振瀛的招待會上，悲憤的壯烈的反對華北特殊化，這一號召，震動了北平的教育界，發起了『一二·九』運動。北京大學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氣氛中，開了大會，共同宣誓不南遷，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當然，若有教師與研究生主動請求從軍，梅貽琦亦不加阻攔，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兒一女就先後從聯大應徵入伍。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效力。梅貽琦的獨子，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級的梅祖彥，於1943年11月決定棄學從軍。梅貽琦認為當時國家形勢動蕩，能在大學讀書。機會難得，希望兒子把學業完成再作決定，報效　 　 國家的機會以後還有很多。但兒子去意已決，梅未阻攔。當時許多人認為，梅祖彥入伍之後會投奔他的姨夫——國民黨名將衛立煌擔任總司令的滇西遠征軍任職，並依靠衛的關係得到照顧和升遷。梅祖彥卻出人意料地投奔了並沒有人際關係的空軍部隊當了一名普通的翻譯員，直到戰爭結束一年後的9月，譯員工作結束，才遵照美國軍方的安排到美國麻州WPI復學，插入機械系二年級繼續學業。

與西南聯大略有不同的是，地處川南長江上游李庄的同濟大學，則對此次青年從軍保持高漲的熱情。據後來赴台灣的同濟學生王奐若回憶：「當年重慶市及四川、雲、貴各地中學生知識青年投筆從戎者風起雲湧，熱潮所至，如江水之奔騰，不可遏止。位於四川宜賓李庄的同濟同學紛紛響應，于紀念周會上舉行從軍簽名儀式時，鼓聲頻傳，個個摩拳擦掌，怒髮衝冠，熱血沸騰。同濟同學當時簽名者達六百餘人之多，約佔全校三分之一人數，為全國院校從軍人數之冠（未簽名者多因體弱多病受師長勸阻）。當年，留在同濟的德人教授看到這種陣勢，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並高呼『中國不會亡』！（Republic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中國一定強』！（Republic　China　musssich　 starc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