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境。……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這是很有問題的。臣、民兩字，創造時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經過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稱「人」，也稱「眾」；眾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嘗又有奴隸的痕迹呢？

郭沫若文中所說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濟和他的弟子吳金鼎等人的所作所為，這一派學者在抗戰流亡的昆明、李庄時期，曾對出土陶器、青銅器等做過詳細的丈量，並稱其重量，劃分類型類別等，這在郭沫若看來屬煩瑣考證，后考古界專門組織力量批判過所謂的「煩瑣考證」，意在消除李濟為代表的考古派的「流毒」。所謂殷歷的推譜自然是指董作賓。董在李庄時，根據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所完成的皇皇大著《殷歷譜》，已廣為學界所知並大受推崇，包括時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陳寅恪。而傅斯年所言：「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即指該著。繼《殷歷譜》出版之後，董作賓在李庄與屈萬里又編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賓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其間寫就一篇《自序》，內中曾針對郭沫若於抗戰勝利前後的歷史觀點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明確反對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其中一段說道：

商代是金石並用的時代。那時候已經有了文字，但在形成途中，所以左右行不能確定，每個字可以正寫反寫，一個字也可以有幾十種寫法；生產以畜物為主，農業剛剛開始；社會形態是原始共產制氏族社會，以母係為中心，所以有「兄終弟及」、「先妣持祭」、「多父」、「多母」的制度。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起頭。西周是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奴隸社會；春秋以後，又轉入了封建制度；最近百年為資本制。與此相應的　 　中國有三次社會革命。第一次奴隸製革命在殷周之際；第二次封建製革命在周秦之際；第三次資本製革命在清代末年。

郭沫若來書……雲董某妄人，其說未可盡信。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氏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研究所正在修繕，在裝門上的花格，漆樓梯上的欄杆。我在雜沓中被領導著上樓，而傅孟真先生卻打著赤膊剛好從左手最末一間的後房中走出。手裡拿著一把蒲葵扇，和他有點發福的身子兩相輝映，很有點像八仙裏面的韓鍾離。這不拘形跡的姿態我很喜歡，但他一看見我，發出了一聲表示歡迎的驚訝之後，略一躊躇又折回後房里去了。他是轉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來。

孟真只是笑著他那有點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連連地說：還早還早，他們都還沒有來，我引你去見濟之。

趙儷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籬槿堂自述》的回憶錄，此書以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回憶了與他交往的人與事。在述及郭沫若時，先是說自己因為郭沫若拍著桌子訓斥陶孟和而看不下去，趙便給《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情況，為此事，不明就裡的趙儷生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未久，與郭沫若叫板兒正式開始。趙儷生在文中說：

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後一進。因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兩點半鍾的時候我提前趕到了。

早在1945年，郭沫若於重慶出版他的史學大作《十批判書》時（南按：即「文革」時期毛澤東警告郭「勸君少罵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九九藏書曾在後記中寫道：「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又說：「我比較膽大，對於新史學陣營里的多數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我堅持著殷、周是奴隸社會，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證據和說明。」——這個時候的郭沫若尚能對不同意見有所容忍並設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證據和說明，以表示自己的謙虛和創造的學說並非鐵板一塊，牢不可破。而對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史語所人員也頗為尊重。抗戰勝利后，在史語所大隊人馬複員之前，傅斯年、李濟等幾位大腕因經常到南京洽公，順便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修理完工的房子里小住。就在這個短暫的歷史空隙，作為國共之外的第三方代表應邀到南京舉行促進國共和談座談會的郭沫若，來到了史語所戰後重修的房舍參觀並得以與傅、李等人相會。對於這段經歷，郭沫若有如下一段回憶：

郭沫若的討伐檄文被憋著一肚子氣的趙儷生「原樣照登」之後，很快被《人民日報》等報刊轉載，引得四方震動，八面呼應。在這股聲勢下，又渡洋過海傳到了日本和澳洲，再由日本學者輾轉傳到台灣。董作賓、李濟等人聞知，在震驚之餘嗤之以鼻，開始組織力量絕地反擊。除朱家驊組織人力撰寫文章外，1954年，董作賓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一百次座談會上，作了題為《殷歷譜的自我檢討》講演，其中對郭沫若的痛斥作了回擊。董說：

畢竟是搞學問的人又另外是一種味道。穿過廊道在東頭的一間相當寬敞的後房裏面見到濟之先生。另外還有兩位學者也經過介紹，可惜我的耳朵背，沒有聽出是誰。濟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經變成灰色的白衛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幾個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幾服，拴玻璃帶的黨國要人確實是更要發亮一些……主賓見面小敘，經李濟引領，郭沫若參觀了少部分安陽發掘的古物並作了簡單的學術交流。

不知天高地厚的趙儷生在「人民專政」的新時代，居然膽敢跟當朝一品大員叫板兒滋事，其結果像他的家鄉大多數綠林英雄一樣，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捲起鋪蓋灰頭土臉地走人。趙離開中科院編譯局，先是任教山東大學，后調偏遠的蘭州大學。1957年全國「反右」中，趙被山東大學揪回批鬥，並打成「極右」分子。「文革」中趙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縣校辦農場勞改。他的二女兒趙紀，一個品學兼優的高三學生，因飢餓難忍和她一位女同學為採摘野菜充饑，雙雙墜崖殞命。趙儷生經歷了九死一生，總算活了下來。

濟之就是李濟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陽小屯發掘殷墟的主將。前一向在報上看見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當然他是才從日本回了國的。

董的觀點有無道理，在為期三年的時間里，郭沫若一直沒有作過回應。到了董氏流亡台灣，郭沫若以新朝命官登上政治舞台威勢，突然拔劍出鞘，以銳利的劍鋒，開始對董作賓進行反擊，文中說道：「雖然承蒙董先生沒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這指責的是我，那倒毫無問題。但可惜董先生的關門主義關到了家。他雖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迹』，實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說：「董作賓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hｔtｐs://reａｄ.9９cｓw.coｍ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夠充分理解的。」

在一連串的槍炮聲中，董作賓與他的徒子徒孫成了「荒誕無稽」的丑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學界的開山鼻祖與永世飄揚的偉大旗手。與此相關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隸，商、周是奴隸社會」這一「鐵案」，在大、中、小學生教科書中連篇累牘地大規模出現，郭氏之說遂成為牢不可破的生鐵鑄成的堅硬的歷史文化瑰寶，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鐵案」難之威勢。就在「鐵案如山」，撼郭氏理論勢如登天之時，也有幾個不識時務的刺頭，或稱長著「花崗岩腦袋」者，如同被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總是縮在山中伸頭露頭，不時地呼喊叫喚幾聲，以示掙扎抗爭。與吳金鼎同時出生於山東安丘縣景芝鎮，且兩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戰前就讀於清華外語系，時為中科院編譯局編譯員的趙儷生，受家鄉綠林豪傑行俠仗義等英雄業績熏陶和影響，面對郭沫若的霸氣與虛妄，不免動起了肝火，欲與郭氏叫上一板兒。

此事過去許多年後，石璋如對此事仍念念不忘，石氏說道：「他（郭沫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斷殷代是奴隸社會，也就認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隸。可是後來田野考古的資料多了，此說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過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區的墓葬群，那裡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隸，而是軍隊，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為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曾說遷到台灣的史語所研究人員是『拿著金飯碗討飯吃』等等。」石璋如顯然對郭氏的理論表示不滿，但就石氏本人一輩子老實巴交的性格而言，沒有過分地譏諷斥罵。

當楊樹達接看郭沫若信時，這位與毛澤東私宜甚重，且不斷書信往來的楊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識到，既然董作賓已流亡台海孤島「殉葬」，著名的烏龜殼——「大龜四版」已用之完畢，「鴻蒙」已被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主客顛倒。「拍案叫絕」的時代已成過去，歷史的進程自然要換作「拍案叫罵」的時代了。深受辯證唯物論精神啟蒙，並「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天降大任於是人，捨我其誰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為一個顏色突變的「妙人」哉？

董作賓於1948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台後，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併兼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傅斯年去世后，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董氏上任后，仍像當年在李庄一樣領導群賢悶頭做自己分內的研究工作，對島內的政治爭鬥與海峽兩岸發生的政治事件並無興趣。按董的說法，個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華教授浦薛鳳嘗謂的「太虛空里一游塵」，或謂滄海一粟，特別是作為知識分子，還是埋頭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實事為好。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董作賓欲躲在孤島一角喝著南瓜鹽煮稀飯做點烏龜殼的研究，但大海那邊卻又掀起狂風暴雨，有人趁機興風作浪，向困厄于孤島的董作賓等人襲來。

國共兩黨分別控制台灣與大陸之後，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漸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開始寫一些回憶與總結性文章，而大陸知識界在連綿的政治風暴中，也在鴻篇巨製地書寫思想彙報與政治檢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華人史家唐德剛所言：「台灣學者是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陸學界則是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此謂話糙理不糙，一針見血。1966年4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時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關於社會主reａｄ•99csw•com義文化革命》報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檢討併當場宣布說：「幾十年來，（我）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時候很模糊」，因而，就應該全部燒掉。最後，郭氏「很慚愧」地說：「事實上很多農民學毛主席著作比我們任何人學得都好，比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學得好得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夸夸其談的什麼哲學家、史學家、什麼家，簡直不成家」，可謂狗屁不如。

1950年，郭沫若在《十批判書》改版後記中，于這年的2月17日，專門寫了一篇《蜥蜴的殘夢》，公開向史語所的李濟、董作賓等人發難，內中說道：「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來已大有遜色。二十多年前在中東所發掘的古代巴比倫的烏爾王墓，僅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動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迹，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這些資料都不曾發表，遺物已全部搬往台灣，一時無由考見……」又說：「應該感謝郭寶鈞先生，他所提供的這項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殷代的社會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採取著很慎重的態度，不敢斷定為奴隸社會。有了這項資料，我認為是毫無可懷疑的餘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級劃分，故他們對於這些史料不加重視，或則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或則根據後來的曆法推譜所謂『殷歷』，真可以說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

最近看見澳國一位漢學家拜納氏所攜來的《奴隸制時代》，栽有郭沫若在一九五零年所寫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殘夢》，中間罵到我的《殷歷譜》，說：以前搞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他不懂我的《殷歷譜》，這是當然的。記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給他一部《殷歷譜》之後，他寫信給我，說「惜尚未能過細拜讀」。我想他不但那時沒有過細看，直到現在也不曾看過；就是看了，也不一定會了解的。因為他只接受了「斷代研究法」，只走過第一步。抗戰期間，他已捨棄了金文甲骨之學。……到此時我才明白，陳夢家為什麼在一九五一年寫《甲骨斷代學》的時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談曆法。這樣也好，算是給他一個藏拙的機會。

以郭沫若的戰鬥檄文發表為標誌，董作賓與郭沫若之間的交往與友誼徹底斷絕，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聯繫。1953年，董作賓編著的《殷墟文字乙編》下輯在台灣出版，該書著錄甲骨文2833片，並收錄了殷墟第十三次發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學術價值極其重要。該著傳到大陸后，郭沫若如獲珍寶，立即指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翻印出版，並親自為之撰寫了後記，但對編著者董作賓避而不談。偶爾談到董作賓並在後來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院士、時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長、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的信函，此時郭氏的口氣與幾年前已有了巨大變化。1953年9月23日，楊樹達在日記中寫道：

另一場衝突是為了我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https://read.99csw.com是《蜥蜴的殘夢》，文中不點名的罵了董作賓和郭寶鈞，說這樣的人只好到台灣去「殉葬」。這一下，我們犯難了，董是去了台灣，罵他「殉葬」關係不大，可郭還在考古所任研究員，這樣罵合適嗎？我就問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氣的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原樣照登」就是了。我的氣越憋越厲害，當時才三十二三歲，火氣盛，就接連寫了三封信：辭職！當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給我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準。郭沫若」。這樣，我這一輩子跟「創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敗而告終。我失敗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郭氏一番自我作踐並把自己當成一個地地道道「小賤人」的發言，通過媒體輾轉傳到台灣后，再度引起了學術界震動，許多學人為之搖頭嘆息。此時「妄人」董作賓已死，無力再作評論和搖頭嘆氣了，而尚活在人間的李濟則于慍怒中提出了公開批評，認為郭是個「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沒有自信」，之所以沒有自信，是由於在做學問上缺乏「自約」的精神。後來李濟給郭氏的為人為學作了一個總結式的評價：「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沒有骨頭」云云。

自1950年始，逐漸穩住陣腳的中共政權，出於一種政治需要，在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的同時，號令留在大陸的一切人等，不論是工農學商兵，還是與國民黨有過瓜葛的舊官員與已沒有自由可言的原自由知識分子，都要接受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理論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發展史，即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人等新式理論。這個新式理論，具體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五大社會發展階段。每個在大陸地區紅旗下討生活的人，必須堅信這個社會發展演變模式，同時還必須要堅信「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發展規律。對這一規律是否信服，成為檢驗「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分水嶺和試金石」。——在這樣一種社會政治風雲鼓盪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特別是下屬研究人文歷史科學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時代大潮的前列，為這個發展規律推波助瀾，使之一浪高過一浪，直至達到「無限風光在險峰」的奇效。

——何必拘形跡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郭氏的戰鬥檄文雖沒有毛澤東後來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語）威力巨大，但同樣在社會特別是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於是，天下士林聞風而動，藉機賦詩撰歌以仰合其趣味者紛至沓來。其聲之遠播，其勢之喧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學界文人中鮮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滌非等人，將郭、董二氏相提並論，說道：「郭沫若院長的論述之所以正確，就因為郭院長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賓與此完全相反，他只是『準備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謬的。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或許出於壓力，或許是自願，在聽從郭老熱切召喚的同時，開始對董作賓連同死去的羅振玉等人開起火來，謂：「甲骨研究雖然有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但是由於羅振玉等封建學者和董作賓之流資產階級學者長期把持壟斷，阻礙了這項科學的發展」、「董作賓和他的徒裔，追隨著胡適的方向，提倡無用的煩瑣考證」、「這些資產階級學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九九藏書編纂上，實際也沒有作出多大的貢獻。他們斤斤計較的不過是點滴孤立的一字一義，或者是荒誕無稽的所謂『殷歷譜』；對於殷代社會，甚至殷代的歷史事件，他們是完全茫然無知的。」又說：「真正的甲骨學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來的。由於郭沫若先生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辛勤工作，才使我們對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目前在甲骨學領域內，「也必須迅速而徹底地拔除白旗，高舉紅旗，向資產階級學術路線作毫不假惜的鬥爭」。李氏在文中附帶地指責了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徵人方歷程基本上是抄襲了董作賓說法，並斷言董作賓、陳夢家對這一組徵人方卜辭的時代和地理的考證「是完全錯誤的」。

接下來，郭沫若以爺爺教訓孫子的口吻斥責道：「誰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隸的痕迹』？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了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只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只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在今天看來，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就我所已曾接觸過的資料看來，的確是鐵案難移。」

從郭沫若的這段回憶看，他與傅斯年似是在重慶期間早已見面並有所交往，而與李濟在重慶時相識且有較深的友誼，故有了郭沫若在見到李濟之後產生了「像遇到了親人一樣」的感覺，同時從對方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光榮的一面」，只是這「發亮」的「光榮的一面」轉瞬即逝。隨著政治風雲突變和史語所人員流亡台灣孤島，在郭氏眼中，李濟與傅斯年連同董作賓等人也隨之變成「黑暗」的或者是「中國的恥辱」的一面了。

於是，在1951年那個乍暖還寒的春天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層，開始組織新老員工利用大塊時間蹲在會議室開會，除批判胡適的言論，便是集體學習社會發展史，特別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成為政治學習的文件。在不斷深入學習討論中，郭沫若的這部著作被譽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作者也被加封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代史而作出了創造性貢獻的第一人」。按照郭氏以唯物史觀弄出的古史體系，其結論為：

據考古所當時參加的年輕研究人員石興邦說「大家討論得很熱烈，郭寶鈞也參加討論，寫了一篇介紹殷墟人殉慘狀的文章。這是說明殷代階級壓迫殘酷性的好材料，在報上發表，引起學界的震驚和重視。可是他在文末寫了兩句很不合時宜的話『事實至於遺存，推斷敬俟卓識』。意思是說，我只是報道事實，至於它的歷史含義，還請高明的人來論斷吧。這篇報道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獲至寶，因為是說明奴隸社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卻對文末的兩句結語作了嚴厲的批評。說他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郭老對此批評很不滿意。其後，在思想改造的會議上，不無怨尤地說了幾次。從他的言談之間，可以體會到，他對殉人的歷史含義，不一定看做是奴隸社會的證跡，對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種種論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還沒有準備，這與他過去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整個學術氣氛和環境以及受到的影響是相聯繫的。」

最後，郭沫若以恐龍與蜥蜴作比喻，謂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以李濟、董作賓為代表的舊的、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時代老早就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