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維之所以選擇曾昭掄，除了與曾家有世代姻親，且自己的胞妹俞大絪嫁給曾昭掄之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國內一流化學家的曾昭掄，已進行了多年烈性炸藥和利用炸藥製造武器的研究，並於1943年發表了《新型炸藥發明的可能性》等論文，1944年出版了《火箭炮與飛炸彈》專著。而此時曾氏正在進行原子核能的研究，並撰寫《原子與原子能》一書，對原子核能已有相當深刻的理論研究。另一個原因是，曾昭掄對軍事與軍事理論有著天然的興趣。抗戰軍興，曾氏在從事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同時，以充沛的精力和熱情研究軍事戰略，對中日戰爭，盟軍與德意法西斯軍隊的戰事，從武器裝備、戰略戰術、諸位將領的特長與弱點、各國民黨軍民士氣等方面，發表了大量軍事評論。到抗戰結束，在各種報刊上發文達200篇以上，其中《從軍事技術上推論歐洲戰局》《現代戰爭中的武器》《歐洲第二戰場》等三篇軍事評論轟動一時，並給西南聯大師生和重慶方面的軍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曾昭掄被俞大維電召重慶，談了欲派人赴美學習研製原子彈之事，曾氏聽罷異常興奮，對原子武器開發正是自己的心愿，如今有此機會，自然樂意效勞。根據俞和曾昭掄的意見，這些人才不應在中央研究院內部尋找，也不要在重慶的中央大學搜尋，最好還是把目光放在西南聯大，因為就物理、數學、化學三科而言，抗戰之前，北大、清華的理科在全國名列前茅，西南聯大組成后，其陣營更是強悍無比，在學術界的地位可以說是獨佔鰲頭，其他院校和研究機構無法與匹敵。此點，物理學家吳大猷曾作過披露：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共同組成西南聯大，物理系陣容非常強大。其中不僅有清華的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霍秉權，北大的饒毓泰、朱物華、吳大猷、鄭華熾、馬仕駿，南開的張文裕以及許貞陽等人。其中最令人矚目也是資格最老的兩巨頭是葉企孫與饒毓泰。葉、饒二人以及胡剛復、丁燮林、吳有訓、嚴濟慈等，皆是20年代最早由海外返國的留學生，可謂是中國第一代響噹噹的物理學家。而這第一代中，尤以饒、葉二人地位和威望最高，屬於恐龍級的「學術權威」，是中國物理學領域內有資格稱奠基人的「雙雄」，或曰「雙子星座」。其次才是「鱷魚」、「海龜」級如丁、吳、嚴，另加第二代的吳大猷、周培源、趙忠堯等人，而第二代的物理學家多出自上述諸人門下。在學生輩中，有楊振寧、黃昆、李政道、胡寧、林家翹、張守廉、黃授書、李蔭遠等，這一批學生在未來歲月里，又成為承繼一、二代老師精神和業績，並有所創新和發展，繼往開來的世界級物理學家。對此，吳大猷後來頗為自豪地說，西南聯大八年，「遇見這樣的『群英會』，是使教師最快樂的事」。

正是緣于天時地利人和等諸種條件，在如何研製原子彈這一關乎未來戰爭和國防建設的重大問題上，俞大維才把曾昭掄列為實現這一計劃的首要人選。

就在李政道進入芝加哥大學的時候，楊振寧已提前幾個月進入了這所現代物理學「聖地」，從事學習和研究了。因而，記住曾昭掄、吳大猷、華羅庚三位科學家率領這批青年才俊赴美學習、研究，以及先前到達的幾位中國留學生精英這段曲折的求學歷程就顯得極其重要。因為這一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不僅是國民黨原子彈「種子計劃」的開端，更是新中國原子科學史上的重要篇章，後來中共領導下的科學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彈，真正的源頭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芝加哥大學是個例外，她能夠接受沒有正式文憑的學生，但是有一個要求：該生必須熟讀過希欽（Hitchin）校長指定的幾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並通過對這些名著的考試。可是當時的我，連對這些名著的書名和作者都完全空白，我向芝加哥大學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解釋：我對東方文化的名著孔子、孟子、老子等的學說尚有造詣，而這些東方名著與希欽校長指定的書文化水平相當。他們信了，覺得這也有其道理，就讓我先進芝大的研究院試讀。兩個月後，芝大物理系的系主任替我爭取，這樣，我就被正式錄取為研究生。

就在曾昭掄發表此文前後，有一個人也在為原子彈爆炸的神奇威力所震撼，並密切關注、搜集這一神秘武器的情報。此人就是曾昭掄的郎舅，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的俞大維。

按任繼愈的說法：「世界風雲變幻莫測，一介書生僅僅根據報刊、文獻提供的有限信息資料去做判斷，結論有誤完全可以理解。後來二戰記載德國出兵進攻蘇聯，ｈｔtpｓ://rｅａｄ•99cｓw.ｃoｍ連斯大林還判斷失誤，何況遠離實際的東方學者？」任氏之說自有其道理，但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做一個真正的「卧龍」或「鳳雛」式人物並不容易。當年在南陽隆中這塊地盤上耕種的民眾或鄉村知識分子，恐怕不止諸葛亮一人，但對天下大勢的認知和對形勢演變發展的預測，能與諸葛氏抗席者卻罕有其匹。以此推之，當時窩居西南邊陲昆明城的曾昭掄，對軍事的研究確實有他的過人之處。

1945年8月，美軍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而迫使日本投降，這種新型核彈所爆發出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的同時也改寫了世界戰爭進程，人類進入原子時代。就在國人以原子彈對戰爭的作用與奧秘感到不可思議，在一片驚呼聲中大加讚譽又盲目推崇的時候，曾昭掄于日本向盟國正式舉行投降簽字儀式一個星期的9月9日，于昆明《正義報》發表了《從原子彈說起》一文，明確警示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與普通國人，對於原子彈的來龍去脈以及對未來國家安全的影響，必須有一個清醒而具常識性的認知。曾氏明確指出：「原子彈的引用，雖然不是使遠東戰爭急遽結束的唯一因素，至少對於迅速結束此次戰爭，具有莫大關係，那是不容否認的。日本人民，不幸成為此項新武器的試驗品。兩枚原子彈，炸死了幾十萬人。據今所知，廣島被炸以後，若干日內，人民繼續死去。到了今天，那一度聞名東亞的海軍基地與工業城市，完全變成了死城。地面一切生物，完全滅絕。只有天空飛來的老鴉來此憑弔往日城市的古迹。科學家對於原子彈的幻想，似乎完全證實了一顆總重不過四百磅，含鈾僅只六兩重的原子彈，不但其爆炸力量相當於兩萬磅的高炸藥；而且炸過以後，因有放射元素的產生，其事後影響，對於生物，亦具有毀滅性……從此種觀點看去，原子彈的發明，的確在武器製造史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又說：「素來不講究科學的中國，這次也為原子彈的驚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來，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時常談論著原子彈，連蘇聯進軍東三省後進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為原子彈所掩蓋。」但是「我們必需記得，原子彈在美國之所以能以發明，實乃半個世紀來世界上許多第一流科學家潛心研究原子構造所得到的實用結果之一。一般不懂科學的人，只知道提倡工業，強調實用，認研究純粹科學為迂遠與不切實際。哪知道劃時代的新發明與新發現，向來是從高深的學理研究演化出來。純粹科學之極端重要，在原子彈上即得到具體證明。」最後，曾昭掄提醒國民政府當局：「戰敗后的日本，業已宣布以研究科學為教育主旨。他們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相反地，我們面臨此科學支配一切的世界，卻徒托之於空談。對於原子彈，也不過談談寫寫，並不從事實際研究。……要想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時候。要不然，恐怕機會就要錯過了。」

計劃既定，三教授分別作出國考察準備並挑選隨行的青年才俊。曾昭掄挑選的是西南聯大化學系1942年畢業聘任助教的唐敖慶和1945年畢業聘任助教的王瑞駪；吳大猷選的是1945年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聘任助教的朱光亞和正就讀物理系二年級的學生李政道；華羅庚選的是1939年西南聯大數學系畢業聘任助教的資深助教孫本旺和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時在美國布朗大學攻讀的徐賢修。

此處需要略加補充和提及的是，當年比李政道早幾個月進入芝加哥大學的楊振寧，沒有成為費米的研究生，而李氏有幸成為在物理學界號稱「偉大的費米」的研究生之一。在20世紀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其中不少是與費米共同合作的夥伴，或者是他直接指導過的學生。僅在芝加哥大學期間，費米直接指導過的學生就有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是其中之一。因1957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共同摘取諾獎桂冠，在外界宣傳上，楊也就躋身於費米學生的行列（南按：據統計，截至2007年，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上斬獲諾貝爾獎最多的學校，該校的教授、研究人員、學生獲諾貝爾獎的人數達81位，其中包括楊振寧、李政道，還有一位來自中國河南寶豐縣，於1967年進入該校就讀，1998年獲物理學獎的美籍華人崔琦）。如此這般，楊振寧是否是費米的學生，以及「宇稱不守恆」理論這一假設是誰最先提出，誰是諾獎的主角，誰是配角等問題，為日後李、楊二人的分裂直至成為相互攻伐的仇寇埋下了種子。當這枚仇恨的種子在世道人心的大變動中生根發芽后，李、楊雙方各執一詞read.99csw.com，互不相讓，且把老師吳大猷也間接地捲入其中。李、楊二人在你來我往的攻防中，來了個「公說公有道，婆說婆有理」，而吳大猷在尷尬無奈中，落了個「兩婦之間難為姑」的結局。當然，這是后話，不說也罷。

對於李政道這一說法，與其同赴美國的朱光亞在回憶中進行了間接的證實。朱說：

隨著戰爭的進展，曾昭掄對戰爭的研究越發成熟，並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問世。1944年6月，當盟軍近三百萬大軍雲集歐洲西線戰場時，曾氏正確預測了盟軍將在諾曼底登陸的具體|位置，而預測的登陸時間僅比實際相差不到一個晝夜。1945年1月，曾昭掄作為國際軍事問題專家應昆明《正義報》作「新年五問筆談」訪問，明確回答：歐洲戰事將於「上半年結束」。同年5月，曾氏在談到盟軍何時進攻日本時，認為「最早當在今年八九月，遲至則可延伸到年底。但是攻勢一旦展開，戰爭的結束，也許並不在遠。」屆時「蘇聯在遠東參戰，也開始成為可能」。曾昭掄這一預言，引起了軍政當局和知識分子高度關注，戰爭的實際進程，很快證實了這一預言的正確，因而曾氏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中最著名的的軍事問題專家之一，《燕京新聞》對此專門作了評價：謂曾「雖為一個化學家，但對於政局、戰局的分析和綜合，都可以與任何專家媲美」。

鑒於現實情況暫時不可扭轉，曾昭掄建議眾人分別選擇合適的大學或研究機構進修或從事外圍研究。在得到國民政府當局同意后，曾昭掄等師生分頭行動，陸續進入不同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潛心學習，以圖將來。華羅庚去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朱光亞進入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后獲得博士學位；唐敖慶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研究院，后獲博士學位；王瑞駪進入華盛頓大學，后獲博士學位；孫本旺進入紐約大學柯郎研究院，后獲哲學博士學位。

據吳大猷回憶說：「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經過。談到推選青年習物理者兩人時，冠世和我皆不猶豫地選擇李政道。當時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賦勤奮未有如李的（楊振寧已考取清華留美，黃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吳氏所說的冠世乃阮冠世，原是南開大學物理系學生，吳大猷曾當她一年級的教員，后二人戀愛結婚並雙雙赴美深造，抗戰軍興，阮氏隨夫來到昆明。從阮氏堅定的話語看，她對李政道的才華是有所了解並頗為賞識的。未久，吳與清華物理系位居第一把交椅之尊的葉企孫商量，得到葉的支持，旋得到校長梅貽琦批准。對於這一選擇，在聯大校園內引起一場波瀾。像這等出國留學的好事，竟被一個本科還沒有畢業的學生搶了風頭，著實令一些人心中不服。但此事不同於一般的庚款放洋，吳大猷手握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有絕對自主的權力，因而不服者也只能在嘰嘰咕咕一陣后嘆息自己命薄了。後來李政道在參加上海敬業中學舉行葉企孫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說道：「葉師破格推薦當時只念大學二年級的我去美國讀博士生，……沒有葉老師和吳大猷老師，就沒有我後來的科學成就。」這話當是不差的。

就在曾昭掄、吳大猷、華羅庚等師生赴美國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籌設原子物理研究所，並委託原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趙忠堯赴美參觀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舉行的原子彈爆炸實驗，同時令趙想方設法購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器材。

人員既定，曾昭掄先期赴美聯繫有關事宜，吳大猷召集上述幾人加速講授近代物理，一方面著手翻譯俞大維交來的絕密文件《史密斯報告》，由唐、王、朱、李、孫等五人分頭翻譯，吳大猷統校修改，完畢後送軍政部存檔，只是後來未及出版，內戰爆發，此稿下落不明。——此雖屬後來之事，但足可見出國民黨要員們辦事之劣與丟失大陸之一斑。

在第二代物理學家中，趙忠堯算是一個異數和少有的天才，也是與諾貝爾獎最近、幾乎觸手可得的一人。對於趙的傳奇性經歷，吳大猷曾特別惋惜地說過：「趙忠堯在30年代初，在加州工學院從事硬γ線的吸收研究，此項工作極為重要，為後來安得遜發現正電子的先河，惜失之交臂。」在西南聯大時代，趙忠堯用由北平帶出來的五十毫克鐳，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原素實驗，雖然成就不夠理想，確是代表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正是緣于趙氏非凡的才氣與精神，中央研究院才派其赴美欲成就一件「大事因緣」。趙忠堯抵美后，歷盡千辛萬苦，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弄到了一批器材，此時已是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即將土崩瓦解。趙忠堯決定暫留美國，九*九*藏*書靜觀待變。1950年11月底，趙忠堯衝破種種阻撓，終於途經香港回到了祖國，只不過此時整個大陸已是共產黨的天下了，國民黨的大筆金錢算是為共產黨盡了義務。幾年後，趙氏利用從美國帶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第一台70萬電子伏的質子靜電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製成功了250萬電子伏的質子靜電加速器。這兩項研究的成功，為中共在不長的時間內引爆原子彈並發展核工業事業建立了頭功。至於後來大陸媒體和民眾一談到物理學與原子彈，言必稱「三錢」（南按：錢學森、錢學強、錢偉長。實則錢偉長沒有參加原子彈和「兩彈一星」的研究），又是另一番天地的事了。

一位叫汪子嵩的聯大哲學系學生，許多年後在回憶他的老師沈有鼎的時候，涉及曾昭掄並有一段頗具趣味的描述，汪說：「沈有鼎先生是聯大教授中幾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學系的曾昭掄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頭髮和鬍子總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經發白的藍布長衫，有幾個扣子沒有扣上，腳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爛爛，有時還沒有穿好，似拖著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總有點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語，顯然是自己在思考問題。他們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學問題；而曾先生卻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會上都發表講話，當然不是談化學，也不談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講軍事。他對當時抗戰的軍事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談起來像個軍事專家。曾先生是曾國藩的後裔，頗得祖傳遺風。」

日本投降后，1946年吳大猷老師得到了一筆經費出國研究，可有兩名研究生隨行。吳先生選了政道和我。當時政道雖已具備很好的經典和近代物理基礎，但名義上還只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到芝加哥大學后，他因沒有大學文憑（其實因抗戰，他甚至連中學和小學也沒畢業），不能當正式研究生，只能先當非正式生。但進入研究院不久，由於他的天才和勤奮，很快得到了物理系費米、特勒（E.T.eller）和扎古賴亞森（Zachariasen）等教授的賞識，很快成了正式的研究生。

1946年6月，吳大猷奉朱家驊之命，代表中央研究院赴英國參加英國皇家學會舉行牛頓三百周年誕辰慶祝會。同年8月，由華羅庚率領唐敖慶、王瑞駪、朱光亞、李政道、孫本旺等五位青年才俊赴美，到加州大學與先期抵達探路的曾昭掄會合。此時，曾昭掄已被推選為聯合國原子能管理委員會中國代表。9月，吳大猷由英轉美，與曾昭掄、華羅庚及隨行赴美的幾位研究生會合，共同商討考察進修辦法。此時曾昭掄已通過關係了解到，美國對原子彈的研製過程被列為絕密，中國人到有關研製機構和工廠去學習考察已不可能。此前的1945年末，楊振寧獲取庚款留學美國，想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恩里科·費米（EnricoFermi）的研究生，但沒有人能告訴他費米在哪裡，因為費米是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變鏈式反應堆的建造者，行蹤保密。早在1942年12月2日，費米與其助手即在芝加哥大學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變鏈式反應堆，使它達到臨界狀態，產生可控的核裂變鏈式反應。這一成就是原子能時代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為兩年後的原子彈誕生奠定了基礎，芝加哥大學因此被稱為「原子能誕生地」。

當美國原子彈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維在中美聯合參謀本部參謀長魏德邁中將處，看到了美國關於原子彈研製的機密文件《史密斯報告》。與俞大維友善的魏德邁私下表示中國也可以研製這類超強威力的武器，並可派人到美國去學習。俞大維聞聽大喜，就此上報軍政部部長陳誠和最高統帥蔣介石。蔣對此自是大感興趣，遂令陳誠和俞大維負責籌劃組織這一關乎國防發展的重大計劃。俞大維受命，認為原子彈的研製最為重要的是物理、化學、數學三門科學，而這三科出類拔萃的人才都集中於西南聯大。於是，俞大維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並有親戚關係的曾昭掄身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陸續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吳大猷曾一度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徐賢修出任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當時未作其他非分之想，更未想在國共兩黨統治的地盤上升官發財的李政道與王瑞駪兩位既有心機、又有骨氣的硬漢，堅決拒絕國共兩黨的統戰工作，懷揣造福人類、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而不是相互砍頭、剁腳、割喉、封口的夢想，鐵釘一樣牢牢地扎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土地上，于幾間小hｔtｐs://ｒeaｄ•９９ｃｓw•com屋裡埋頭研究學術。1956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理論，並得到了另一位中國赴美的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的實驗證明。隨著這一偉大成果橫空出世，李政道與楊振寧於1957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受到世界矚目。1970年，先後任教於耶魯和紐約州立大學的王瑞駪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就整個20世紀而言，李政道、楊振寧、王瑞駪等三人，外加一個金岳霖弟子、哲學家王浩，是西南聯大走出去的學生中真正具有國際影響且對人類科學文化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偉大學人。李、楊、王、王等四人，稱得上是當之無愧的西南聯大學生的「光榮代表」。至於其他的學人，有的也作出突出貢獻，特別是中共實際控制大陸后，負責製造軍火如原子彈、氫彈的一批科學家，其在大陸普通民眾和中小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完全超過了李政道、楊振寧、王瑞駪、王浩，似乎成了科學家隊伍中最偉大光榮的代表人物。——這樣的社會認知與聲譽，對一批赴美留學，回國后製造軍火者當然是一件幸事，但就整個世界人類文明和進步而言，幸與不幸，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1945年抗戰勝利后，曾昭掄受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委託，率先由昆明飛臨北平察看、接收原北大化學系實驗室、儀器設備與圖書資料，籌備復校事宜和化學系工作，這是北大、清華教授中第一位抵達北平者。之所以由曾氏首抵北平，並非由於他是曾國藩家族的後代，或脾氣古怪，別人惹不得，實與美國原子彈爆炸后在國人心目中形成的強大震懾力帶來的氣氛有關。

此處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在當時的西南聯大與其他機構的知識分子階層，談論戰爭與撰寫戰事評論者並非曾昭掄一人，而是有相當的一個群落，且各抒己見，大談特談，一時間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以「卧龍」與「鳳雛」自稱的軍事戰略理論家，傅斯年就是一個。當然，這些「卧龍」與「鳳雛」也有走眼跑光的時候，據時在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繼愈回憶說，西南聯大法學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勢報告，分析德蘇兩國會不會開戰的問題。按這位教授的分析，二者不會開戰，理由有四。這位教授先講了兩條，中間休息二十分鐘。恰好這時街上的報童在門口叫喊：「號外，號外，德蘇開戰了！德蘇開戰了！」主講人頗為尷尬，宣布下半段不講了，挾起包袱一走了之。

曾、吳、華三教授與陳、俞兩位部長商談后初步達成共識，即曾昭掄此前已撰文論述的，像原子彈這類事情，實乃半個世紀來世界上許多第一流科學家潛心研究原子構造所得到的一個碩果。中國要想研製原子彈，不是找幾個科學家貓在一間屋子裡，用幾天或幾個月時間就能造出來的。落後的中國人才缺乏，任何計劃，必須從科學的根本做起，具體做法是：（1）成立研究機構，培植各項基本工作人才；（2）初步可派物理、數學、化學人員外出，研習觀察近年來各部門科學進展情形，擬一具體建議，計劃籌建一研究機構，即時選送優秀青年數人出國，習物理、數學等基本科學。這個方案很快得到蔣介石允准，由曾、吳、華三人各選兩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並撥發五十萬美元作為這一計劃的前期資金。這一行動的代號是「種子計劃」。

與曾國藩的實戰經驗或《曾胡治兵語錄》不盡相同的是，曾昭掄在他的軍事理論演講中，以一個傑出科學家的眼光，特別指出戰爭的進程將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進步，這種進步更多體現在日益發展的武器裝備上，謂：「現代戰爭，乃是科學的戰爭，在其他條件約略價等的情況下，誰在科學上佔得優勢，哪個國家就會勝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談戰爭，就得明了作戰時所用的武器。」又說，隨著「時代變遷、科學進步」，投入戰爭中的武器將「在構造上愈來愈複雜，在種類上愈來愈繁多，在功用上愈來愈新奇。」而「這次大戰中戰爭技術的主要進步……就是運用已有武器配合新發明或改良的戰術而進行戰爭」。

在華羅庚率領赴美的五位青年才俊中，唯獨李政道有點麻煩。據吳大猷回憶說：「我沒有辦法把他推薦給任何一個大學的研究院，因為他大學還沒有畢業。我寫了幾封介紹信，其中有一封是寫給戈登斯米特（Coudsmit）教授的。那個時候，他在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當然我寫了幾句關於年輕的李政道的話。我說，李政道是那樣的聰明，我發現他對於解決問題簡直有著不可思議的洞見、看法。總之，我希望能提供一些幫助，以https://read.99csw.com便讓李政道能進入研究生院。」此時的李政道雖然入學受阻，但沒有放棄努力，他堅信在這樣一個神奇的國家，只要不放棄努力就一定會有成功的希望。皇天不負苦心人，幾經周折，終於獲取進入芝加哥大學試讀的資格。對於這一關係李氏一生命運轉折並對世界物理學發展產生影響的關鍵點，李政道記憶猶深。許多年後，有這樣一個簡短的回憶：

1947年4月21日，時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部長的白崇禧建議設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時增加「國立物理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一百四十余萬美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一百萬美元。此時國共內戰已經大規模爆發，國民政府無力拿出大把的銀子換取遙遙無期的核武器，於是，蔣介石親筆批複白崇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未久，國共戰局愈來愈不利於國民政府，「緩辦」二字為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期間研製原子彈的夢想畫上了一個無奈的句號。

當此之時，全國教職人員都處於貧困之中，根本無力添置衣服，其穿戴頗為一般官僚政客和追名逐利之徒所鄙視，連街頭叫花子都知道教授沒有錢，每遇到教授模樣的人，叫花子們都懶得伸手討要，只翻個白眼故意作瀟洒狀、吹著口哨場長而去。曾、吳、華三人中，只有吳大猷打扮得略為得體，儘管衣服外套已穿了幾年，總體上還算說得過去，而曾、華二人就大不同了。曾昭掄仍是邋邋遢遢，拖拉著鞋子走路，一副滿不在乎的名士派頭。華羅庚衣履破舊，穿戴也算不上整齊，且走起路來依舊在地下不斷畫圈。三軍招待所守門的衛兵與服務小姐們突見住進了如此怪模怪樣的三位「大爺」，不但不放在眼裡，有時還滿臉鄙視地故意找點麻煩，以彰顯自己作為小鬼在閻王殿的特殊地位，三位衣衫破舊的「大爺」也只是干生悶氣而無可奈何。想不到幾天之後，陳誠與俞大維攜眾隨員前呼後擁地來訪，兩位高官對三位教授禮遇有加，衛兵與服務人員大吃一驚，雖弄不清面前這三位「大爺」是多高的官銜，但顯然地感到不是一般人物，遂立即轉變態度，將三位當做來路不明的一方神聖供奉起來。

俞大維由哈佛大學讀書時的數理邏輯研究，轉入柏林大學研究院后兼及文史，因同學中出了個後來成為他妹夫的「傅胖子」（斯年），感到在文史上無出頭之日，遂傾全力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留德期間，俞大維聆聽過愛因斯坦教授的相對論等課程，學識大進。1925年，俞氏寫了一篇題為《數學邏輯問題之探討》論文，刊登于愛因斯坦主編的德國數學雜誌《數學現況》，由此成為在這一國際級刊物發表論文的第一個中國人。在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第二個中國人則是更年輕的華羅庚，俞、華二人日後成為同道上的好友與這一緣分有一定關係。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未久出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氏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採購軍火裝備，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其間，俞大維用德文記錄了四十多本筆記，並自豪地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嗣後，俞大維成為彈道學專家，對原子核能的理論和運用信息也有所了解。

隨著蔣介石政府在大陸的瓦解，當年派往美國實施「種子計劃」的人員也隨之星散，曾昭掄赴歐洲訪問，其他人員也在變換調整自己的角色。1948年，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三人均被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繼而國共兩黨除了于戰場上指揮各自的官兵真刀真槍地互相砍頭，還動用一切能夠利用的力量，想方設法展開了對海外高級知識分子的爭奪。曾昭掄率領的「種子計劃」全部人員和趙忠堯等滯留國外人員，連同一切與核能研究相關的研究人員，更是被國共兩黨看做決定未來兩黨政權能否在中國立足的「國寶」，為此展開的爭奪也就分外劇烈。最後的結果是：曾昭掄、華羅庚、唐敖慶、朱光亞、孫本旺返回大陸；吳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賢修留在海外。十幾年後，回到大陸的朱光亞、趙忠堯等科學家，與錢三強等另一個支系的海外回歸人員合作，最終為中共政權研製成功了原子彈。而台灣方面在秘密研製過程中，因受現實政治、環境等限制並在美國的打壓下，「種子計劃」功敗垂成，最終夢碎孤島。

正是緣于這樣一種其他機構罕有其匹的強勢，曾昭掄于西南聯大推薦了物理學教授吳大猷、數學教授華羅庚兩位一流的科學家。在得到陳誠和蔣介石認可后，曾昭掄很快回昆找吳、華二人密談。未久，三人來到重慶，在陸海空三軍招待所秘密住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