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門前等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臨老三回逢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

將入蜀，先寄蜀中諸知友步陳寅恪兄《乙丑元旦》詩韻吳宓餘生願作劍南人，萬劫驚看世局新。

吳宓受聘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后，開設「世界文學史」、「文學與人生」等課程，以及《（紅樓夢）評論》等系列講座。吳氏的到來，為燕大增添了光彩，與陳寅恪、蕭公權、李方桂三位教授並譽為「四大名旦」。除燕大課程，吳宓另兼四川大學國文系教授，其間曾赴樂山武漢大學講學，作《紅樓夢》演講。也正是樂山之行，使他在抗戰勝利后與武漢大學結下了一段情緣。

1943年8月4日，吳宓接到陳寅恪由桂林發出的書信，得知陳將於8月中旬攜家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吳痛感在昆明經濟窮迫，精神壓抑，工作、生活、愛情等皆不暢快，遂決定赴成都與陳寅恪共同執教燕大。主意打定，吳宓向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梅貽寶拍發電報，謂：「宓仍欲來燕京。如可，祈速留止學淑。」時吳宓與元配妻子陳心一生育的長女吳學淑就讀於燕京大學，準備轉學西南聯大，既然吳宓決定赴燕大，轉學的事自然停止。由於吳宓假期一直未能批准，直到第二年的8月，教育部才核定本年度休假進修教授名單，西南聯大為羅常培與吳宓，他們在休假期間可到國外大學進修，亦可在國內其他大學訪學，或者躺在家中睡大覺等，聽憑自願。羅常培謝絕了聞一多、吳晗等「鬥士」讓其留下來共同一「斗」的挽留，毅然決然地應美國朴茂納學院之聘，赴美講學，並任朴茂納大學和耶魯大學訪問教授。此時吳宓結合教學所得，已寫成英文本《世界文學史大綱》《歐洲文學史大綱》《文學與人生》等三本著作，因無暇修訂梓行，遂向梅貽琦報告，欲借休假之機完成以上三書的修訂並譯成中文，同時還因對陳寅恪的牽挂，決定赴成都燕大等校講學。梅貽琦概允，但囑在蓉「只可講學，不可授課」云云。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此前的8月10日，吳宓致函梅貽琦，提出辭去清華教職。20日，梅貽琦復吳，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吳宓到達武漢大學的第三天，致函梅貽琦，訴說衷腸：「……按宓以北京為今生之故鄉，而清華母校學於斯，長於斯，20餘載，尤為感情夢魂之所繫戀，無日不思北歸，他年且當畢命於此校園，方合素心。況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脫平靜，但思儘力教課，余時休養自適，完成其著作。……」10月1日，吳再致梅貽琦以訴心曲，仍得梅貽琦勸勉。11月4日，吳宓致梅貽琦，決定回清華任教。11月8日，梅貽琦致吳宓函，並附聘書，信曰：「雨僧大鑒：接誦11月4日手示，備審文旌決于寒假后返回清華任教各節，校中同仁聞悉，同深汴企。茲將聘書寄上，即希察收，于應聘書上籤章寄還。並請准于下學期（36年3月中）九*九*藏*書返校，毋任盼幸。匆復。敬頌教綏。……尊囑關於尊夫人由滬返平事，已函知留滬照料員丁兆興君洽辦，並已告學淑稟達矣。」

當葉企孫于凄苦中悄然作別世界的時候，同儕中蟄伏嶺南的陳寅恪已去世七年有餘。再過一年零一天，病卧陝西涇陽家鄉的吳宓，也將命赴黃泉，在另一個世界與陳、葉等清華好友團聚一堂。

自抗戰軍興，吳宓由北平轉長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間，生活過得並不愉快，費盡苦心追求的毛彥文，儘管那個大自己幾十歲的糟老頭子早已死掉，但對吳宓的痴情與數十次透著火辣辣感情的書信不復一言，甚至讓其亡夫熊希齡的同鄉沈從文將不曾拆封的吳宓來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來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彥文外，在吳宓心中掀起愛情波瀾的另外幾位女子如K、絳珠、黎憲初、盧雪梅、高棣華、陳仰賢、張爾瓊等等，無一人對其傾心相注。而吳宓在清華與西南聯大的學術地位，也非當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異，對政治、人事認識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間的傾軋，隨著越來越複雜的環境變化令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戰前的1937年6月29日，《吳宓日記》曾記載過一件令他不快與警覺之事：「12：00方午餐，文學院長馮友蘭君，送來教育部長公函，擬舉薦宓至德國Frankfourt-am-Main之中國學院任教授。月薪僅四百馬克，不給旅費。按此職即昔年丁文淵君所任，原屬微末，而校中當局乃欲推薦宓前往。此直設計驅逐宓離清華而已。蛛絲馬跡，參合此證，則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種較大陰謀與策劃在後，宓一身孤立於此，且不見容，誠可驚可悲矣！」好在此次吳宓還算心中有數，沒有落入馮友蘭等輩設下的圈套而被驅出清華。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飯僧齋豈畏貧。

詩中的三回亂離，指的是盧溝橋事變、香港太平洋戰爭及國共內戰。「蔡威淚盡血猶垂」句，出自庾信《哀江南賦》「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意在傷悼梁朝滅亡和哀嘆個人身世。陳氏借用此典，是把當時的社會嬗變看做像梁朝滅亡一樣的重要歷史事件，藉以傷悼當時政局和個人處境。而「眾生顛倒」之喻意，不僅為當時戰亂中全國生靈塗炭而感傷，更暗示「嬗變」后清華園乃至整個中國在政治高壓下，「眾生顛倒」的局面。後來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證明了陳氏的預言和被「顛倒」后眾生的悲慘命運。當吳宓讀到「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時，感慨悲戚，不禁淚下。吳于哀惋中在陳詩后寫有附註，並作《將入蜀》詩一首，藉此舒解心中鬱結的悲情。

野燒難存先聖澤，落花早惜故園春。

吳宓遲遲未能北歸的原因，與劉永濟的拉攏、陳福田輩的嫉妒、胡適派擠壓、陳寅恪勸告等固然有很大關係，但主要原因則是他頭腦中read.99csw.com有一個中國將出現南北朝局面的預測或稱幻想。南北分野既是政治、軍事的，更是文化上的分野，這個觀念早在抗戰勝利之前即已開始。1945年3月21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吳宓于日記記載：「6—8訪寅恪。寅恪亦勸宓春假往訪濟（南按：劉永濟）等。觀察情形，再定行止。又權（南按：蕭公權）與寅恪均認為異日華北必入共產黨掌握，吾儕只宜蟄居長江流域，則武大較宜云云。」又，同年10月10日記載「上午8—10孫貫文來，久談時局。按中國今成南北朝之形勢。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將為共產黨所據，而隸屬於俄；（近新疆已有爭戰。）南方則為國民黨之中國，號稱正統，（以孫中山為國父，與古昔斷絕。）而稟命於美。異日縱橫相鬥，俄與英、美、日等國大戰，中國適成戰場。而分立鬩牆，互攻互殘。赤縣古國，遂至末日，淪胥以盡。」

在吳宓心中，此時的陳福田是否內心發點酸水，或假做恭維狀來個貓賀老鼠等，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勞動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認並賜以榮譽，且與陳寅恪並列齊肩，這是特別引以自豪的。當然，一旦成為部聘教授，也有經濟上的實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還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費。而當時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僅為360元，可見這個實惠也確實有點實在的東西。

既然陳氏已作「嶺南人」，自己願作「劍南人」。「月泉吟社」原指由一些南宋遺民詩人組成的群體，活動在浙西一帶，以浦江名勝地命名，用詩歌形式表達反元復宋的心聲和意志。月泉一時成為全國文化學術的活動中心和知識分子人格的象徵。吳宓詩的喻意和志向大體是指值此世變，不如隱去，找個清凈的地方，與友同依，與僧同飯，詩書唱和，聊寄餘生。惜時代的大潮沒有讓他這樣做。

就在吳宓蟄居長江流域的珞珈山瞪著警覺的眼睛南北觀望之際，國共兩黨的裂痕越來越大，終至再度同室操戈，相互砍殺起來。面對東北與中原騰起的硝煙炮火，吳宓有離開武大之意，除了躲避臨近的兵禍，還有一點，即吳在武大的生活並不如意。劉永濟雖熱心相邀，但劉本人在武大的地位、權力有限，且不是一個辦事幹練有條理的人，結果弄得吳在武大的飲食住宿都成了問題。加之時局混亂，人心惶惶不安，學校當局又未把吳宓當做一盤特殊的大菜看待，搞得擁有「部聘教授」身價的吳氏在校中處境頗為尷尬，慍怒中便有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念頭與打算。期間，中山大學欲聘吳宓為該校文學院長，吳思慮再三，未就聘。又有到美國教授漢文或講中國文化的機會，「然宓決定不去」。后又答應就聘四川大學，到成都任教，並與主辦成都東方文教學院的王恩洋約定，到其院義務講學，目的是從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為僧，並撰作一部描寫舊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新九-九-藏-書舊因緣》，以償多年的宿願」。1948年10月初，吳宓僱人把書籍行李悄悄運至漢口，不日即乘輪船溯江入川。結果是未及登輪，即被校方勸阻回校。

因了這一連串的事件，吳宓對陳、葉二人大為不滿，彼對吳宓亦心存芥蒂，雙方之間屢生齟齬，裂痕漸大，促使吳宓萌生去意。1940年1月29日，吳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學校長胡庶華和教育部次長顧毓琇的電報，敦請其為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吳考慮再三，複電顧次長並轉胡校長「敬謝雅命」。但在嗣後的半年多時間里，是否往西北大學又幾經反覆，頗為躊躇。1940年7月26日，吳宓同時接到浙江大學和西北大學的聘電，且均言明月薪之數，浙大為380元，西大為460元。吳宓對去留問題大費思量，后經清華要好的同事特別是葉企孫勸說，遂決定暫且蟄伏下來，繼續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3年2月，清華評議會決定吳宓於1943—1944年度休假，吳應允在休假期間考慮赴貴州遵義浙江大學與成都燕京大學講學，后因「抗戰期間，應加緊工作」為由延緩休假。

抗戰爆發，清華南遷后的1937年11月19日，吳宓一到長沙，就得悉臨時大學文學院設於衡山聖經學院並於當日開學，文科教授需赴南嶽授課。下午，吳宓赴長沙北門外麻園嶺22號清華辦事處報到，5點30分赴湘雅醫院內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宅拜訪。據《吳宓日記》載「先見朱，次梅貽琦校長出。宓向梅陳述北平近況，及清華被日兵佔據情形，甚詳。梅但頷首而已，似頗冷落。宓出。時，雨甚大，宓躑躅泥路中，燈少，昏黑不能見，往返迷途。」

1942年8月，任教於西南聯大的吳宓被教育部聘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按規定，每個學科在全國範圍內只有一人，本次共選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別是陳寅恪、陳建功、吳有訓、吳宓、曾昭掄、周鯁生、張其昀、徐悲鴻、李四光、柳詒徵、梁希、湯用彤、胡小石、蘇步青、茅以升、黎錦熙。當年「哈佛三傑」陳寅恪、湯用彤、吳宓同時位列其中，可見「三傑」之說並非虛妄。教育部此舉，對抗戰時期正處於艱難困苦中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鼓舞。據《吳宓日記》說，清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首來函（英文）道賀」，但吳認為「此固不足榮，然得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兩兄齊列，實宓之大幸矣！」

1944年9月23日，吳宓由昆明出發，經貴陽、遵義、重慶、白沙，於10月26日傍晚來到成都燕大，得以與老友陳寅恪相聚一校。對於二人相見后的情形，吳宓之女吳學昭在《吳宓與陳寅恪》中這樣記述道：「父親與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見，感到寅恪伯父顯得蒼老，心裏很難過。使他更為擔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視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勞累過度，而戰時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艱難！寅恪伯父有『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的詩句，說明物價九-九-藏-書飛漲，貨幣貶值的嚴重。從父親當時《日記》中的片言隻字，也可看出一二：『晚無電燈，早寢』，『無電燈，燃小菜油燈』，『窗破，風入，寒甚』，『晚預警，途入馳奔』，『旋聞緊急警報，宓與諸生立柏樹蔭中，望黯淡之新月，遠聞投彈爆炸之聲』。」又說：「父親很清楚，對於寅恪伯父來說，視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親最為憂慮和擔心的事，不久還是發生了。」據《吳宓日記》載，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吳步行至華西壩，「訪寅恪于廣益學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與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陳寅恪入醫院治療，因瞳孔之內膜已破出液，后雖經手術治療，但均告失敗，轉英國治療亦無濟於事，最終導致雙眼失明。

此事在吳的內心引起的悲憤之情未平，又出現了錢鍾書被陳福田、葉公超等輩排擠出清華之事。儘管年輕氣盛的錢鍾書曾公開放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等狂話，但天生「傻得可愛」的吳宓總是站在愛護後進的角度不以為忤。只是「太懶」的葉公超與俗人陳福田二人合力設謀，把個狂妄書生兼才子錢鍾書一腳踢出門外，任其流落他鄉。吳宓對陳、葉二人向校長梅貽琦進獻讒言大為不滿，認為彼輩「殊無公平愛才之意」、「皆妾婦之道也」，並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為錢鍾書重返聯大奔走呼籲。但「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罷。

眾生顛倒誠何說？殘命維持轉自疑。

從上述兩則日記所述內容，不難見出清華高層對吳宓的態度，亦可見吳在清華中的地位之尊卑。而這種狀況，到了昆明西南聯大似未改變，1939年11月17日，吳宓在日記中就當日宴會情形又發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與公宴，論年則幾為最老，敘座則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長、館長、教務長、院長，宓僅教授而已。愈可見宓在此世間之失敗而不容戀戀矣！」

去眼池台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猶有月泉吟社侶，晦冥天地寄微身。

至此，事情似乎已圓滿解決，但出乎梅貽琦意料的是，吳宓再一次作了反覆，停在武漢大學遲遲未得行動。內中緣由據說是吳當初答應劉永濟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踐行，便覺心中有愧，對不住朋友。另在抗戰勝利不久，報載胡適將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個消息對尚來與胡氏不睦的吳宓猶如當頭一棒。對此，吳於1945年9月25日在日記中寫道：「又述教育部擬擴充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統轄北京諸大學，則他日清華更非宓所可安矣。」從這段記述中，得見吳宓對胡適派的厭惡與畏懼心理。胡適出任北大校長的事實，在給吳宓精神上造成壓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牽扯、阻擋了其北歸的步伐。但此時清華園的大門仍對吳宓敞開，主動權仍握在吳氏手中。一晃到了1948年初，在與清華方面聯繫后，吳宓打九*九*藏*書算下學期棄武大奔清華園任教，遂又舉棋不定，寫信向陳寅恪求教。時已於清華執教的陳寅恪很快復函，略謂三條：（1）在平薪多而實不為益；（2）書宜售出，免遭兵損；（3）宜授外文系高深課程；（4）華北大局，應視兩月內錦州能否堅守云云。面對陳寅恪的勸告和國共兩黨大軍雲集、兵鋒正盛的北方局勢，吳宓北上的腳步更加踟躕，最終決定留下來繼續觀望。未久，吳宓收到青年學者金克木從北京大學發來的信函，告訴清華已經對他失去了耐心，並有人揚言以後不能再讓他自由回到清華校園云云。至此，清華的大門已向吳宓關閉，當年的藤影荷聲之館里再也見不到吳雨僧的身影了。

1946年秋，清華在北平復校，吳宓沒有隨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時代的「學衡」老友、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永濟之邀，於8月20日離成都到重慶，30日由渝乘飛機抵達武昌，出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職。

抗戰勝利之前，陳寅恪應牛津大學邀請準備前往講學並治療眼疾。1945年9月14日，陳氏在燕大教師劉適的陪護下，由成都飛昆明，而後由西南聯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轉印度飛倫敦。此時吳宓假期已滿，梅貽琦力促其回昆明，吳為之心動，擬伴陳寅恪飛昆，繼續在西南聯大任教。不慎於8月9日滑跌傷其右胯骨，並左乳突患胸疽，瘡口大如酒杯，濃管集注，狀如蓮蓬，甚是駭人。手術后在妹夫羅清生教授家調養，既無法伴陳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貽琦、潘光旦、馮友蘭，連同那個他極不喜歡的陳福田等校、院、系諸領導請假留蓉。按吳宓在信中陳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學授課，明春或仍赴武漢大學講課，則行李就近全可帶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隨武大東下長江，兼覽巫峽之勝，抵武漢后，火車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屆時回到清華園中，追隨左右，服務本校，當不至遲期誤事也。宓一再反覆，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襲，實非得已，至祈鑒察。」如同對毛彥文的愛情一樣，儘管吳宓「一再反覆，深愧疚歉」，一旦時移事異，照舊是反覆無常，至於愧疚不愧疚，就顧不得了。

心中鬱悶煩躁加惴惴不安的吳宓，在珞珈山武漢大學校園又徘徊搖擺了兩個月，突于這年12月16日讀到了老友陳寅恪攜眷南歸的消息，大為震驚。因南北交通中斷和國民黨封鎖消息，此時的吳宓才知北平已經圍城，傅作義部即將崩潰，解放軍南下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吳宓遂決心入川，以避兵禍，為民族保存文化香火於一隅之地。1949年春，吳宓收到陳寅恪自嶺南大學寄來的《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前登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詩，即吳宓所稱的陳寅恪逃離北平時所作《南飛》詩與《乙丑元旦》詩二首。1948年12月15日，陳寅恪攜家與胡適等人自中南海勤政殿搭乘傅作義派來的汽車趕往南苑機場的路上，留下了他一生極其重要的「亂離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