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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重慶·童年 四、我的外婆(二)

第一部分 重慶·童年

四、我的外婆(二)

後來我回重慶也常到舅舅家吃飯。他愛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經常是幾塊錢一桶的散裝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時候,就聽舅媽、表妹一直不停地說,問這問那,他們家、我們家的事兒輪流說。舅舅在邊上默默地坐著,隔個兩分鐘就端起杯子沖我說「喝一個」,一斤酒喝到底兒了,他從頭到尾基本上只有這麼一句話。
現在我回重慶去,就看望兩家人,一個是舅舅,一個就是黃阿姨的兒女。在我看來,黃阿姨家姐弟兩個,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樣,是一家人。他們帶給了我童年最為快樂和幸福的回憶。
我爸是攝影記者,我們家有很多照片,都是當年他當新聞記者時拍的,那是我們家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那時候還沒有攝像機,都是電影膠片機,新聞記者都用這種機子,現在電視台里拍膠片機出身的攝像幾乎沒有了。

3、扛電影膠片機的老爸

當時也就到大人屁股那麼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裡,也不知道害怕,誰也不認識,就那麼懵懵懂懂地出站了,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沒走多遠就聽到了我哥叫我的聲音。
幾個月前,在化妝間我偶然跟黃菡講起這段經歷,沒想到她也在西安待過,家裡人也帶她在五一飯莊吃過飯,甚至也特別說到了那裡的小籠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九七八年。黃菡比我大四歲,當時她在西安上學,住在親戚家。聽了她的話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個八歲的男孩兒,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互相不認識,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飯莊,吃著同樣的東西。三十多年後,當年的兩個小孩兒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時出現在了今天的《非誠勿擾》上,這是件多麼神奇的事兒啊。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還有我媽在重慶電台最要好的同事黃阿姨。她是電台的資料員,前幾年她去世了。我記得當時我媽接到黃阿姨女兒報喪的電話時,我正好在吃飯,看到我媽拿著電話聽了九*九*藏*書沒有兩分鐘突然放聲大哭。
當初他們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來自兩個家庭的阻力,按當時的話說叫「來自兩個階級」。
我叫姨婆的兒子「舅舅」,他和我媽一塊兒長大的,一輩子都在供電局抄電錶。打我記事兒開始就沒聽這個舅舅講過幾句話,偏偏我舅媽也是個話癆,也沒什麼文化,跟姨婆還特別能講到一塊兒去。她們是我這輩子見過的關係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媽生了一兒一女,分別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話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說的人—說他們家是母系氏族真一點兒不誇張,他們家的話都讓女人說了。
放假以後,外婆買了火車票,把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找了個列車員熟人把我送上火車—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最多也只能夠上列車員了。說是讓列車員關照我,但人家忙著呢,哪顧得上我。那個列車員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車員休息室,讓我在裡頭坐著。我也聽話,挎著一個小包就傻乎乎地坐著,看見她開始掃地了,我還過去幫忙。列車員阿姨連忙說:「別動別動,好好坐著,別亂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黃阿姨話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賢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媽。她老公姓陳,長相酷似朱時茂,也不怎麼說話,我一直叫他陳叔叔。陳叔叔是原重慶紅岩電視機廠的總工程師,我人生中第一次看電視,就是在他們家。「文革」期間上上下下都在搞運動,陳叔叔卻在家裡攢零件,省吃儉用,自己組裝了一台電視機,九英寸的。在當時電視機是高科技的玩意兒,放電視的時候一個院子里的鄰居都聚在一起看,家裡坐不下那麼多人,就把電視機拿到院子里放,電線得拖得老長。黃阿姨家的院子里還有一棵黃桷樹,大人們在院子里站著坐著看電視,我們這些小孩兒就爬到樹上看電視。那個時候電視節目一天就播兩個小時,就跟看電影一樣。
我小時候逢年過節有一半時間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這個黃阿姨read.99csw.com家。我從幼兒園放學回家只要媽媽不在,去的就是黃阿姨家。前面說到的,我媽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黃阿姨家。黃阿姨家也有一兒一女,兒子叫小勇,女兒叫小輝(多麼樸素的名字),我們也是從小一塊兒長大。後來我媽去西安了,我在重慶,只要放暑假,黃阿姨都到外婆那裡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陣子,每年如此。
暑假過完,我又按照之前來的程序,坐上回重慶的火車。想想現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讓孩子這樣出門,恐怕也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治安沒有當時那麼好了。
於是,一邊是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一邊是舊社會的底層勞苦大眾,當我父母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兩個家庭時,可想而知會遭到怎樣的反對。反對得比較激烈的是我外婆,這也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隱患。
到南京之前,我並沒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過。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慶來探親一次。在童年的很長時間里,我對父親的印象都很模糊,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員一樣好聽的普通話和他用的照相機—都是祿來、哈蘇之類現在仍然價格昂貴的德國高級相機。
那是特別可愛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們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廠工作,是個整天樂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她嘴裏永遠都有說不完的俏皮話,她的語言似乎與生俱來地帶有勞動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話如果寫出來一點兒也不好笑,但通過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調說出來,就特別好笑,特別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話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個話癆。逢年過節去他們家,從一進門開始,她就說個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個不停。

5、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父親給我和我哥拍過很多非常生動的照片,現在看來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現在的單反相機都是自動對焦、自動測光,雖然也可以手動,但是相https://read•99csw.com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當時父親用的是雙反相機,取景一個鏡頭,成像一個鏡頭,取景還是豎式的,用好這種相機拍出好照片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當時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鬧玩耍的照片,手動曝光,手動快門,還要抓情緒,考慮構圖,還不能浪費膠片,拍完之後,還要自己在暗房沖洗。小時候看這些照片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現在自己玩相機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厲害了。老爸現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機給他,讓他沒事兒拍著玩兒,結果他卻說不拍了,問他為什麼,他說,現在這些日本相機我不會用。
當年我父親扛著電影膠片機幾乎跑遍了陝西所有的縣,也拍攝過很多中央領導到陝西視察的新聞。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陝西參觀訪問,我父親在旁邊拍攝,他的同事把他也拍進了照片里。小時候在家裡,每次我看到這些珍貴的文獻式的照片都覺得父親很偉大。那些泛黃的老照片當年都保存在家裡的很多電影膠片盒裡,那些鐵質的大盒子後來主要用來放我的餅乾之類的零食。遺憾的是,幾次搬家加上後來父母離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著了,非常可惜。
父親被分到西安后參与了創建西安電視台,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電視台的前身,據說當時參与建台的總共只有七個人。母親被分到了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小時候,我就住在電台的宿舍區里,到了周末就去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看外公外婆。
而我外公外婆是窮苦出身,他們打心眼裡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所以,家裡誰要是敢在他們面前議論時政、說一點兒「非主旋律」的話,外婆立馬就翻臉。我年少輕狂時不知道因為這個被外婆罵過多少次。
其實那會兒我已經明白了,尤其是一路聽見廣播里報站,等到聽見「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遲疑地跟著下車了。但是西安站那麼大,對於一個八歲的小孩兒來說,那個世界瞬間變得不知道有多大,read.99csw.com有那麼多火車來來往往,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我就記著外婆叮囑的—跟著大人走。於是,我就跟著我們那一列車上的我認得的人走。出去以後是哪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媽和哥哥會來接我。
我父母在西安團聚后,我去過西安兩次,都是去過暑假。我還記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一個被分到了西安,一個被分到了重慶。那個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過類似這樣的大學畢業後分居兩地的經歷。那時想調動工作,尤其是跨省調動,非常困難。他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團聚,最後才一起調回到南京,因為我爺爺奶奶都在南京—雖然折騰了兩次,但最後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那天在五一飯莊我和我哥一人點了一碗面,是有澆頭的那種,還有兩屜小籠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籠包,一口下去我就震驚了,完全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那麼好吃的東西。回重慶之後,我對小籠包子的幸福回憶持續了將近一年。童年的我心裏暗暗地想,我要是當了皇上,天天讓御膳房做小籠包子給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籠包子仍然是我最愛的食物之一。
我父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同學,一九五九級的。那時候北廣剛建校,他們算是新中國廣播電視界的「黃埔一期」。一九六三年畢業后,他們分居兩地,父親被分配到西安,母親被分配到重慶。
我在重慶的親戚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樣憨厚善良、熱情好客。他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歡樂的記憶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姨婆不是外婆的親妹妹,她們是在抗戰期間逃難的路上認識並結為姐妹的,但她們一輩子比親姐妹都親。我們兩家的關係甚至比有血緣關係的還好。
西安是著名的旅遊城市,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這些著名景點我都去過,但沒什麼印象了,只對一頓飯印象特別深。九*九*藏*書
我爺爺是小資本家,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親成績不錯,做人也低調,加上那時「文革」還沒開始,所以考上了大學。父親家的親戚們對過去還是挺在乎的,我到爺爺奶奶那裡去的時候,叔叔姑媽們偶爾講起過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對沒落大家族的懷念—以前還不敢多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就越發懷念了。雖然爺爺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門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媽們的感情世界里,卻飽含了對昔日輝煌的留戀,並很願意把它放大—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沒有一個混得特別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廠里。
那時從重慶到西安要坐兩天火車,出門前外婆一再叮囑:「中途在哪兒停站都別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時候你再下,那是終點站。記住,等一車的人都走的時候你再跟著走。」我懵懵懂懂地點頭說好。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別高興,帶我們下館子。那是一個國營大館子,叫「五一飯莊」,當時是西安最高級的大飯店之一。下館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新鮮和高級的體驗,因為在重慶,節儉的外婆認為下館子是有錢人和不會過日子的人乾的事兒。她什麼都是買回家自己弄,把家裡的伙食操辦得很好,所以我在重慶就沒有下過館子。
外婆年輕時很漂亮,我媽也繼承了她的長相,聽說當年我媽還是北廣的校花。一開始我以為只是別人隨口的奉承話,後來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學,那幫老頭老太太都這麼說,我就相信了。當年在北廣,我爸媽戀愛的消息傳出后,其他同學都感到很意外。據說當初追我媽的人挺多,其中有條件相當不錯的,但她最終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不錯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他們是典型的兩個不同階級的年輕人的結合,留給了周圍人太多的不解。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愛情有著比較純粹的追求,我媽又屬於當時的「文藝青年」,胸懷「進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聽說,他們那個班裡最後結婚了的有好幾對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