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張學良，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他把所有的收藏拿出來，在台灣拍賣，所得的款項都捐給社會。拍賣現場非常熱烈。其中有一件拍品，我記得很清楚，拍了160多萬，贏得滿場鼓掌。這時候那個人站出來，說：「錢我照付，但東西我也捐掉，再拍一次。」這反映了一些收藏家喜愛傳統文化、贊助社會的一個心態。

這就是宋徽宗所創造的一種文化，他自己不能想象。他是一個受盡屈辱的皇帝，中國皇帝像他那樣受盡屈辱的，就他一人。但是他留下了如此輝煌的藝術品，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嚮往並引以為自豪的文化。

出版物集中也是收藏熱的集中體現。比如宣和時期的《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宣和博古圖》，這些都是北宋時期的著作。晚明時期，有一個文學家，也是畫家，叫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孫。他寫了一本關於鑒賞收藏的書《長物志》。長，在古音中念「丈」，「家無長物，詩書自樂」。「長物」，指多餘的東西，是自謙的說法。古人把一些很貴重的東西，說成是一種人生多餘的東西，就叫長物。那麼乾隆時期，我們都知道，乾隆皇帝為了編輯天下所有他收藏過的名畫，編出一本書叫《石渠寶笈》。還有《西清古鑒》，也是乾隆時期編的書。晚清就更不用說了。民國初期有一個人叫趙汝珍，寫了一本《古玩指南》，這是給所有收藏的人看的一本收藏手冊。

最後，基本上每件東西都是我先說，我肯定要實話實說：你這個東西，不真。那個人聽了，不停地流汗。他可能想：我這裏怎麼也得有真的，不能都是假的吧？但不幸的是，都是假的。然後，我就打圓場。我問：「你還有多少東西？」他說：「我還有好多呢。」我問：「在哪兒呢？」他說：「在地下室。」我說：「這樣，咱們去地下室直接看，不用當著你的工作人員了。」好幾十個工作人員在旁邊站著，我覺得他特別難堪。

第三點就是多接觸實物，有機會就看。接觸實物有很多種方式，最多的就是看展覽。我早年酷愛看展覽，所有的展覽不落空，一般都是開幕看一次，閉幕前再看一次。看的時候要仔細，記住所有特徵。現在展覽很多，跟我喜歡收藏的時候完全不一樣。另外，看的同時能上手儘可能去上手。比如拍賣會的預展，你可以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別人有好東西，你在不違反操作規程的前提下，可以上上手，但一定要小心。

我們從史學的角度去考察，時間最長的朝代我們一般都說是漢朝，但是漢朝中間有王莽割斷了14年。宋代沒有被割斷，儘管遷都了，但南宋延續了北宋，時間沒有割斷，長達319年。而大唐只有289年，明朝只有276年，清朝只有267年。如果我們承認漢代被王莽割斷這個史實的話，那麼西漢只有214年，東漢只有195年。300年，對中國所有的朝代都是大限。

第三次用人名作為品牌的第一個人是李寧。他拿完世界冠軍退役以後，創造了一個品牌，叫做「李寧」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體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這一幕：那時候李寧的牌子剛上市，很多人不適應。售貨員給一個人介紹，說這是新牌子，叫李寧牌。那個人愣著，看了半天，說：「我身上怎麼能綉一個他的名字啊？」他是這個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別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爾·卡丹的西服，也是別人的名字。

今天有了非常科學的分類，按照科學的名稱分類。人家再問：「您喜歡什麼啊？」你可以回答：「我喜歡陶瓷，我喜歡玉器。」也非常明確，不用很內行的話。行話多少顯得有點兒江湖味兒，行內能聽懂，行外聽不懂。我們今天的收藏分類，是行內、行外都能聽得懂。

隔了一周，二十日的時候，木樣就做好了，畫了五彩木樣一件呈覽，拿給皇上看。皇上又說：「將此罐交年希堯添一蓋，照此樣燒造幾件。原樣花紋不甚好，可說與年希堯往細里改畫。欽此。」皇上說的太具體了，說照著這樣給我做幾個。原先這個畫得還粗了點兒，你給我再畫得細點兒。

收藏的歷史我們大概有所了解了。趕上好的時代是每一個國人的幸福。伴隨國泰民安，收藏熱帶給中國人一些新奇的感受，這種感受促使我們很想探求收藏的奧秘。傢具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那麼就從傢具講起。

你看古董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它的特徵，要注意到所有的細部。比如底部，有機會儘可能地去看到。我當年去故宮參觀，那時候故宮的條件沒有現在好，展廳里燈光非常昏暗，我自己帶著手電筒。我第一次拿出手電筒的時候，工作人員都衝過來說：「你想幹什麼？」我說：「我就是想看清楚點兒。」他說：「這不是看得挺清楚的嗎？」他不知道，他說的那個清楚，跟我說的清楚，實際上有很大差距。他只要看到東西在展櫃里，就算清楚了；我是要看到所有的細部，才算清楚。我去的多了，就跟裏面的工作人員混熟了，再拿手電筒也沒人管我了。

第二點就是最好請個老師，交個朋友。但這條要注意，一定要找正經人，不要找一些走旁門左道，全是巫術的read.99csw.com人。再有一點，你請的這位老師應該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比如說在專業單位任職、有過收藏成就，這樣的人會對你有很大的好處。有時候別人教你一句，省得你摸索半天。當然，我現在說的都是理論問題，你也可以不請老師。比如我剛喜歡收藏的時候，我就沒請，也沒地兒請。我就是逮著這個人問一句，逮著那個人問一句。所有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師，但你要自己多思考。

但過去不是這樣。我小時候，看到的景象都是破壞文物。在我11歲的時候，「文革」剛開始，大量文物遭到破壞。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們家後面有一個下水道堵了，我們都去看，結果從下水道里掏出來一個鎏金佛，當時說是金佛。那時所有人都把家裡價值連城的古董扔掉，說是「破四舊」，扔掉以後心裏就踏實了，認為安全了。

我們了解了古代的收藏熱，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唐代以前沒有收藏熱呢？唐代是有人收藏，唐太宗啊！但我們要知道，那是皇帝的收藏，它不會反映到民間。唐代社會，它的文化是開放型的，它不是一種收斂型的社會。我們今天的文化是在宋代以後才定型的。從史學家的角度看，宋代的文化是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後一千年的一種基礎文化，程朱理學規範了中國人生活的準則。宋代以前，古人的生活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宋到明這一個時期，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今天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看到中國的燦爛文明，大部分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大約都是鴉片戰爭以後到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段時期流出去的。

從收藏的角度講，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準備。今天喜歡收藏的人太多了，但是冒冒失失地進來，沒有準備，就會出很多問題。那麼，收藏首先應該準備什麼呢？第一條就是理論先行。你首先應該知道你要收藏什麼，再把對應的書找來看。比如說，我喜歡陶瓷，我就找《中國陶瓷史》看看，我得把中國陶瓷先弄清楚。人家一說宋代五大名窯，我就得知道是「汝官哥鈞定」。

古代收藏熱跟今天有所不同。我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收藏熱，統計起來大約有五次：第一次是北宋時期；第二次是晚明時期；第三次是大家熟知的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國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今天的收藏熱，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給我們帶來的愉悅。

收藏要注意的第二個事項，就是戒貪，這一條非常重要。貪是人的本性，總想買的東西比別人便宜，就非常容易上當。我年輕的時候也貪，但我有一次被貪咬著了，以後我就不貪了，我知道警告自己。

宋代的統治者，標榜自己以文治天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為什麼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呢？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社會不能靠武力解決問題。宋朝的版圖比較小，尤其到了南宋，版圖變得非常小，大概不足我們現在國土的五分之一，就是江南這幾個省。但是請大家注意，宋代的享國時間卻是歷史上最長的。

我碰到過很多把樂趣變成負擔的人。有一次，我回家，家裡坐著一個老太太，在那兒哭。我就很詫異，我不認得她。我就問：「您什麼事？」她說：「我們家老頭兒把所有錢都買古董了，日子沒法過了。他誰的話也不聽，就聽你的，你能不能勸勸他？」我說：「我可以勸他，但是你怎麼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她說：「我們家老頭兒本上寫的有。我來找你，你不能跟他說。」我說：「行。」

第三個特徵跟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就是摹古和作贗成風。

比如我們知道時大彬的紫砂、江千里的螺鈿、黃應光的版刻、方于魯的制墨、陸子岡的治玉、張鳴岐的手爐，等等。這些手工業品都是署個人名款，充斥整個市場。今天統計，署著「張鳴岐」款的手爐，大概有4萬件存世。一個人不可能製造出這麼多的手爐！只能說明他的人名已經變成一個品牌。

晚清到民國初年的第四次收藏熱，跟以前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外需加大，內需相對縮小。晚清時期民不聊生，在西方列強的多次侵擾之下，中國人都感覺到生活岌岌可危。除了個別人的生活很好，大部分人的生活質量都很差。等到西方人終於打開了中國這扇神秘的大門，能親自看到中國古老文明的時候，他們垂涎了很久的中國文化終於擺在他們面前，所以西方人開始大肆掠奪。

我喜歡收藏的時候，先喜歡的是陶瓷。當時全國有關陶瓷的書就兩本，一本是中國硅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一本就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陶瓷》。今天完全不同了，如果喜歡收藏，不管哪個門類，你去書店，五花八門的書，所有資訊都可以很輕易地查到。我喜歡陶瓷收藏的時候，是查不到的。

我們剛解放的時候，由於要向西方各國出口，沒九-九-藏-書有商標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們被迫出了一些品牌。

每到周六的早晨，天剛蒙蒙亮的時候，北京市有兩個地方萬頭攢動。一個是天安門廣場，大家都在舉頭看升國旗；一個是潘家園市場，大家都在低頭尋國寶。這就是我們今天收藏的現實情況，每個人都希望從我們古代遺留下來的東西中，撿到自己心愛的東西。

摹古是君子坦蕩蕩：我模仿前朝的成就。我以我現實的力量，來達到古人曾經達到的一個高度。比如乾隆皇帝，他最願意做的就是這件事。乾隆很多瓷器的落款就寫著「大清乾隆仿古」，他寫得很清楚：仿古。當然，也有一部分不寫，他就要以自己的能力達到古人的高度，讓你真假莫辨。作贗的出發點就不一樣了，它是為了欺世。今天很多搞收藏的人都被作贗，簡單說就是作偽、作假，給苦惱著。每個人拿到東西以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都苦惱這件事。這就是作贗成風，也是收藏熱的一個標誌。

我看了央視播出的一條新聞，說我國現在有7000萬收藏愛好者，7000萬人，這是非常龐大、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數字。

這幅畫是2002年世界上最貴的一幅中國畫了。在拍賣之前，有一個老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跟我說：「馬先生，我非常喜歡那幅畫，那是我終生夢寐以求的一幅畫，這次我想傾我全部的力量把它買回來，你看行嗎？」我說：「當然行，買回來當然是個好事了。」

那麼，收藏的注意事項是什麼呢？我覺得對每一個收藏的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量力而行。收藏是一種樂趣，你絕不能把這種樂趣變成一個負擔。

宋徽宗很喜歡畫畫，他畫了很多花鳥畫。當然從鑒定的角度上講，有的專家認為有的畫是代筆，但是有相當一部分畫確實是他本人所為。比如，在2002年，嘉德拍賣會上拍了一幅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畫的是花鳥，表明宋代人的一種追求，表明皇上心裏的一個樂趣。畫畫得非常細緻，都是花鳥。這幅畫當時拍了2300萬人民幣，加上傭金是2530萬。這幅畫在國外流落了多年，終於回到祖國進行拍賣。但不幸的是，又被外國人買走了，在我們家門口晃了我們一下，沒有真正回到祖國的懷抱，和我們照了一面，又被別人抱走了。

我當年就被這種故事誆得到處都去，好在那時候年輕，誆點兒時間也不在乎，去就去了，慢慢就機靈了。所以，收藏中不能過多地聽這種故事。今天說他們家祖上是太監，後天又說他們家祖上是宮女，這種事多極了。不要輕信故事，我們就事論事，就物論物。

還有崇禎朝的《天工開物》。西方人對中國忽視《天工開物》還表示不解，說皇帝是不是沒看過這樣的書啊？這樣重要的科學著作，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引起資本主義革命呢？英國有一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他問：資本主義革命，就是工業化的革命，為什麼沒在發達的中國產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當時不注重無形資產，不注重知識產權。晚明時期，大量知識分子、上層社會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著就出現了。

我們都知道，用毛筆寫字，不停地寫，寫一萬個字大約需要兩天時間。用鋼筆寫，寫得快的人大概一天可以寫一萬字，毛筆寫得要慢。這樣勤勉的皇帝，他的政務非常繁忙。雍正跟他的父親，跟他的兒子都不能比，他沒有下過江南。他處在清朝康乾盛世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時期，他要整頓吏治，要改革康熙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就沒捨得出門。

宋代是一個收斂型的社會，對文化有一種聚集的想法，收藏熱就形成了。尤其有了宋徽宗這樣一個皇帝。這個皇帝政治上碌碌無為，藝術上卻非常有造詣。他創造了一種非常漂亮的書體，叫做「瘦金體」。創造一種書體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到了宋朝。我們知道，所有法書作品在宋代以前就定型了，無論你怎麼寫，都很難超越這些字體。宋徽宗作為一個皇帝，酷愛藝術，他所創造的瘦金體，我們今天去博物館就可以看到。

收藏的第三條注意事項，就是不能輕信故事。每個人都有纏綿悱惻的故事，我收藏幾十年，也聽說了無數個故事。當年我也愛聽，人一說我就信，還跟著人家一塊兒擔憂。比如，人家告訴我說：他的姑姑當年是一宮女，現在住鄉下，當年帶了很多宮裡的瓷器，讓我去看。那我就去吧。怎麼去？開車去。那人說沒多遠，一會兒就到。我們就坐著車，走了很遠。那時候也沒高速公路，坐了大概有仨鐘頭了，還沒到，我就問：「不是說一會兒就到嗎？這麼長時間了。」他朝外看了看，說：「沒事，別急，走了有一半了。」然後又走仨鐘頭，還沒到，我又急了：「這都多遠了！」這時候他把地圖拿出來看了看，說：「這回真有一半了。」

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作偽地有這麼幾個：作畫，作古玉，主要是蘇州。過rｅａd•9９ｃsw.ｃom去一說這畫是「蘇州片」，什麼意思呢？就是蘇州這個地方作的偽。北京在晚清到民國初期的時候有一個作偽畫的地方，它在哪兒呢？就在鼓樓前面，後門橋那個地方。所以，有的行家一打開這幅畫，就說是「後門造」，就是後門橋作的偽。我們今天作偽比較嚴重的地區，比如陶器就是河南，玉器是安徽，青銅多出自西安、洛陽；這些都是作偽的集中地，但是不表明其他地方不作偽。我想今天的陶瓷摹古作偽最高產地一定是景德鎮，那裡聚集了天下所有的能工巧匠。

專業上做準備非常重要，不是光說自己收藏就行了。你跟人家一張嘴，人家就說你是個棒槌。你跟人聊天，說：「我喜歡斗（音抖）彩。」說錯了，念斗（音豆）彩。「斗」是雙音字，如果你沒有很深的了解，你一說錯，人家就知道，你是個棒槌，是一個不懂行的人。

到了他兒子，就是雍正這一代。雍正是一個非常勤勉的皇帝，他批過4萬多份奏摺，這些奏摺至今在國家檔案館里保存。雍正在位十三年，平均每天至少要御批10件奏摺，最少時要寫一個字：覽；最長的洋洋萬言。

今天摹古市場非常多，比如全國各地傢具市場大量的仿古傢具出現，告訴你就是仿的，用很好的木頭做出來，跟古代的樣子一樣，希望你的家裡改變一下氣氛，從西式的樣子變成中式的樣子，這是君子坦蕩蕩的行為。我覺得這也是收藏熱的一個標誌，在實物表達上的一種方式。

這就是那道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未在中國誕生的一個基礎原因：中國人不大注重無形的東西，不注重個人創造。而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就是注重個人創造，要把個人無形的東西變成有形的資產，這才能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起來。

於是我就去找他們家老頭兒。我一推他們家門，推不開—東西買得太多了。老頭兒也不懂，好的、壞的什麼都買，買的滿屋子都是，連門都推不開。但那老頭兒不錯，我就跟他聊。他說：「我有四個孩子全在美國，我有很多錢。」我就勸他：「有再多的錢，架不住沒有節制地去買古董。您這樣把收藏變成沉重的負擔了，已經不是樂趣了。」他說：「我有退休金，我有醫保，所以我什麼都不怕！」但是他老伴怕啊！我說：「您這樣收藏是不行的，您應該跟老伴商量，不能什麼都買。」

他那座豪宅佔地15畝，原來是清末著名大太監李蓮英的舊宅。15畝有多大呢？換算成平方米，是整整1萬平方米！今天在北京城裡的1萬平方米的四合院，先不說買要花多少錢，拆遷就要拆出3個億！非常巨大的數字。

收藏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積累財富、積累知識的過程。人類最早的收藏就是積累的財富，是什麼呢？糧食，我們賴以生存的糧食。當我們的衣食解決以後，我們才注重精神的需求，這時文化標識的東西對我們每個人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後來有一次，我去的時候，我就指著一個瓶子，跟他們說：「你們那瓶子被人動過了。」那人說：「不可能。」我說：「肯定動過了，你最近是不是沒上班？」他愣了，說：「是沒上班，我請了一個禮拜的病假。」我說：「你問問，一定動過了。」他就真的打了個電話一問，那個東西確實被動過了，拿出去照相后又送回來了。他覺得特神奇，就問我：「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動過了呢？」我說：「這事兒對你來說特難，對我來說就很簡單。這個瓶子每個面的圖案不一樣，我每次來看的都是這面，我特想看到背面，可就是看不到。結果這個瓶子照完相，被送回來的時候，放的人隨意一擱，把背面沖外，我終於看到了。」

第二天，我們去給他鑒定，鑒定的時候就非常難堪。他把自己一個特大的茶館停業，讓我們在裏面鑒定。我進去的時候，還是比較機靈，先觀察了這屋子。我知道古董大約從哪個門拿出來，我就坐在相反的方向。鑒定一共有三個人，那兩個人坐在前頭。我心說：讓他們先說，我不先說，先說得罪人。結果他們兩個人看完以後都不說話，一個一個挪，挪到我這兒了，他們說：「你先說吧。」我沒有退路了，只能先說。所以說，人不能太聰明，太聰明了反而壞事。

想了解收藏，首先應該知道收藏的一個大致分類。民國時期的分類特別簡單，就分硬片、軟片。兩人對話：「您收什麼啊？」「我收軟片。」那就知道你收藏的大方向了。書畫、地毯、織綉，凡是可以捲起來的，一般都稱之為「軟片」，剩下的都稱之為「硬片」了。比如陶瓷、玉器、銅器，這些都屬於硬片。

我們兩個人進了地下室，我就跟他說：「你這件東西大英博物館有，這件故宮有，這件大都會博物館有，這件上海博物館有。全世界的博物館，傾二百年國家之力，買到的東西，全都在你們家地下室？咱先說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急了，說：「那萬一有一件真的呢？」我說：「問題是沒有這個萬一。你到印刷廠，過去排版都是排鉛字。你抓一把鉛字，往地下一撒，就是一首唐詩九九藏書，這可能性有沒有？有，就是太小了，跟你們家地下室有真文物的可能性差不多。」這麼一說，他就明白了。他說：「我花了很多錢，但是，只要有一件真的，我就把所有錢都撈回來了。」

那麼，雍正怎麼去減壓呢？他對藝術品有要求。在中國歷代皇帝里，雍正對藝術品的要求最為具體。比如，史料記載，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三日，太監劉希文交來成窯五彩磁罐一件，無蓋。我們將來講瓷器的時候會講到這一點。成窯五彩，就是後來的鬥彩。就是太監交來的這件鬥彩，沒有蓋。皇上就下旨：「著做木樣呈覽。欽此。」意思是你先做一個木頭蓋，畫好了給我瞧瞧。

第一個特徵，就是官方的提倡和默許。比如北宋末期宣和年間，偉大而窩囊的皇帝宋徽宗非常提倡收藏，他首先成立了國家畫院，自己任畫院院長—一個皇帝親任畫院院長！他網羅天下所有頂級畫家聚集到他的門下，為他作畫，編輯《宣和畫譜》。官方的提倡是收藏熱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們今天，官方也提倡。比如央視有《鑒寶》欄目，每個博物館都不停地推出各種各樣的文物展覽。這些在我年幼的時候，都不可能看到。

我跟他聊了很久，老頭兒對我特別感激。我出了他家的門以後，他說門口的汽車是他們家的，他兒子走的時候留下的，讓我開走，送給我了。我一看，車的四個軲轆都是癟的，不知擱多久了。後來他的老伴跟我說，他好了很多，買古董開始有節制了。

收藏熱的形成，必須要具備幾個特徵。

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它能拍到多高，保守的估計，1000萬是個大限。結果在拍場上，他一直在觀看，在叫價到1300萬的時候，他伸了一下手，然後很快就被人蓋過去了，他沒有能力把這幅畫收回祖國來。拍完以後他跟我說：「雖沒買到，但我很高興，我終於擁有了它一秒鐘。」因為他在1300萬的時候一舉手，那個瞬間是屬於他的。如果沒有任何人出錢了，這幅畫就歸他所有了。但不幸的是還有別人在出價，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短暫的喜悅和深深的無奈。

由此可見，主人是一個特別誇張的人。他拿著這大啤酒杯就過來了，他說：「你們來了，使山城增色，日月增輝。」就說那樣不著調的話。喝酒的時候特痛快，一仰頭就喝。那酒一小半進了嘴，一大半全從杯子里倒出來了，身上跟洗澡一樣，全濕了。這時候，我就已經預測到這樣的人的收藏了。

同光中興時期，資本主義第二次萌芽，中國人的品牌意識又出現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殺的教訓，這次的品牌叫什麼呢？叫外號。比如我們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張、烤肉宛，姓名都說一半兒。所以，中國的品牌在資本主義的第二次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年希堯是雍正時期的重臣，他受他弟弟年羹堯的牽連，被罷免過。罷免的第二年，就是雍正四年，重新起用，所以他幹活非常認真。

張伯駒當年花了4萬大洋買了《平復帖》，後來捐給了故宮。《平復帖》是跟三希堂那著名的「三帖」齊名的法書。後來，又花了240兩黃金，買了展子虔《游春圖》。買《游春圖》的時候，張伯駒把自己的豪宅賣掉湊錢。

再有就是國家對文物的收購。這些年，國家用重金買下很多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收歸國有。比如故宮博物院在1995年，斥資將近2000萬元人民幣，買了一張北宋的畫，張先《十詠圖》。這張畫早年從故宮流出去，現又收歸故宮。2002年，財政部又斥資將近3000萬元人民幣，買了米芾著名的《研山銘》，收歸國有。這些都表明國家的許可或者說提倡的態度。

張伯駒把這個宅子賣掉，加上妻子的首飾，加上自己現有的錢，湊足240兩黃金，買到了展子虔《游春圖》，最後也捐給了國家。這就是民國時期收藏大家的一個心態。

康乾盛世的產生，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康熙皇帝的偉大和英明。康熙，一個極易吸收外來文化的皇帝。這個文化不僅僅是漢文化，還包括西方文化。他請來大量西方老師來教他幾何、天文、機械。我查了一下，他學過靜力學，我們一般人今天都不學這樣的學問。康熙是一個非常開明的皇帝，他對自己的要求，是要成為一個全能的皇帝，他做到了這一點。他也影響了後來的雍正、乾隆，使這一百年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百年。

這就是聽故事的代價。我在十二個鐘頭以後，從早上九-九-藏-書天沒亮就出發，兩頭見月亮，終於到人家了。我瞧著那老太太，歷史上肯定不會是宮女。老太太特麻利，從灶台後面草垛子里抽出倆碗，我一看，早上還喝湯呢！她說是皇上用過的，但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再看晚明，一個文化非常繁榮的時期。史書上記載說嘉靖、萬曆時期由於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實社會還有另外一面，就是當時的經濟富足，我們可以用實物來證實。比如我們知道的話本小說，嘉靖時期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發行；到了萬曆時期，《西遊記》、《金瓶梅》這些作品都在發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話本小說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親眼見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兩個人各看一個盤子，看完后沒有按照規矩都放下，再去拿對方的盤子看。他們互相手遞手，結果當場倆盤子就都撞碎了。眼睛是有視差的啊！那時候，我在旁邊看著都一頭大汗，甭說他倆了，就跟水洗的似的。

有一年我去重慶幫人鑒定，也是通過各種關係介紹，必須得去，我跟另外兩個專家一塊兒去了。我一出機場大門，我就知道這事有點兒要壞。迎接我們的人，給我們獻上了一大束鮮花。這鮮花有多大呢？就是你抱著這鮮花，就看不見路了，只能看見腳底下。這還不算，開著加長的卡迪拉克來接我們。吃飯的時候喝酒，啤酒杯之大，我從來沒見過。面對面的人要說話，都得躲著桌上的杯子，要不杯子就擋著臉。

第二個特徵是出版物集中。今天能夠看到的所有有關文物的出版物，都是在收藏熱時期出現的，包括北宋、晚明、乾隆時期、晚清和我們現在。

中國第三次收藏熱是康乾盛世，這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段盛世，長達一百年。可以說，整個18世紀，從1700年到1800年，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特徵，就是品牌意識。我們熟悉的品牌都是個人名。

只有宋代，這樣一個看似軟弱的朝代，以一個非常豐富而柔弱的文化，撐住了這個300年的大限。這就是我們要對它的文化重新審視的一個原因。典型的說法就是以柔克剛。它對我們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對我們的行為準則有著巨大的影響。

最後一個特徵就是市場繁榮。北宋、晚明、康乾盛世、晚清到民國初年以及今天，這五個時期都是市場非常繁榮的時期。

像這樣的史實，記載了一個皇帝在藝術上的要求，這個要求一定得傳達到下面。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雍正這一朝的瓷器，非常精美。清代瓷器的高價，很多都是雍正一朝所創造。

叫什麼「天壇」、「東風」、「解放」、「紅旗」、「藍天」、「白雲」，都找不著調的事兒寫在上頭，當成一個品牌。問題是藍天、白雲都不為此事負責，梅賽德斯·賓士卻能為此事負責。這就是對品牌意識的淡漠，對無形資產的淡漠的一個史實。

翰海拍賣公司就出過一件事。一位老兄一進屋就兩眼發直，直接對著一個瓶子衝過去，他沒看見瓶子前面還有柜子，柜子上還有玻璃。結果一頭撞到玻璃上了，玻璃當場就把瓶子給切碎了，後來還引發了官司。我挺能理解這種心態，因為我原來也碰見過這麼一件事。那時候我還沒做博物館呢，我家裡東西多。有一個酷愛收藏的老先生上我們家來看東西，一進門就直奔著東西去了，沒看見腳底下有地毯，結果絆了一個大馬趴，摔倒了。這些人就是心裏非常著急。但是看文物的時候，心裏絕對不能急。不論你多麼想看見這東西，都要注意觀察，注意周圍的環境，這就是你上手時的一個規矩。你不懂這個規矩，就會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

那是我們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段歲月。但今天，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認識，每一個人都開始關注自己的文化，關注自己的燦爛文明。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現狀。

以上這些都說明出版這類書，一定是收藏熱的時期。

他這種心態就非常不好。這事過去很多年了。前兩天，他又給我打電話，說：「馬先生，我今非昔比了，眼力大大提高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提高了多少。

我們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裝有范思哲、阿瑪尼，汽車有豐田、福特、賓士，還有波音飛機，路易·威登的包，這些都是人名，跟我們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品牌意識一模一樣。但不幸的是，這個品牌進入清朝後，叫做「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到解放以後，叫做「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不再注重品牌。

民國時期有著名的四公子，張學良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張伯駒，凡是對收藏有興趣的人，都知道這個大家。溥侗，溥儀的同族兄弟。再有就是袁寒雲，袁世凱的二公子。這四個人被大家統稱為「民國四公子」，非常儒雅，都酷愛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