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生硬的台語和現在睡曾是曾長雲睡鋪的老先生交談。他對我的語言似懂非懂，我原擔心他或是有其他路過的老人阻止我拍照。使我驚訝的是，看見我照相的老人幾乎都沒有反應。仿彿，他們的悲歡喜怒感情已經沉落到生命的底層。

彭克立的睡鋪離曾長雲的睡鋪隔了兩間房間。雙層床的下層睡覺，上層擺個人的用品。每個睡鋪、每個房間都顯得擁擠、雜亂。似乎，每位老人畢生的隨身物就只有這些簡陋、陳舊、簡單的東西九_九_藏_書……

矮小衰弱，背部微駝。他背脊長骨刺，會痛。有風濕病，視力極差。他說，身上還有很多毛病。他走路時，有點搖擺不穩，即使他手持手杖，我也十分擔心他會跌倒。他的身體看來是太衰老了，我實在很擔心如果跌倒，骨頭會散掉。

中和敬老所每個房間里，放了幾張雙層床。曾長雲生前的睡鋪，現在住著一位講台語的老人。語言不通，對老人們來講，似乎不成為很大的問題。老人家彼此談話的機會九-九-藏-書並不多。我雖然很想和彭克立及其他老人多談談，但是他們談話總是簡短得一句、一句，談話似乎會使得他們虛弱的身體容易疲勞，因此我也不太想干擾他們。

我和他談話，覺得他思路清楚，反應尚靈活。有些年輕人在思考和反應上，顯得比他還迷糊多了！我不確知，他對很多事，人、地、名，記得頗清楚，是他的記憶力好呢？還是經過多年偵訊造成幾乎可以背出很多事來？或是因為他的時間大都在牢獄中度過，因九*九*藏*書而把精力和記憶都花在那些過去的事情上？

彭克立曾為香港簽證遲遲未發下來而顯得焦慮。他能否順利出境，顯然對我們的談話有影響，也影響到他對透露他與李鴻等四人案的內情。當我得知他即將啟程時，我去見他，向他道賀就要看到三十八年未見面的兩個女兒（他的妻子于數年前在老家病逝）。我心裏卻沒有真正的喜悅。他是李鴻等四人案中唯一活著能說話的人，卻在離開台灣前沒有為公開本案內情稍微再盡一點力。九-九-藏-書他告訴我，輔導員和另外兩個人將開車送他到桃園國際機場搭飛機。我懷念和他談話、相處的每一分秒。本文寫作過程中，得知他已抵達湖南老家。在我為《孫立人研究》做採訪工作中，彭老先生已是一位相當友善的受訪者；雖然，他也像多數「孫案」受害人一樣，仍有疑懼、有自我封閉的傾向。採訪「孫案」所接觸到的事實，以及採訪工作所遭遇的困難和壓力，在在都顯示出：我們都是在這個腐敗大環境里生活。是什麼摧毀了人與人之九_九_藏_書間可貴的情和義？是什麼使感情自然流露變得困難、不自然，要抗拒看不見、無比的壓力？我每想到彭克立要經過刻意安排，假裝在火車站巧遇孫將軍，用這種方式才能見到老長官；每想到兩位老將軍在人群熙攘、有著監視人員隨侍的情況下見面，就忍不住熱淚盛眶。

彭克立的「台灣之行」可真乾脆，一九五零年，來台，兩個月後入獄；二十五年後，一九七五年出獄，入老人院；七十九歲，離台、帶著老戰友老難友的骨灰離台。曾心儀寫彭大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