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中的生命有時比在戰爭中更脆弱，許多比我年輕為學弟學妹不幸先我而去。我採訪 過的生物系81級曾周是在秦嶺研究大熊貓時摔死的，是他家的獨子，佛坪饅頭山下有他的碑 。十年前地理系柴慶豐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氣槍子彈擊中大腦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 局長劉鎮山、刑偵處長張良基率一幫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緝拿歸案。

四

在挨炸的巴格達拉希德飯店，我與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記者河野徹不期而遇。河野是 日本共同社國際部記者，早稻田政治系畢業后在北大進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與我一起工作 過。從此，整個戰爭期間我們生死與共，同行同止，分享新聞線索，直到他奉調去科威特。 那天在約旦一家小酒館，河野含淚把一大包止血繃帶和美軍戰場急救用品塞給我，酒氣衝天 珠淚滿面：「剩下你一個人千萬別太猛。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 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在野外這可是頭等求生技能。這位學兄不僅修機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勵我為他太太、 北大師姐任幼強主編的《世界博覽》寫些親歷，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滾越大，由中東而北美 ，到現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離開北大時眉清目秀侃侃而談滿臉燦爛，現在是委靡不振滿嘴粗話，一聽見警 報聲就想卧倒。開羅和平醫院說我患了戰爭持續緊張壓力綜合症，也許等上十年八年，也許 終生恢復不了。儘管我右腿肌肉萎縮，可無礙我馬奔雀躍地四處亂跑，去年還一人開車環繞 美國。技物系學長鄧朴方送我個獎盃，上寫：「師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當時自己一 定猙獰可怕，窮凶極惡。人過七十古來稀，即使以活70年計，也不過25550天，少得讓人害怕 。人生總有一死，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可讀書走路可以體驗人生的深度和厚度。為此我探 險同時珍愛生命，打針吃藥頑強地活著。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 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rｅａｄ•99ｃｓｗ•coｍ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 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儘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後面鑽圖書館，可「其 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異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 船年鑒》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 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種種費解的闡述產生懷疑。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 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於北大民主 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於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 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裏教 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 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全文完)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 《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 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一直到現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餓，那時候每天晚飯吃五個饅頭還頂不到晚上十點，跑回 宿舍發現掛在床頭毛巾口袋中的饅頭被同屋的餓狼吃了，僅剩下搪瓷飯盆空空如也。於是我 自己也像覓食的猛虎悄然潛行，見別人桌上有什麼吃什麼，連大茶缸里的涼水也不放過。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 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 戰原看在校友面上九-九-藏-書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 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卧軌殉詩。

他也時不時地與民同樂，甚至和我們比賽俯卧撐，可總是不得要領有些隔閡。尤其是他 十分用功，每天後半夜方肯歸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臉燙腳悠然而睡，天長日久犯了眾 怒。先是有人在門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後加碼到一盆涼水。人多勢眾爭強鬥狠，最終 將學校發給每人一個的12個方凳同時翻過袈48條腿一齊朝上碼在地上，我身居上鋪負責拆去 管燈憋火，黑燈瞎火摔他個鼻青臉腫，他也不急。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布爾、安曼闖入巴格達。中 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 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 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 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 、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二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 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

1979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的，「師曾參之孝」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兄 弟倆全是戊戌變法由秀才舉人搖身一變進京師大學堂的，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仕學館，爺爺畢 業于文科中國文學門。他教導我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勇敢誠實、科學民主、濟世救民 ……就是失業找工作也比別的學校畢業生容易。在爺爺高瞻遠矚的監督下，在填寫志願時我 寫上一句「服從北大分配」。其實當時我更想報考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 男生一樣，幻想當個巴頓、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師長。為能和爺爺曆數的蔡元培、胡適、九*九*藏*書李大 劊、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著牙進了北大。

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

民主、科學、自由、容忍，再勇敢誠實地面對人生。

這老兄名叫王青松，來自河南信陽，原是地委機要幹部，現為我班團書記。舉手投足透 著重權在握的穩重，自然更讓我們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覺翻身都輕手輕腳心懷敬畏。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 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 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于什麼都沒人管，各 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現在的大講堂當時是大飯廳，名曰飯廳可整個飯廳連一張桌子都沒有。三千多人都蹲在 地上雞啄米般地進食，場面十分壯觀，遇有人行走飛沙走石拖泥帶水也沒人叫喚不衛生。大 飯廳西北角承受圓拱形大樑的柱子下磚頭掉了，露出一尺見方的窟窿，是我藏飯盆的地方。 那時大飯廳連存飯盆的地方都沒有，所有學生不知為什麼都用毛巾縫個口袋，裝上吃飯的家 伙，裝在書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噹噹地四處亂走。據說這源於大革命中的串聯，屬於我軍光 榮傳統。當時79級以上的學兄學姐大多上山下鄉經歷過大革命，令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萬分 景仰。偏偏我們37樓432與434一脈相通是個大套問，烏壓壓12條漢子幾乎都剛離開高中不久 ，嘯聚山林與兄姐們分庭抗禮，自稱「西部財團」。為安定團結，系裡調了一位二十五六歲 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鋪，加強黨的領導。

幾年後，我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學校請來一位門徒200萬的石松大師傳授氣功，大師一口 氣下去從書記到校長上千人滿地亂爬。我聞訊忙背上相機趕去拍照，不料大師竟是王青松。 他站在台上高聲斷喝：「眾徒兒散開，來人是我同學。」還是那口信陽鄉音。言罷把我拉上 台握手擁抱，讓信徒們萬分羡慕，感read.99csw.com動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戰時跨國界流動採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 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

1994年「一二·九」，北大團委書記王登峰把我弄到辦公樓給學弟們講述我的故事。站 在司徒雷登訓過話的地方指手畫腳，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獨有的教育體制幫我辨認出 自己潛在的個性並得以發展，科學讓我受益，民主給我希望。每當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 會哭喪著驢臉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場，看看和我一樣的北大同類。

三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 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 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 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 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 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 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2月28日北大南門，風入松書店《北大往事》發行式上，我正神氣活現上躥下跳圍著季羡 林先生拍照，突然腦後飛來一掌，原來是宣傳部趙老師，命我十天之內作文一篇，獻給母校 百年華誕。誰都知道我這人既無文采，更無寸箭之長可獻，上學時異想天開四處叫囂世界大 戰，只給國政系丟人現眼。環顧左右學長師兄，眾目睽睽已無法遁形，只好領命。可回家思 前想后搜腸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筆。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后科學，最終面試猶如 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 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九九藏書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 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機逃往西歐，與海 明威並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 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 忘最後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開吉普住帳篷，持續半年的高 寒、缺氧、強輻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紅細胞增多症。長期沒有新鮮蔬菜，嘴唇裂開一道道 血口，高高腫起，腦袋由於缺氧幾乎炸裂，幾次想一頭撞死。

一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 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 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在我覓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終照顧我並和我同宿一頂簡易帳篷達半年之久的《民族畫報 》攝影記者凌風，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師兄。他畢業於中文系77級，卻有一手修手錶修相 機的絕技，探險隊許多精密儀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當時沈仁道老師還未調到北京市當政協主席，仍在國政系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他 講到選舉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偏巧這時團支部改選，各位同學半開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 主，不想真把他選下去了。事後我們都挺後悔，覺得玩笑有些過火。

以後道聽途說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進死在四川、戈麥自沉萬泉河、駱一禾在行進中 倒斃……這還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溫傑，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學，後進北大，是中文系81級 的學生。與我同年分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書的名詩人海子在山海關卧軌殉詩。國政系80級比我 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的學弟朴京一，徑直地爬上教學樓頂，跳了下去……一 位學兄稱北大那片園子里出來的人智慧而脆弱，一點呼喚可以使他飛揚，一點漠視便會瓦解 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