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齊虹！忘掉他！」蕭素幾乎是生氣地喊了起來，「你是個好孩子，好心腸，又聰明能幹，可是這愛情會毒死你！忘掉他！答應我！小鳥兒。」

然而，把「階級敵人」寫成鬼，或者寫得不人不鬼，是新的敘事規約所要求的。與當時流行的敘事模式不同，宗璞在《紅豆》里，一開始並沒有把齊虹寫成一個形容醜陋而靈魂醜惡的人，而是真實地寫出了他的優雅：

齊虹快樂地喊了一聲，用手圍住她的腰。「那我真願意！我恨人類！只除了你！」

「可是，齊虹——」江玫沒有完全明白蕭素在說什麼。

發表時間：1957年第7期

他們循著沒有人跡的長堤走去，因為沒有別人而感到自由和高興。江玫抬起她那雙會笑的眼睛，悄聲說：「齊虹，咱們最好去住在一個沒有人的島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宗璞：《東藏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一開始，不是縱論天下大勢，也不是交代「時代背景」，而是別開生面地描寫雪景，這就顯得不同凡響。在作者的筆下，地上的雪不僅「潔白柔軟」，而且還讓「冬天的世界」顯得「豐富了，溫暖了」。這樣的描寫不僅很好地表現出了人物此時此刻的心情態度，而且，為整個小說確定了一個略顯惋傷的抒情基調。

（李建軍撰）

像許多被剝奪了寫作自由的作家一樣，宗璞再次獲得「解放」，再次拿起筆來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

在虛假、乏味的模式化敘事泛濫成災的50年代，宗璞在《紅豆》中所表現出的略顯感傷的詩意美，令人耳目一新：

對一個作家來講，這樣的活法，顯然是無奈的選擇，內蘊著無盡的悲哀。

宗璞：《宗璞文集》（四卷本），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

江玫知道這裏面有多少歡樂和悲哀。她拿起這兩粒紅豆，往事像一層煙霧從心上升起，淚水遮住了眼睛——

現在，回過頭來看，宗璞的《紅豆》，寫得既纏綿悱惻，又很不舒展，彷彿無盡的情思，剛要宣吐出來，又咽了回去。它對人物的不舍之情寫得很真實，但是，到後來，卻按照狹隘的「鬥爭哲學」把一對戀人區分為「好人」和「壞人」，落入了「親不親，階級分」的俗套。

從這些嚴厲的聲討和自責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的文學規約對當代小說敘事的強大鉗制，可以看到小說的內部倫理所面臨的巨大壓力。自由地按照人物的本來狀況和客觀的態度來塑造人物，已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了。於是，真正的小說讓位給虛假的小說，寫人的小說讓位給「造神」和「畫鬼」的小說。中國的小說敘事進入了「假大空」的反文學時代。

在所有參与座談的人員中，謝冕對《紅豆》的理解和評價是最寬容的，他試圖為作者描寫人物的情感的合理性和真實性進行辯護：「作者對於主人公江玫在愛情上的矛盾心理是寫得真實的，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江玫當時還不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她一面憧憬革命，一面又留戀著個人主義極為嚴重、以致走上背叛祖國道路的情人；她熱愛光明，但又不忍和黑暗徹底決裂（最九九藏書後還是決裂了）。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同時，她正處於狂熱的初戀中，也難於有冷靜的頭腦，心中充滿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同前）應該說，這樣的分析，是比較合乎情理的。

正是在「反右派鬥爭」和「清算」秦兆陽「罪行」的背景下，宗璞的《紅豆》成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嚴重事件，或者，不如徑直說，成了一場不得不進行的「鬥爭」。

體裁：短篇小說

……江玫站起身來，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卻又像怕觸到使人疼痛的傷口似的，伸出手又縮回手，怔了一會兒，後來才用力一撳耶穌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門一樣打開了。牆上露出一個小洞。江玫踮起腳尖往裡看，原來被冷風吹得緋紅的臉色刷的一下變得慘白。她低聲自語：「還在！」遂用兩個手指，箝出了一個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絲絨盒子。江玫坐在床邊，用發顫的手揭開了盒蓋。盒中露出來血點兒似的兩粒紅豆，鑲在一個銀絲編成的指環上，沒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澤十分勻凈而且鮮亮。時間沒有給它們留下一點痕迹——

根據作者的暗示，齊虹對外部的世界缺乏關注的熱情，有利己主義的傾向，但是，他的容貌卻是可愛的，氣質也是令人好奇甚至著迷的。他懂得音樂，有很高的欣賞能力。他嚮往純粹理想的生活，「一個真正的世界，科學的、美的世界」，然而，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卻「這樣空虛，這樣紊亂，這樣醜惡」。對現實中的一切，他都不滿，都厭惡。這種青春期焦慮症，其實是很正常的。這種短暫的絕望情緒，很快就會擺脫掉的。然而，作者卻代表自己的時代，把一種殘缺的世界觀強加給了這個「反動的」青年。她讓他這樣理解「自由」：「人活著就是為了自由。自由，這兩個字實在好極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麼都由自己，自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在新的意識形態詞典里，「自由」基本上被當做「自私」、「任性」和「個人主義」的同義詞。那些歪曲「自由」和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就是通過賦予「自由」以消極的性質來限制它和扼殺它的。宗璞就在無意識中接受了對「自由」的這種偏見。她用殘缺的「自由」來否定自己筆下的「反面人物」。

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宗璞：《西征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宗璞寫起兩個青年人的愛情感受來，有時真切而細膩，但是，她似乎還不太會寫人物的思想，或者說，還沒有按照小說內部倫理的客觀性原則和真實性原則，讓人物自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痛苦。「我恨人類！只除了你！」為什麼要「恨人類」？是什麼樣的傷害記憶使他陷入這種可怕的精神狀態？作者根本沒有給人物提供替自己辯護的機會，沒有讓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充分的解釋。她只是按照時代的暗示和要求，簡單地把他寫成這樣一個令人費解和厭惡的人。

在這寂靜的道路上，一個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練琴室走來。他身材修長，穿著灰綢長袍，罩著藍布長衫，半低著頭，眼睛看著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對於他，彷彿並不https://read.99csw.com存在。也許是江玫身上活潑的氣氛，臉上鮮亮的顏色攪亂了他，他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見他有著一張清秀的象牙色的臉，輪廓分明，長長的眼睛，有一種迷惘的做夢的神氣。江玫想，這人雖然抬起頭來，但是一定並沒有看見我。不知為什麼，這個念頭，使她覺得很遺憾。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

為什麼找了一些大學生來批判《紅豆》呢？這是因為，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大學生，而且它所表現的充滿詩意的感傷，很容易打動那些同樣年輕的心靈。《人民文學》組織這個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肅清這篇小說在大學生身上散播的流毒，就是要克服它「對讀者的壞影響」。例如，年輕的謝冕就被深深地感動了，以至於在看過《紅豆》之後，曾特地到主人公江玫和齊虹定情的地方——頤和園玉帶橋去憑弔一番，追溯他倆當年是怎樣在這裏定情的。汪宗之也說自己過去很欣賞《紅豆》的藝術性和風景描寫，覺得很有詩意；認為齊虹踏碎紅豆髮夾的那段描寫是作者高明的象徵手法——把愛情悲劇安下伏筆。甚至對江玫的眼淚也很欣賞，也認為是寫得又酸又甜，激動人心（《〈紅豆〉的問題在哪裡？——一個座談會記錄摘要》，《人民文學》1958年第9期）。

在小說的內部倫理被徹底瓦解的地方，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無論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就卓有建樹的耆宿，還是「新時代」嶄露頭角的新秀，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宗璞也只能這樣。所以，她說：「文化大革命已迫近，深感寫作不自由，怎樣改造也是跟不上，我決定不願寫虛假、奉命的文字，乃下決心不再寫作。當時我在《世界文學》評論組任組長，以為可以從事研究，不創作也能活下去。」（《宗璞文集》，第四卷，華藝出版社，1996）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當代敘事不得不左支右絀地面對這樣兩種力量的衝突，即作者處理自己與人物、人物與人物之間關係的「內部倫理」，與體現著意識形態要求的「外部規約」之間的摩盪。這一衝突是如此普遍和強烈，以至於我們要說，如果忽略了對這一衝突的關注和研究，我們就無法揭示當代小說創作的主要矛盾，就無法解釋影響當代小說發展的重要因素，就無法說明為什麼那麼多有才華的小說家束手無策，寸步難行。

這樣一來，宗璞就不可能把齊虹寫成一個有尊嚴、有個性、有思想的人，而是按照自己時代對「自由」的誤解甚至否定態度，從而把齊虹寫成了一個病態的恨世主義者：

蕭素停下筆來：「你幹什麼？小鳥兒？你這樣會毀了自己的。看出來了沒有？齊虹的靈魂深處是自私殘暴和野蠻，幹嗎要折磨自己？結束了吧，你那愛情！真的到我們中間來，我們都歡迎你，愛你——」蕭素走過來，用兩臂圍著江玫的肩。

在接下來的敘事中，宗璞幾乎完全按照時代的外部規約來寫了。她讓「進步」的蕭素對江玫進行革命啟蒙，對江玫進行無產階級人生觀教育：「人生的道路，本來不是平坦的。要和壞人鬥爭，也要和自己鬥爭——」蕭素是這篇小說里的「正面人物」，代表九九藏書著光明和方向。鬥爭是她的宗教。對信奉這一宗教的人來講，所有人的解放和拯救、希望和幸福，全都得通過「鬥爭」才能實現。在這種新宗教的教義里，人是被分成不同的「階級」，「無產階級」生來就是純潔的、高尚的，而知識分子則生來就是卑污的、有罪的。

這裏的物象描寫，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宗教基本上被當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當做必須反對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國」被置換為現實的「幸福天堂」，當此時也，宗教及其所承諾的「黃金世界」，不僅顯得虛妄而多餘，而且，實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而在「新時代」的文學敘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穌」這樣的宗教形象，已經不允許以讚美甚至中性的態度來描寫了。然而，宗璞在寫作《紅豆》的時候，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禁忌」的存在。她將這兩個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與對昔日的愛情的追懷聯繫到了一起，這雖然符合一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情感豐富的大學生的情感邏輯，有助於強化「紅豆」所象徵的「歡樂和悲哀」，進而賦予這些情感以莊嚴的色彩和苦難的性質，但卻難避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小說的內部倫理是指小說家在塑造人物的時候，必須把人物當做絕對的中心，必須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愛和恨、思考和行動。事實上，光有尊重還不夠，作家還應該愛自己筆下的人物，即使面對的是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錯的人物，也要寫出他的尚未泯滅的人性之光，寫出他的性格和氣質，寫出他的疼痛和哀傷。如果一個時代形成了嚴格而狹隘的「外部規約」體系，那麼，小說的內部倫理就面臨著被扭曲甚至撕裂的尷尬境遇，小說家筆下的人物，也難逃被簡單化甚至妖魔化處理的命運，就像黑格爾在談到史詩時所說的那樣：「在一個時代里如果出現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備的教條，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則，那就離開史詩所要求的具體（一般與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親切（擺脫了外來文化的束縛）的精神狀態了。」（黑格爾：《美學》，三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1）

宗璞：《南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接下來的敘述和描寫里，更是不乏越軌的筆致，甚至在無意識中突破了當時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外部規約：

「冰炭不同器而久」，他們終於分道揚鑣了。江玫終於「已經真的成長為一個好的黨的工作者了」。這符合那個時代的敘事規約。但是，現在來看，她對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對他們的情感衝突的處理，卻是簡單的，也是缺乏內在深度的。

天氣陰沉沉的，雪花成團地飛舞著。本來是荒涼的冬天的世界，鋪滿了潔白柔軟的雪，彷彿顯得豐富了，溫暖了。江玫手裡提著一隻小箱子，在X大學的校園中一條彎曲的小道上走著。路旁的假山，還在老地方。紫藤蘿架也還是若隱若現的躲在假山背後。還有那被同學戲稱為阿木林的楓樹林子，這時每株樹上都積滿了白雪，真九-九-藏-書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了。雪花迎面撲來，江玫覺得又清爽又輕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著這條路，離開學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崗位時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邊，浮出一個微笑。腳下不覺愈走愈快，那以前住過四年的西樓，也愈走愈近了。

作者：宗璞

為了配合「反右」，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學》集中發表了幾篇火藥味極濃的評判文章。處於頭條位置的，是劉白羽的《秦兆陽的破產（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將表現出一種極其猛烈的鬥爭姿態：「批判秦兆陽這個徹頭徹尾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是文學戰線上一場深刻的階級鬥爭。鬥爭再一次教育我們：只有徹底地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才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我們與秦兆陽之間的分歧和鬥爭，是一場根本不可調和的鬥爭。」秦兆陽作為「隱藏在革命內部的右派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顯然已經成了一個必須清算的「階級敵人」。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學》的「編者的話」說：「一年多以前，右派分子秦兆陽一度竊據本刊副主編的職位。他插上修正主義的白旗，在文藝界招兵買馬，力圖把本刊變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可是他看錯了形勢，低估了社會主義的力量。經過去年以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這位『大智大勇』的反社會主義『英雄』終於落到了可恥的下場，他的全部罪行終於得到了清算。」

就當代小說創作的「內部倫理」與「外部規約」的衝突來看，宗璞的短篇小說《紅豆》無疑是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個案。寫作這篇作品的時候，宗璞還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她努力按照新時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則和「文學」標準進行創作，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西方經典小說的熏陶，使她實在難以徹底放棄另外一種更人性、更合理的人性觀和小說寫作原則，很難一下子就規行矩步地如法炮製。

1958年7月28日，在《紅豆》發表正好一周年的時候，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海燕文學社文學評論組召開了這篇小說的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張天翼和《紅豆》的作者宗璞。這是一個一開始就有了結論的討論。這個結論不是來自於任何一個參加座談的人，而是來自於那個時代本身，或者說，來自於那個時代的絕對權力和最高意志。

然而，即便是這種幾乎完全「遵命」的寫作，也是不被接受的。因為，用嚴格的意識形態尺度來衡量，那些溫情脈脈的描寫，顯然是「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表現，顯然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相去甚遠。這樣，在針對文化和文學的鬥爭方興未艾的50年代，《紅豆》必然是在劫難逃的。

然而，「許多同志不同意這個看法」，因為，他們「從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力量在江玫身上的增長，以及她怎樣戰勝資產階級感情而成為好的共產黨員」。有的認為，江玫是「實際上是被歪曲了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如果把她塑造成批判的人物，倒有一定的意義」；有人認為，「作品宣揚了革命是殘酷無情的，它破壞了個人的愛情和幸福；黨性和個性九*九*藏*書是對立的、矛盾的」；有人則認為，作品沒有不符合「生活的規律」，「作家必須高度自覺地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我們也正是首先以這個政治標準來衡量作品的。離開了這個前提抽象地談『真實』，必然要犯錯誤」。還有人說，「作者把應該否定的給肯定了，把應該醜化的給美化了。作者不僅美化了江玫，而且百般裝扮粉飾墮落為祖國叛徒的齊虹。對於他的卑劣念頭和罪惡行為不但沒有表現譴責批判之意，反而通過主人公江玫的無限深情和依戀，顯示他的『可愛』」。最後，由作品而延伸到對作者的批判，「同志們在最後的發言中都一致認為作品中所表現的錯誤思想傾向，歸根結底是和作者的立場觀點分不開的。……作者用了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理解革命者，在革命的幌子下來販賣資產階級的貨色，因此作品就在去年修正主義泥流向我們衝擊的時候，充當了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的角色。」（同前）

弗洛姆：《愛的藝術》，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

作為新的規約力量的代表，蕭素顯然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覺悟者和引領者，非常自信地對世界和他人進行道德評價和道德審判。她稱江玫是「小鳥兒」，這與其說表達著親昵的情感，毋寧說顯示著道德上的優越感。她以一種近乎不屑的傲慢態度，對齊虹的品質和人格做了簡單化的評價，視之為「靈魂深處是自私殘暴和野蠻」的人，從而將這個人物降低為一個符號，一個「反動」階級的代表。與此同時，她用新的「革命」理念來引導江玫的生活，試圖從靈魂上拯救這個軟弱的「迷途者」，使她「真的到我們中間來」：

從這樣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見人物之間的不平等，可以感覺到「覺悟者」對「迷途者」強有力的精神主宰。這種違背小說精神的描寫，本質上是犧牲小說的內部倫理而向外部規約妥協的結果。這種簡單化處理，在對齊虹形象的塑造上，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作者的敘述語言中，齊虹的「臉上的神色愈來愈焦愁，緊張，眼神透漏著一種兇惡」。而人物間的對話純粹是「階級鬥爭」的八股腔，例如齊虹「壓低了聲音，一字一字的說：『我恨不得殺了你！把你裝在棺材裡帶走！』」江玫的回答也同樣針鋒相對，同樣冷酷得讓人毛骨悚然：「我寧願聽說你死了，不願知道你活得不像個人。」這些對話雖然符合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理念，符合鬥爭哲學規約下文學敘事的邏輯，但卻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情味。

面對如此猛烈的無情批判，宗璞除了低頭認錯，別無選擇。她當場承認自己的小說「在讀者中散布了壞影響，感覺負疚很深」。隨後，她還在「書面的補充發言」中承認「自己思想意識中有很多不健康的東西。在寫這個小說時，自己也被這愛情故事所吸引了。……儘管在在理智上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還是欣賞那些東西——風花雪月，舊詩詞……有時欣賞是下意識的，在作品中自然流露了出來。……宗璞同志最後說：《紅豆》是個壞作品，它的發表當然是件壞事，但對自己來說，未嘗不是件好事。它使我得到大家的批評和幫助，認識到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重大缺點，認識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