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1957年夏天。麥收前後，東山塢農業社突起風波，一些社員提出要求土地分紅。所謂土地分紅，就是按社員入社的土地股數實行分配。這是初級農業社時期的辦法，進入高級農業社以後，已經被取消。1957年的東山塢農業社，當然是高級農業社；此時主張土地分紅，被目為「復辟倒退」，因為顯而易見，用這種辦法分配，「吃虧」的自然是「廣大貧下中農」。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農成分社員，而農業社副主任馬之悅對此持同情態度。正在這節骨眼兒上，黨支書蕭長春及時地從一個工地趕回東山塢，領導貧下中農群眾展開了一場堅守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激烈鬥爭。他的鬥爭對象，包括馬小辮那樣的地富分子，包括彎彎繞、馬大炮為代表的中農，包括「混進」農村幹部隊伍中的馬之悅、馬立本一類人，甚至還有被階級敵人蒙蔽了的貧下中農馬連福。在鬥爭中，蕭長春沉著鎮定、明察秋毫，識破敵人一個又一個圈套，粉碎敵人一個又一個陰謀，提前公布小麥預分方案，爭取落後群眾，整頓階級隊伍（撤掉馬立本會計職務），瓦解敵人、各個擊破，還頂住了來自上級（鄉長李世丹）的壓力。最後，「革命洪流銳不可當。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畢露，農業社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三卷《內容說明》，作家出版社，1966）當然，蕭長春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他的兒子小石頭被馬小辮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害死。不過，鬥爭風範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使他從別的方面得到補償和獎賞——純潔的團支書、高中畢業生焦淑紅深深地崇拜和迷戀他。

浩然：《為誰而寫作》，《中國建設》1972年第5期

體裁：長篇小說

出版時間：1964年9月（第一卷）、1966年3月（第二卷）、1966年5月（第三卷）

小說第三卷出版時，正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過去「十七年」間所有的作品，均點名或不點名地成為毒草，《艷陽天》成為唯一一部從「十七年」順利進入「文革」並存活下來的作品。不僅如此，事實上《艷陽天》在「文革」中享有革命文學典範的地位。1974年，「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初瀾」，再次發表文章，給予《艷陽天》極高的評價，文章說：

盧新寧、胡錫進：《九九藏書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環球時報》1998年9月20日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編劇幹部進修班座談會」上做報告，題為《生活與創作》，其中一段講到《艷陽天》的由來：

但在當時，《艷陽天》卻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卷出版后，人們在還未看到小說全貌（共三卷）的時候，就異乎尋常地從政治上毫無保留、毫不猶豫發出了讚揚。請看當時幾篇評論和報道的標題：《農村青年學習的好教材——評〈艷陽天〉》（北京朝陽區小紅門公社牌坊大隊第九生產隊團支書王桂里，《北京文藝》1965年第2期）、《蕭長春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胡緒曾，《北京文藝》1965年第2期）、《貧下中農喜讀〈艷陽天〉》（佐平，《文藝報》1965年第2期）、《貧下中農的「硬骨頭」——評〈艷陽天〉中蕭長春的形象》（汪璞，《北京日報》1965年2月23日）……可以說，全都是稱讚，沒有任何不同意見。閱讀這些評論，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對於某部問世未久的新作，輿論能夠如此一致、決絕、鮮明地給予政治上的好評，非常罕見。人們稱讚它：「抓住了階級鬥爭，寫各種人物都有階級分析」；「看過這部作品，學習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這部小說，寫出了不同階級在鬥爭中的不同表現」。

此時浩然作品以語言清新、敘事流暢、人物鮮活、富於泥土味而為人稱道。但是，很大的影響卻談不上。他早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打算，《艷陽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幾年前都曾試寫，但寫不下去，半途而廢。「一氣寫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來個短篇小說集」（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的情況下，無論從創作的格局，還是在文壇的影響來說，浩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所突破。對他來說，突破的難度，主要在於精神力不夠。他的寫作才華，出類拔萃，然而文學這一事物，比到最後，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養，離不開多讀善思，其中多讀又是基礎，杜甫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多讀未必善思，兩腳書櫥也有的是，但是肚內空空卻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聞所未聞。浩然小時候受制於生活條件，讀書不多九-九-藏-書；成年後為了早點在文壇出人頭地，也是練習寫作的時間多，潛心讀書的時間少。這當然並不能怪他，像他這樣的「工農兵作者」，成功路上實在充滿艱辛。不過，當他意欲更上一層樓時，精神資源單薄的確是擺在面前的一道現實障礙。

他開始做文學夢，是解放初聽說趙樹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覺得，對於自己，這是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事實上，趙樹理雖然出於鄉村，卻受過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學史的流變，不難斷定，浩然的文學夢其實是被「工農兵創作」這一特定時代生成的文學現象點燃的。《講話》發表后，延安文學便把在工農兵群眾中培養文學人才當做一個重要任務，這個方向完全繼承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制中，一直延續到「文革」並且也在那時達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說是30年中「工農兵創作」所發掘出來的最成功的範例。

我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以前，寫了將近一百個短篇，應當說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說幾乎全部作品都是寫一般的新人新事的。從拿起筆來一直到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這樣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從主觀上說，我要很好地配合黨的政治運動，想使自己的筆能夠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怎樣服務，怎麼能夠更好地配合政治運動，或者說怎麼樣寫好新人新事，我確實是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為什麼呢？生活不熟悉嗎？自己認為還是比較熟悉的。過去長期地工作在基層，以後也沒有間斷跟生活的聯繫。主要問題是因為我沒有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所以儘管承認生活是源泉，卻沒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質和主流的東西。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毛主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自己才恍然大悟，開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寫了《艷陽天》。相對地講，這部小說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使自己對生活的深入進了一步，在創作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解放軍文藝社《學習資料》，1972年第2期）

對《艷陽天》評價出現分歧，是在「文革」以後。其情形特點是：毀譽不一，針鋒相對。譽之者視為異寶，毀之者全盤否定，雙方似乎均不留其他選擇。當然，在評價之外read.99csw.com，也漸有注重文本解析的研究性論文，例如葉君的《論〈艷陽天〉》（《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小說中每個人，都貼著階級標籤，都作為某階級的「代表」出現。蕭長春、韓百仲、馬老四，是「貧下中農」的代表；彎彎繞、馬大炮是「中農」的代表；馬小辮、六指馬齋是「地富」代表。他們各按「階級本性」行事，一舉一動都驗證著「階級本性」……想必作者落筆之前，便在心裏就東山塢這地方繪製了一幅「階級地圖」，每個人物尚未出現，作者就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區域和位置，他們始終就在這限定死了的範圍里活動，從故事開始到故事結束就註定是那副樣子。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圖解，細緻到絲絲入扣的地步。比如「中農」，浩然很注意他們因富裕或私有觀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麼「右」；彎彎繞是不可救藥的，是要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而馬子懷就有些不一樣，他雖然想著「發家」，卻屬於願意「勞動致富」，對共產黨的好處他心裏是有數的，只是常常搖擺，徘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馬立本這個人物，也忠實地傳達了「階級鬥爭理論」的一個要點，即階級性是一種遺傳基因，「階級敵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階級敵人，即使一萬年之後也不會改變。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這部動筆於1962年冬的作品，居然已經以明確的意識，塑造了類似於「走資派」形象——這就是鄉長李世丹、合作社副主任馬之悅、一隊長馬連福，他們非常符合後來對「走資派」的定義：在革命隊伍中掌握一定權力、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的代理人、思想變質、唯生產力論……如此等等；他們與蕭長春之間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還有一點他也講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頸里已經堵了6年，苦於徘徊，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論述，點亮了他的心靈。八屆十中全會，於1962年9月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其實是從8月北戴河會議開始），毛澤東扭轉了「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以來經濟上務實、政治上寬鬆的態勢，重新並且更加尖銳地提出狠抓階級鬥爭，大力倡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作者：浩然

眼下，當他已經積累了很充足的長篇小說創作素材，九九藏書卻苦於沒有可以統帥它們的「靈魂」時，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使他的問題迎刃而解。如果說，前面那次浩然是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有關文藝的標準的教誨，這一次，毛澤東教導的作用似乎更加具體一些——他指引浩然解決了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問題。

浩然同志的長篇小說《艷陽天》，是在我國文藝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產生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長時期以來，受到廣大工農兵讀者的熱烈歡迎。這部小說，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為指導，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蕭長春的英雄形象。在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在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堅持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鬥爭中，探討和研究《艷陽天》的思想藝術成就，對於批判林彪販賣孔孟的「克己復禮」、「中庸之道」，肅清「階級鬥爭熄滅論」在文藝領域中的流毒，反對文藝創作中的「無衝突論」和「中間人物論」等，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李潔非撰）

杜秀珍：《〈艷陽天〉再解讀史》，《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

那麼，他是怎樣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長篇小說《艷陽天》的創作的呢？

在今天情境下再讀《艷陽天》，無處不在的階級鬥爭元素如此刺眼，細看之下，原來它竟是這樣一部作品：主題、情節、人物，處處緊扣「階級鬥爭」，完全循「以階級鬥爭為綱」理念構設而來。

浩然說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繞樹三匝，無枝可棲」之時，毛澤東上述論述突然給了他有力支撐，使他思想有了落腳點，帶來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創作「前進了一步」。

努力塑造工農兵英雄典型，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根本任務。蕭長春，是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湧現出來的成千上萬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豐|滿而感人，很重要的一點，是由於作者在創作中運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通過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的途徑，突出地刻畫了蕭長春的英雄形象。（《在矛盾衝突中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評長篇小說〈艷陽天〉》，《人民日報read.99csw.com》1974年5月5日）

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浩然確實寫了近百篇短篇而沒有大的突破，確實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複，所謂「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連癥結他也分析到了，並非對生活不熟悉，並非脫離農村實際，關鍵就是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們剛才的表述，個人精神資源單薄。

《艷陽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有著特別緊湊的情節——超過百萬字的宏偉篇幅，實際上寫的僅僅是東山塢農業社十幾天之內發生的故事。

浩然這席話，與我們業已了解的他的實際相吻合，實事求是，發自肺腑，並非某種場合下的政治作秀。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輕鬆。從秉賦上說，浩然確屬天資卓奇的文學人才。但是，在站穩腳跟之前，他仍然經歷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關鍵的一年。是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戶紙被捅破，從此，他登上文壇，並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經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余本，在出書極為不易的當時，可謂成就斐然。

浩然出身農民，只讀過幾年小學。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貧窮，不如說是他的家庭充滿動蕩。他的父親性情躁動，不安於室，曾丟下妻兒獨自在外飄遊，後來終於為情敵所殺。浩然母親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時病故。浩然因此中斷學業，與姐姐相依為命。

葉君：《論〈艷陽天〉》，《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說起來，這是這位個人精神資源單薄的農民作家，心靈第二次被毛澤東教導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剛開始嘗試練習創作的時候。那時，他握著筆，既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也不知道寫成什麼樣子才算好的文學作品。1952年，《講話》十周年之際，他從書店買了一本，讀後，豁然開朗，從此知道文藝之中何為優劣良莠。

由於上述的構思思路，再讀《艷陽天》，對於讀者可能是一次顛覆性的閱讀體驗。這裏所指，尚非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理念的不認同。純粹從為文的角度論，作品對於生活、對於人物，怎麼可以這樣比劃于某種概念，作如此刻板的套嵌與徵引呢？寫作尚未開始，一切就已經規定、決定好了。作家不需要去探究人物繁奧的內心世界，不需要去領悟生活的豐富性，不需要去面對命運和對人性的審視與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