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包容性，是指外來人不僅可獲得經濟物質條件的滿足感，還能迅速融入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生活圈子，安居立業，獲得深層次滿足感。包容性的調查包括：溝通、就業、就學、做鄰居、子女結婚等七個問題。結果表明，在我國的主要城市裡，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麼高。

劉典說，自從那次「登門提親」鬧得不歡而散之後，艾麗請了幾天病假沒來上班，回來之後對他的態度就冷淡不少，兩人此後雖然也一起逛街、吃飯，但再也沒提起結婚的事情了。

陳米松只能自己繼續費力地透過人縫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員報的站名又沒聽清，陳米松忙又問：「同志，琉璃廠到了嗎？」

「我就這態度能怎麼著吧？」

北京與上海不同，晚清以來，這座城市從未像上海那樣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商埠存在過，城市平民的生活也從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過長的政治化歷史嚴重地遮蔽和剝離了北京作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號化的「首都」。

易中天用「圈子意識」來概括北京人強烈的等級觀，以及各個階層之間涇渭分明的差別與難以融合。「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機關、學校、工廠、醫院，一律高牆大院，壁壘森嚴，自成系統。北京人，就生活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圈子意識』。儘管現在大圈子（北京城牆）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漸次消失，但『圈子意識』卻已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積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層，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由於自身濃重的「政治情結」，北京商人儼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會就像是政治家沙龍。北京商人侃起國家大事、政治形勢，就像高山流水，氣勢磅礴。因此，有順口溜說，「北京人侃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多口號，廣東街頭多廣告」。北京人腦袋裡裝的除了賺錢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聞，胸中存的是獨到的政治見解。有人曾戲言說：在北京街頭，隨便挑幾個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夠得上外地縣長一級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時，多喜歡帶點官味，愛打政治牌。

劉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門第意識，無法前行，甚至產生了窒息的感覺。因為他愛上了一個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對方父母卻以「門不當，戶不對」這個在劉典看來，只可能出現在十點檔古裝肥皂劇中的台詞，來阻止他們繼續往來。

由於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貴賤的世俗觀念，許多北京青年寧可讓家長「飼養」而不願到服務業工作（大賓館大飯店另當別論）。至今北京的裁縫、修鞋、修傘、修表、配鑰匙、彈棉花、賣早點、當保姆之類工作，幾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為多。一位外地來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錢實在太好賺了，她說：「北京的大街上到處是錢，錢都沒腳沒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願彎腰去撿一下。」比較而言，上海人對自食其力的小手藝人也持一種無所謂的平常心，沒有特別的歧視，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長（例如會燒菜、會打傢具）還會受到朋友、長輩的尊重。在北京，這可能被視為不屑一顧的雕蟲小技。

陳米松說：「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報清楚點？」

北京正是穿著政治的外衣，藉助「首都」的身份，才顯得活色生香。如果剝離掉「首都」這個符號，那麼北京還剩下什麼？楊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說：「被剝離了『首都』符號的北京，說好聽點，叫做『文化城』，當年漢花園的一班詩人，徑直便叫它做『邊城』。可不是嗎？中國的經濟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慾與邊防需要（明），或是意圖保持統治者與發祥地的血脈連繫（清），何苦將首都放在與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遙的華北，讓漕運成為一件耗力費時的大難事？」他認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懸空的城市，消費著『首都』的種https://read.99csw.com種，如政治權威、文化發達、金融便利，等等。」

更不幸地是，讓純潔的愛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門第觀念和圈子意識里，觸礁。北京，確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裡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測」，與他們交往，似乎需要時時防備有暗礁。儘管他們乍看熱情，「有事兒您說話」，但你仍需牢記，這種熱情也只限於某個圈子內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請繞道，以免貼上冷屁股。

易中天認為，「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只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況且，「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才會有那麼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麼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怎麼著怎麼著，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員挑釁似的，聲音一下子高八度，彷彿剛才他還無精打采、百無聊賴，現在卻一下子興奮度被提升起來。

至於北京公交車售票員與乘客的關係，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中有過一段生動描寫：

門當戶對，聽起來就很老土。但這正是從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北京人重門第、重學歷、重背景的傳統，恰恰與政治化相關。

沒有一個外省人是得勝的，他們幾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無形光環就把他們嚇住了，那是一種北京情結，他們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結打敗的。

但是，這種貴族精神一鑽進衚衕，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態日益膨脹了城中居民的政治優越感，從而開始嚷嚷著要區別人之素質高低，以達到京城內99%以上都是「高素質」人口的「宏願」，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你這是什麼態度？」陳米松血氣方剛，一股火也竄上來了。

誰要是先看過北京天安門的紅色，然後再遭到北京人用兒化音的一頓奚落，誰在這塊地界上就什麼也不敢說，什麼也不能做了。

尤其在北京的上層，門當戶對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稱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卻顯得似乎不太般配，那麼你可能會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兒，那位男士的內心顯然很平衡。

話劇《茶館》中常四爺就因議論時政而入獄，王掌柜也不斷地提醒茶客「莫談國事」。數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著潮來潮去、城頭變幻，北京的命運與國家政治的風吹草動息息相關。關心政治就是關心自己，這幾乎成了所有北京爺們的共識，「天朝心態」也就不足為奇。

按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氣質和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

「因為小麗說她父母很傳統，所以我想訂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點，就特意把我媽從鄉下老家接過來，一起上門拜訪。」劉典回憶起半年前的事，仍余怒未消，「誰料到，居然讓我親媽被別人夾槍帶棍地奚落了一通，一個農村老太太，這輩子頭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很慚愧！」

「你……找你們領導來。我不跟你說話。」

毛榛也在一旁膽怯地扯了扯陳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說。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務態度怎麼會是這個樣。

毛榛忽然覺得，又失語，又失落。

易中天說：「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https://read.99csw.com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裡，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

一個外來者想要融入這座城市的主流社會，是非常有難度的，尤其是當這個外鄉人在這座城市裡毫無背景。

正如作家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鬨堂大笑。

雖說，艾麗的父親不過是個小科長，但因為手握實權，所以平時上門巴結的人倒也不少。母親是某區的婦聯主任，做慣了大小報告，更是官威十足。兩人將近四十歲時才生了艾麗這一根獨苗，所以從小就呵護備至。對於寶貝女兒的終生大事，兩位老人步調一致，一定要找個「門當戶對的官家子弟」，否則「不成體統」。周圍的親友也輪番上陣，一起遊說艾麗，讓她不要被情沖昏頭腦。

那男售票員一聽他是東北口音，連臉都沒扭轉過來一下，仍盯著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氣無力地說：「沒吶。」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國倒數第二」，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眾的強烈關注。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淪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優越感和強烈的等級觀密切相關。

至於今後的路要怎麼走，劉典很困惑。他說，艾麗前不久表示她正在準備出國，想去國外進修服裝設計。劉典說：「也許這是故事最好的結局，總好過『門不當，戶不對』被踢掉，聽起來遜斃了。」對於艾麗要出國的事，劉典隻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沒要求他等她，因為「大家心裏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隨它去吧！」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經歷他在北京的第一課，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員是他們共同的老師——傲慢、自大，並且不容於人。這就是與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無法忘記。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著，在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

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著輕商、輕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傾向。

吃過飯，他們又乘上公共汽車慕名趕往琉璃廠。一路上，聽售票員的報站，牛皮烘烘，嘴裏像含塊糖球似的，嗚嚕嗚嚕，含混不清，又說得飛快，舌頭一打卷，一嘟嚕，「下一站，XXXX……」就報過去了，啥也沒聽清，像成心為難外地人。早上這會兒車裡人多，看不見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陳米松怕坐過站，就問售票員：「同志，琉璃廠到了嗎？」

旁邊的乘客忙勸陳米松：「算了，小夥子，算了，算了。」

近年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識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經商的熱浪中，經商開始成為最時髦和榮耀的選擇。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車上，售票員往往不能坐著工作，而是最後一個上車，在人群中穿插擁擠售票，勞動強度較大。近年來，北京的售票員才和上海一樣，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們佔據的空間未免太多了。為了方便他們售票，拆除了兩個乘客座位，從而使他們可九*九*藏*書以從後門座位處走到靠近中門的位置無需別人傳遞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間和乘客如此擁擠的情況下，拆除兩個座位以方便售票員購票，這在上海是絕不可想象的。

也有人說北京服務業的態度比早兩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廣州政府大聲叫屈說已經大力整頓治安，但還有人抱怨廣州火車站是賊窩、匪巢一樣，這實在因為之前過於「劣跡斑斑」了。而且現在依然沒人能保證，你一個外省人興緻勃勃跑到北京，就不會被某個服務業的服務人員冷不丁「上一課」，以致像徐坤一樣終生難忘，非要把這種情緒宣洩在小說中，廣為傳看不可。

不就是仗著說了一口北京話嗎？有什麼可高傲的？

北京的公共汽車的售票員，最先用他們嗚嚕不清的北京兒化音，用他們舌頭捲曲得特別過分的當地土話，顯示他們京腔京韻、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優越感，給初來乍到的外地人一個擠壓式的印象，讓他們立刻自慚形穢，從此就封住喉舌。

「嘿，我說你這人，怎麼著？領導？我就是領導，你說你想怎麼著吧？」

外省人這個時候最理直氣壯的回擊就是，北京再好，還不是全國支援的？可是這種回擊又是多麼的不堪一擊，女售票員會立即跟上說：那怎麼不支援你？

她還不知道，凡是初來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會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員來這麼一個下馬威。幾乎概莫能外，誰都被他們給打擊、折磨過。

真的是又失語，又失落。

對於這一點，有網友不無調侃地說：「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麼說得過去的服務的話，那還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爺。」

一個城市給外來人口設置的藩籬越多，越是能夠看出其背後的狹隘和偏執。它的宜居指數和開放精神就值得懷疑。「北京包容性居全國倒數第二」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若非要論到售票員與乘客的關係，上海顯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車，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相幫忙的關係。售票員經常號召「老乘客幫幫忙，往裡面走走」，或讓乘客幫助他「擺渡」（轉遞售票員夠不到的錢、票）。在上海擁擠的車中，靠乘客「擺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間互相「擺渡」（接力）也已成習慣，售票員和購票者都要向擺渡者致謝。而這在北京遠未成為習慣，這正是北京售票員佔據更多的空間，自己走到中門處售票的客觀原因——文化的原因。

徐坤說：「這簡直是一種創傷性體驗。外省人進北京時的創傷性體驗。這種創傷性體驗，在他們進北京之初、在每一個人進北京之初就在心裏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務員的一嘴京油子給鑿打上的。從此以後每一個外省人就要為成為一個北京人、一個裡裡外外都散發著北京味兒的北京人而抗爭。」

就商人而言，關心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鑽到政治里，這勢必導致市場意識的淡薄和遲鈍，而商業行為容易隨長官的意志變化而變化，對官場負責有餘，對市場負責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緒往往對市場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企業容易染上投機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餘，實幹苦幹精神不足。企業對市場缺乏敏感，官場考慮有餘，市場開發不足。商人缺乏對商業的忠心，官氣有餘，「商氣」不足。

所以我們常常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有這樣一位北京青年，留美歸國后擔任美國某大公司的中國總代理，這個職位在別人的眼裡也許風光無限，但他經常處於一種心靈的煎熬之中，因為每做成一筆生意，就意味著他替美國人在中國賺了一筆錢，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權勢者在對外合作中的中飽私囊，他更是痛苦異常。為了解脫自己，他最終辭去該職，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個小老闆給北京一家青年雜誌寫信，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經商過程中道德在沉淪。由此在該雜誌上引發了一場討論。但廣東人卻對此事嗤之以鼻，他們說：有什麼好討論的？該幹嘛幹嘛就是了！

而且，他們幾乎十分相似地熱衷於掙大錢，不屑於掙小錢，不知薄利多銷之類的為商之道。因此，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餐飲業等，經數https://read.99csw.com年的發展，仍處於質次價高，狠心「宰」人的水平，遠遠差於廣州、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瀋陽、哈爾濱等北方城市。

然而，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所說：「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種政治化思維，其表現之一，是宏觀思維。這是那種居於中心或高層的人居高臨下、從大處著眼的俯視角度。」

於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

但是，北京的商業並不純粹。因為政治和權力中心的緣故，從歷史上看，北京的商業者首先是一種權力商業。在過去，從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抓錢，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在新時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點。原商業部部長胡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場面卻最多。主要是因為北京信息豐富。可以說權力和信息構成了京派的經商特色。」

有一項關於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總體閱讀習慣的調查，結果發現北京和廣州期發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報，上海是生活服務類周報，深圳是文摘類雜誌。在北京銷售量最大的報刊類別是新聞類報紙，這一類別的報紙包括以《北京晚報》和《京華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以《參考消息》為代表的國際時政消息報，也包括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綜合類周報，這一類報紙在北京，無論是進入期發量前30名的報刊種類數量，還是占前30名期發總量市場份額都明顯地高於其他城市，以11種和54.35%的市場份額佔據絕對優勢的統治地位。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幾年北京人頻頻跳起來呼籲「限制低素質外來人口進京」，在他們眼中，那些提供他們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販，儼然都是導致社會不安定的「下等人」。而這類戲碼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國人民誤會，誤會北京真會幹出「奧運期間驅逐農民工」的事情來了。

許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許多北京人都有過這種難堪的經歷：下車時在售票員的逼視下和眾目睽睽之中，狼狽地上下搜尋，找不到上車時購買的車票。

有人說，上海人排外，是因為他們崇洋，以「雖是土雞生的蛋，卻是洋雞孵的蛋」為豪；燕人排外，則是因為他們媚上，以「天子腳下，捨我其誰」為榮。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夢想，「讓自由的人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全國人民的首善之區。但如今的事實卻是，一個外省青年通過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個單位的肯定，成為在京城裡居住的一份子，卻很難讓這個城市接納其為新市民，仍然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排擠，這不僅僅是北京的「戶籍之痛」，更是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但是，艾麗的父母態度卻越來越明確——反對，堅決反對。起初，看到女兒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外地小子領回家，母親沒有多說話，劉典便以為未來的岳父岳母是默許了。不曾想，當劉典再次登門，表示要和艾麗訂婚時，被明確拒絕了。

售票員不耐煩地白了他一眼：「沒呢。自己聽著點報站。」

北京人「恥于言利」的輕商觀念，是服務行業落後和服務人員態度惡劣的根源之一。

而最能集中體現北京服務行業質量的，恐怕就屬這城裡的公交車了，儼然一個微型的北京社會。

國內知名的調查機構零點集團公佈於2006年4月開始中國城市宜居指數的調查，歷時近一年時間，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深圳、大連、濟南等20個城市的2553名18-60歲常住居民進行入戶訪問。並根據這項調查公布了《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

顧頡剛就於1925年感慨道：「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眾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隻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九_九_藏_書活）。」

北京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有句話叫，「北京人眼裡，離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裡，離了上海都是阿鄉」。所以，在北京，有頭有臉的先不論，就算再不濟，也是皇城根腳下的人，也是爺。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還叫「膀爺」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買東西還好，要買，多一半會被氣出一肚子氣來。儘管王府井百貨基本上年年都出勞動模範、服務明星，等級從市到國家，一個不落，但金街、銀街的眼神還是那樣白多黑少、語氣還是那樣的高低失調，態度還是那樣冷熱顛倒。

這正是兩地管理行為的區別所在：北京是從司乘人員角度出發的，而上海則是從乘客出發的。

自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至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復改北京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間一直是中國的首都。清末民初，滿漢雜處，而且大量來自外地的官吏、教員、學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獨有的公共空間。

對於北京人的輕商觀念，楊東平的觀點是：

愛參政議政是北京人的特點，而社會生活的廣泛政治化，也使這座城市形成了其獨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統感」、「恥于言利」引發的服務業落後，以及強烈的門第意識，等等。天朝心態

正是這種天朝心態，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場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國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北京與上海的公交車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車時驗票），後者是控制入口（上車時購票）。在上海乘車，服務規範的售票員會主動提醒每一位剛上車者立即購票。他們的本事在與，絕不會混淆剛上車未買票的乘客與已經買過（或出示過）票的乘客。這兩種辦法在提高購票率上的作用估計差不多，沒有明顯優劣；但是，在上海乘車顯然感到比較輕鬆、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將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車時摸不出來。此外，控制出口對售票員來說比較簡單易行，不像控制進口那麼費心。

全國人民已經一次次見證了北京戶籍面具下的「傲慢與偏見」，但這樣的戲碼還在變著法兒地于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上演，橫亘在衣食住行，甚至愛情面前。

比如文化藝術現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轟動，這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北京各階層對文化藝術強烈的政治關懷。其參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難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這樣的平常心看戲和評論。而在北京，人們則會從政治背景、人事關係、領導人態度等各個角度分析、揣摩、猜測、評論，搞得滿城風雨。也確有各種人物在這一過程中或察言觀色，或推波助瀾，演出各種各樣的活劇。

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階層區分極為鮮明。政府官吏和知識分子，幾乎組成了另外一個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數來自外地的知識階層與北京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隔膜，北京作為首都又是怎樣將舉國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蹤和大學風潮上。與上海和南方的理論研究注重實用、圍觀、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識分子特別熱衷於那種整體的、宏觀的、戰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處國家機關和權力中心的知識分子，處於「中央的」信息圈之內，便潛移默化形成了一種「中央思維」，往往不自覺地用政治家的思維模糊了理論和學術研究的客觀立場。

正是天朝心態讓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種「正統感」和民族大義，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愛之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治」對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義。

28歲的劉典是個開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國企的內刊當編輯至今，善交際，人緣好，經常能賺到外快，因而收入還算不錯，但靠他這點工資在北京買房是肯定沒戲的。不過，劉典從不以為這是個問題，因為女友艾麗（化名）不僅與他是同事，還是他的頂頭上司——這本內刊的主編，收入自然不會比他少，兩個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優質。而且比他年長五歲的艾麗，也是看中了劉典的熱情和真誠，別無他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