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北京為用水而給我們所做出的補償。」雖然幾年前，就有經濟界人士提出「生態補償」的概念，但河北方面相關部門嘗試與北京尋求的「用水補償」卻從未得到過明確的答案。

「從六環路的東頭跑到六環路的西頭去辦事，車開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在380萬輛左右，道路幾乎條條擁堵，辦事的時間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國的首都已被稱為中國的『首堵』。」

教育、醫療等條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農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發達城市才可掙到錢。2008年的雪災，聚集在廣州火車站的幾十萬民工，即能說明這一問題。大學生畢業，多願留在大都市從業，很少有人願意到農村、鄉鎮或偏遠地區去。離中關村不遠的唐家嶺村聚居了5萬名來自各地的大學畢業生，他們被形象地稱為「蟻族」。

何謂「空吸」呢？《辭海》的解釋是：流體在一個中間狹窄的管道里急速流過時，狹窄的地方的壓強就低於大氣壓，如果在這個地方用細管接上另外的流體，接上的流體就會被吸入。而北京的「空吸現象」，則主要指北京與周邊津冀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周邊地區的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這又使北京與周邊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造成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相對遲緩。

犧牲他人，成全自己，這是自私，亦是貪婪。美國作家艾本斯坦將這種行為歸結為「勢利眼」的重要表現之一，恐怕也是對北京這座城市最恰當的點評。

環京津貧困帶的產生，雖然有歷史原因，但這種難言平等的「對接」也難辭其咎。

2007年，有一個最牛的MSN簽名:我是一隻趴在窗戶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滿了光明，卻無法找到出路。蝸居於北京這座魔幻城市一隅的我們，遭際正像那隻蚊子，橫亘在我們與城市之間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還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逃出去，成了追求品質生活的必然選擇。如果這座城市待你不仁，為何還要留下來忍受白眼？

美國規劃師丹卓·奧斯曾在中美土地規劃國際會議上感嘆：「我們（美國）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對城市來說彌足珍貴的郊區，所以佔用郊區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國，你們在用郊區的土地擴展城市，城市擴張和佔用土地的規模與速度令人感到震驚！」

於是，在「對比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生活品質」之後，馬玲產生了這樣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還是在小城市？」

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其快速發展帶動了相鄰的江蘇、浙江等相關地區的快速發展，其周邊各個主要城市也主動和上海接軌、協調，主動接受上海的輻射和帶動。「長三角」在上海的帶動下，旅遊產業蓬勃發展。

而在「逃離北京」的問題上，余世存顯然不是一個人在作戰。鳳凰網評論員彭遠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從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為例寫道：「我在北京當了房奴，過幾年想來也可以還清貸款，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把北京這個城市當作自己的家，會在這裏度過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這裏沒有享受到平等的權利。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你這麼討厭北京，那你為什麼還要來這裏？我的回答是：因為這裏機會比較多，但這裏之所以機會比較多，正是因為不平等。」

這和吳良鏞教授的「大北京地區」的概念本質相同，主張鼓勵周邊區域的發展，來緩解大城市的壓力，同時達到區域的整體騰飛。

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的紅葉則回到了老家江西景德鎮，在她看來北京的生活只是一種經歷而已，「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已經親近這座城市了，也就滿足了。但在就業時更多的是要看現實而不是理想，我選擇回到父母身邊，感覺心裏很踏實。在工作中，他們可以給我指導和幫助，以後他們退休了，我也可以在身邊好好照顧他們。在老家，我也沒有感到房奴、孩奴之類的壓力，我覺得這樣挺好的」。

作者參觀了江蘇小城張家港，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這個昔日的農村水鄉，怎麼能這麼美，似乎比現在中國的任何城市都乾淨、宜居。街上看不到一絲廢棄物，隨著張家港市多年對吐痰、扔煙蒂的重罰，保護環境已成為市民的習慣，不僅地面整潔，天空也很乾凈。當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這個城市的公敵。」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rｅad.９９csw•ｃｏｍ。作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為了給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潔的水資源，不斷提高水源保護標準，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和工農業生產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約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不是每個人都不適合一線城市，正如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二線城市。重拾你的生活，需要的不是逃離北上廣的悲情，而是深思熟慮的放棄——一線城市不會因失敗者的離開而受損，你終須明白，放棄北上廣只是你的個人選擇，不僅在選擇讓生活出現一個拐點，還在選擇一個別人看不見的機會、選擇一個最適合下一代的城市出身。」

因為互聯網，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的資訊同步；因為城際快線和城鐵公交化，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為商業連鎖，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的消費同步；因為都市圈，二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的資源互動互補同步。

同時，根據《河北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的內容，從2005年開始，河北省相繼投入了4188億元用於生態建設，以此成為京津兩大都市的生態屏障。而且「因為2008年奧運會要舉行了，河北省投入這麼大的精力來構建生態環境，對首都的環境改善也意義重大」。

首鋼搬遷至曹妃甸，三元集團等向承德拋出的合作繡球，都是順應了這種趨勢的改革舉動。

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套用這個句式：只有小城市沒有小機遇。人才從「北上廣」這樣的超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流動，實際上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京津冀，唇齒相依，難解難分。京津冀一體化的概念，也在幾年前就提出，但一直都流於口頭表態，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合作幾乎沒有。《燕趙都市報》記者王榮娟於2006年對此問題撰寫文章《環京津貧困帶困局：差距逐步擴大》：

所以，馬雲決定徹底放棄北京，回到杭州從零開始創業，並最終打造出了阿里巴巴集團。杭州，相對於強大的北京而言，只能算是中國的二線城市。

為了緩解城內外來人口的急劇膨脹，以及由此引起的水資源的嚴重緊缺，北京過去那種蠻橫地蠶食周邊土地，機械地向外擴張的方法，顯然無異於飲鴆止渴，只是在近郊多幾座「睡城」而已。因此，即便北京再勢利、再自私，使京津冀地區實現平等對接，讓周邊城鎮真正分擔她的一部分職能，已勢在必行。

美世公司又於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對全球221個城市，依據10個項目，包括基礎設施、政治和社會環境、醫療福利體系等作了調查。維也納名列第一。亞洲城市中，新加坡排名最高，居第28位，日本的東京、橫濱、大阪和名古屋分別列居第40、第41、第51和第57名。中國香港排在第71位，上海和北京則分列第98和第114名。

實際上，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這是北京擺脫「臃腫」困局的大勢，也是全中國二三線城市紛紛崛起的大勢。順勢而動，才是明智之舉。

把農村人口轉移出來，實際上倡導的正是「鼓勵人口流動」的觀點。從農村向城市流動，而這裏城市絕不僅僅指「北上廣」。因為這種流動也應該包括從擁擠的圓心走向周邊。

「不要再提補償了，我們都麻木了。」淶水縣水利局許多人士對這個問題談得都有點不耐煩了。自從拒馬河截流工程開始后，就不斷地通過上級部門與北京協商，報告寫得都不願再寫，專家組團也到當地考察過多次，雙方的協調會也召開過，「都說對『受災』的群眾應該補償，可就是沒有下文。」姬山說，地下水位越來越深，現在打一口井的費用得10多萬，老百姓根本打不起，縣鄉財政本來就吃緊，工資有時都發不出來，無法給予補貼，吃水都成了困難事，更別提發展了。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離開北京？首先肯定是因為在城裡過得不好。不好到什麼程度？根據美國著名諮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發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顯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躍成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貴城市」。

2010年7月29日，多家媒體轉載了《人民日報》的文章，指出「年輕人正逃離北上廣，稱外地人在大城市越過越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部分青年「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https://rｅａd.９9ｃｓw.cｏm到一定階段的體現。由於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線城市聚積。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擁擠」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這時候企業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轉移，導致經濟開始向其他地區擴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負擔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轉移」。

對此，我們可以對北京城內的生活有個更直觀的了解了：生活成本位居全球第九位，但在你付出了如此昂貴的生活代價之後，得到的卻是全球第114名的生活質量。

2008年8月28日，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指出，近幾年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幾年，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3.33比1是什麼概念呢？用國家來形容，就是一個人均收入1萬美元的國家和一個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國家，是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的差距。

「沒有投入如何保住成果？」張家口市林業局造林科科長劉洪濤也很無奈，為涵養水源，防風固沙，張家口地區退耕還林、荒山造林都需要大筆的投入資金。據了解，目前退耕還林國家在八年內每畝補貼140元，或者200斤糧食，荒山造林每畝只補貼50元。「如果沒有發展後續產業的資金，補貼時間一過，沒了土地的農民靠什麼生活，如何更好的生活？」據劉洪濤介紹，當地即使發展經濟果木，但因為經濟條件限制，也只能進行一些初級加工，收入有限，更不用說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生態林了。「沒有後續產業，就沒未來。而在這些方面，我們沒有得到過任何『補償』。」

彭遠文認為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越來越不宜居，但年輕人還是一撥又一撥地往城裡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機會多。其實更根本的原因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李達說，他們的決定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想儘快在合肥安定下來，再把父母接來養老。「那座城市也很適合老年人居住。這些天北京的沙塵暴，讓我對這裏更不留戀了。」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這個決定可能將影響一個年輕人的一生，但是李達說時間會幫他證明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若將「環京津貧困帶」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騰飛相比較，則更突顯了上海開闊的「老大」風範，和北京勢利的「老闆」態度。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風田指出，把物力財力等統統都投向農村，最終還是難以解決農村的散、空、窮問題。龐大的人口如果一直滯留在農村也不是個事，必須要把他們轉移出來，減少農村人口，才是最終消除貧困、縮小城鄉差距的主要途徑。單純地讓農民留在農村是永遠難以解決城鄉統籌問題的。未來的統鄉統籌就是要逐步解決農村人口向城裡統的問題，而不是目前人口的城鎮化，單向地把農村的土地統向了城市，資金統向城市，人也跑向了城市，但人口戶籍卻還留在農村。

年後，李達接到了一個在合肥創業的朋友的邀請，希望他能去擔任技術主管。他和女友商量再三，決定接受邀請。「那裡的房價相對低，我的薪水也不比現在少，而且是我擅長的工作。在北京太累了。」

《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2）》指出，2009年中國城市發展呈現出六大特點，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區的戰略引擎作用將進一步凸顯」。也就是說，城市群將成為未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之一，對個人而言，在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周圍，將出現更多的發展機會，二三線城市將變得越來越活躍。

《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年度報告》2006年度調查的20個城市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排名都相對靠後。研究人員說，大城市雖然發展機會比較多，但是個人居住條件、社區條件、生態環境、公共交通等宜居必備因素相對都比較差。

「從均衡地布局人口與產業的區域發展戰略角度上來看，年輕人離開一線城市是一個新發展趨向，有利於促進各城市間的人力資源分佈的均衡，進而帶動地區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從個人選擇來看，大城市擁有大量經濟發展機遇和國際化、世界性的文化氛圍，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九_九_藏_書年輕人對就業和個人發展的需求。但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帶來的競爭壓力、經濟壓力等問題也不容忽視。當一線城市無法提供給他們工作的成就感和生活的滿足感時，年輕人就會打破對大城市的盲目依賴，回歸理性，選擇在二線、三線城市尋找對口的就業崗位。」作為一名全球職業規劃師，李春雨這樣認為，「二線城市的生活節奏相對比較悠閑，但那並不意味著生活平淡，也不等同於缺乏發展機遇，而且現在網路發達，信息不會閉塞。」

2007年8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聯合實施了一項題為「哪個城市更適合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7946名填答者中，52.8％的人認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有著更大的發展機會。但與此同時，34.5％的人認為，中等城市的生活質量更高，相比認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生活質量更高的只有17.8％。

2010年5月19日，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官員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已經上報國務院，有望年內出台。目前，從北京開車到曹妃甸，不到3個小時。高速鐵路修通后，僅需50分鐘，屬於典型的「一小時經濟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為雙核，一小時能到達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莊、秦皇島、唐山、廊坊、保定、滄州、張家口、承德8地市。

最後，在分析了「大北京地區」和「大上海地區」的發展趨勢之後，馬玲認為從中心地帶的大城市走出去，將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就像向日葵追逐陽光一樣，人們總是會在發展機會與生活質量這個「魚與熊掌」的抉擇中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我覺得很多人在大城市裡寧可蝸居也不挪窩，其實主要是為了面子。其實在二三線城市，可以過得很滋潤，房子、車子比大城市來得輕鬆，何必為了虛名折磨自己呢。」北京大學畢業的小徐如今已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找到了人生的落腳點。

很顯然，縮小城鄉貧富差距一直是國家大力調控的主要方向之一。「經過多年的建設，中國已經有條件可以分散發展了。中國現在到了注重平衡發展的時候了。中西部也要平衡發展，不能追求超大城市。要將資源和發展包括知識和技術，擴展、轉移到農村、鄉鎮和中小城市中去。」留學歸國人士張宗奇說。

不同步的是，二線城市在因一線城市的輻射性和產業關聯性而受惠時，自身的獨特優勢並不會被奪走：名勝古迹，優質水土和空氣，港口，城市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非物質遺產，傳統產業，相對便宜的投資和安居成本，地方創新等。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二線城市近似不設限的城市，戶籍相對鬆動，「錢多，人才少」，對於投資創業者、創意產業族和產業工人有著「很飢餓」的需求。有能力者較容易獲得機會和平台，成為「新市民」中的精英，過上好生活。而工作中的上佳表現，仍然有機會進入全國視野，與大都市的精英同享榮耀。

「河北與京津的『對接』恐怕更多意義上，是為保障京津的生態、保京津用水。」與北京毗鄰的村民們對一體化的感覺具體而且現實。現實也正是如此，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三杯來自河北的潮河，天津的很大一部分用水也都來自河北。

職業規劃師李春雨說：「我支持年輕人更多地考慮去二線城市發展，這不是盲動，也不是逃避，而是他們的一種理性選擇，是符合社會發展大趨勢的。選擇返鄉、移居小城市，是人們多元化生活標準和價值觀念的體現。」

但是，「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美好景象卻沒能在北京周邊地區發生。中國社科院於2006年對外公布的《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讓人憂心忡忡：

每個省都有全國上星電視；28個城市建設地鐵規劃獲批；國際品牌和全國性企業在諸多二線城市找到落點、開枝散葉。二線的蘭州、武漢和西安都有全國性媒體；二線的蘇州、東莞、寧波、溫州的經濟實力個個富可敵省；杭州在「福布斯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榜」上五年連冠……

今天的二線城市已非偏僻角落勢單力薄的城市孤兒，而統統歸屬於大都市圈棋盤，在其中扮演著努力成長的角色，機會一線化，壓力二線化。

「我們總認為，經濟向城市、大城市，特別是東部的大城市集聚的發展，是導致中國今天區域間發展九*九*藏*書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經濟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鄉間和區域間擴大的現象同時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我們阻礙了要素的流動，尤其重要的是阻礙了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當中最重要的是阻礙了低技能勞動者的流動。」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銘在《中國大城市需要鬆綁》一文中如是說。

「對面村落的雞會經常到這裏來串門，對面誰家吵架了我們都能聽得一清二楚……近得就像一個村，但是心裏感覺可是天上地下，遠著呢！」保定淶水縣遽家蘑村的人經常看著北京郊縣的鄭家蘑這樣說。北京一方的富庶優越與河北一方的愁苦與困窘，並不是邁過邊界上的那座小橋、跨過那道田埂、越過那塊界石、鑽過那副橫杆就能改變的。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帶小」的原則，「以特大城市為依託，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長極」。

專家分析，這反映出與上海相比，北京對天津和河北的輻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時候是聚集效應大於輻射效應，形成了「空吸」現象。

從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從北京跑到了兩千多公裡外的雲南大理，一座20多萬人口的中小城市，過了近兩年的半隱居生活。「在北京幾乎每天都有飯局，為了聚會，有時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個小時，見面之後，接觸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場合說過自己有當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鬱症、亞健康，「我們是被城市異化太深的一批人。」

城市與繁榮並不能划等號。美國曾經的大城市底特律，由於汽車產業的繁榮而迅速繁榮起來，曾經達到二百多萬人口。但隨著美國汽車業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來，目前被美國人形容成了一座「死城」。所以講，片面講發展城鎮化也是挺危險的，如果一個城鎮沒有產業支撐，沒有工作機會，大量的人集聚起來，問題會更大。長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鎮之所以繁榮起來，都是專業鎮的發展所帶動的。

北京的定位正在經歷「去經濟化」。北京市發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說，北京將從實際出發，適應中國經濟發展大格局，積极參与環渤海地區的發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簽署了關於加強經濟與社會發展合作的備忘錄，確定雙方將在交通基礎設施、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能源開發等九方面進行深度合作，該協議被認為是區域協調發展的破題之作。這意味著北京在與兄弟省市的合謀發展方面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雖然發展機會多，但對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頗為不易，不僅房價高，物價也高。隨著城際交通的越來越便捷，大城市周邊的小城將會越來越被人青睞，比如像上海周邊的張家港、常州、崑山這樣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邊雖然還未出現張家港這樣高水平的小城，但臨近北京的河北諸多小城小鎮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經成為北京許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除非在北京成家，否則，洪剛覺得自己一定會離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時刻準備著」。從北京科技大學畢業后，洪剛留在了北京市公路管理處，「說起來好像是北京待遇好，」其實小洪一肚子牢騷，「公務員工資年收入也就在8萬至10萬元，比老家那個小城高了不少，但是一比較最基本的吃住，北京完全沒有優勢，四環以內的房子均價已經漲到每平方米3.49萬元，老家呢，2500元一平方米。」關鍵的問題是，「你的學歷在中小城市更有競爭力」！而抱持著類似觀點的人還不在少數。

學界趨於一致的觀點認為，若要破題北京「空吸現象」，北京的經濟發展應以創新經濟、現代金融業信息、服務業諮詢為主，而把製造業讓給天津和河北，這樣才能凸顯京津冀地區經濟互補的優勢；京津冀之間要發展為相互的競合關係，推動地區合作發展。而要解決「環京津貧困帶」現象，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和加強京津冀地區合作發展就成為當務之急。

李達今年29歲，已經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了三年多，最近剛辭職。他說，「在別人看來軟體工程師待遇應該會很好，但我研究生畢業，在公司任勞任怨幹了三年多，月薪還不到5000元，到現在連房子首付都沒攢出來。」所以，「在北京我們呆不下去了，房價跟瘋了似的。」

2010年3月21日津保鐵九_九_藏_書路正式開工建設，這不僅將打造濱海新區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貨通道，還將連接京石客運專線、京滬高速鐵路、津秦客運專線等三條線路，加快推進環渤海京津冀區域高速鐵路網建設，縮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時空距離，加快推進環渤海區域合作進程。未來，還將建設以北京為中心，以京津為主軸，以石家莊、秦皇島為兩翼的城際軌道交通網路。按照規劃，到2020年，京津冀地區城際軌道交通總里程達到710公里。

經過20年的合作，「長三角」旅遊發展走向了良性循環，而京津冀地區的合作還處於起步階段。據統計，2004年京津冀兩市一省的生產總值為1.6萬億元，尚不及「長三角」的一半；2004年「長三角」地區接待境外遊客的數量是京津冀地區的1.8倍，創造的旅遊收入則是京津冀地區的3倍。

李達和女朋友老家都在河南農村，「不像很多同齡人，可以用父母的錢付首付甚至買房。我們也不忍心用他們的養老錢買房。」過年期間，看到父母日漸蒼老的面龐，李達越發自責。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覺到自然醒」，看書、寫作、種菜、曬太陽。「一天曬的陽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在河北與北京、天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有32個貧困縣、3798個貧困村，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歐洲的城市」與「非洲的農村」同時出現在半徑100公里的區域內。像這樣在首都周邊還存在著大面積「環京津貧困帶」的現象，在世界上也是極為少見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專家分析認為，這是北京對周邊地區，尤其是河北，長期以來「索取大於給予」的政策所致。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孫久文說：「對北京與河北的關係，一直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河北地區應以滿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發展的各種需求為目標，而中央和北京市應當對這些地區在經濟發展上有所回報，這顯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維。」但事實遠比孫教授形容的更糟糕。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司長茲洛特尼克說：中國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全球超過50萬人口的城市中，1/4在中國。中國二線城市的活力，正藏於這194個中國城市中。

《城市競爭力藍皮書2009》顯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中國城市的主體力量。中國大城市共有81個，中等城市有113個，兩者合計為194個，佔據中國294個城市的65.99%。可以看出，兩者是中國城市的主體力量。」

但是，當你在大都市尋找突圍的時候，二線城市一點也沒閑著，正昂首闊步比照著大都市的規格邁進。1920年美國的城市人口首超農村人口，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超農村人口，201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將首超農村人口。

在英國，其社會保障體系異常健全。倫敦大醫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鄉村診所里也可以找見；村村有郵局，寄信不必到鎮上去。他們已沒有城鄉差別，城裡人鄉下人一樣都能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且因鄉下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城裡人甚至嚮往鄉村生活。所以說，「真正的文明不剝削環境，也不剝削土地」。

美國《資本論》專家華贊說：「文明的發展，現代化的實現，不是國際大都市的建立，而是小型農村的發展，國家的模式應該鞏固中小城鎮，以此分散資源和發展，讓人們共享文明的成果；不是將資源和發展集中在大都市。」

新加坡《聯合早報》於2009年11月24日刊發時事評論員馬玲的文章《滾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顯：

調查中，20.3％的人同意「北京、上海人才太多，競爭太激烈，其他地方發展機會更大」，28.3％的人更認為「其他城市和北京等超大城市之間的差距已經在逐步縮小」。本次調查中，「房價過高（53.5％）」、「生活成本太高（50.6％）」、「交通太擁擠（46.4％）」、「沒有歸屬感（32.8％）」已成為當下人們對大城市詬病的主要原因。

北京雖然是機會多多的大都市，但這座城市的「勢利」決定了她無法包容所有人才，即便這個人才可能非凡如馬雲。北京也照樣可能將其錯過。因為當北京勢利地對各路進京人才左挑右撿的時候，人才也同樣有權選擇北京。這種選擇權適用於每個人，你和北京是雙向選擇的關係，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