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聽說后，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評，並對他表示了嘉許和讚賞。崔祐甫這麼做，擺明了就是要讓常袞難堪。常袞表面上沒說什麼，幾天後就給崔祐甫安排了一項新的工作，讓他去分管吏部的選官事宜。

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個小小的中書舍人當眾揶揄，常袞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還是顧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強忍著沒有發作。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

常袞勃然作色，怒斥崔祐甫沒有人臣之禮。崔祐甫毫不示弱，指責常袞肆意曲解遺詔。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頓時吵得不可開交。

他當著常袞和百官的面說：「萬物若違背自然，即為妖孽。貓抓老鼠是天職，如今卻為老鼠哺乳，這難道不是妖孽嗎？有什麼值得慶賀的？朝廷應該做的事，是藉此反省，看監察部門是否放縱了貪官污吏，看邊防部隊是否盡到了禦敵的職責，這才是順應天意的做法。」

這個人當然就是崔祐甫。

怎麼回事？常袞竟然未徵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彈劾大臣？

事情是因為那兩個「被代表」的宰相而發生逆轉的。

跪地聽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為他一貫堅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也總有一天會下台的！

什麼理由呢？

常袞是代宗晚年頗為倚重的大臣，和當時的名臣楊綰同時入相，可楊綰沒多久就病逝了，於是常袞就成了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這個人就是宰相常袞。

隨後，這兩項待遇就形成了慣例。

為了增強說服力，常袞還把另外兩個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彈劾是宰相班子集體討論的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在發泄私憤。

在常袞之前，當政的人是弄權宰相元載。眾所周知，元載這傢伙是出了名的腐敗，不僅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而且總是變著法兒損公肥私。比如當時宰相上班，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吃工作餐的，元載嫌飯菜不好，就公然向代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都要由御膳房提供，吃的東西必須跟皇帝一樣，而且每頓都要準備十個人的量。除此之外，還要求朝廷給宰相及公卿大臣們發放特別津貼——每年綢緞三千六百匹。代宗雖然心裏不滿，但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玄宗時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中書令、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以及一些掛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六部大臣構成；而在初唐時期作為當然宰相的尚書左、右僕射，此時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從安史之亂起，為了適應急劇變化九-九-藏-書的形勢，李唐朝廷開始把中書令、侍中這兩個職銜拿來加授給一些功臣元勛，使得這兩個宰相職位逐漸有了虛銜的性質。到了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進一步將中書令和侍中升格為正二品（原為正三品），從此這兩個職銜就徹底變成了虛銜。

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當然也不會例外。

按照禮制，滿朝文武每天早晚都要到代宗靈前致哀。常袞或許是感懷于代宗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急於給新君李適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總之每天都在靈堂上哭得稀里嘩啦，一副肝腸寸斷、悲痛欲絕的樣子，讓大夥忍不住渾身起雞皮疙瘩。

此刻的李適，已經在心裏勾畫了一幅重振朝綱、中興李唐的宏偉藍圖，只等一個務實能幹的宰相來到他的身邊，幫他把這個美妙的理想一步步變成現實。

說白了，常袞拿服喪問題大作文章，目的無非是為了討好新君李適；而崔祐甫敢於公然和宰相叫板，也無非是想藉此贏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為自己積累更高的聲望，以便有朝一日徹底扳倒常袞。

大曆十四年這個陽光燦爛的夏天，當常袞黯然神傷地走上那條山高水遠的貶謫之路時，德宗李適正躊躇滿志地等待著崔祐甫的歸來。

常袞和崔祐甫如此撕破臉面、當眾死磕，難道僅僅是單純的禮法之爭嗎？

常袞發現自己掉書袋比不過崔祐甫，趕緊轉移方向：「禮法不外乎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與尋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禮，於心何忍，于理何安！」

新天子登基，該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喪。

這一天，常袞照例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甚至做暈厥倒地之狀，隨從慌忙跑上去攙扶。堂上的百官一看，不免都有些反胃。時任中書舍人的崔祐甫終於忍不住了，指著常袞對眾人說：「臣哭君前，卻要人攙扶，天下可有此等禮儀？」

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權宰相元載；四月，楊綰以中書侍郎銜入相，常袞以門下侍郎銜入相；七月，楊綰突然病逝，隨後中書侍郎一職便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在此情況下，崔祐甫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書省的政務，無形中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長官，雖無其名，卻有其權。

得罪領導是一件挺讓人鬱悶的事，但是崔祐甫並不鬱悶。

為了解決這個不靠譜的問題，大概從漢文帝開始，就有了一個從權變通的辦法，把皇帝的服喪時間從三年縮短為象徵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個月）。唐朝自高宗以後，都遵照九*九*藏*書這個辦法執行，到了玄、肅二朝，更進一步縮短為二十七天。代宗臨終之前，也在遺詔中表示，新君服喪二十七天，帝國各級官員則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總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後該幹嗎幹嗎去，別耽誤了工作和學習，當然也別耽誤了娛樂。

所以，就算常袞不在此次禮法之爭中落馬，遲早也會因其他事情而下台。

常袞開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釋義，『吏』即『胥吏』的簡稱，專指官員自行任命的僚屬，豈能與公卿百官相提並論？」

此言一出，德宗李適大為震駭。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爆發程度不同的禮法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權力之爭。換句話說，所謂的祖宗禮法，往往只是政客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罷了。

作為代宗時代獨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袞與新君李適之間勢必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緊張關係，因為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容許朝政大權過多地集中在某個大臣的手上！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常袞和崔祐甫之爭的起因。

詔書一下達，不啻于在滿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百官雖然大為訝異，但卻不約而同地在心裏拍手稱快。

因為常袞的虛偽和矯情實在是讓人忍無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務實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愛多了。

與此同時，常袞也取代楊綰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來，區區中書舍人崔祐甫是沒有資格掌管中書省的，於是很快就接管了中書省的政務。

郭子儀和朱泚對視一眼，很無辜地說：常袞所上的那道奏疏壓根沒讓他們看過。

可是，這事要是擱在皇帝頭上，就有點不太靠譜了。

跟崔祐甫撕破臉的第二天，常袞就上疏彈劾，聲稱崔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要求德宗把這個大逆不道的傢伙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市）刺史。

換言之，常袞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卻又流於虛偽和矯情。

本來，這場無聊的禮法之爭到此就該畫上句號了，而常袞也已經毫無懸念地在這場爭鬥中勝出。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讓常袞本人目瞪口呆。

很顯然，這樣的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需要。戰爭和叛亂此起彼伏，朝廷權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樞政治的運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須形成一套靈活簡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階官員，讓他們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

百官聞言，心裏都在問候常袞的祖宗，可表面上還是保持沉默，九-九-藏-書不想得罪這個首席宰相。唯獨崔祐甫再次無視常袞的權威，冷笑著說：「先帝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個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應遵從遺詔，一律服喪三日。」

如果一定要有什麼理由的話，那也很簡單——你得罪領導了！

常袞上台後，為了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就主動向代宗提出：「朝廷發給宰相和大臣們的餐費已經足夠了，應該讓御膳房停止供應膳食。」代宗很高興，馬上就批准了。不久，常袞又建議廢除特別津貼，結果一下子就犯了眾怒。

這真是一個令人慾哭無淚的黑色幽默。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來已久。

在古代，服喪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傳下來的禮法，無論哪個人遭逢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學名叫「丁憂」。也就是說，不管你當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實實回家去丁憂三年，除了吃飯睡覺看書寫字之外，幾乎啥事也不能幹。

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報了一則祥瑞，說他一個部屬的家裡竟然出現了貓鼠同窩的奇異景象——有一隻母貓把一隻小老鼠當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無私地餵養小鼠。朱泚說，這真是開天闢地以來聞所未聞之事啊，若非皇帝聖德廣大，豈能有如此貓鼠和諧之祥瑞！

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證明了這一點：崔祐甫借調到吏部后，每次認認真真選報上去的候補官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袞斃了。

此議遭到眾人的強烈反對，常袞只好閉嘴，此事遂不了了之。

道理很簡單：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別人還可以替他處理政務；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誰來替他君臨天下？

常袞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更不知道新君李適為何如此決絕。他只能在無邊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說的一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

同日，新君李適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各級官員服喪期限的問題，常袞抓住這個表現機會，一再強調：「先帝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意思是指低級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時候每遇國喪，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禮制，如今皇上須服喪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當如此。」

相應地，原中書、門下兩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成為兩省的最高長官。此後，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分別加「同平章事」銜來擔任，其他的低階官員（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銜，也可九_九_藏_書不問資歷，直接拔擢進入宰相班子。

就這樣，常袞一上台就把同僚們都給得罪了，史書對他的評價是：「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當然是憤憤不平。

崔祐甫的貶謫令下達后，郭子儀和朱泚立刻入宮向德宗求情，稱崔祐甫無罪，不應被貶。德宗滿臉困惑，說：「二位賢卿不是剛剛上疏彈劾他嗎，為何又出爾反爾？」

常袞萬萬沒料到自己的結局會這麼凄慘。

代宗這個遺詔顯然是通情達理的，滿朝文武極力擁護，都表示要堅決執行。

所以，當常袞在服喪問題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對立面時，崔祐甫便意識到反擊的機會來了，於是才會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時候挺身而出，公開和常袞叫板。

這是宰相專權、欺君罔上啊！

如果說新君即位之初，比較忌諱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那麼最忌諱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個專權攬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其實，常袞之所以觸犯眾怒，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人，而是因為他太急於在皇帝面前表現自己了，從而不自覺地損害了百官的利益。

要知道，朝中的大臣們雖然厭惡元載，但沒有人會厭惡特別津貼。說白了，當初大夥沒跟著元載吃肉，至少還能跟著混口湯喝，可如今你常袞一來，就讓大夥勒緊腰帶喝西北風，你憑什麼呀？

崔祐甫再次發出冷笑：「常大人堅持這麼說，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猶能隨便改動，天下還有什麼不能改的？」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初五，德宗李適斷然下詔，把首席宰相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同時擢升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適即皇帝位，是為德宗。

代宗駕崩后，常袞的虛偽和矯情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朝廷高薪是為了養廉，你如果自認無能，對不起這份高薪，那就乾脆辭職走人，何必自命清高地辭薪呢？

被常袞代表的這兩個人，一個就是四朝元老郭子儀，時任司徒、中書令，另一個是原幽州節度使朱泚，于大曆九年主動入朝，被任命為司空、同平章事。他們雖然掛著宰相的頭銜，實際上並不參与朝政，幾乎從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袞則一向「獨居政事堂」，大小政務都是一個人說了算，所以這次彈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給代表了。

然而，面對三個宰相聯名彈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傾向崔祐甫也沒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見不合，如今既然三個宰相都署名了，不處理崔祐甫顯然說不過去。但是read.99csw.com，把崔祐甫貶到潮州的處罰又未免太重了。思慮再三后，德宗只好採取一個折衷的辦法——把崔祐甫貶出朝廷，但不是貶到山高皇帝遠的潮州，而是貶為河南少尹。

如果常袞是真的讓崔祐甫「分知吏部選事」，那崔祐甫倒也沒什麼話好說，畢竟吏部是個至關重要的權力部門，分管官員的選拔工作更是讓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問題在於——常袞不可能把選拔官員的權力真正交給崔祐甫。

現在，風水終於轉到我家來了。

可是，偏偏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所有官員都必須跟新君一樣，服滿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事後，公卿百官都在背後大罵常袞，說：「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如果你這麼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不需要理由。

從這個意義上說，常袞其實是應該感到慶幸的，因為早些走還可以保住一條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麼都保不住了……

對於此次禮法之爭的實質，德宗李適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袞和崔祐甫為服喪問題而爭執是假，因積怨甚深而借題發揮是真。從根本上來說，這場關於服喪期限的爭吵其實是相當無聊的事情。在內心深處，德宗還是比較傾向崔祐甫的。因為若無常袞的矯情，也就不會有崔祐甫的異議和這場無謂的爭吵。

常袞聞訊，立刻率領文武百官入朝恭賀。

不，是讓常袞追悔莫及，欲哭無淚！

新君李適冷冷地看著這一幕，心裏大為不悅，隨即宣布會議解散。

可是，常袞真的不會做人嗎？一個混了大半輩子官場、最後混到首席宰相的人，會連最起碼的團結群眾都不會嗎？

他本以為潮州是他給崔祐甫安排的歸宿，沒想到卻是自己給自己挖的墳墓。

說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亂后的變遷。

因為他相信：風水是輪流轉的，宰相是輪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領導遲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袞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領導。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眾基礎比常袞堅實得多。僅此一點，他就具備了跟常袞博弈的資本。

崔祐甫寸步不讓：「《左傳》中有一句話，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難道史書上常說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滿朝文武中，只有一個人發出了不和諧音。

此時，被貶出京師的崔祐甫剛剛走到昭應（今陝西臨潼縣），傳詔使者就快馬加鞭地從後面追上了他。

面對崔祐甫的挑戰，常袞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坐以待斃。

常袞，你認栽吧！

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