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當張愛玲遇上胡適
最讓張愛玲感動的是，有一天胡適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軍的女子宿舍來看她。張愛玲請他在一個公用客廳里坐，裏面黑洞洞的，足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張愛玲無可奈何地笑著，對胡適表示歉意。但胡適很有涵養，直贊這個地方好。後來胡適要走時，她送胡適到大門外，兩人站在台階上說話，冷風從遠方吹來，胡適看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看得怔住了。望著嚴嚴實實裹著圍巾，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實，頭臉顯得很大的胡適，張愛玲也怔住了。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這樣近，這樣衰老而可親。張愛玲說：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後來張愛玲搬到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去，和胡適斷了消息。一九五八年張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張愛玲請胡適作保，胡適答應了，並把張愛玲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她。張愛玲說該書經胡適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張愛玲當時的心情是「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於是她寫了封簡訊去道謝。而同年的四月八日胡適就取道東京返回台北了。
我們知道在二十年代中期韓邦慶（子云）的《海上花列傳》的研究，曾掀起一股小小的熱潮，當時出現了一系列在史料和批評方面頗具價值和深度的文章，如孫家振《退醒廬筆記》中的「海上花列傳條」、顛公的《懶窩隨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狹邪小說」一節，及劉半農的《讀海上花列傳》和胡適的《海上花列傳序》該兩篇文章收入亞東版的《海上花列傳》一書。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地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來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感恩節時，胡適擔心張愛玲一個人寂寞，他打電話給張愛玲約她去吃中國館子，但偏巧這天張愛玲因與炎櫻逛街受了風寒，加上嘔吐，因此只得婉拒了胡適的邀請。
因此張愛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紐約不久就和炎櫻去見同在紐約的胡適。張愛read.99csw.com玲在《憶胡適之》里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彷彿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適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記寫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張愛玲，auther of 《秧歌》。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澂）。此是先父後來事功的開始。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並寄銀兩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澗于日記》有石印本。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曾為胡適做口述歷史的唐德剛教授就回憶說：那是五十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台灣那時在一般人想像中，也只是個瘴癘滿山，蛇蝎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里，無從捉摸的「香格里拉」！乾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謀生乏術。
我們知道紅學的研究是從所謂「索隱派」開始的，到了一九二一年胡適的考證派又開啟了新紅學的時代。張愛玲雖對胡適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卻反對胡適的「自傳說」。她以自己創作小說的經驗認為，雖然《紅樓夢》中有「細節套用實事」的地方，但基本上它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因此要回到文學的層面來研究它的不同版本和改寫，從而看出曹雪芹如何處理情節架構、人物塑造等等，它應該是文學、文本的探究，而非歷史、曹家的考證。
張愛玲對《海上花》的譯註，可說是由於胡適的點撥而達成的。張愛玲除將書中的吳語對白悉數譯為國語外，還將其譯為英文雖然今僅存首兩回，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出版的《譯叢》（Renditions）外，余皆散失。可見其用力之深。除此而外她還剔除原書中「潰爛」的部分，並重新修補，成為情節緊湊的六十回本原著為六十四回。這已仿效當年才子金聖嘆的「腰斬」《水滸傳》為七十回本。
read•9９ｃｓｗ•ｃoｍ而張愛玲對韓邦慶最自負的「穿插、藏閃」法，在欣賞領悟之餘，又特將其注出，猶如金聖嘆之批《水滸傳》、張竹坡之批《金瓶梅》、脂硯齋之批《紅樓夢》。張愛玲別具會心的抉隱發微，有意無意間延續了明清評點小說的傳統。曾經是中國白話文運動之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的擁有者，二次大戰期間，還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在全美做過多次演講的胡適，這段期間，對他而言是他一生中最苦悶、惆悵、飽受折磨與凌|辱的歲月。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藉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底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敦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嘆，況胡適博士乎？曾經「冠蓋滿京華」的胡適，在此時可說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也因此夏志清先生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的序中說：「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姜貴從台灣寄他一冊《今檮杌傳》，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姜兩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里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
而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對情節更迭改寫的動機、時間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後，都做了翔實精細的考訂，而這些考訂又滲入張愛玲多年創作小說的經驗，因此有些想像發揮則膽大放恣，又符合了胡適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證」的原則。
由此可見在張愛玲走後，胡適認真地查了資料，理清了張愛玲的祖父曾經幫助過他的父親胡鐵花，而胡鐵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張愛玲的祖父被貶謫到張家口時，知恩圖報地致函並接濟過他。有了這一層關係，使原本就樂於提攜後進的胡適。
七十年代張愛玲的創作慾望已銳減，她又返歸於古典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她和胡適的相遇，他們對晚清小說曾有共同的話題，但細究后卻又不同，只因張愛玲始終把《海上花》的翻譯當成另一種形式的再創作；而《紅樓夢魘》亦不同於胡適的「曹學」考證，她更多的是以其創作九_九_藏_書經驗來對文本的形成、改寫等的論辯，形成她對《紅樓夢》的獨特認知。他們兩人有思想上「交會的火花」，但終究是自成體系的！張愛玲八歲開始讀《紅樓夢》，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從不中斷。她對《紅樓夢》已經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小時候她沒有能力辨別續書的真偽，待到看了《胡適文存》里一篇《紅樓夢》考證，方知有個「舊時真本」，寫湘云為丐，寶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結為夫婦，「看了真是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永遠不能忘記。」於是她「十年一覺迷紅樓」，豈只是十年，應該是三十年！
有一天胡適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看她。
望著嚴嚴實實裹著圍巾，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實，頭臉顯得很大的胡適，張愛玲也怔住了。
後來張愛玲又隻身去看過胡適一次，且在胡適的書房與他對談了很久。書房裡有一整面牆全是書架，高齊房頂，似乎是訂製的，但沒擱多少書，全是一疊一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紙，這大概是胡適考證《水經注》的材料吧，張愛玲說她看著就心悸。話題從看書開始，胡適問她在紐約看書方不方便，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張愛玲笑著說，她常到市立圖書館借書，但還沒有到大圖書館看書的習慣。這種回答其實是婉拒了胡適的建議，在胡適的想法里，大圖書館藏書豐富，可上下求索，是做學問的寶庫；而在張愛玲的想法是小圖書館收藏的通俗刊物，可能更貼近她創作時尋常百姓生活的題材。
胡適在文中盛讚《海上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後來張愛玲甚至說它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胡適雖然對作者的寫作技法沒有正面加以評價，但對作者的自覺性和大胆嘗試還是予以肯定的，他說：「《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本不能合傳，故作者不能不煞費苦心，把許多故事打通，摺疊在一塊，讓這幾個故事同時進行，同時發表。主腦的故事是趙朴齋兄妹的歷史，從趙朴齋跌跤起，至趙二寶做夢止。其中插入羅子富與黃翠鳳的故事，王蓮生與張蕙貞、沈小紅的故事，陶玉甫與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與周雙玉的故事，此外還有無數小故事。作者不願學儒林外史那樣先敘完一事，然後再敘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閃』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閱者『急欲觀後文，而後文又舍而敘他事矣』。」
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這樣近，這樣衰老而可親。一九五四年七月張愛玲的《秧歌》在香港出了中文版，不久她給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寄了一本，其用意除希望獲得胡適的青睞外，恐怕也想借他之力向外界推介。因此張愛玲還隨書附有一封簡訊，這封信後來被胡適黏貼在他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里，因此得以保存下來，其原文如下：適之先生：
一九六二ｈｔtｐｓ://ｒｅad•９9csw•coｍ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因心臟病猝逝于中央研究院新院士的迎新酒會上，終年七十二歲。張愛玲說：……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后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對於死亡，張愛玲總是處之淡然，因此她對胡適的哀悼也是異於常人的。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三年後，她也以一種異於常人的方式，悄悄地告別了人世，留下「蒼涼」的手勢。張愛玲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因為讀了他的《醒世姻緣》和《海上花》的考證，而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又說：「《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它們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未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個志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裏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
而張愛玲更指出：「《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艷異之感，在我所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從胡適與楊聯陞的書信集中，我們發現在五十年代，胡適為協助史學家勞榦來美訪問研究，曾多次與楊聯陞書信往返，並想盡辦法代為籌措經費，對張愛玲就更加特別的關心。
可見，《海上花》是聯繫他們兩人的紐帶，而其「平淡而近自然」的藝術風格，也是他們兩人共同的興趣。此後張愛玲花了許多時間從事於《海上花》的國語和英語的翻譯，其殆源於此。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提到，她從小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窗下的書桌，坐在書桌前看的。那是她最早和胡適的接觸，已是在二十年代後期了。張愛玲在文中還談到她母親黃逸梵和姑姑張茂淵曾和胡適同桌打過牌這可能是一九三年五月以後的事，當時胡適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一職，而尚未北返。其時張愛玲父母親因性情不和，而由母親主動提出離婚，母親和姑姑搬出寶隆花園洋房，改住到法租界公寓。當時因張愛玲和弟弟還隨父親住在寶隆花園，因此並沒有機會得見胡適。這之後張愛玲的母親再度出國，而胡適也于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學。；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卸下駐美大使職務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姑姑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張愛玲九*九*藏*書對胡適的崇拜還來自「五四」運動，她說：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格與佛洛依德齊名。不免聯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張愛玲這個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長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認作為五四新文化領袖的胡適的影響，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大陸的批判胡適和台灣對《自由中國》時期胡適等人的冷對，張愛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關於摩西與以色列的關係，來暗示胡適的貢獻將會在日後受到肯定。這個「同情地了解」的先見之明，張愛玲一直沒有改變過，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灣行，和作家王禎和還談到：「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她對胡適的欽佩之情，由此可見。
但胡適接到《秧歌》后卻先後讀了兩遍，並就讀後的感想寫了頗長的回信。胡適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補寫的日記上說：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她的小說《秧歌》，並附有一信。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後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一月二十五日，我發她一信，很稱讚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隻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胡適此信沒有留下底稿，幸運的是這封信被保留在張愛玲的《憶胡適之》一文中。從張、胡兩人一來一往的信看來，他們的話題是繞著《醒世姻緣》和《海上花》而來的，『平淡而近自然』更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海上花》的評價。魯迅說：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聞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張愛玲十月二十五後面還附有張愛玲在香港北角的英文地址。這是張愛玲和胡適的首次書信往來。胡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從上海坐船赴美的，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取道東京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止，期間在美國有整整九年的時光。據研究胡適的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胡適的暗淡歲月》文中說：「在這段期間，除偶爾回台開會演講以外，胡適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四號的一個公寓里。在這九年時間里，唯一比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