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報》中對這一事件語焉不詳，最初我推測可能是保密。但是細想又覺得不大可能，因為舉了這個例子又沒有說清，怎能讓看到《周報》的人理解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這一案件已有公開報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況。

可惜的是，以老薩糟糕的歷史功底，還無法查清這部紀錄片中日方的幾次行動中，和日偽軍警鬥智鬥法的中方特工人員的身份，只能判斷出幾乎所有行動，都涉及「檢舉」——即叛徒的出賣。

此外，國際問題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組織，但規模很小，似也與此無關。

推測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這些中國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均為在日留學生，而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回國，在日學生不過數百人，偽滿建立后，也不過增加到3000人。因為人數較少，所以在日的中國留學生會受到日方特別的監控，而且由於周圍日本人的警惕不易開展襲擊行動。第二，由於中日之間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國地下組織無從得到實施武裝襲擊的裝備和武器，只能立足於自力更生。這恐怕是「重慶謀略團」專門設立研究小組的原因，但即便技術上可以實現，要想得到足夠發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藥，也不是實驗室里可以輕易產生的。第三，考慮到這些地下組織在情報和宣傳方面有更高的價值，若直接實施武裝行動，易於被對方破獲而喪失在敵內地的重要情報源，其上級部門不鼓勵其進行襲擊、爆破等行動。

實際上，根據歷史記載，曾有多個中國地下組織試圖在日本發起襲擊。例如，中共黨史記載，1938年，中共曾設法在日本重建抗戰前被破壞的東京支部（主要負責人汪叔子，東北講武堂出身），也曾試圖建立一支稱為「別動隊」的武裝力量，下設執行刺殺任務的鐵血青年團和執行破壞任務的襲擊破壞隊。其暗殺目標包括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貞夫、米內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偽滿要員；其破壞目標為日本的軍工廠和京濱工業中心地帶。

別說，從組織結構圖看，還真有些像。原因是這張日本人繪製的圖表中，這個「重慶謀略團」和華北的抗日殺奸團是並列的。抗日殺奸團是愛國學生自發組織的抵抗團體，曾刺殺程錫庚、吳菊痴等漢奸，火燒日軍在天津的棉花倉庫等，其部分領導人如李如鵬等是有軍統背景的。如此看來，活躍在日本本土的「重慶謀略團」未必不可能是軍統的又一個外圍組織。

梅樂斯的話肯定是誇張，否則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個天皇謀殺案來他就不是戴雨農了。

然而，伊作衡，卻是一名國民黨人。

耐人尋味的是軍統在日本的地下組織情況，直到今天也沒有公開，是軍統檔案中除台灣地區外，唯一沒有解密的部分。至於其原因，似可參看廖文毅案。

這似乎確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時三十分，從東京發車的「特急富士號」列車于岡山車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輛列車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號」尾部加掛的「要員展望車」被撞毀，只是由於停車read.99csw.com時專車人員均已下車沒有造成傷亡，而追尾的「廣島23號」列車車內人員死傷甚多。

雖然日本戰時的檔案已經公開，但由於部分檔案在美軍轟炸東京、廣島等地時被毀，而日本方面在戰爭結束時也曾大量銷毀檔案材料，所以，尋找這樣的信息機會似乎頗為渺茫。

根據這一邏輯，薩開始了一次頗不容易的查找，這個神秘的中國特工案卻始終一無所獲。難道幾十年前的中國諜報員，還想繼續保持沉默？

這本雜誌就是發行於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寫|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號，在該期雜誌中「大日本防諜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動的專輯中，于第13頁有一篇專文，談日軍破獲的一起中國特工組織在日本本土的活動。

這篇文章本來應該早一些完成，但是通過在日本國家電視台NHK工作的朋友，薩試圖獲得一些更豐富的資料，對方也同意給我提供其珍藏的歷史影片。但是，可能由於沒有說清，對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對題，但依然頗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攝影師在上海拍攝的日偽軍警與中國特工（也包括在滬的盟國諜報組織）交手的紀錄片，雖然立場相反，但其鏡頭卻記錄了一些相當珍貴的歷史瞬間。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每一個鏡頭的背後不是導演，而是——犧牲。

伊作衡，黑龍江齊齊哈爾人，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薩有一點香火之緣——伊作衡是輔仁大學學生出身，而輔仁大學正是薩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他在抗戰中主要以記者身份活動於東北地區，真正的職務是中統東北調查室哈爾濱分室主任，奔走在哈爾濱、吉林、長春、瀋陽、四平、大連、營口等地，收集情報，宣傳反滿抗日，發展組織。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動員偽軍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賣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剛剛會見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敵當前，要萬眾一心團結抗日。他在獄中受盡酷刑而不屈服，仍堅持組織抗日活動並傳遞情報，還曾試圖組織越獄（不幸失敗）。伊作衡1943年被日偽當局殺害，年僅31歲。

伊作衡將自己的兒子一個起名「忠漢」，一個起名「忠義」。其子伊忠義曾擔任齊齊哈爾市民革主任委員。

有沒有可能找到更翔實的資料呢？

從1941年年底這一地下組織試圖發放抗日傳單，已經印刷但沒有來得及實施來看，該組織的破獲時間應就在1941年12月中。

但是，這些襲擊大多停留在紙面上，原因何在呢？

由於《周報》屬於公報性質，對於「重慶謀略團」的情況語焉不詳，只是表明這些中國特工人員就在日本本土，並要求日本公務人員遇到中國特工發起襲擊這樣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堅守崗位）」。

無論黨派或者出身，人們所敬重的，是他們共同為這片土地的犧牲。

由於我軍警防範監視甚嚴，為了能夠實施爆破、放火等行動，商林森在組織中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技術小組，由三名部下項德秀、同容良、劉希遠（均為化名）組成，設法就地研製製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藥。其攻擊目標，鎖定為我國實施戰爭至為重要的本土軍事設施，以及資源儲藏倉庫。其研發過程頗為順利。

這些地下組織在情報、宣傳等方面的確做出了較大成果。且繼續看《寫|真周報》中對於中國地下組織的描述——

等我真的找到了關於他們的資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開文檔中看不到這起案件的消息，或許因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務人員被傳達了相關情況，而正是因為《read.99csw.com周報》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報刊才得到授權公開這起案件！

有朋友評價：「那是軍統殺手們的餘暉在落日中最後的閃爍了。時代已經不同，他們必將走進歷史，這種手段對於今天已經不再適合，但那份豪氣和傳奇，依然是讓人緬懷的。」

在東北抗戰中，有兩個極富傳奇色彩的「雙料」烈士——戰死於黑龍江，同時被北大和清華立碑作為校友紀念的抗聯名將張甲洲；犧牲于齊齊哈爾，死後同時進了國民黨的忠烈祠和共產黨的烈士陵園的伊作衡。

然而，有一個話題始終是一個謎團——在抗戰時期，我國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員打入日本本土活動？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報》第301期中提到這一事件，因此，破獲中國特工組織這一案件，應該發生在1942年7月之前。

那麼，會不會是共產黨的紅色組織，被日方誤以為是重慶派來的呢？

儘管如此，說起來，國民黨方面曾策反多名汪偽漢奸，包括腳踩兩條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訪日機會獲取情報，而共產黨方面的尾崎秀實擔任著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秘書。應該說，中國在抗戰時期確實把諜報活動擴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對日本來說只能算是過客，而尾崎秀實雖然為中國提供情報，實際上卻隸屬於共產國際，不能算是中國間諜。

《寫|真周報》上在關於破獲諜報組織的報道中，使用了一張模糊而且沒有標註的照片，推測是在跟蹤中國地下工作者時拍攝的。

今年秋天，在到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訪問的時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遺照和對他事迹的介紹。

賈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來是馮庸大學學生，國民黨人，曾參加在上海輔助十九路軍抗戰的馮庸大學義勇軍。此後多次組織抗日團體。1936年，他作為「滿洲國留學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讀書，實際暗中發展地下組織。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國民黨委任的遼寧省黨務委員羅慶春（當時化名魏忠誠，就是前面提到的羅大愚）委任，擔任「滿洲國」在日學生的抗日指導工作，以期將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賈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華救國團」，先後有京都大學、日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大學、名古屋醫科大學、北海道等多所大學的「滿洲國留學生」經秘密介紹，宣誓參加該團體活動。

讓我們回到《寫|真周刊》的這篇文章。

前面提到共產黨在日本的確有不小的組織。但是，根據菊池一隆和曲曉范合著的《抗日戰爭時期旅日中國留學生的救亡活動》表明，因為發展組織過於急切，中共東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壞，其領導人汪叔子及36名成員被捕。而「重慶謀略團」的活動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雙方存在活動時間的差異。所以這個組織似乎也不是共產黨領導的。

「賈」，是「商賈」中的一字，「桂林」與「林森」含義相似。因此，賈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那麼，中國在抗戰期間，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員呢？似乎至今尚未見到有特別可靠的證據。

他的一段經歷，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國人物誌》中記載，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遼寧省專員羅慶春（羅大愚）的派遣，去日本東京，以留學生身份，化名富衡，擔任國民黨在日本的抗日團體總負責人。為與各地留學生聯繫，他先後到過京都、大阪、神戶、長崎等地開展活動。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日對峙前線的東北地位頓時重要起來。國民黨中統東北調查室、東北黨務辦事處合reａd.99cｓw•cｏm併為「東北現地動員委員會」。伊作衡被從日本召回，任命為該會哈爾濱地區負責人。

本來已經準備放棄，在一家舊書店翻看古舊書籍的時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舊雜誌。抱著隨意的態度打開，卻忽然看到了這樣一個題目——《重慶側謀略團事件》。

這時，一個名字偶然地進入了我的視野，那就是——伊作衡。

根據《重慶側謀略團事件》一文可以看出，這個最終被日本軍警偵破的中國特工組織頗具規模，其公開身份主要是偽滿洲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和在日的華僑。且把這篇文章翻譯如下——

在中國的日本租界活動尚且如此艱難，何況打入日本本土呢？

第一個讓薩注意到中國間諜組織在日本本土活動這個課題的，是在日本政府的報告中。

儘管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但日方所說的「重慶謀略團」之真面目，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

日本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盟國方面的諜報滲透警戒森嚴。軍統大特務沈醉回憶，「七七」事變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帶領一個潛伏組潛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區。潛伏組共14人，為了便於掩護，沈讓家在上海的組員們全家一起搬進虹口區。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偵察、刺探日本人的軍事情報，指示轟炸目標，並試圖組織針對日軍的暗殺和破壞活動。但是因為他們倉促上馬，很難打入敵人內部，只能在咖啡館、酒吧偷聽一些日本浪人或漢奸的談話，從中獲得一點有用的情報。總的來說，除了引導炮兵摧毀日軍一座彈藥庫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軍組織的大搜捕中，這個小組就無法立足，被迫全員撤出。

薩另外推測，關於此案的報道應該就在《周報》出版之前，因為《周報》中提到的其他幾個案件，都是在這個時間前後公開的。

不過，由於供述的所謂同謀同學據稱已回國無法調查，基於技術分析日警方上層認定這是一起鐵路設施技術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組織成員的供述是為了擴大影響。即便真有此事，也屬個人行為。實際上，儘管該組織的武裝破壞行動不但有技術上的準備，而且已經通過對日方軍事和資源設施的調查做出了實施攻擊的計劃書。但是，直到被破獲，該組織並沒有真正在日本本土發起大規模的襲擊行動。

犧牲於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現在多名抗戰時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憶之中。東北黨外圍組織成員劉丹華、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對面一側牢房內，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幫助他們串供，終於使他們得以脫險。在入獄前，他也曾捨身掩護和營救共產黨員，並節衣縮食資助同學去延安。

然而，近來薩在日本發現的一批檔案材料卻顯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方面的確曾在日本本土發展出了自己的諜報組織，而且其覆蓋範圍極廣，甚至連偏遠的北海道都有人員分佈，並給日方帶來了相當大的打擊和恐慌。

賈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後情況不明，我們只是知道他肯定沒有出賣組織。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繼續開展工作，發展組織的情況。1940年底在橫濱散發抗日傳單的行動，應該就是伊作衡組織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時間，正是在日「中華救國團」被破獲的時間，不能不讓我們懷疑這兩起事件之間的聯繫。似乎可以這樣推斷——出賣伊作衡的叛徒屬於中統內部人員，同時出賣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國團」。

那麼，這個地下組織是隸屬於我國哪個諜報部門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資料表明該組織屬於「重慶」系統，第一個可疑的目標，便是當時曾十分活躍的軍九*九*藏*書統特工。

在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級機關發行被稱作《周報》的政府報告，並在其中向日本公務人員布置相關工作和解釋近期工作要點。

究竟這些日本政府公報中提到的中國特工是何許人也？007隻存在於電影之中，大多數特工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一生都會隱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機會，才會讓你看到他們的影子。儘管詳情還不得而知，但這些曾經活躍在敵後最深處，卻無聲消失的身影，的確引來了老薩特別的興趣。

根據另一份日方文獻《昭和十六年度外務警察概況》記載，這支正式名稱為「在日中華抗戰立國團」的地下組織被破獲后，曾有成員述稱于「七七」事變之後「激於義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員前來視察消息時，與同學設法于關西地區尋機破壞其鐵路道岔轉向功能，造成其列車相撞傾覆事件。

該組織以製作散發宣傳品和無線電系統為主要宣傳手段，多次發起行動。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揮在橫濱地區，針對留日滿洲國學生較多的地區和華僑居住區製作「反滿抗日賀年卡」達數千張之多，並全部切實秘密送達發放對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們又大量製作抗日傳單，準備散發而未成。

抗日戰爭前後，是軍統特工組織活動的高峰期。根據楊者聖先生考證，當時軍統海外特工機構包括美國站、倫敦站、巴黎站、菲律賓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臘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轄德里、孟買兩個分站）等，另外，在德國、義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歐、東南亞等國設有特工組或直屬通訊員，其組織幾乎遍及全球。軍統人員的回憶文獻中顯示，在日本本土，軍統局設有至少一個情報組，其負責人為上海站站長庄心田（後來到了台灣依然是大特務，吳石案就是他經手的），而和軍統合作密切的美國海軍少校梅樂斯更感慨地描述軍統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宮之中。

這批在日本活動的中國特工是不是軍統的人員呢？

然而，繼續查看歷史資料的結果，讓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斷——所謂「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賈桂林。

不過，其中還是有機會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許能有所收穫。

上個世紀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謂「台灣國」，開台獨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殺蔣介石。軍統局的後身，國民黨「軍情局」負責人沈之岳（據說給毛主席當過收發員）派了人去報復，凡是「台灣國」部長正職的，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宰一雙，直殺得台獨分子無人敢當老廖的正部長。廖文毅無法發展，在台灣的家人又被軍統逼迫，終於跑回宣誓效忠中國，這台獨政府，也就煙消雲散了。

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動時間與內容，正好與「重慶謀略團」不謀而合，所以，我推測，這個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組織，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領導下的，按照我方記載，真正的名字應該叫作「中華救國團」。我甚至懷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該間諜團的主要負責人，是潛伏在東京市內，以留日學生身份在某大學文科學院就讀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領導下，則為東京、京都、廣島、九州、北海道各區負責人。該諜報團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國各大重要城市設立地下組織，為（中國的）對日抗戰服務。

「寫|真」即日語照片之意。日本在戰前既有大量圖文雜誌，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圖插頁，屬於貴族刊物，隨著中國對日持久戰的展開，日本的經濟也受到沉重打擊，民生資源日益匱乏。而軍國主義政府又急需一種面向大眾的刊物，來達到其宣傳目的。《寫|真周刊》就是在九*九*藏*書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本雜誌是由日本情報局編輯，內閣印刷局監製的，創刊於1938年，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內容主要是通過圖文宣傳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於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報源，審查部門又不敢對其過於放肆，不經意間，也會透露出一些本來被日軍封鎖的消息。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該組織負責情報的參謀陳鍾喬為首，與另一名成員李國仁組成無線電班，他們主要致力於情報用無線電設備的製作，其設計的長短波無線電接收機、廣播用高性能電台都是堪稱優秀的無線電通信裝置，而且都成功地製作完成了。只用這些設備，他們不但和重慶建立了情報通道，接收重慶方面各種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針對在日華人和滿洲國人的地下電台，向他們傳播抗日思想。

儘管他們實施活動甚多，且有進一步的計劃，但在我××部門的積極偵破之下，上述人員終於全部被破獲逮捕。

從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軍統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關係，而且一直到戰後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開也是一種保護。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大陸這邊的「紅色死間」程一鳴老爺子的關係到洛杉磯奧運會還在發揮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開呢！

老薩查找有關此事的史料，採用了簡單的情報學邏輯——

但根據國民黨早期在日本活動情況推測，其主要依賴者，當是當地有一定勢力的黑社會或華僑僑領，他們更多的時候是為利益服務，腳踩兩隻船，輕易不肯弄險，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線人物。這一點，從廖案實施刺殺的殺手都是從外面派進日本就可以看出。讓他們做發傳單、地下廣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實際上軍統內部人員也從無人在回憶中顯示過其在日本曾有一個「謀略團」。所以，薩認為這個「謀略團」和軍統應無關係。

該組織的結構圖，如附圖所示。他們在帝國本土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動，第二為開展宣傳活動。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發行的《周報》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設了兩個專題：其一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緊急建造戰時標準運輸船的相關事務；其二為防範盟軍方面的諜報滲透。在第二項專題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間諜活動的實例）》中提到，在一起破獲的案件中，中國間諜試圖使用燃燒彈和高性能炸藥對日本本土實施「恐怖襲擊」，並將組織這一行動的中國特工人員稱為「重慶謀略團」。

也許，我已經猜出了你是誰，但你卻不曾給我們留下了哪怕一張小小的照片。那個被稱作商林森的中國人，請你接受後來的我們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為溫泉關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著這樣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訴我們的斯巴達人，我們矢忠死守，在這裏粉身碎骨」。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日兩國的諜報之爭是一個神秘而充滿懸疑的戰場。雙方的特工人員在從東北到南洋的廣闊地域中鬥智斗勇，演繹出今天無數諜戰影片中那些撲朔迷離的情節。

中國方面，無論國共都十分重視對日諜報戰和特工的運用。國民黨特工系統除了多次暗殺敵偽要員，還曾對日發動積極的經濟作戰，以惟妙惟肖的偽鈔造成日偽的經濟混亂；共產黨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龍夫小組則一直戰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心臟之中，令日軍防不勝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