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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吾輩自盡之道,則與『運氣』血戰一博,賭乾坤于俄頃,校殿最于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他轉學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沒有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里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里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我和宏傑兩年間也常常以「恆」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絕不是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于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麼高明,後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於踐行終身。
柴靜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都能聽到詞章后的冷笑。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read.99csw.com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穫」,至於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麼容易呢?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窪處,不在隆處,在平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因為在我當時理解里,勤與恆無非是一種外界加諸于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範。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辯」的鄉愿上去。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佈在城市邊里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於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後,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傑說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卧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聖徒,也被認為是https://read.99csw.com劊子手。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複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並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宏傑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隻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看完宏傑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麼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准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麼好也落不著。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儘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往年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年在軍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寫字一張,不甚至間裝飾,從結構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于腕下。
句句見血。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于靜穆之中」。
我認識宏傑,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裏悚然。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九-九-藏-書,切中情事」。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的世俗學問。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這話里有無限心酸。
他想想說:「沒有。」
胡適思想上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說,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但這樣的後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要把維持住表面和平,話話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讒笑處處打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麼是柔弱,什麼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麼程度,卻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曖,即時為小人」。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後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後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准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世界,以強凌弱之世界」。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人,能夠低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恆中來。
咸豐皇帝即位https://read.99csw•com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么?行,「辦與朕看」。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此後必將不肯為矣。」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之極,後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後來才理解沒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復出之後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于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次。」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里自己折騰,「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適,于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後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恆。說天下事,無論什麼,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恆中來。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准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三年後,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隻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抗著不去。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麼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可以想象「諸老」背後怎麼捻著鬍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https://read.99csw.com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於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恆,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於迂。
他這話說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全書完)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一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里,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當時我正寫顧准,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除此無他途。
我看宏傑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鉗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也。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走上常見的,晚清官場「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