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但保路運動能夠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其實，端方提出的兩項理由，都很有道理。寬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舊官僚被擁戴的重要原因，而脫旗返漢，更是辛亥年洗脫種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滿官簽署的《四川滿人投降文》中即明確表白：「然清皇攝政二百余秋，我漢人生逢斯時，而脅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將終，而國祚改易，江山仍還舊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漢軍不得不返旗還漢，原業歸宗，何敢愛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黨人也大抵只要求滿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有史料顯示，在知道武昌事變、湖北獨立的消息，又有流言傳說北京失陷、宣統逃亡之後，端方確曾認真考慮過自己在大變動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認為趙爾豐已經失去民心，朝廷又無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舉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舉為四川總督，甚至四川獨立后的軍政府首腦？

同盟會派去的王蘊滋是在鴉片煙鋪里找到張達三的，他就這樣站在煙榻前公開說明來意，並稱將「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張達三當即慷慨表態：「郫（縣）、崇（義）、灌（縣）一帶算我的！」——書中暗表，帶張達三出道的大哥賀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參加過洪楊起義，或許就是石達開的余部。

誰知起義日期與調集團隊辦法剛剛確定，正要派人出去傳述各鄉，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見參与核心的人就很複雜。知縣吳巽趕忙跑來拜會冉大爺，進門一看：幾個裁縫正在縫製白布旗幟和袖章標記。這是擺明要造反。但是吳知縣根本沒有力量捉拿這幫反賊，他回署的措施，無非是將堂勇全部調來縣衙，層層守衛，又將巡街警察的槍都收走。

另一樁意外，是徵收局吳局長的兒子，以為進城的普光寺團隊要危害他家，拿著手槍就射，惹動團丁怒火，反而衝進吳家，把東西搶了個七七八八。冉大爺聞訊，連忙阻止，並讓吳局長一家住進了文昌宮，過幾日局勢穩定，與縣議會一致決定寬大處理的吳知縣一家，一同禮送出境了。

湖北老革命黨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記述1905年端方、戴鴻慈等輩訪問美國加州大學，他親見的一幕：端、戴一齊上台，並立演講席中，戴左端右。端謂戴曰：「請老前輩發言。」戴曰：「兄常與西人往來，識規矩，請發言。」於是端方發一言，翻譯完，向戴鴻慈曰：「老前輩，對不對？」戴曰：「對。」端又發一言，又向戴曰：「對不對？」戴曰：「對對。」一篇演說約數百言，端問戴數百次，戴亦答數百次。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在東校場閱兵，部隊借名索餉，發動嘩變。成都全城槍聲四起，火光燭天，新軍、巡防軍散往各街，大肆搶劫，成都人稱為「打起發」，不同隊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鄉同志軍趕進城來，才平息騷亂。藩庫八百萬兩生銀被洗劫一空，商民損失不計其數。

大家都認為吳知縣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懼，後來才知道，吳知縣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學趙制台，搞個誘捕，擒賊先擒王。但是堂勇班頭也很膽小，一邊是朝廷命官，一邊是袍哥大爺，得罪哪方都不合適，只肯守縣衙，不肯抓人。就這樣，專政力量失效了。

應當記住，這個曾經的浪蕩旗人，中國當時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萬眾唾罵的狡詐的「滿洲狗」，同時也是一位中國現代之門的開啟者。

不管怎麼說，端方絕非滿人中的頑固派，川人中也頗有對這位「主撫不主剿」的欽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傳來「雖經宣布獨立，仍復預備歡迎」的消息。這裏的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端方身處大城市，無論武漢、重慶還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獨在資州，沒有外敵的壓迫，但本地也沒有彈壓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從武昌帶來的新軍第八鎮步隊一營手中。

革命黨人恨端方，其實也與他的能幹有關。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招降革命黨人甚伙，其中包括學問大家劉師培，這成為後read.99csw.com來革命本位的論者心中永遠的痛，如劉的弟子黃侃解讀劉師培《與端方書》一面將端方稱為「狡黠之虜酋」，一面又開脫老師「不諳世務，好交佞人」。端方這個罵名背得實在冤枉，他是革黨口中之奸佞，當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為其主，何可厚非？關鍵是端方能讓劉師培這樣的大名士歸心輸誠，數年後還跟著他一路入川，並代端方潛入成都打探，可謂死心塌地追隨，你當是個個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嗎？

說曹操曹操到，冉大爺也不在鄉下，他到宜昌去看鐵路情況，現在跑回成都來探聽風聲。一聽要回縣鬧獨立，很感興趣。恰好這時武昌事變的消息傳來，兩個小夥子更沒了顧慮，糾結幾個同鄉就往東鄉趕。

到了縣裡，自然是一班同志籌備獨立。第一大問題，倒不是號召力不足——冉崇根交遊很廣，又是袍哥大爺，怕只怕樹起義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納，未免良莠不齊，影響聲譽；予以選擇，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閑話。最後覺得全部歡迎，但不定職務，等到獨立成功，再依據表現分派職位。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來，沿路補給相當困難。端方家丁日後回憶說：「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於是，命運將端方送到了資州，也留在了資州。

事兆從頭上開始。突然有新軍去街上的剃頭鋪剪去髮辮，而且一傳十，十傳百，滿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辮或未剪辮的武昌新軍士兵。不到三個鐘頭，幾乎全標人都剪了辮子。而且這股風潮開始向資州城內與四鄉瀰漫。

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藉助會黨之力，但是在四川，立憲派不過充當旗號，同盟會更是敲敲邊鼓。如何革命，其實是由袍哥社會的法則決定的。

審訊一開，就成了批鬥大會，不斷有人跳出來曆數吳巽貪污公款、欺壓良善的劣跡，搞得最後，連主持審訊的羅紳糧都覺得這個貪官放不得，於是當即宣布收監。各場團隊歡聲雷動。

辛亥年端方在資州被殺，被許多人視為漢人向滿人報「國讎」的標誌性|事件（也是因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滿族大員極少）。因此時評對端方不太客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筆記，對端方詆毀之語甚多，對於端方任兩江總督期間的種種功業，不大好一筆抹殺，卻可以做誅心之論：「端方知江蘇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學。彼惟于學堂中撥款若干，以為輔助資。則趨之者，已如蟻慕膻。或則略與周旋，以施其牢籠之法。而江蘇已爭誦之。實則所撥者，皆取于漢族之財，而託名為國家也。」（《奴才小傳》）這也未免太羅織罪名，以此概之，則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會出來「清官有害論」。

他在南京、蘇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種樹，並用軍功與刑罰誘使官員、軍隊普遍種樹。

這個人具備了石體元在成都看到的運動領袖的一切特質：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時即加入袍哥幫會，位置還不低，又被選為縣諮議局議員，兼川路公司董事。

他把電影放映機帶進了中國，也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牲畜屠宰與肉類檢驗的制度，希望中國仿效。

端方不可能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氣氛。下面這段話，有人說是端方主要召集新軍的表白，有人說是新軍士兵將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宮后的對話，但內容大致如此：

張達三如此，張捷先自不必說。他們又聯手找了灌縣舵把子姚寶珊，這個人在松潘、理番、茂縣、汶川一帶甚有威望，萬一造反不成，還可以退守川西北。

除這些小事故外，整場起義清風雅靜，各場團丁進城，更像是過節趕集。石體元在《東鄉光復記》中寫道：「起義那天，城內居民沒有一人搬家或關門；大小商店沒有停業，飲食茶酒店營業更好；縣衙十房文冊無損，監所人犯毫無異狀，倉廒無恙，糧冊完好；只有學堂停了兩天課，警察停了一天崗；市面現象絲毫未變，就連距城較遠的場市和農村也都秩序如常。風鶴不驚，不特沒有聚眾搶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盜事件亦罕有聞見九*九*藏*書。」這麼良好的治安程度，幾個從省城歸來的學生哥也萬想不到。他們封繳了縣印，派人送往重慶軍政府，東鄉的獨立就這麼完成了。

然而趙爾豐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嚴令端方入川查辦，端方回奏力辭，朝廷再嚴令，怕川人武力暴動？給你兵隊，而且派楚同號軍艦護送入川。看你還有什麼借口？

石體元在省城，是見識過趙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吳知縣有樣學樣，建議立即去找警佐李樹滋，要縣城四門的鑰匙。這事本來之前就已經溝通得差不多了，不過李警佐膽子小，交出鑰匙就溜回家中閉門不出，管你牛打死馬馬打死牛。

問題出在送吳家人上船時，正好碰到各場團隊開進城。吳巽是個貪官，平日農民對他恨之入骨，一聽說要打縣城捉貪官，個個都很踴躍。哪曉得跑來看到貪官上船要走，而且還是大箱小籠的，當時嘩然。他們不曉得是冉大爺吩咐同意的，以為是吳知縣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槍，瞄準。後來的團隊一看這陣仗，更加興奮，一聲令下，夾岸都是一枝枝後膛槍、大刀、紅纓槍指著那艘還沒裝完貨的大船。

這簡直像是在說相聲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場留學生也面上無光。

但是內閣與郵傳部拒絕了他的建議，路線已經與四國銀行團簽定協議，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費多少口舌工夫？

新軍次晨即開拔回武昌，沿途每經一地，都將端方兄弟的首級示眾。那些紳商民眾，看見半個多月前還路過這裏並向他們宣講清廷德音的兩位端大人，而今身首異處，浸透煤油的頭顱在空中搖晃，不知會做何感想？

上行下效，繼任的軍政部長周駿也掛出了「大陸公」的招牌，其他部處也紛紛效仿，一座都督府幾乎成了袍哥集中營。而哥老會提出「恢復漢族衣冠」，這幫哥子弟娃兒又不曉得啥子是漢族衣冠，個個頭扎英雄結，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寶劍，腳蹬花靴，滿街招搖。成都幾乎又成了一個大戲台。

是以這位被《申報》稱為「滿人翹楚」的候補侍郎、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就被士兵們用指揮刀砍下了頭顱。他的屍體裝進木棺，棺蓋上用粉筆寫上「端兒之屍」（四川人蔑稱某人即為「某兒」），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級，則被裝進兩個盛煤油的鐵皮桶里，還浸上煤油以防腐爛。

9月7日蒲殿俊、羅綸等被捕。早有準備的川西南同志軍立即行動，9月9日，溫江舵把子孫澤沛率領的同志軍便已抵達成都南門外紅牌樓，另一支同志軍則由張達三帶領，在犀浦一帶與趙爾豐的巡防軍主力對峙。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圍。

開了會，宣布獨立。冉大爺再派兩位有身份的紳士，一位是在大邑當教諭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當過縣視學的景昌運，當代表，去縣衙勸告吳知縣交出印信檔卷，全部堂勇繳上槍械，保證吳知縣全家安全。吳知縣也說不出啥子來，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爺雇船送他一家到綏定府。冉大爺說「要得」，於是定盤。

但是這幾年一直在外讀書，家鄉的情形也頗隔膜，難道拿《民報》上的道理去跟鄉里人說說，他們就能起來革命？

民初社會傳聞：端方花了四十萬兩白銀買得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一職。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兩宮葬禮時派人攝影被罷斥后，急謀起複是事實，但他難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此時督辦路事，是一塊燙手山芋？

端方几乎每停一處地方，都要向內閣或盛宣懷發電，嘆苦經，找後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萬縣，停在重慶，等路潮出個結果再說。

端方吃第一隻螃蟹的事例很多，後人亟亟于滿漢之分、革命保守之別，就未必了解關注這些了：

尹昌衡當了都督，身兼軍政職務，但他更在意的明顯是另一個身份。他掛出了「大漢公」的香堂招牌，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個敢不幫到紮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訪，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進酒」。尹都督一天進出都督府十幾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長袍馬褂，回來披一身的紅綢紅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積如山，但顯然尹都督認為酬酢袍哥更重要。

成都獨立之後，各方勢力交錯，趙爾豐兵權未釋，新軍各懷心事，立憲黨爭權奪利。川籍軍官代表、軍政read.99csw.com部長尹昌衡則一手拉攏本地軍人，一手加緊聯絡袍哥。

8月，保路運動久無結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領袖在資州聚會，改「保路同志會」為「保路同志軍」，一字之易，與朝廷對抗之意明顯了太多。成都的議員們未必喜歡這種做法，不過他們也莫得辦法。

江蘇的第一次公開民意代表選舉是他主持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覽會也是他籌劃的……

他一路走來，每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派六弟端錦前往演說，表示對所有「匪徒」均不帶兵剿趕，願自行解散者，發與盤費，優給獎勵。爾等川人，也莫以為川地堅固，有蜀道之難，現時有機關槍炮，一旦天兵到來，四川如何抵擋？……

而且，他的兒女親家袁世凱早有信來，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為營」。後世史家說，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縱然在武漢碰上了辛亥首義，多半也不會身首異處。畢竟，瑞澂、張彪，諸多湖北大員一個都沒有死。

沿途打聽情況，發現下東各縣，只有萬縣有巡防軍一標——這就意味著在東鄉獨立基本不會有官方干涉。但是各縣的幫會很發達，除了江湖會（就是袍哥）之外，有個叫孝義會的組織也搞得熱鬧，尤其保路風潮起后，各縣舵把子來往頻繁。

好吧，端方於是守在漢陽，只是修修督辦大臣公所，找人來繪製路線圖，招聘鐵路人才。比起其勢洶洶的四川紳民，湖北各界對他的態度要好得多，而武漢三鎮比起已全面罷市的成都，也要平靜很多。

整到這步田地，冉大爺也不好意思再讓吳知縣順利離開，馬上派人把吳巽帶迴文昌宮審訊。他自己不便出爾反爾，就找了個紳士代審，並讓各場團隊領隊觀審。

起義者們也嚇了一大跳。雖說縣裡防衛力量不強，但也不能亮明牌來打吧？就算亮明牌來打，也不能連什麼時間出牌都讓對手一清二楚吧？馬上決定：提前兩天起義，飛速傳達各場。

縣裡雖然沒有軍隊，但「堂勇」還是有的，沒有槍杆子何來政權？於是大伙兒議定，由冉崇根下令，以離城八十里範圍內的鄉鎮為限，每個「場」（以集市為中心的村社範圍）調二十至六十，隊伍總額三百人，有槍帶槍，無槍帶刀矛。進城的隊伍必須嚴守紀律，絕對禁止自由行動。當然這些軍隊操典跟進城農民軍說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幫會的條規來約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義時間定在陰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但是端方所處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對的是一幫無統屬無歸依的新軍下層官兵。國讎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從最後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這支軍隊，立志要返回武漢參加起義，但當此亂世，如何能穩固新軍們起義的決心？如何能保證本標千餘人的團結？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領頭的同盟會、共進會成員，必然要借端方這個欽差大臣的人頭，當一顆定心丹，也做一張投名狀。要說這，也是江湖政治的規則。

東鄉縣的光復，搞的是袍哥革命，社會秩序變動極小，這對於東鄉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冉大爺治下，「優良風氣」維持了十個月之久，換個人會不會急速腐化？要是外來的同盟會員領導起義，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將如何？東鄉雖小，或許可以喻大。

端方家丁說：「每到一處，紳商學界以及匪徒皆懸燈結綵鳴鞭，各戶換粘新對，歡迎數十裡外，各界感情殷殷。」這不免有點兒往端大臣臉上貼金，地方紳糧自然對欽差大臣還是盡量敷衍，端方在資州，便「天天飲酒宴會」。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會因端方片言便解難去紛？端方在重慶通衢遍貼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識字者聽人誦讀），就被人在每句後面都加了註解：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調城口縣知事，石體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慶地方議會聯合會當代表去了。回想起這「從本縣宣布光復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個月，石體元不禁感慨：「機構組織已經三度改變，人事的變動尤大，從前樹立的優良風氣，更是曇花一現，仍歸腐化。」

石體元想到一個人：冉崇根。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隊伍終於離開北京。因為懷著極大的疑懼之情，端方走走停停，還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凱「商榷要政」，而且他還對記者說，此去「如無妥善辦法，即擬辭職」——跟四川袍哥一樣，端方也在鋪後路。read•９９ｃｓｗ.com

端方在京未發時，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鐵路國有」成命，又懇電沿各督撫，請「務須和平，勿專制強硬，以致激變」。

這場兵變，幫助了尹昌衡上台，當了軍政府都督。參与兵變的各營，只是回營了事。轉過年，發了洋財的兵丁紛紛拿出錢來娶妻成家，人稱「起發太太」，趕上成都旗人生計無著，拋售房地，有錢的丘八更是乘機購房置地，麵糰團當起富家翁來。成都人無可奈何，只能唱民謠道：「不照不照兩不照，明年生個大老少」，以紀念這場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革命。

滿清開國的老祖宗們，最近的殷鑒便是元明兩朝。元朝式的排斥漢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讓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許會表現出對漢文化的好感，八旗體制卻有形無形地將滿漢置於不同的生活空間與職業場域。納蘭性德與曹雪芹當然是滿族文人的驕傲，但總的來說滿族的文化素質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沒有貢獻出太多的政治幹才。

11月30日清晨，起義者派人把文昌宮打掃乾淨，布置整齊。冉崇根冉大爺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們就跟倒來人跑來維持秩序。十點，起義大會開始，警察站崗巡邏，還幫著四處張貼告示，挨門挨戶通知居民懸挂白旗。曉得的曉得是在起義，不曉得的還以為知縣大人搞國服——聽說宣統皇帝被革了命，翹辮子了得嘛。

本來自北京到武漢的火車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漢。據《申報》報道，湖北各官員從端方上月中旬放風說要出京，就屢屢相約往大智門車站迎接，結果屢屢撲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來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石體元是四川省川東道綏定府東鄉縣人，東鄉就是今天的宣漢縣。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學堂肄業，熟識的同學里，有參加同盟會的，在他們手裡看過《民報》、《浙江潮》等雜誌。1911年他參加了保路運動。成都血案后，石體元和許多同學一樣，覺得省城運動已是瓶頸，打算回家鄉看看，能否相機而行。

他創設了市民公園和現代監獄，又在中國官員中頭一個實行了公費女子留學。

同志軍氣勢很盛，口號是「打倒滿清，打倒趙爾豐，打倒周駝子（勸業道周孝懷），打上成都！」他們人數很多，火力太差，幾乎沒有他們稱為「硬火」的後膛槍，大都是土抬炮、鳥槍、大刀、矛子、梭標。

也不需要擾民，同志軍甚至不用自帶糧草。每到一處，自有當地的碼頭酒飯招待，還會放錢到各軍首領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錢，只要說一聲，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規矩等級，從兩百個銅錢到兩千個不等。這就叫「望屋吃飯」，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應。

他曾派劉師培等人潛入成都探聽消息，但迴音很不樂觀，據說趙爾豐已經做好準備，端方一到成都，就會被軟禁起來，連地方都預備好了。

這則軼聞常被引來說明滿清官員之昏庸可笑。我看見卻是三類言論形式的衝突與並存。很顯然，端方有能力獨自演講，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講是個體化的，但是他必須處處表現對戴鴻慈這個「老前輩」的敬重。這裏的關鍵是，滿官重身份（是「奴才」還是「臣」），漢官才重科輩。滿官大可不必對漢官講這一套科輩規矩。端方是滿官，與漢官相處，能遵從漢官的禮儀，這當然能迅速贏得漢族同事與上司的好感，故而《申報》在眾多滿洲權貴中，獨獨推許端方為「能吏」。

保路同志軍的發起者叫張達三，是個武秀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郫縣新場總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張捷先，是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灌縣崇義鎮的舵把子。

然而朝廷並沒有放過他，不僅連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變之後，於11月6日諭令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將整個四川的重擔都壓在了他身上。不過，由於武昌事變后電報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當了一回制台大人。

職責派定，就在獨立后兩天，又開了個全縣代表大會，新的政府便運作起來。東鄉出產煙土，在川東各縣中還算富裕。但冉大爺很講義氣，表示要廉潔奉公，提倡不請客，不送禮，不應酬，政府人員革除煙賭惡習。冉大爺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辦事人員少則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幼兒園是他在湖北創辦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蘇，均是首創電話、無線電、圖書館、運動會。

https://read.99csw.com像端方那樣，在文化、政治兩方面都能躋身於全國一流的滿人，清代幾乎找不出第二個。據說端方少時也是紈袴一名，當京官時，因為不懂碑帖，受到了漢族同事王懿榮的文化羞辱，才發願苦研金石。三年之後，端方已經儼然金石名家。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無用處。前清川督趙爾豐在獨立之後，依然保有衛隊，而且聽說宣統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復辟之心，不斷唆使親信傅華封從川邊率軍反撲成都，並派人挑撥巡防軍嘩變。重慶蜀軍政府聽聞趙爾豐尚在，已派兵西來討伐。尹昌衡於是決定殺趙。趙爾豐一死，傅華封投降，重慶軍也回師了。殺趙不難，不起戰端而殺趙，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內部的關係，先行誘降趙爾豐的衛隊，再沒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復了暫時的平靜。

有意思的是，這場起義中的領導人，一個同盟會員都沒有。「關於光復的意義，只在刊物上看到過一些，關於施政綱領和組織機構，腦筋中純是一片白紙」。好在前縣視學景昌運訂有《申報》，那上面詳細記載著武漢軍政府的組織結構，他們才知道東鄉光復后，領導機構該叫「軍政分府」，首領稱參督。冉大爺就當了參督兼民軍司令。再往下的組織架構，《申報》上也沒有了，只好仿著武漢軍政府的模樣，設什麼部什麼部，也不設部長，也沒有官階，參加光復的人，分到哪個部，就叫某某部員。雜事誰碰上誰做，大事呢，冉大爺跟幾名核心成員討論決定。石體元是巡警學堂畢業的，就負責審批案件；有個姓王的，是從前冉大爺開的鹽號夥計，很得冉大爺信任，就掌管財政；提供《申報》的景昌運自然分管交際、參謀。

這種運作方式一直延續到蜀軍政府派人頒下《地方組織條例》，軍事部分為軍謀、軍政、軍需、軍書四處，政治部分為行政、財政、司法、學務四科，參督改成縣知事。政府部門整齊多了，人員增衍，花費也就上去了，一個政法科長，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反而是他效忠的滿洲朝廷給了他當頭一棒。1908年兩宮葬禮，端方因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鴻章之孫李國傑劾「大不敬」去職。以端方之世故圓滑，還曾因光緒大婚辦事得力受賞識提拔，為何會犯此低級錯誤？有論者認為是「主少國疑」，不得不去權臣以立威，罷斥端方與袁世凱的理由都是借口。而這個借口之所以會出現，也是據說端方考察歐美，十分羡慕歐美立憲的「君臣一體，毫無隔閡」，無論君主、大總統，報館記者皆可隨時照相，一見大老闆換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這樣說來，端方又是因為第一個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後來外放地方，有貪墨之名。考慮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錢需要也很正常。當時有副嵌名對聯說是：「賣差賣缺賣厘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時期的醜化描寫，也承認端方「貪而狡」，比如他在武漢的時候，雖然不拒絕賄賂，但是「賣差不賣缺」，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離的官制，規避朝廷的監管。又有說他「凡與外人酬酢，時時演出一種獻媚之態」，晚清較懂洋務較有彈性的官員，如郭嵩燾、曾紀澤，往往都會膺此惡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變督撫到任先拜各國領事的成規，逼得各國領事率先來拜，在當時中國官場，已算得上深諳國際政治規則。

資州離重慶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進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沒有自立軍活動，比一路上的滋擾不寧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來。

之所以能一路勢如破竹，兵臨城下，一是新軍根本不奉趙爾豐號令，不肯跟同志軍作戰；二是同志軍不擾民，如有違反軍令者，必須按照袍哥規矩，當眾自裁，自殺前還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謂「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在武漢的兩個月，端方確實竭盡所能，希望在「朝廷國有」的定策與「鐵路商辦」的民意之間尋找一條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壽田返京與郵傳部商議，是否將川漢鐵路四川段宜昌經萬縣、重慶至成都的原有路線，改為由潼關經川北保寧府達成都，寧願從陝西境內繞一下，這樣可以朝廷、紳民分別築路，既滿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