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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與袁世凱

汪兆銘與袁世凱

白雅雨說:「兆銘此去,必將自行其是,我們的計劃不用考慮他了。」
兆銘與克定結拜異姓兄弟?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黨人照汪兆銘與袁世凱約定的那樣,十點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但袁世凱答應的禁衛軍第四標、袁克定的三千人,蹤影全無,等著革命黨人的只有嚴陣以待的軍警。北京的黨人本來就不多,被捕者十餘人,憤而自殺者兩人,被捕者也幾乎盡被處決。
「兆銘,」他們是老熟人,「你這種時候來天津,後日北京的大事,誰來主持?」
定格。時間點往前推,武昌事變半月後,以《國風日報》為中心的北京同盟會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處的共和會、鐵血會等革命團體,聯合派出同志冷公劍,前往武昌,請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戰事正緊,為什麼北方的革命要請求湖北的支援?顯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個領袖,他們更需要的,是湖北軍政府的經濟支援。
「袁世凱、汪兆銘果然狼狽為奸啊!殺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胡鄂公是革命黨中的激進派,堅決反對以大總統為餌誘袁世凱反正,他更認同吳祿貞的判斷:清室已敗,革命黨的對手就是袁世凱。路過上海時,他去會見宋教仁與陳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從內部響應,方可以「擊敗袁氏而消滅清室」。宋、陳二人也深以為然。
這話更啟疑竇。胡鄂公看白逾桓等人臉上,均有不以為然之色,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誰在運籌指揮呢?」
大家看他很激憤,又問其故。「兆銘早把我黨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訴了袁世凱,老袁告訴他:只要你能控制他們,團體如何發展,暗殺如何進行,都隨你而為……現在他當不上津軍司令,肯定會自己組織隊伍,不跟我們這班人廝混。」
胡鄂公嘆口氣。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來五十人,先把一二兩期的款子湊出來。
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據他們說,孫中山於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凱頓覺唐紹儀在上海的談判難以勝任,打算派汪兆銘南下周旋,於是派長子克定去找汪兆銘。
北京同盟會又派了人來,仍是請求派人北上主持。於是黎元洪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胡鄂公此前久處北方,人地兩熟,就派他為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帶,主持北方革命。「國庫撥款一萬元,作為辦公之費,到北方后,如有急需,當陸續匯寄」。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長發棧,召集北方同志開會。天津一帶的同志,同盟會加上共和會、鐵血會,大約也就一百來人。這一天,正好山東巡撫孫寶琦通電全國,宣布取消11月13日發起的山東獨立。據灤州來的同志說,二十鎮官兵頗有加入革命團體者,本來希望山東獨立,與灤州互相呼應,可以擇機起義,現在山東十一天即取消獨立,對士氣肯定打擊很大。
白雅雨就談起他的見聞:汪兆銘等三九*九*藏*書人出獄,原是袁世凱會同兩廣總督張鳴岐保釋,釋放詔令中雖有「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等語,其實不過是一道幌子。汪兆銘等一出獄,袁世凱即從彰德電令其子袁克定往見諸人,稱「請諸君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尚欲一見汝等」。其餘兩人聞聽大驚,催促汪兆銘一起出京躲避。汪不聽。於是一人連夜赴上海,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只有汪兆銘留在北京等袁世凱。
至少得一百吧。
胡鄂公萬萬沒有想到,三天後,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接自北京來的《國風日報》白逾桓等人時,竟然在一群來客中看見了汪兆銘那張俊美的面孔。
白雅雨還說,汪兆銘在京,定期謁見袁世凱,每次都是一個人,每次是暮夜,有時汪兆銘不去,袁世凱「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帶在法國加入同盟會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去見袁世凱。出來後魏宸組怪汪兆銘:你想讓我助袁世凱殺革命同志嗎?汪辯解說:不是,我是想讓你在外交部刺殺袁世凱,所以讓你先熟悉他的樣子。魏宸組推辭說:暗殺事不是我熟習的勾當。汪兆銘反駁道:不能暗殺,何言革命?——汪兆銘注目于暗殺,是無疑的了,而暗殺,無非也是製造恐怖氣氛,幫袁世凱奪權而已。
正說著,白雅雨來了,他報告說:汪兆銘今天已經出發往上海了,你說,這還不是諂附老袁,破壞革命?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協會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會長。這個革命協會整合了同盟會、鐵血會、振武社、急進會、克複堂、北京革命總團、共和革命黨、北京共和團、女子北伐隊、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個團體。北方革命協會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話說,正是鑒於革命團體日益增多,「以汪兆銘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咸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盡其用也」。

事敗

他這才知道,在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勢已經發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正計議間,汪兆銘從北京派人來,請胡鄂公撥款二千八百元,說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後北京同志起事,進攻清室之用。汪兆銘此時名頭極響,他刺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后在獄中寫的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大江南北,騰傳人口,有人甚至預先給了他「烈士」的稱號。現在汪被放出來十多天,又在籌劃北京舉事,胡鄂公當然不會對他有任何懷疑,當即指派人攜款往北京交付。
比如,振武社的丁開嶂表示,他們關內外有廿八路領袖,可以號令有槍會員上千人前往灤州,接應起義。那都是些綠林豪傑,旅費安家費總是要的,胡鄂公問丁開嶂,每人要多少錢?
山西獨立,吳祿貞授山西巡撫,娘子關和談,燕晉聯軍組成,吳祿貞被刺于石家莊。武昌的同志一面翻著報紙與來電,一面嘆惜:如果閻錫山、吳祿貞、張紹曾能三路進兵,北取京師,南斷漢口清軍歸路,誅袁世凱于彰德,革命已九_九_藏_書經成功了!
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議決定改用陽曆,以中華民國紀元。胡鄂公雖在天津,也看到了這個消息,他馬上決定,從民國元年元旦開始,所有紀事、通告、文牘都改用陽曆,不再用大清朝的舊曆法。
嗯……是程克聽趙秉鈞說的。(又是趙秉鈞?)
1911年11月7日凌晨,吳祿貞在石家莊火車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黨人最優秀的領導者身首異處前幾個時辰,北京刑部詔獄大門緩緩開啟,三名囚犯被釋放,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叫汪兆銘。
哦。雖然如此,現在不能因為這個懷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發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
但灤州仍是北方舉事最大的希望,雖然張紹曾已被清廷免去統制職務,離開灤州,但各營士兵,加入鐵血會的人極多,尤其三位營長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都是鐵血會成員。問題是這幾位關係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協同作戰。因此現在的關鍵是派人去灤州,溝通上下,待機發動。
「是啊,」汪兆銘很大方地承認,「其實這次舉事,就是由世凱發起的,袁世凱資助我黨運動費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購買槍械,還要租房、安家等等,錢不夠,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湊夠八千元。」
越說越激動,越說越生氣,暗殺團團長孫諫聲帶頭大哭,全場哭聲一片。在哭聲中,擬好了致南京孫文先生的電報,請他「制止各省代表與袁世凱中途議和,領導各省軍民同志,掃平偽滿,肅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體,以貫徹全國徹底革命初旨」。
是。後來汪兆銘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會分會,自己當了會長。但他……他跟老袁一直有來往,不少同志都認為他是在給老袁辦事……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罷免載灃、奕劻、載洵、載濤等人的軍政大權,滿清親貴大不高興,很有反對之聲,因此我瞧汪兆銘搞的這個事,多半是在幫老袁嚇唬親貴咧。
北方革命黨人,無兵無餉,加上心態動搖,12月18日,直隸任丘五百人起義,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莊無一響應,坐視任丘舉事失敗。
雅雨,你這些消息也是從姓周的文案那裡聽來的嗎?
「袁世凱嗎?」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項城」稱呼當今的內閣總理大臣。
可是他帶來的一萬元已經用完,買槍支還找人借了七千元。屢次去電武昌,也不見有迴音。灤州起義官兵,自然不用發動費,但這關內外的會黨可不能白手革命。
冷公劍沒有反駁,其時他在京師,非常清楚那時混亂之極的情形,胡鄂公說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可是,哪兒來的「數百人」?北京革命勢力本就薄弱,又沒有新軍,辦報吶喊的人有,要得數百死士,除非經費充足,從北京周邊會匪流民里招募。
胡鄂公絕不懷疑白雅雨,他們一起在保定發起共和會,白雅雨對革命的熱情與忠誠有口皆碑。不過,他對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過袁的警察總監趙秉鈞傳出來的,會不會這也是一種離間呢?
會章九九藏書第六條規定:「本協會一切經費,概由鄂軍政府或其他軍政府接濟。」顯然,胡鄂公能當選會長,跟他是鄂軍代表不無關係。
有人非常氣憤,認為汪兆銘是在分裂革命,提議另組共和會總部,與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勸他們說:同盟會創自孫中山先生,希望國人知革命先知團結,凡革命者,皆得為同盟會會員,這個組織不是汪兆銘一人能私有的。現在共和會、鐵血會都已加入同盟會,大家還是統一名義為上。
這消息來得太快,胡鄂公不禁要問:雅雨,你怎麼就知道了?
路上,孫諫聲很不解:「同盟會支部已經成立,還有什麼要事?」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殺團體,才好向老袁回報啊!」
那我去吧。白雅雨決然地說。
當天下午,天津同志開會,決定成立津軍司令部,預備在天津舉事。汪兆銘也在。諸人拿不住汪兆銘勾結袁世凱的證據,但無人推舉這位同盟會京津分會會長當司令。汪兆銘沒等散會就匆匆辭去,臨去倒很有風度地與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結拜

警察總監趙秉鈞昨夜以長途電話告訴天津警察局,警察局有位文案姓周,住我隔壁,他告訴我的。
「項城唄。」
天津共和會負責人白雅雨冷哼一聲:「不過是袁世凱用來威嚇愛新覺羅家族罷咧!」
12月27日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兩位北京來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於是「舉室為之惘然」。
我聽說那個國事共濟會很快就解散了?
過了一陣,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來的,一問,果然,汪兆銘找了七個人,成立暗殺隊,名額以二十人為限,他自己當隊長。
又有人說,王鐘聲被捕之日,汪兆銘由天津早車赴北京,據云是應袁世凱之召,難保他跟王鐘聲之事無關。
不是,老袁的秘書張一麐告訴趙秉鈞,趙又告訴華世奎,華告訴許朗軒,我是聽朗軒說的。
南北和談勢不可免,這個時候,清廷腹地直隸山東一帶,革命形勢越好,越能為湖北軍政府在談判中贏得更多主動。這一點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又有人提出:海陽鎮駐軍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營長馮玉祥是否可以動員他響應革命?負責聯絡灤州方面的孫諫聲搖頭反對,他給了馮玉祥一句評語:「多謀而無學,多言而無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他既如此說,別人也就不再提。
昨晚。
次日,北方革命協會在英租界小白樓開會。與會眾人痛切陳述近日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迫害,個個義憤填膺,尤其以王鐘聲之死,最讓全場震慟。
「北方革命確實需要推動,」胡鄂公轉頭對黎元洪說,「如今吳祿貞被刺,北方軍政大權一統于袁世凱之手,有消息說過幾天他就會自彰德進京。這一來,北方革命形勢將更趨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的特使蔡廷干、劉承恩二人已經抵武昌,希望與鄂方談判。胡鄂公主張拒絕接見,並通電各省揭露袁氏陰謀。但孫武等多數人贊成答覆。
胡鄂公有此疑慮,只好安撫眾九_九_藏_書人說:「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銘來殺革命同志,但兆銘是老革命黨,我不相信兆銘會甘心為老袁利用。」白雅雨見如此說,也道:「我也不想兆銘甘心被老袁利用。不過事實……我們姑且這麼說,再看看罷。」
現在只要一萬元,但也不那麼易籌。再加上汪兆銘到處宣揚,說南北議和期間,如果革命黨舉事,就算背盟,不僅道義上有虧,也于革命事業不利。按汪兆銘的意見,議和是當前惟此惟大之事,袁世凱之利,即革命黨之利,因此切不可起義舉事,阻撓和議者,倒是可以暗殺對待之。這段時間,汪兆銘來往京滬之間,調停折衝,風光得很。
冷公劍10月25日自北京啟程,沿京漢線到了孝感,火車停開,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達武昌。
話雖如此說,見解不同終究無法合作。汪兆銘再來過問這邊的舉動,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後來終於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殺團。京、津兩個暗殺團各自為戰。刺張懷芝、刺袁世凱、刺良弼,一系列的暗殺,確實很長革命黨志氣,但也讓清廷更依賴袁世凱了。
王鐘聲是清末名聞天下的新劇家,利用新劇宣傳革命,報章屢屢報道,他所到之處,觀眾為之瘋魔。年初王鐘聲在北京被捕,由京師警察廳遞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變后,他從家鄉逃到上海,參加攻打製造局,上海獨立后出任都督府參謀長。11月,王鐘聲又潛入熟門熟路的天津策劃舉事。12月2日,被直隸總督陳夔龍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鎮總兵張懷芝將王鐘聲槍決。此事一出,津門嘩然。直隸總督衙門告示稱王鐘聲系「不安分之匪棍」,可是並無犯罪事迹,而且為什麼被捕后不交審判廳,而由公認最黑暗的營務處槍決?據說王鐘聲曾質問軍法官:九月九日上諭,大開黨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黨,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總督陳夔龍也感為難,直接請示朝廷辦法。袁世凱為首的內閣批了「盡法懲治」四個字,王鐘聲遂死。
此時已是在租來的小洋樓里。汪兆銘微微一笑:「九日進攻大內,自有人運籌指揮,我輩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險啦。」
「其實之前的機會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會創始人之一胡鄂公對冷公劍說,「武昌舉義之初,清廷震恐,束手無策,京師謠言橫行,八旗官民,九門軍警,相互驚擾惶懼,聽說有時半夜聽見叫賣聲,都嚇得棄槍而逃,高喊革命軍進城了!那時,若有數百人于正陽門、宣武門、天安門之間奮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十月初十清晨,天還沒亮,胡鄂公住的老西開吉祥里十四號,有人砰砰地敲門,還伴隨著哭喊的聲音。屋裡住著十來個人,有人趕緊忙地開了門,轟一聲,白雅雨撲了進來:
電報交出拍發的第二天,丁開嶂從灤州來津。他說,關內外帶槍同志前兩期一百人已經抵達灤州。他同時帶來了王、張、施三位灤州軍營長的快電,邀請天津革命同志往灤州指導革命。
那麼,read•99csw•com總數就是十萬。哪兒來錢?
汪兆銘興沖沖地講起九日的計劃:夜十點,炮響為號,革命同志即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等處發難。袁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東華門,清廷還有什麼可抵抗的?所以我黨只負責發難,其餘的事情都是世凱的,我們還留在北京作甚?
胡鄂公大是詫異,問他是怎麼回事。

北上

「當兆銘、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室中預設盛筵以俟之。兆銘、克定見世凱,四叩首。世凱南面坐,兆銘、克定北向立。世凱顧兆銘、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克定長,當以弟視兆銘;兆銘幼,則以兄視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逾于骨肉。兆銘、克定則合辭以進曰:謹如老人命。於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畢,兆銘、克定伴世凱食,食罷而退。」
胡鄂公自然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說的那番話。但此刻汪兆銘儼然以北方革命領袖自居,自己初來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當天下午,清軍攻陷漢陽,京津一帶謠言四起,有說黎元洪已經自殺的,也有說黃興帶著黎元洪坐上兵艦順長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亂,一時也就顧不上北京之事。
胡鄂公對眾人說,王鐘聲死後,他也曾責問汪兆銘:停戰期間,擅捕擅殺黨人,難道不是袁世凱背信棄約?汪兆銘居然回答:王鐘聲嗎?他不過是一名無行的伶人,或者是因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與革命何干?
就在這一天,灤州全體官兵通電主張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慘烈、最震撼的一場起義,就在眼前。
等到袁世凱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接見汪兆銘,並讓他與楊度、汪大燮等人組織「國事共濟會」,表面主張由國民會議解決國體,私下卻幫助袁要求滿清親貴捐款鎮壓革命。
他們描述的場面非常戲劇化:
眾人連夜計議,汪兆銘南下,肯定會宣揚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議約定,可是現在孫中山先生已經歸國,正應放棄議和,實現「南響北應」的既定策略,我們北方同志的意見,可不能由汪兆銘代表!
怎麼都是通過趙秉鈞?
當時北京同盟會的經費支絀,已達極致。《國風日報》全靠四處打秋風勉強維持,景梅九甚至干出過寫信敲詐的勾當: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資若干,否則「將在報紙上登載君一件隱事」。哪知該朋友看穿了這些革命黨色厲內荏,回信說「好極了!請你編出來,奇文共欣賞,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辦法,只好在同志間搜求,連某人冬天的狐皮馬褂都當掉了,也才當了三十元,可見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攜有萬元,要算一筆巨款了。
十月十一日晚九時,汪兆銘突然召集在京同志,聲明要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這次因為比較懷疑汪兆銘的白雅雨等人是共和會領袖,剛加入同盟會不久,不便阻攔,遂由眾人推舉汪兆銘為支部長。會後,胡鄂公等人歸寓,汪兆銘卻留下了一些人,說另有要事商議。